遗址旅游是以历史文物古迹为主要游览对象,满足游者感受历史、 求知、 求奇、 求异愿望的文化旅游。 遗址旅游肇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000多年前欧洲贵族社会中流行的埃及金字塔旅游。
随后, 欧洲考古热潮在 18 世纪到 19 世纪进一步带动了遗址旅游的发展, 造就了意大利的庞贝城遗址、 希腊的迈锡尼王宫遗址和克里特宫殿遗址等著名的遗址旅游胜地。 我国遗址旅游资源的开发始于博物馆, 其中兵马俑博物馆、 西安半坡遗址博物馆、 定陵博物馆是早期的代表。 缘于旅游资源规划与开发的 “应用导向” 和 “热点导向”的主流, 我国遗址旅游开发多采用了遗址博物馆、 遗址旅游区、 遗址公园、 创意产业和考古活动参与等五种模式。 这些模式都遵循回填保护和现状保护的 “死保” 原则, 从而在保护意识不强、思想认识偏差和体制牵制等方面给遗址保护与开发设置了人为障碍。 时至当代, 遗址保护需要走出 “全面保护、 拒绝开发” 的死胡同状态, 选择科学合理的开发模式, 这一观念已被越来越多的遗址保护相关方所认同。
从旅游消费需求趋势来看, 旅游者兴趣已转向于 “发现过去”, 已然不仅仅满足于独特文化的展示与体验, 而是寻找这些独特文化的符号和核心价值观, 因而, 文化旅游的开发也不仅仅是特殊文化的 “物理性存在”, 更要求将这些文化符号(如图腾、 服饰、 建筑、 歌舞、 饮食、 观念等) 抽象化, 并赋予空间生产的意义, 以 “人文性存在”进行展现。 借助于大遗址旅游思路和文化空间研究的视角, 本文将以武陵山区土司遗址群的旅游开发为个案, 尝试探讨文化旅游空间的构建方式,从而厘清特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
一、 大遗址旅游及其文化空间研究动态
大遗址是指反映一个民族或国家在历史各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 宗教、 军事、 科技、 工业、 农业、 建筑、 交通、 水利等方面历史文化信息, 规模宏大、 价值重大和影响深远的大型聚落、 城址、 宫室、 陵寝、 墓葬等遗址、 遗址群。 大遗址是文化遗产中文物价值突出、 规模特大的大型文化遗址、遗存和古墓葬, 多数是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发生地。
作为历史事件的物质载体或证据, 大遗址不仅具有深厚的科学与文化底蕴, 同时也是极具特色的环境景观和旅游资源。 但众多大遗址作为物质遗存, 因风化现象严重、 实用性差等自身的资源特质原因,使得其参与当代经济生活的程度较低, 资源转化为产品都存在相当难度。 从 2005 年起, 我国已启动大遗址保护项目, 明确了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 确定了大遗址资源保护与利用方式多元化利用思路。
随着大遗址保护观念的改变, 大遗址的保护性开发受到经济利益、 文化需求、 旅游需求、 媒体关注、学科发展等因素的推动, 加速了大遗址与旅游的联合, 越来越走向深入。 受到有效保护的文物大遗址, 形成了一流的文化积淀与生态环境。 大遗址保护投资, 必然集聚新的经济特性, 即可以通过对文物遗址本体的保护, 依托于展示及合理利用, 改变遗址环境社会经济发展关系与经济发展模式。 从中国文物遗产遗址类旅游开发建设的高度, 优化旅游供给, 开发 “遗产遗址旅游” 系统工程, 将成为寻求中国遗产遗址有效保护与社会发展 “双赢” 之路的途径之一。 以整体保护、 以生产的观念实现文化空间保护以及基于当地人需求的保护为原则, 通过展示科技化、 规划情景化、 资源产品化、 游览体验化对大遗址进行合理开发, 从而增强大遗址旅游的观赏性和可体验性, 满足观光与深度旅游诉求, 适应人们日益增长的娱乐、 教育、 探奇和审美的体验需求, 最终提升大遗址旅游的市场竞争力。
大遗址属于历史文物古迹旅游资源, 大遗址旅游也就是遗址旅游的细分领域; 无论是古代遗址或近现代遗址旅游, 都是属于文化旅游的范畴。 文化旅游强调了立足文化资源, 满足游客文化需求的基本特性, 从而要求旅游区构建起能让游客体验到真实的文化空间。 文化空间并不确指某一地点, 法国学者列斐伏尔的 “空间理论” 认为, 空间是通过人类主体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产生的, 是一种社会产品, 每个社会和每一种生产模式都会 “生产” 出自己的空间。 在 《空间的生产》 中, 他列举了多种空间类型, 认为 “空间的概念与精神的、 文化的、 社会的、 历史的空间联在一起”, 这使得空间带有浓厚的社会文化色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赋予文化空间鲜明的 “生活文化” 性质, 界定为是传统的或民间的文化表达方式有规律地进行的一系列地方。 “一个集中举行流行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也可定义为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 这一时间和自然空间是因空间中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存在而存在的。” 强调了特定活动方式和共同文化的形式与氛围, 兼具空间性、 时间性和文化的特征。
文化空间的形成受到地格 (地域范围)、 文脉(传统文化)、 经济与行政等因素的影响, 在旅游发展过程中, 又受到社会团体、 民族文化、 社区居民和外来旅游者等多元主体的主导, 因此, 对于文化空间的研究必须考虑到以文化为主要推动力的区域内旅游地域的演变趋势。 王承旭对城市文化空间的解读揭示了文化空间的形成机制: 人作为文化空间中的主体, 有针对性地进行活动的策划并强化了场所感, 从而构成不同类型的文化空间。
空间是具有生产属性的。 “文化空间生产出了诸如象征、 符号、 价值观、 叙事行为、 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之类的要素, 并为这些要素之间发生各种关系而提供场所、 条件和背景, 也为不同的文化要素的展现提供可能性。”
大遗址旅游文化空间的构建并非还原于历史真实场景, 而是遗址嵌入到当代旅游经济社会之中, 成为旅游文化空间中具有生产性特征的核心文化符号。 遗址不仅仅是历史时期政治、 经济、 文化、 科技、 艺术和风俗的客观表现, 也是遗址所在区域文化空间的核心象征物。 附着于遗址之上的图腾、 建筑风格、 装饰艺术、 科技与工艺等因素共同成为旅游文化空间中的吸引物,成为遗址旅游空间重要的具有生产性质的核心资源。 而这些资源只有经过旅游过程才能赋予其空间上的意义, 从而成为 “人文的” 存在, 即充盈着当代旅游社会生活性质的活态形态。
二、 武陵山区土司遗址群的大遗址潜质
元明清时期, 武陵山区是土司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 在其东起湖南的沅水、 北至长江三峡、 西抵乌江流域的范围内, 即今湖南湘西 (含张家界)、湖北鄂西南、 重庆渝东南地区和贵州黔东地区, 设永顺、 保靖、 桑植、 容美、 酉阳、 石柱、 思南、 思州等 8 个宣慰司, 另设有 4 个宣抚司、 11 个安抚司、 6 个土知州、 39 个长官司、 5 个蛮夷长官司。
因武陵山区是土家族集中的地区, 人们习惯上将这些土司统称为 “土家族土司”。 土司制在武陵山区存在将近 900 年, 留下了大量的土司时代的城址遗址、 建筑遗址, 以及数量众多的文物与文史资料。
(一) 武陵山区土司遗址分布
土家族土司遗址 (包括城址、 建筑、 墓葬等)星布于武陵山区, 总体格局以武陵山区北部地区为主, 由东至西保存较为完整的分别为容美土司、 永顺土司、 唐崖土司、 酉阳土司和石柱土司。
(二) 武陵山区土司遗址考古现状
1. 容美土司 。 容美土司为武陵山 区著名土司之一, 从元至清祖传 19 代, 22 届, 历时 400 余年。 其疆域包括现鹤峰、 五峰两县的绝大部及恩施、 建始、 巴东、 长阳等县的部分地区。 “楚蜀各土司中, 惟容美最为商强” “永顺、 保靖、 桑植、容美为四大土司, 而容美最强”。 其实力之强, 疆域之广, 影响之深远, 都是武陵山区其他土司无法比拟的。
容美土司司署遗址在容美镇屏山村, 面积 1.5万 m2, 遗址内容丰富, 但又比较分散 , 有屏山爵府遗址、 细柳城、 万人洞、 情田洞、 九峰读书台等遗迹, 尤以屏山爵府最为著名。
容美土司遗址至今未进行过大型专业考古挖掘。 清康熙年间, 江苏无锡人顾彩曾游历容美撰写了 《容美纪游》, 文中记述了容美土司当时的盛况:“宣慰司行署在平山街, 其靠山曰上平山, 插入霄汉, 此犹其 (中) 平山也。 司署大街, 巨石铺砌,可行十马; 西尽水砂坪, 东至小昆仑, 长六里, 居民落落, 多树桃柳; 诸郎君读书处在槿树园; 下坡为戏房, 乃优人教歌处; 其西街尽头, 下皆陡壁深涧, 恐行者失足, 以竹笆插断, 此司前大略也。 行署中有怪, 君不恒居于内, 就大堂西名 ‘延春园’以为书室, 其楼曰 ‘天兴’, 初五日张乐宴饮于此。 后街长二里许, 民居栉比, 俱以作粉为业, 有织纴者。”
现存的容美土司城遗址位于湖北省恩施州鹤峰县城东北 11km 处屏山, 面积 44km2。 此地地形狭长, 地势险要, 第 15 届容美土司田九龙在此建立爵府 (即衙署), 至末代土司田旻如, 经过 8 世经营, 颇具规模且设置完备。
屏山爵府遗址, 俗称万全洞, 位于平山悬崖峭壁之上, 前临百丈深渊。 洞高约 20m, 宽 24m, 深31m。 容美土司因其险要, 取名万全洞。 于明万历年间所建, 现有大堂、 二堂、 阅兵台、 跑马场、 花园、 土牢等遗存。 左有 “就月轩”、 右有 “爱日亭”, 正中建有 “大士阁”、 “魏博楼”, 为田舜年之居所。 现洞内残存有部分墙基、 炮台和摩岩题刻,山顶立有一龟碑, 记叙了土司营建平山及万全洞的经过。 清雍正十三年 (1735 年), 末代土司王田旻如, 为清廷改土归流所逼, 自缢在万全洞, 从此结束了容美土司制度四百多年的历史。 东南入口处以巨石为屏, 其上阴刻楷书 “山高水长”, 字径0.5m 见方 。 南侧残存地牢遗迹 , 用巨 石垒成 lm见方的空间, 石板盖顶, 东北部有石砌寨墙, 残长1 500m, 高 5-7m, 宽 1.3m。
容美土司水寨遗址亦在容美村, 面积约 l 万 m2,四面环以河渠形成水寨。 现存一段护城河, 长约80m, 宽约 9m, 寨内残留 石狮和大量砖石瓦砾 。附近还有容美土司署所在地中府、 南府遗址, 前者面积 5km2, 残存南墙 长 200m, 墙高 5m, 以规整石块垒砌, 城内残存大量石础、 砖瓦等建筑材料。后者原是元土司麻王寨, 后为容美土司南府, 面积5 000m2, 残存多处 房址 , 地表散布石框 、 础 、 鼓及大量砖石瓦砾。
2. 永顺土司 。 唐 末五代年间 , 江西彭氏征服了五溪诸蛮以后, 当上了溪州 58 旗、 380 峒的土家族的 “土皇帝”, 建都城于永顺会溪坪。 第十一代土司彭福石于南宋绍兴五年 (1135 年) 移都城于老司城。 至清雍正六年 (1728 年) “改土归流”,其世袭 28 代, 共 35 位刺史或土司, 历时 818 年。
鼎盛时期有诗赞曰: “福石城中锦作窝, 土王宫畔水生波, 红灯万盏人千叠, 一片缠绵摆手歌。”
老司城, 即永顺土司遗址, 是湘西北土家族地区的一座土司古城, 位于永顺县城东 30 里处的太平山麓, 现属麻岔乡司城村。 历代土家先民在老司城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土司文化, 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 如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溪州铜柱。 老司城有东南西北城门、 “潜王称帝” 的内宫 “金銮殿” 和神秘莫测的地宫 “紫金山” 陵园, 故有 “坐在金銮殿, 葬在紫金山” 之傲言。 并建立有土司王享乐的凉洞、 热洞和遍布地下的 9 条密室甬道。 城共分内罗城、 外罗城, 城内街道有正街、 左街、 右街、 河街、 紫金街、 鱼肚街、 五屯街、半坡街等 8 街 9 巷, 鹅卵石嵌砌路面, 纵横交织。
从 1995 年开始, 湖南省文物考古所和湘西州文物部门对老司城遗址进行过两次考古发掘。 2006年申报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配合 《老司城遗址本体保护维修工程方案》 的编制,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后, 从 2010 年 5月开始进行第三次对永顺老司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到目前为止, 发掘工作已取得多项重大突破。
老司城遗址宫殿区、 衙署区面积近 3 万 m2, 城区总面积 25 万 m2。 遗址地表上保留了体积庞大的城墙和建筑废墟, 地下遗址中贮藏窖穴、 地下取暖设施、 排水设施一应俱全。 经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多次对老司城中心区域的考古调查中, 新发现土司时期遗址 20 多处, 包括烽火台、 军事关卡、 土司庄园、 古墓群、 宗教遗址、 石刻墓志铭等, 业已基本掌握老司城军事设施、 宗教中心、 墓葬区、 休闲区、 王族封邑的空间分布。
老司城遗址是土家族历史文化的见证, 是 800年民族变迁和家园盛衰的实物载体, 也是土家族历史文化变迁、 中央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重要物证。 老司城是当时土家族的政治、 经济、 文化、 军事中心, 如今已被专家认定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最典型、 最独特、 最集中的民族古文化遗存, 有 “土家族露天博物馆” 之称。 其观赏性、 真实性、 完整性为我国现存城市遗迹中所罕见。
3. 唐崖土司 。 唐崖覃氏土司系著 名 “九溪十八峒” 土司之一, 相沿 18 代, 历时 460 余年。唐崖土司城址位于湖北省恩施州咸丰县唐崖司镇东 3 公里处, 是鄂西南土家区域现存最完整的土司遗址, 现存遗址东西长 770m、 南北宽 750m, 总面积 57.75 万 m2, 分为 3 街 18 巷 36 院。
唐崖土司城始建于元至六年 (1346 年), 明天启初年 (1621) 进行扩建, 内有帅府、 官言堂、 书院、 存钱库、 左右营房、 跑马场、 花园和万兽园等, 共占地 1 500 余亩。 在土司城内外还修建有大填寺堂、 桓侯庙、 玄武庙等寺院。 清雍正十三年(1735 年) 改土归流, 废唐崖司。 现在土司城遗城保存最为完发的石牌坊, 是明天启三年 (1623 年)修建的, 下面刻首 “荆南雄镇”, 反面刻首 “楚蜀屏翰”, 两面镌有 “土王出巡” “渔南耕读” “云吞雨雾” “哪咤闹海” “槐荫送子” 等浮雕图案。 牌楼正面的唐崖河畔, 存有石倌、 石马各两尊, 石人仪态庄严肃穆。
唐崖土司遗址前临唐崖河, 后傍玄武山, 地势险要, 风光独具。 自 “改土归流” 260 余年来, 虽几经兵燹, 又遭 “文革” 浩劫, 但至今街道墙垣仍清晰可辨, 部分建筑尚保存完好, 是湘、 鄂、 川、黔边少数民族地区最典型、 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一处唐崖土司城遗址。
4. 酉阳土司 。 渝东南酉阳土司始 于五代时设置的以土家族大姓冉氏为首领的地方政权———酉阳寨。 明初时设酉阳宣慰司, 其管辖地域包括今重庆市的黔江区与彭水、 酉阳、 秀山 3 个民族自治县,并延伸到贵州省松桃县境内。 清雍正 (1678-1735年) 时 “改土归流”, 酉阳宣慰司终结, 历经了约800 年的时间。
酉阳州下辖秀山县 (今仍名)、 黔江县 (今为黔江区)、 彭水县 (今仍名)。 境内设置土司 10 家:宣慰司使 1, 长官司 4, 巡检司 1, 千户司 4; 除宣慰司驻酉阳外, 其余 9 家土司都在今秀山县境内。众多土司在酉阳留下了丰富的遗址和遗迹。
2010 年, 考古人员在酉阳后溪镇发现了大量土司城堡痕迹, 雕梁画栋的建筑遗迹, 铺满鹅卵石的后花园, 大小官吏集中办公的衙园。 “一共分为三个片区, 涵盖了现在后溪镇大部分区域。” 重庆市文物考古队的朱寒冰介绍: “在目前的后溪镇上寨一带, 是当时的王族居住区, 有很不错的建筑,现在这些建筑的基础都还在, 雕梁画栋, 非常精美。 其中靠近河边地带, 利用当地喀斯特地貌, 修建了后花园。 花园步道全部用鹅卵石镶嵌而成, 勾勒出各种蝴蝶形状, 有彩蝶飞舞、 凤舞九天、 福从天降等吉祥图案。”
靠近后溪河一带当时被称为“衙园”, 是土司办公区。 土司城各种大小官吏, 都在这一带办公。 而后溪河和酉水河交界处的小河口, 则是当初的平民生活区, 现在还遗留大量的作坊遗迹。
5. 石柱土司 。 在石柱土司正式建 立后 , 由马氏承袭达 26 代, 计 569 年。 其沿袭情况, 据 《石柱厅志》 等资料记载, 自明洪武 (1368-1398 年)初马克用由安抚使擢升宣抚使以来, 在洪武七年(1374 年), 马克用遣子马付德与同知陈世显入朝,明改安抚司为宣抚司。 马克用于明洪武八年 (1375年) 将其司治迁至南宾县城。 直到清顺治十六年(1659 年) 石柱土司归附清朝, 石柱乃辖东至湖北利川, 南接黔江, 西界丰都, 北邻忠州。
悦崃镇古城坝是石柱马氏土司建治的第一个中心, 历时 252 年。 如今古城坝还遗留了马氏祠堂、马氏巨碑和土司石桥等历史文物。 当年的土司衙门建在古城半岛中上部的山丘上。 遗址现存土司时水利工程, 他们对原先的人力脚踏水车实施了改建,从后桥引水兴修了水渠和蓄水池。 一部分水用于灌溉古城坝的千亩良田, 另一部分用于坝址水车的水能动力而碾米磨面。
土司署, 位于石柱县城狮子坝, 始建于明朝洪武初年, 初为石柱宣抚司、 宣慰司署, 明末为秦良玉大都督府。 大都督府共占地 20 000m2, 建有门坊、 正殿、 寝殿、 后堂、 玉音楼、 柏子堂、 坐隐楼、 宾月楼、 芹香亭和殿堂亭榭等建筑。 府门悬挂“大都督府” 匾额, 门联书 “汉室将军甲第, 明朝都督人家”, 正殿悬挂 “忠义可嘉” 匾。
秦良玉古战场遗址万寿寨, 位于石柱县城东16km 蚕溪、 河坝两乡交界的万寿山上。 因秦良玉于明末清初在此建寨备战而得名。 遗址约 20 万 m2,分前、 内、 后三寨, 寨前有寨门、 驻马关。 寨内建有旗台、 官厅、 点将台、 练兵场、 军营及瞭望台。
宽 24.8m、 进深 27.5m 的三重厅堂基础及台阶至今仍存。 万寿寨上尚存摩岩造像、 碑刻 12 处。秦良玉墓葬, 位于石柱县城东 7 公里的回龙山上, 总面积为 320 亩。 内有秦良玉墓, 秦良玉衣冠冢、 良玉子马祥麟墓及良玉兄邦屏、 弟民屏及其后裔马光仁、 马祜昭、 麾下将官马德音等墓葬 20 座。
良玉衣冠冢前, 石俑、 石马、 石羊、 石狮等石雕分列两旁, 气势庄严。
(三) 武陵山区土司遗址群特性
武陵山区土司遗址作为历史文物类资源, 有着许多显著的特性, 主要表现为规模性、 价值性、 稀缺性、 不可移动性、 残缺性五个基本特性。
1. 规 模性 。 武陵山区土司在区域上 分布较为集中, 从元、 明、 清以来, 在武陵山区土司存在的约 800 年间, 各土司在其辖区内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城市、 建筑、 墓葬等物质类文化。 这些文化首先在规模上宏大, 武陵山区土司遗址广泛地分布于湘鄂渝黔三省一市, 仅从其占地面积来看, 小者几十公顷, 大者可达几十平方公里。 其次, 武陵山区土司现存景观宏伟, 遗存丰富、 历史信息蕴含量大。 从遗存形式来看, 可以分为 15 种类型, 即官署建筑、碑刻牌匾、 土司墓群、 印章文献、 土司谱牒、 办公用具和文房四宝、 礼器兵器、 服饰、 生活器物、 诗作、军事遗址、 建筑、 表演艺术、 饮食和节日文化。
2. 价值性 。 武陵山区土司遗址既是 物质文化遗产, 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既是静止的文物, 又是活着的文化; 既是独立的考古遗址, 又是复合的遗产体系。 作为中国土司制度的实物见证、 土家族文化精粹以及民族遗迹, 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珍贵的文化价值以及土家族文化传承的实用价值。 如土司遗址中的墓葬与墓志铭, 是研究土司社会的珍贵史料; 而墓室的设计与装饰对于复原明清代土司王室陵园整体面貌具有重要价值。 土司城遗址城市分布与城市功能, 充分反映了武陵山区土司的历史图景, 是研究土司制度、 复原土司社会内部结构和我国城市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实物例案。
3. 稀缺性。 众多的武陵山区土司遗址的布局、形制、 建筑风格、 自然环境以及它所蕴含的精神文化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这就决定了其在科学研究和艺术价值等方面, 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 正是因为其特异性、 民族性、 地域性, 就意味着武陵山区土司遗址的唯一性和鲜缺性, 从而彰显出其珍稀与珍贵价值。 同时, 作为历史遗留, 他所承载的全部和文化信息以及所保存的历史痕迹不可能被一个现代仿制品所替代。
4. 不可移动 性 。 武陵山区土司遗址的不可移动性包括两层涵义: 第一是体量规模庞大, 难以迁移; 第二是如果移动, 就可能失去作为遗址的意义。 首先, 作为规模宏大的物质形态的遗址在当代技术条件下移动是不可能的; 其次, 遗址与周围环境以及遗址要素之间有着密切的遗存关系, 如果片面地移动其某一要素, 则肢解了其作为遗址的整体意义。
5. 残缺性 。 武陵山区土司遗址的存 在已基本丧生了原有功能, 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已经消失的文化现象或已经过去的一段历史的标志而存在。 其表现首先在于其形象的残缺, 即多数土司遗址已不是当年繁荣景象, 更多地是表现为残砖、 断瓦与废墟, 只有通过考古发现, 才能显现出某一部分。 当年在城址之上的木构建筑、 军事工事等随着时间的淘洗, 已荡然无存。 城市面貌、 建筑造型、 色彩以及居民服饰等都无法从视觉上感受了。 在遗址的文化内涵上, 民俗、 节庆、 商业文化等都无法直接获得, 需要有专业知识的人借助于文字、 图纸资料与实地调研进行总结与整理。
(四) 武陵山区土司遗址群的价值
形态各异的武陵山区土司遗址, 在土司制度消亡之后的数百年中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但它却承载了厚重的民族文化底蕴和不可忽视的价值。
1. 史学价值 。 武陵山区土司遗址 , 既 是一部凝固的土司制度兴衰史, 又是一部土家族的断代史, 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 土司遗址是土司制度的产物, 与土司制度的发展演变密切联系在一起。 土司时期的城市、 王城以及军事建筑因各土司的建立而兴建, 代代相传, 并且历经数代方逐步建成。 后来, 随着土司制度的废止而逐渐荒废, 在 800 多年的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后才形成了现在的遗址。 土司遗址的兴衰是武陵山区土司兴衰的缩影, 因此它是一部土司制度的兴衰史。 作为为数不多的、 保存相对完整的土司皇城, 如永顺土司的老司城、 唐崖土司皇城等就是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 为我们研究土家族土司制度时期的政治、 文化、 军事等领域提供了大量的实物依据。
2. 学 术价值 。 武陵山区土司遗址积淀 着丰厚的历史底蕴, 折射出厚重的地域色彩, 在考古学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些遗迹和遗物, 如唐崖土司的牌坊、 石人石马等遗迹建筑、 永顺土司老司城完备的地下排水系统及墓葬装饰等, 文化内涵十分丰富。 大量土司时期遗迹、 遗物为广大考古工作者和民族学研究者研究武陵山区各民族文化的融合演变, 以及武陵山区地域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 另外, 土司遗址为研究者研究土司制度时期武陵山区土家族政治、 经济、 文化、 军事等提供了大量的民族学资料。 如从城市遗址建设规划, 如唐崖土司的营房、 靶场、 跑马场和东、 北、 南三面修建的城墙, 从不同侧面传递着唐崖土司英勇善战和土司皇城重视军事防御的历史信息; 其三街十八巷三十六院烘托出的繁华景象, 显示出皇城社区自给自足的封建农奴制经济。 而与遗址共丰的土司墓葬和保存至今的碑文, 诠释着武陵山区土司的丧葬文化与习俗。
3. 艺术价值 。 武陵山区土司遗址是一 座土家族建筑艺术宝库, 为探索武陵山区悠久灿烂的建筑、 雕刻艺术提供了实物见证。 土司遗址多为石建筑, 从街道、 城墙、 牌坊到房屋建筑, 都采用石作技艺。 石人、 石马、 石牌坊、 石墓葬等石雕石刻作品既雄伟壮观, 又精妙绝伦。 其浮雕、 透雕、 镂空雕等各种技法运用娴熟, 文字遒劲飘逸, 动物栩栩如生, 人物形神兼备, 造型形象逼真, 显示了土司时期武陵山区工匠驾驭各种建筑技法的高超水平。
4. 旅游开发价值 。 武 陵山区土司遗址具有重要的旅游开发价值, 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与方式进行土司遗址文化的旅游开发。 一些保存完整、 知名度高、 蕴藏着丰富民族文化的土司遗址资源, 可以成为遗址文化旅游的主要吸引物。 如保存完整的唐崖土司、 被誉为 “东方的马丘比丘” 的永顺土司老司城以及以巾帼英雄秦良玉传奇而闻名的石柱土司都是品质良好的遗址类旅游资源, 有着非常好的旅游开发前景。
三、 武陵山区土司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大遗址旅游文化空间构建
武陵山区土司遗址群承载了我国土司制度和少数民族文化内涵, 具有十分突出的大遗址潜质。 以大遗址文化空间的重构来实现武陵山区土司遗址群的保护与开发是一条较为合理的途径。
(一) 武陵山区土司遗址旅游文化空间
结构文化空间本身是一个多元的、 开放的系统, 按照常态可分为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两种, 物理空间指具体的空间表象或地理范围等, 心理空间则指人与物之间的心理联系和感性参与。 武陵山区土司大遗址旅游文化空间是构建以土司遗址为核心文化符号, 以武陵山区地理空间、 以土司遗址旅游开发为主要活动的当代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空间。 因此,武陵山区土司遗址旅游文化空间是以土司遗址分布空间、 遗址所承载的文化内涵、 当代旅游开发的经济空间以及活动于其中的人所构成的复合系统。 如图 1。
在图 1 中所示的土司遗址旅游文化空间是一种由物理空间、 文化空间、 经济空间和空间主体构成的复合体。 其中, 物理空间是土司遗址的地理分布、 遗址遗存以及一系列可见的特色文化符号; 文化空间包括附着于遗址之上的思想情感、 集体记忆、 观念与信仰等; 经济空间则是指旅游产业开发所从事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而空间主体则包括政府、 社会相关团体、 民族精英、 普通当地人与外来旅游者等等。 这个空间基于现存遗址的保护与开发而紧密联系, 形成有机整体, 构建起土司遗址旅游的文化空间。 这种文化空间表现出土司遗址的当代生命力、 文化传承以及人文生态的现实功能, 从而实现遗址的活态保护与利用。
(二) 组成武陵山区土司遗址旅游文化空间的主要因素
1. 构建土司遗址旅游文化的核心象征 。 核心象征是指一个因其文化特性表现出来的某种象征物或意象, 承载着核心价值, 由集中体现价值的符号组成, 并被文化空间中的共同体所有成员所认同的外在表现。 土司遗址当代开发既是一项对历史遗址的保护, 也是区域经济发展中对重要资源的利用。
武陵山区土司遗址作为一项历史遗存, 其最重要的价值是其历史文化与科学价值, 同时, 也是武陵山区发展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和区域拓展可依托的基础。 土司遗址保护完全可以成为区域文化复兴与建设开发的聚合工程。 因此, 武陵山区土司遗址保护不仅仅是对遗址的保护, 也是对具有较强生产性的文化空间的重构。 其核心象征也不再是对土司历史遗址的保存, 而是对以土司遗址为主要景观的大遗址旅游的合理开发, 从而实现历史遗址在当代社会的多重价值。
2. 凝练土司遗址旅游文化的核心价值 观 。 核心价值观涵盖了某个范围内人们的精神创造和文明积淀。 土司遗址旅游文化空间应该是受着空间内的人们集体认同的恒定价值体系的指导。 从时间的角度, 核心价值观是千百年来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的产物, 其内涵、 风格与强韧性构成了文化空间的精神素质, 即民族性。 作为当代旅游产业开发的武陵山区土司遗址文化空间构建, 这种核心价值观则表现为对土司历史的记忆, 由土司制度而衍生的族群记忆以及当代旅游对传统文化开发的集体意象。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大遗址旅游开发也日趋多样化, 如依据考古发现及历史记载, 在原遗址基础上恢复原貌; 或按遗址原貌另择他处复建大遗址。 通过对历史文化的深度挖掘, 创新遗址展示与历史文化体验的游憩方式, 建立内容丰富、 游览紧凑、 结构合理的游憩结构, 创意独具特色的品牌形象, 延伸产业链, 形成遗址保护展览与文化体验的产业体系。 然而, 遗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底蕴,在保护的基础上对遗址进行适当开发, 保存其历史信息的完整性。 这势必同时强调遗址的历史性和旅游的当代性, 因此, 遗址旅游文化空间的核心价值是兼顾历史遗存、 历史记忆以及对当代旅游产业开发的遗址保护与合理利用的生产性价值观。
3. 聚集土司遗址旅游文化的特色符号 。 在 某种意义上, 文化空间就是由各种符号组成的整体,符号将自己投射于空间, 并在构筑空间的同时将自己烙印在空间之中。 武陵山土司遗址旅游文化空间就是由以土司遗址为主导符号而构成的特殊旅游空间, 其中包含了土司历史遗存, 如土司皇城遗址、土司墓葬、 土司战争遗址等, 与土司相关的民族文化, 如土家族摆手舞、 茅古斯舞、 撒叶尔嗬等, 以及与土司制度相关的历史记忆、 信仰、 观念和传说等等一系列特色符号。 这些符号可以通过环幕投影系统、 虚拟视景漫游、 虚拟体验式漫游、 360 度全景虚拟场景展示、 虚拟考古体验、 幻影成像系统、虚拟网络游戏、 交互式多媒体展示等高科技进行虚拟展示。 同时, 也可以通过旅游产品化, 即符号产品化、 游线产品化、 市场产品化、 时间产品化和交通方式产品化, 对旅游文化符号进行展示, 同时,也宣传与保存了土司旅游文化的核心象征与价值观。
4. 明确土司遗址旅游文化空间的主体 。 土 司遗址旅游文化空间的主体是由人组成的, 涉及政府、 社会相关团体、 民族精英、 普通当地人和外来旅游者, 具有多元的特性。 文化空间的主体是最具能动性的因素, 这些因素可能引导文化空间的生产, 如政府与社会相关团体的涉入, 可以全使得土司遗址开发更科学、 合理和有秩序。 同时, 民族精英与当地人在旅游文化空间的展示中更具有情境性, 通过他们能够保存遗址的 “原真性”。 土司遗址旅游不同于一般的游乐场所, 不能脱离其历史价值而进行开发。 一个基于历史的好主题, 是对大遗址历史文化的深入挖掘, 也是从旅游角度对资源、特色、 空间的综合分析, 由此构造的情境规划主线, 能够使游客在大遗址受到深刻的历史熏陶和获得独特文化情境的难忘体验。 民族精英和普通当地人参与个别土司遗址旅游开发当中, 可以利用其对土司的历史记忆, 构筑起鲜活的历史场景感, 他们本身也都是土司遗址文化空间中重要的因素和符号。
四、 余论
第一, 就土司遗址保护与开发来说, 构建其文化空间就是由其原来的历史文化空间转换为当代的旅游文化空间, 这样一种以历史遗址嵌入到当代经济产业中的特殊文化变迁形态, 是值得研究的。 无论何种意义上的文化空间, 大都强调了其本身具有的活态性、 本土性以及整体性。 从这样的观点看来, 无论何种文化遗产都是特定环境的特定产物。
失去了文化空间就会失去他们赖以存传的土壤, 从而影响遗产本身的存在。 然而, 文化及其空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 空间主体的能动选择与引导, 会向朝着既定的方向自然地发展, 从而表现出各种形态, 体现出各种核心价值观。 因此, 用文化空间的文化生产与再生产对文化空间进行保护, 并且促进文化空间的可持续发展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崭新理念。
第二, 在保护文化空间的同时, 要充分考虑到当地社区民众对提高生活质量和发展经济的需求,这是对于文化空间生活性的强调。 任何一种文化空间都是属于当代的, 只有现存的文化空间才可能是活态的, 生活化的。 以往一些关于大遗址的保护措施, 用 “回填”、 博物馆封存等方式进行静态的保护, 仍然解决不了这些遗址的风化与消失。 既然这样, 更应让这遗址融入到经济产业之中, 形成生产性的因素, 重新获得持续的生命力。
第三, 武陵山区土司遗址毕竟是历史文物古迹, 具有十分珍贵和特殊的多重价值。 在遗址保护与开发过程中, 必须辩证地对待遗址保护与开发的矛盾。 以分区保护、 分区开发、 采用高科技手段保护与展示等妥善处理。 在旅游营销方面, 则要把握好土司遗址旅游的文化内涵, 设计好合理的旅游路线、 开发各具特色的旅游产品, 真正为保护土司遗址做出正确的推动与引导。
第四, 武陵山区土司遗址群虽然具有大遗址潜质, 但是要真正成为大遗址, 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整理与研究, 做多方面的工作。 根据当前武陵山区土司遗址分布格局, 其分属各个省 (市), 在联合申遗、 互动合作方面, 仍然受着体制的牵制。 将武陵山区土司遗址联合为一个整体, 需要三省一市的政府及社会相关团体协同创新与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 谢彦君.基础旅游学[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5.
[2] 王京传.大遗址旅游:保护与开发的协同实现[J].社会科学家,2009(1).
[3] 曲凌雁,宋韬.大遗址保护的困境与出路[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