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乐论文范文第五篇：探求全域旅游概念下的崇左市农家乐经营模式及发展策略
摘要：国内农家乐作为乡村旅游的一种重要形式，自20世纪80年代从四川成都兴起之后，对国内乡村旅游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在全域旅游的视角下分析崇左市农家乐经营的现状和存在的发展问题，探求在全域旅游概念之下的崇左市农家乐经营模式及其发展，以适应不断向前的乡村旅游发展背景。
关键词：全域旅游；崇左市；农家乐；经营模式；
基金：项目名称：全域旅游视角下崇左市农家乐经营模式研究，项目编号：GXCVUKY2020B011,项目来源：2020年度广西城市职业大学校级科研项目；
■前言
全域旅游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通过对区域内经济社会资源尤其是旅游资源、相关产业、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文明素质等进行全方位、系统化地优化提升，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共享，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1,2,3].
农家乐是国内新兴的乡村旅游休闲形式，是一种回归田园乡野与自然与寻求身心放松为目的，达到愉悦精神的一种休闲旅游方式。经营农家乐的业主通过利用当地或者自产的农产品进行加工，用以满足农家乐游客的需要，经营成本较低，因此总体消费不高。同时农家乐一般都位于乡村，自然与田园风光秀丽，空气清新，生态环境优良，可以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因此受到众多城市旅游者的欢迎。"农家乐"旅游最初来自与国内外的乡村旅游，同时将国内特有的传统乡村景观、农业生产、民风民俗、乡村生活等融为一体，往往具备浓郁的乡土气息。"农家乐"也是旅游者需求多样化、闲暇时间不断增多、生活水平提高和"文明病""城市病"加剧的必然产物，是旅游产品从观光层次向较高的度假休闲的深度体验旅游方式转变的典型案例[4].
■崇左市农家乐经营现状
崇左市农家乐虽然起步比较晚，但是在结合丰富的乡村旅游景观资源与得天独厚的民族文化特色发展的情况下，也取得蓬勃的发展，已经成为了崇左市旅游业的重要构成部分。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崇左市农家乐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舒适、卫生、安全的居住环境和可口的特色食品，吸引周边游客前来休闲旅游的食宿接待型农家乐，主要分布在各个县份的县城周边，以县域内及崇左市周边为主要客源市场；二是依托风景名胜区的景区旅舍型农家乐，能借助景区原有的资源与品牌优势吸引游客，游客在农家乐中可以欣赏到景区优美的自然风光，体验当地的农家生活。
■崇左市农家乐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农家乐经营中的食品卫生与安全问题突出
在崇左市，很多的旅游者都喜欢成群结队出游或结伴到周边的农家乐场所"吃农家饭、品农家茶".有部分旅游者甚至会在农家乐活动的现场购买"农家乐"里还在饲养的各种畜禽，如猪、羊、狗、鸡、鸭等并让农家乐的工作人员进行宰杀后烹饪。这样的消费方式虽然可以让农家乐业主有更高的收入也可以让游客对农村的生活有所体验，但是却也暗含着众多的食品安全问题。首先是现场宰杀的畜禽基本上都是没有经过卫生检疫部门的检验与检疫的，如果存在有一些寄生虫和疾病的话是无法通过肉眼进行分辨的，有一定的食用风险；其次是在很多的农家乐经营场所虽然配备有一定的餐具消毒设备，但是无法对厨房中的碗筷进行正规的消毒，更没有相关部门的监管，无法达到与标准餐厅相同的卫生标准，存在对应的卫生安全隐患。
（二）服务水平有待提升
崇左市农家乐旅游发展起步是比较晚的，一开始都是自发开展，多数是本地的农户利用自家的房屋和土地自己进行经营，大多数的业主自身的文化素质水平相对较低，导致长远发展欠考虑，而更关注当前的自身利益，因此在经营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管理层次不高，服务技能不足且水平较低，不重视食品卫生与安全等具体问题。比如服务响应速度慢，车辆乱停乱放导致交通堵塞等问题，甚至是出现恶意竞争的不良现象，损害了旅游者的利益，最后导致游客的差评无法形成良好的客户关系，没有形成忠诚客户，最后损害的还是自己的利益。
（三）本地文化挖掘深度不足，农家乐产品特色不鲜明
崇左市作为壮族的聚居地，有着鲜明的民族民俗文化特色。但是在农家乐经营的过程中，对于挖掘崇左当地的民族文化与民俗特色、民族餐饮、农业特产与特色农业资源的力度和深度都不够，对壮族三月三等特色节庆活动也挖掘不足，同时缺乏体验性强的产品，大多数的产品的雷同性较大，导致了产品特色的弱化。
（四）农家乐景区安全隐患令人担忧
崇左市大部分的农家乐规模都比较小、基础与旅游设施相对落后，有部分游客完成旅游后反馈了道路路况不佳、农家乐缺少安保人员，专业的旅游指示系统更是谈不上建设，导致农家乐的游客量一上升就会出现拥堵等现象，严重影响了游客的活动体验，甚至是个别农家开办了游泳池等场地，但是缺乏专业的安全员，也没有规范的管理制度，存在着很多的安全隐患问题。
（五）产品项目活动单一，体验性较低
崇左市农家乐旅游产品项目活动较为单一，服务项目少，游客可以参与体验的活动少，主要的产品集中在农家乐饮食产品上，其他体验性的农家文化产品少，纪念品和农村土特产的加工开发与包装都不够，宣传力度也小，导致总体的消费层次较低，人均旅游消费低，农家乐经营的经济效益不突出。
■崇左市农家乐经营模式归纳
通过走访崇左市农家乐并结合农家乐旅游构建理论，我们整理归纳出了崇左市农家经营的典型模式，做如下分析：
（一）"自主、分散"模式
该模式指农户作为农家乐业主，在独立自发的基础上，以每个业户为单位，分散地自主经营，具有农家乐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为一体的特点[5].这种模式是我国农家乐发展的最初基本模式，同时也是最为普遍的模式。一般位于市区周边的郊区，或者是临近县城的乡村地区，农户用自家的房屋、池塘、林地、果园等资源来开展农家乐经营，通过整合自身的资源建设出适合游客游玩体验的项目来吸引客源，主要是以农家餐饮、休闲娱乐、果园采摘等为主，产品相对简单，特色不突出。
（二）"个体农庄"模式
个体农庄的经营模式一般以"公司个体户"的经营形式出现，农家乐业主运用自己的农牧果场进行农家乐产品项目的改造和建设，建设成一个能涵盖更多旅游活动要素的综合体验园区，以不断提高旅游服务能力满足游客的旅游需求。如位于崇左市大新县的清水泉山庄，运用自身毗邻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德天瀑布的优势，开展个体农庄农家乐经营，产品项目有住宿、农家餐饮、垂钓、水上游乐等服务项目，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三）"龙头景区+农户经营"模式
崇左市通过实施"龙头景区+农户经营"模式，充分发挥德天跨国瀑布景区、宁明花山景区、广西龙谷湾旅游休闲度假区、龙州县天琴谷文化旅游度假区、凭祥市度假区和旅游农庄、扶绥六头村天益姑辽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龙头带动效应，大力发展以餐饮、农宿为主的"农家乐"旅游产业，丰富贫困户旅游服务模式，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结合乡村旅游特色，我市不断创新"旅游+扶贫车间"机制，通过"政府+村民合作社+旅行社""农宿协会+贫困户""农民入股+公司运作"等精准扶贫模式，实现贫困户脱贫创收。如大新县新屯和龙州县那宋屯、白雪屯农民集资发展乡村旅游项目；大新县堪圩乡明仕村率先在全区成立了首个"农宿协会",规范"农家乐"的经营和管理，并依托当地优势资源和特色农业，采取"公司+农户"的模式，抱团发展旅游产业，打造"明仕农家乐"一条街；龙州县下冻镇峡岗村利用当地天然矿泉水开发建设生态旅游和农家乐项目，吸纳17户贫困户入股参与农家乐开发；凭祥市"美人椒"辣椒产业扶贫工程、宁明县芭莱贝侬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特色旅游产品，丰富乡村旅游发展业态。
■全域旅游视角下关于崇左市农家乐经营的思考
崇左市具备得天独厚的乡村旅游资源，农家乐经营发展优势明显，要进一步推动农家乐的发展，就要在全域旅游的视角下，开展如下工作。首先务必要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准确，依托资源因地制宜，打造符合独具本地文化特色的体验活动。其次要开展全民创业，并进行产业化经营，把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整合集中要一个产业链条上，以产生旅游餐饮、住宿的规模效应，重点打造优势项目，并通过合作社的方式进行精细化的管理，以点带面，共同发展，提高村民参与度与积极性，共同致富。第三，通过发展农家乐等乡村旅游的模式，带动并改进传统农业生产的方式，提高农特产品的附加值和议价能力，提高农民收入。第四是要严抓农家乐旅游安全与餐饮卫生。食品安全无小事。发展乡村特色的农家乐休闲旅游，饮食安全是咽喉环节，不仅要提高农家乐经营者的食品安全意识，政府职能部门也要加大农家乐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做好农家乐卫生巡查工作；同时要对农家乐餐饮从业人员进行对应的食品卫生与安全知识培训，提高农家乐经营业主和工作人员的法律及安全意识。总之，只有客人吃得放心，玩得开心，乡村农家乐休闲旅游经营才能更好地发展。
■小结
通过对崇左市农家乐经营发展现状的分析，我们得出了崇左市农家乐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的归纳总结了崇左市目前常见的农家乐经营模式，发现其中大部分业主都是以分散经营为主，经营模式与产品结构都比较单一，尚未形成品牌，知名度较低。但是崇左市自身具备有优良的资源基础，因此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应当立足当地优势，因地制宜地进行资源分析，发挥崇左市的边境区位优势，深挖民族文化、边关风情等进行体验型农家产品，构建更加符合崇左市实际的农家乐经营模式，以推动当地乡村旅游、边境特色旅游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厉新建，张凌云，崔莉全域旅游建设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的理念创新-以北京为例[J]人文地理，2013,28（03）：130-134.
[2]魏小安促进全域旅游发展[N].中国旅游报，2015-12-07（C02）-
[3]李金早。全域旅游的价值和途径[N].人民日报2016-03-04（007）。
[4]母俊景胡向红，贾艳坤。从喀什传统民居到新疆农家旅游[J].山西建筑，2011,37（10）：1-2.
[5]宿吉辰，黄梦思，宋梦璐，谢玲。广西地区农家乐经营模式调查探析[J]现代商贸I业，2019,40（33）：36-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