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后抑郁症(postpartum depression,PPD)是产妇常见的产后并发症,指既往无精神障碍史,产后6 周 内第 1 次 发病 ,以抑郁 、悲伤 、失眠 、烦躁为主要临床表现, 严重时会发展为产妇自杀或杀婴等个案。 PPD 不仅对产妇心理健康有着严重影响,而且还危害母婴关系以及婴幼儿情绪、行为、认知及人际关系的发展。因此,PPD 已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有 10%~ 15%的女性患 PPD,我国的一项系统分析显示 ,PPD 的 发生率为 13.1% ~ 16.3%,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PPD 发生率的差异与研究人群、研究时间、评估工具及社会文化差异等有关。 在前期研究中,我们运用分层抽样方法发现广州市天河区 PPD的发生率为 20.03%, 影响因素主要有文化程度、分娩方式、独生女产妇、婆媳关系、婴儿性别、住房面积。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人口流动的速度和数量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广州市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文化发达,对流动人口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根据第四、第五人口普查资料,2012 年广州市实际管理人口已超过 1 600万,其中非广州户籍人口 780 万,还有未登记异地务工人员 200 多万, 其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比例持平甚至略高。 天河区作为广州市中心城区和华南最具活力的商贸中心吸引着超过 63 万的流动人口, 这一群体的心理状况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一项调查显示,流动人口中抑郁症的发生率达16.5%。 妊 娠 、 分娩 、 产后恢复是育龄妇女一生中重大的改变,也是发生抑郁、精神疾病的高危时期。 然而,对本地区外来女性 PPD 的发生率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本研究以关爱流动人口心理健康为出发点, 从生物-心理-社会视角探讨外来女性 PPD 的发生率及影响因素, 从而为本地区外来女性 PPD 的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于 2013 年5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抽取广州市天河区省级、区级、镇级医院中具有代表性的医院各 1 所。 纳入标准: 在天河区居住超过 1 个月的非广州市户籍产妇,意识清醒并具有一定的阅读能力,自愿配合调查;排除标准:有精神病史或精神病家族史;有严重躯体疾病;不予配合者;剔除标准:未完成问卷全部内容者。
1.2 研究方法
1.2.1 评估工具 于产后 42 d 采用流行病学调查使用的抑郁自评量表(CES-D)对 PPD 进行筛查,该量表共 20 个条目,按过去 1 周内出现相应情况或感觉的频度进行评分, 其中总分≤15 分无抑郁症状;16 ~ 19 分可能有抑郁症状;≥20 分肯定有抑郁症状。 自行设计的产后抑郁影响因素调查表内容包括人口统计学因素(年龄、婚姻状况、职业、文化程度、出生地、在本区居住时间等)、生物学因素(产次、分娩方式、不良孕产史、妊娠及分娩相关疾病、新生儿疾患)、社会因素(睡眠状况、婆媳关系、夫妻感情、婴儿性别、人均住房面积、家庭月收入、喂养方式);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该量表共有 10 个条目,包括客观支持(3 条)、主观支持(4条)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3 条)三个维度,用来评价产妇获得的社会支持。
1.2.2 资 料收集 由经过培训的医务人员完成
在产妇产后 42 d 来医院检查时, 在征得产妇同意后, 发放调查问卷, 要求产妇在 20 min 内独立完成。 本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 2 092 份,回收有效问卷 2 021 份,有效回收率为 96.61%。
1.2.3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Epidata 3.0 进行双份录入, 应用 SPSS 13.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组间差异采用 t 检验,PPD 的危险因素分析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检验水准为 α = 0.05,以 P < 0.05 为差异有显着性。2结果2.1 PPD 的筛查率 2 021 名产妇中,PPD 筛查率18.31%,CES-D 评分情况见表 1。【表1】
2.2 PPD 单 因素分析 采用非条件 Logistic 回 归分析,对年龄、婚姻状况、职业、文化程度、出生地、在本区居住时间、产次、分娩方式、妊娠及分娩相关疾病、新生儿疾患、睡眠状况、婆媳关系、夫妻感情、婴儿性别、人均住房面积、家庭月收入、喂养方式进行赋值,分析与 PPD 的关系。 结果表明:夫妻出生地不一致、居住时间、新生儿疾患、婴儿性别、家庭月收入等 6 个因素与 PPD 的关系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见表 2。【表2】
2.3 PPD 多因素分析 将单因素筛查后 P < 0.05的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夫妻出生地不一致、居住时间、新生儿疾患、婴儿性别是 PPD 的危险因素,家庭月收入为 PPD 的保护因素,OR 值为 0.680,家庭月收入高的产妇患病风险比月收入低者低 32%。 见表 3。【表3】
2.4 外来女性中 PPD 产妇与正常产妇社会支持得分情况 PPD 产妇在社会支持评价总分、 客观支持分、 主观支持分以及对支持利用度方面均明显低于正常产妇(P < 0.05),见表 4。【表4】
3 讨论
3.1 外来女性 PPD 发病情况 本研究于产后 42d采用流行病学调查使用的抑郁自评量表对广州市天河区外来女性 PPD 进行筛查,结果发现 PPD 的筛查率为 18.31%,高于东莞市外来女性 PPD 的发生率,这可能与筛查工具 、筛查时间及样本量有关。 这也提示我们应重视流动人口中 PPD 的发病情况。
3.2 外 来女性 PPD 的 影响因素 随着我国工业化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大量人口涌入经济发达地区,广州是流动人口集中的典型地区,天河区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发达的商贸业, 是广州市人口净迁入最多的地区。 研究表明,流动人口总体生存质量低于普通居民,存在生理、心理等方面的健康问题。 流动人口中的女性则要面临妊娠 、分娩等重大改变,这一时期是发生抑郁、精神疾病的高危时期。 然而对天河区这一特殊群体 PPD 影响因素的探讨未见报导, 本研究从生物-心理-社会视角探讨流动人口 PPD 的危险因素, 为提高流动妇女卫生保健水平提供依据。
研究显示,夫妻出生地不一致、居住时间、不良孕产史、新生儿疾患、婴儿性别是 PPD 的危险因素。 产妇和配偶的出生地不一致,易导致家庭在饮食、文化、照顾婴儿等方面发生冲突甚至出现暴力现象,使产妇容易出现抑郁情绪。 本研究显示居住时间是 PPD 的危险因素, 这可能与流动妇女的社会融合程度有关系, 居住时间相对较长的产妇会更多的与当地人进行社会交往, 进而形成相同的价值观,产妇有明显的归属感,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产妇的心理压力。 婴儿性别影响 PPD 的发生,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 这些家庭存在重男轻女现象,一定要生男孩,这就导致家庭对新生儿性别不满意, 产妇很少得到家人的关心, 易产生自卑感。
有关生物学因素在 PPD 中的作用, 研究结果存在不一致。 本 研究还显示 , 新生儿疾患是PPD 的危险因素 。 一方面由于产妇未受过专门的医学教育, 从网络等媒体了解的医学知识十分有限, 会过分担心婴儿的健康以及对今后成长的影响, 另一方面由于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障覆盖率较低,婴儿疾患会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 家庭月收入为 PPD 的保护因素, 家庭月收入高的产妇患病风险比月收入低者低 32%。 本研究中,PPD 产妇中大专以下文化程度的产妇占 63.78%, 较低的受教育程度使他们的职业以低层次服务业为主, 较低的工资的水平加上抚育婴儿费用的增加导致产妇出现抑郁等心理反应。
本研究还显示,PPD 产妇在社会支持评价总分、客观支持分、主观支持分以及对支持利用度方面均明显低于正常产妇, 这就提示天河区外来育龄女性的社会支持系统尚不完善, 我们应当重视这一群体的社会支持体系。
流动育龄人口是大城市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流动的特性,在享受卫生服务方面是边缘群体, 因此我们要加大对流动育龄人口的健康教育, 完善社会支持体系, 这对提高妇幼保健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