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健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健康不仅仅具有内在价值，同时还具有工具性价值[1].健康的工具性价值表现为其对社会各个领域的促进作用，包括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个人收入、扩大经济参与水平、增加受教育机会和教育成就，甚至包括影响生育率[2].由于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等多方面的原因，居民的健康状况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层。已有研究表明，性别、年龄、收入等因素对居民的健康状况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经济因素对居民健康的影响获得普遍证实之后，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社会因素对于健康的影响甚至远远超过医学技术等因素，健康越来越被证明是一个社会问题[3 -7].健康的社会分层研究是健康社会学的重要研究议题，它关注影响健康的社会因素，而社会信任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卢曼、科尔曼、吉登斯、福山等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发展了社会信任理论。卢曼指出，信任是一种社会关系结构，是宏观层面的系统信任。吉登斯将信任分为一般信任和基本信任，一般信任是个人或抽象系统所给予的信任，基本信任是对其他人的连续性及客观世界的信任[8].福山认为，信任就是在一个社团之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9].科尔曼认为，信任是一种风险行为，是一种理性的市场交易行为。不同的研究者对社会信任的定义不尽相同，但社会信任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却获得了普遍的验证。
人际信任与个体健康状况有着显着的关系。低水平的社会信任导致低水平的自评健康，高水平的社会信任与低水平的不健康呈现显着相关，这种相关性受个人社会信任的降低而减弱[10 -11].胡康指出，由特殊化信任和普遍化信任两个要素构成的功能部分社会资本对健康显示出积极的作用[12].罗斯蒂拉（Rostila） 指出，社会信任通过两种方式影响健康，第一，信任可能具有内在效应，个人更可能参与社会活动，从而拥有较高的自评健康； 第二，信任可能具有外在效应，个人层面的信任会影响到社会政治环境，因此影响个人的健康状况[13].
有研究表明，社会信任对个体健康存在显着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没有区分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身体健康与精神健康是健康的不同范畴，可能存在一定的关系，但不能等同对待。二是没有区分社会信任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城市和农村是两种生活环境存在明显差异的居住区域，其居民的生活方式迥然，居民的社会信任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社会信任对居民健康的影响需要区别对待。
三是没有区分信任类型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不足，本文将通过对 2010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来验证社会信任对城市居民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的影响。
二 数据来源和研究设计
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 2010 年主持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该调查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设计。2010 年中国综合国情调查总共有有效数据 11783 份，其中城市调查对象有 7222 份，占到数据库样本数的 61. 3%.在数据分析过程中，数据分析样本数可能会受到部分缺失值的影响，数据分析通过统计分析软件 SPSS20. 0 进行。
从性别上看，男性占 52. 5%,女性占 47. 5%; 从年龄段上看，青年（16 - 30 岁） 占 16. 75%,中年（30 - 55 岁） 占 51. 8%,老 年 （55 岁 以 上） 占31. 27% ; 从政治面貌上看，中共党员占 16. 63% ,非中共党员占 83. 37%; 从工作单位类型上看，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 11. 04%,企业工作人员占21. 21% ,其他职业占 67. 75% （该类中包含 3511 个工作单位类型缺失值） ; 从工作强度上看，工作强度较小（每周工作时间在 40 小时及以下，即每天工作时间小于或等于 8 小时） 的调查对象占 44. 1%,工作强度较大（每周工作时间在 40 -56 小时之间，即在法定工作时间以外有加班，且不超过平均一周内每天工作 8 小时） 的调查对象占 29. 1%,工作强度很大（每周工作时间在 56 小时以上） 的调查对象占26. 8% .根据定义，工作强度应为定序变量，为了便于计算，将其视为定距变量进行分析。另外，本研究按照常用标准（没有受过任何教育 =0; 小学 =6; 初中 =9; 高中（中专、技校、职高） = 12; 大专 = 15; 本科 =16; 研究生及以上 =19） ,将教育程度分别转换成受教育年限； 收入采用对数的形式进行分析。
2. 研究模型
本文借鉴了美国学者格鲁斯曼（Grossman） 的健康资本需求模型，此模型专门用于分析健康的影响因素，其表达式为：U = U（ΦtHt,Zt） ,t = 0,1,…，n （1）在该模型中，Ht是第 t 期累计的健康资本存量，Φt是单位健康资本的收益，ΦtHt是第 t 期所消费的健康，Zt是第 t 期所消费的除健康以外的其他商品的数量。该模型将健康认定为一种资本，资本存量、健康消费和健康收益最终形成个体的健康状况。本文不考虑健康的生产和消费，主要考察社会信任对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的影响，因此，参照格鲁斯曼健康资本需求模型可建立适用于本文的模型：
在该模型中，U 为健康状况，在研究中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均是定距变量，因此采用一般线性回归的分析方法； si是本文的基本变量，例如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等； ai为各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 tj是社会信任的四种不同类型； bj为四种不同类型的社会信任对应的回归系数； з 为线性回归的截距。建立模型后，将定距以下层次变量进行虚拟变量处理之后，纳入一般线性回归模型。
三 社会信任对城市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
1. 城市居民的社会信任状况与健康状况
（1） 城市居民的社会信任状况
由于社会信任概念复杂，不易被界定，故其操作化也存在一定的困难[14].所以，本文根据实际调查数据进行因子分析，从而获得社会信任的因子。调查中，社会信任包括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一般信任指向宽泛，所以只设置了一个问题： "你是否同意绝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特殊信任则指向不同主体，其中包括对家人、亲属、朋友、同事、同学、老乡等不同社会关系的个体，也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法院系统、公安部门、中央媒体、地方媒体、军队、教育部门等社会系统。特殊信任量表采用五分里克特量表，5 为完全信任，1 为完全不信任。
经计算，KMO 检测值为 0. 86,适宜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结果最终得出三类特殊信任因子： 制度信任因子、关系信任因子、家属信任因子，这三类信任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 61. 02%,基本上能够解释城市居民的特殊信任。制度信任因子主要是对社会制度和相关机构的信任； 关系信任因子主要是对朋友、同事、同学、老乡等非血缘关系的人的信任； 家属信任因子包括对家人和亲属的信任。通过因子分析可以得到四种类型的社会信任： 一般信任、制度信任、关系信任、家属信任。对这四类信任因子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城市居民的社会信任度。其中，制度信任度均值为 0. 78,家属信任度均值为 0. 90,关系信任度均值为 0. 71,一般信任度均值为 0. 68,总体信任度均值为 0. 77.总体来说，城市居民的社会信任程度接近"比较信任".
（2） 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
本文的因变量有两个： 身体健康状况和精神健康状况。这两个变量均采用自评健康的形式在问卷中进行数据搜集，这两个变量对应的问题是： "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如何？"和"在过去四周里您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率如何？".采用自评健康对居民健康进行测量的形式受到了质疑，但基于健康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和多维性，自评一般健康仍不失为一项较为综合有效的测度指标[15].通过描述性分析可以看到，表示身体较为健康的城市居民有4392 人，占调查对象（不含无效值和缺失值） 的60. 9% ,表示精神较为健康的城市居民有 4989 人，占调查对象（不含无效值和缺失值） 的 69. 4%.总体来说，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自评状况良好。
2. 社会信任对城市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
（1） 社会信任对城市居民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
表 1 为城市居民身体健康的一般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模型 1 未引入社会信任因子，只纳入了"性别"、"年龄段"、"受教育年限"等基本变量，模型1 的修正决定系数为0. 057.在模型1 中，"青年"与"老年"两个虚拟变量对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状况存在显着的影响，这与生理常识相符： 青年人身体相对较为健康，老年人身体相对不健康。个人年收入对数对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有显着影响，个人年收入越高，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状况越好。在模型 1 中，"性别"、"是否为中共党员"、"受教育年限"、"职业"等变量均对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没有显着影响。
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将四类社会信任引入 之后，修正决定系数有所上升，为 0. 069.在模型 2中，"青年"与"老年"两个虚拟变量和"个人年收入对数"变量均对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有显着影响，这与模型 1 中显着的因素相同。在社会信任因素中，"关系信任"、"家属信任"和"制度信任"变量均对身体健康有显着影响，方向均为正向，一般信任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并不显着。这表明，关系信任、家属信任和制度信任均对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有积极的影响。
（2） 社会信任对城市居民精神健康的影响
表 2 是社会信任对城市居民精神健康的一般线性回归结果。模型 3 引入了性别等基本变量，其中显着的变量有"男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个人年收入对数"和"工作强度".这表明，男性的精神健康高于女性；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的精神健康相对较高； 个人年收入越高，精神健康越高； 工作强度越大，精神健康状况越差。
模型 4 在模型 3 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信任因子，模型的决定系数有所提高。原基本变量除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这一虚拟变量变得不显着之外，其他变量的方向和显着性均未发生较大变化。关系信任、家属信任、制度信任和一般信任四类社会信任均与城市居民的精神健康呈显着的正向关系。
从对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的一般线性回归分析可以看出，对城市居民身体健康有显着影响的变量有"年龄"、"收入"、"关系信任"、"家属信任"、"制度信任".年龄对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有消极影响，收入、关系信任、家属信任、制度信任均对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有积极影响，其他变量对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状况没有显着影响。对城市居民精神健康有显着影响的变量有"男性"、"工作强度"、"企业"、"关系信任"、"家属信任"、"制度信任"、"一般信任".
工作强度对城市居民的精神健康有消极影响，其他均对城市居民的精神健康有积极影响，其他变量对城市居民的精神健康状况没有显着影响（表3） .
四 结论
本文通过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10 年的调查数据分析了社会信任对城乡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信任对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均有显着影响，社会信任对城市居民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关系信任、家属信任和制度信任对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有显着影响，其中制度信任对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状况影响较大，一般信任对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没有显着影响。关系信任、家属信任、制度信任和一般信任对城市居民的精神健康有显着影响。
在四类社会信任中，制度信任对城市居民健康的影响相对较大，家属信任对城市居民健康的影响相对较小。制度信任属于系统信任，与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相关，因此要从提高制度信任的角度来提高城市居民的健康，就需要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
家属信任对城市居民健康的影响相对较小，这是因为家庭作为社会最小的单元，家属信任的差异相对较小，因而其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相对较小。一般信任由于其外延过于宽泛，其对城市居民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的影响不一致是可能的。关系信任是居民对非血缘关系的个体的信任，其对居民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均会产生影响。
不同类型的社会信任，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是不同的，社会信任对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本文认为，社会信任对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的影响路径并非一致，社会信任对居民健康状况影响的研究还需进一步辨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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