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术界跨学科研究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并形成了一系列转向，其中空间转向最为引人注目[1],甚至构成社会理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2].空间已不再只是自然空间，更是一种社会空间，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3].空间不仅是一种物质性存在，还蕴含了政治、文化、心理、经济等社会意义[4].空间成为了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文化学） 与自然科学（如地理学、建筑学等） 跨学科的重要研究议题[5].在此背景下，空间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种转向逐渐发展起来。当空间的研究方法引入城市社会学，城市空间社会学随之兴起。
一、城市空间社会学： 前提与定义
（一） 空间的社会属性
随着人类实践的不断进步发展，空间也随之发生着由物理到人文、自然到社会的让渡与转换[6].人类活动开展以一定的空间为基础，而空间不仅建构着人类活动，人类活动同时也塑造着空间，空间是自然与社会相结合的完美表现形式[7].空间不仅具有自然属性，更加具有了社会内涵。空间并非抽象的自然物或是外在于人类活动的静态场所，而是产生于有目的的社会实践之中，是社会关系的产物[8].一方面，空间是一种社会属性嵌入单纯的自然属性的空间，空间被赋予了较强的社会意义，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空间与社会因素（性别、权力、教育、阶级、种族等） 的关系； 空间与行为因素的关系，例如，空间与社会互动之间的相互影响； 空间与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关系，不同的社会文化下的空间具有不同的社会内涵[9].另一方面，人们在空间中的互动，不仅被空间塑造，同时也塑造着空间，并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空间。空间是所有人类活动都无可避免的社会元素，空间的社会学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实践中加以分析，空间同时也被社会关系所建构、所运作、所实践[10]186.社会空间成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存在。
（二） 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
城市空间社会学的最近兴起在学科上首先要归功于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社会空间视角（Social Spatial Perspective） 由城市社会学家高特第纳（M·Gottdiener） 和享切森（R·Hutchison） 在《新城市社会学》（The new urban sociology） 一书中首次提出.在该书中强调采用社会空间的方法对城市社会进行分析，自此，空间研究成为了城市社会学的重要分支，社会空间的范式成为了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取向[12].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近半个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城市问题逐渐成为了城市社会学关注的重要议题，而社会空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城市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空间是一个既具有社会学意蕴的结构概念，同时又是一个地理概念[13],这与城市社会学的解释路径不谋而合。第二，随着城市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其不断与其他学科进行交互碰撞，城市社会学越来越具有跨学科性质，空间成为了多学科研究议题，例如对空间哲学、空间地理学、空间美学等学科的吸引与借鉴。特别是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 、卡斯特（Manuel Castells）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等关于城市空间的研究，更是引领了一股空间研究热潮。
尽管什么是城市空间社会学目前并未有明确统一界定，但从已有的相关研究中可管窥一二。
首先，城市空间社会学是城市社会学的一个研究分支，或者研究取向。城市空间社会学产生于早期城市社会学对城市空间的研究，并经历了将城市空间视为独立的、纯粹的空间到将城市空间过程与城市社会过程相结合进行研究的过程[14].
其次，城市空间社会学，强调以空间的视角和社会学的方法对城市社会问题进行解读[15].城市空间是其研究对象，空间视角是其研究取向，但研究范畴依旧是社会学的。基于此，本文将城市空间社会学界定为： 以空间的视角、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城市社会问题进行探索的研究取向。
二、西方城市空间社会学： 溯源与演化
（一） 经典社会学家的城市空间阐释
马克思（Karl Marx）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政治经济学着作中，分析了一定空间和时间制约下的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进而研究社会与空间的关系[16].马克思一方面认为自然空间经受着来自人类实践的生产性重构，人类在改变其生存空间的物理形态过程中，依循生产方式的发展，从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及其结构、体制等方面，对空间进行着社会性重塑[17]; 另一方面，他认为人类社会生活及其物质实践是一个内容丰富、永不止息的对空间进行筑造和再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断改变着人与人、社会与自然的空间关系。在政治经济学思维下，马克思进一步详细论述了城乡迁转的空间构建、社会分工的空间实践、阶级对立的空间划界、民族差异的空间差别等方面，以此来阐释空间占有呈现权益格局、空间居住反映人的社会品质、空间筑造表征社会发展轨迹等观点[6].马克思的空间生产思想以及对阶级关系的分析对后续城市空间生产研究、都市运动研究、城市治理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列斐伏尔、卡斯特、大卫·哈维等都从马克思的空间社会学思想中汲取营养，形成了与芝加哥人文生态学派相对应的新城市社会学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新马克思主义在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中实现了社会理论的空间化转向，构建了以"空间生产"为核心的新的社会理论体系[17].
除马克思外，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 、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 、齐美尔（Georg Sim-mel） 等社会学家也对城市空间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探索。然而，他们对城市的空间解读只是其社会学研究中的极小部分，对城市空间开展系统性社会学研究的当属美国芝加哥学派 （ChicagoSchool） .芝加哥学派以空间地位为核心分析单位，从微观世界的社会互动关系出发，运用社会解组和社会病态等理论概念，以区位、流动性等概念来测量、描述和解释城市空间中的社会分层现象[18],如关于犹太人社区和贫民窟的研究[19]、对芝加哥东区的地域空间的族群关系的考察[20]等。
芝加哥学派以人文生态学的视角，成为了传统城市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一直占据着城市空间社会学研究的主导位置，直到与之对立的卡斯特、列斐伏尔为代表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兴起，才使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由一家独大变为多足鼎立[21].新城市社会学对芝加哥学派的空间思想进行了强烈批判，认为芝加哥学派将城市中的一切问题或现象都看成是城市空间所决定的，城市空间是一种自变量的观点，实则为一种"空间拜物教（Fetish-ism of Space） ",而新城市社会学认为城市空间只是因变量，它受财富与权力、资本主义制度和国际经济秩序所支配[22].
（二） 新城市社会学的推动
对城市空间社会学兴起具有更为直接推动意义的当属于卡斯特、列斐伏尔与大卫·哈维三位新城市社会学巨匠。在他们的努力下，城市社会学出现了明显的空间转向[23].
卡斯特关于城市空间社会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对集体消费（collective consumption） 和都市运动（urban movement） 的精辟分析。卡斯特认为都市的本质问题事实上与集体消费过程，或者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劳动力再生产集体资料的组织有密切关系。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组织以一般统计角度而言，表现为非常熟悉的地理 - 社会现实，即都市区域。一个具体的都市区域是一个特定的空间单位，不只是一个消费单位。城市由实践与功能的大量分化所组成，通过它所表现的特定历史形式表达社会如一个整体。想要研究城市，就必须研究城市空间中的资本、生产、分配、政治、意识形态等。
在空间形式层次上，城镇与乡村不是唯一被建构的，空间形式上的分化，即集体消费的多样性（plurality） ,城市与乡间本身具有空间二元性的矛盾。卡斯特在此理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中集体消费的理论及其与都市政治矛盾的关连，研究社会阶级与消费的过程，先进资本主义的转化等议题[10]186 -217,并对都市运动进行了探究。卡斯特的都市运动理论建立在反思和批判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范式的基础之上。芝加哥学派致力于研究城市的空间结构、生活方式等，却忽略了城市空间中的权力和冲突。卡斯特从都市运动的角度考察城市空间的重构与再生产，将都市运动界定为源于城市问题的一种有意识的集体实践，能够反抗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利益的主导，从而在社会层面使城市系统、本地文化和政治制度产生质性转变[24].在后续研究中，卡斯特以集体消费和都市运动理论为轴心展开了对城市空间的分析，为后续都市运动、城市空间生产与重构等研究提供了丰厚的理论积淀。
列斐伏尔继承了马克思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基础，探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空间如何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并对城市进程与资本主义空间组织的联系给予了重视[14].列斐伏尔关于城市空间社会学的贡献主要在于： 第一，对城市权利、城市革命与空间的分析。列斐伏尔对城市化与现代日常生活重建的意义加以强调，提出通过实现"城市的权利"和"差异的权利",来实现日常生活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赋予新型社会空间实践的合法性[14].工业化到城市化的转变，这种"都市革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方面。都市空间组织和空间形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同时体现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都市空间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被建构出来的，维护和体现着主导性的社会空间，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资本主义政治实践的舞台。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过程中的基本矛盾体现在空间的资本化与人的社会空间需要之间的矛盾。都市空间的生产每天都以资本的逻辑在进行，都市空间的面貌被资本所塑造。更重要的是，作为人类社会本来属性的日常生活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统治[25].然而，列斐伏尔并非认为资本主义的城市空间生产就不可逾越，他提出一种"差异空间"的生产，探讨一种新的空间生产和政治秩序的可能性，都市成为"差异空间"的生产的现实载体，在都市背景下，将会形成一种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差异空间".第二，深化马克思对作为资本主义产物的城市空间的研究。列斐伏尔继承了马克思的传统，但并不满足于对马克思空间批判思想的继承，对其进行了改造和深化。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历史辩证法重点在于生产关系的生产，而生产关系的产生与空间的生产紧密相关，生产关系本身就一种社会空间。列斐伏尔吸收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并形成了以空间作为核心基础，自成一体的空间辩证法[26].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思想为当前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贡献卓着，为理解和分析城市变迁的现实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理论视角，对城市空间社会学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14].
与列斐伏尔一样，大卫·哈维的思想也深受马克思传统的影响，将空间问题作为理解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方面，并试图将其作为一个积极的因素纳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之中[27].哈维对城市空间社会学的论述主要在于对空间生产的分析及其空间正义思想。一方面，哈维沿着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路线，分析特定的人类实践如何生产并使用特定的空间，阐释城市空间生产的运作逻辑[28].哈维首先阐释了空间生产如何可能，他认为时间和空间皆具有社会内涵，实践是这种社会内涵的基础； 时间和空间是特定社会关系的载体，时空关系是社会体系的结构性特征； 时间和空间直接参与了特定社会关系的建构，时间和空间的控制、占有、分配关系体现着社会的权力结构[29].正因为空间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因此空间生产不仅是可能的，更是必然的。城市的兴起与资本主义发展关系密切，资本主义催生的城市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就是一个空间的生产过程。哈维给空间赋予了更多地理学方面的因素，如果说马克思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代表，列斐伏尔是空间辩证法的代表，那么哈维则遵行的是历史 - 地理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哈维以城市作为空间思考的起点，从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进行了批判。哈维认为，地理不平衡发展首先体现在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中，表现为城市空间恶性的频繁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其资本循环的观点。与马克思关注生产领域的资本循环、列斐伏尔关注资本积累次级循环不同，哈维认为资本投资向次级循环的转移同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过度积累的问题，因为城市建筑环境本身就是一项资本积累的形式[29].在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基础上，哈维提出空间正义思想。
哈维的空间正义基于两点： 一是普遍主义正义理论，认为社会正义应当是一套同质性的话语，它超越不同社会空间的异质性而具有普遍约束力，这种约束力是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规范系统，例如社会契约对不同空间规制； 二是特殊主义正义理论，这一思想源于后现代结构主义所倡导的正义理论，这种特殊正义理论寻求保持差异的权利。在普遍主义正义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地方性的地理结构通常被设定为固定化的政治容器，故空间生产的异质性被漠视，况且普遍正义本身也包含着某种不正义，而特殊主义正义理论，开创了一种多元的正义，因此，哈维更加赞同特殊正义的思想[30].哈维的空间生产思想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列斐伏尔的相关理论，并使空间，特别是城市空间的分析达到新的高度，其空间思想为城市空间社会学的兴起产生了重要推动力量。
三、城市空间社会学在我国： 理解与拓展
（一） 理解与应用
当城市空间社会学进入我国后，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极大兴趣，并在城市空间社会学元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城市发展的特殊背景，形成了城市治理和都市运动两大研究主题。一方面，快速的城市化使城市空间面临着诸多压力，产生各种各样的"城市病",城市治理问题突出； 另一方面，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空间的权力、资本、日常生活实践的不平衡导致城市不同群体矛盾激增，产生了一系列的都市运动。城市治理难题与都市运动为城市空间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足够的素材，也促进了我国城市空间社会学研究的深入。
城市治理主题的兴起与当下城市发展紧密相关，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变迁正在重构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政府不得不面对城市发展而带来的治理问题，例如城市空间中的正义和公共物品的供给、城市规划等[31].城市空间正在发生着飞速的变化，如何使城市空间变得和谐有序、公平正义，城市空间合理发展成为了城市治理的首要问题。
公共空间是城市在政治、经济、公共健康和生物多样性方面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素。当前城市公共空间规划面临着严峻挑战，例如公共空间与城市形态，公共空间的安全、交往、参与、流动性等问题都困扰着城市治理者[32].在此背景下，运用空间社会学的视角对城市治理进行研究成为了城市社会学的重要主题。国内学者对城市空间正义的研究提出从价值、制度和政策三个层面矫治我国城市空间正义缺失的问题[33]; 有学者对城市空间再开发过程中空间的有效管理与合理运用，基于多重价值和利益博弈理论，提出制度改革与创新[34]; 有学者对城市变迁中的各种"违规""违法"的空间发展机制进行剖析，借助法律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作为探索路径，对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拆迁等问题进行研究[35]; 也有学者不仅从宏观的角度对城市空间进行研究，也从微观视角对城市购房行为与城市空间的关系进行探讨[36]等。
城市空间社会学另一最新研究进展是运用空间的视角对都市运动进行解读。城市化进程中，大规模、高速度地重新配置城市空间，构成权力与资本联袂推进的城市化。由于对城乡土地的占用，以及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其他社会和经济问题，致使各种形式的都市运动此起彼伏[37].国内都市运动研究主要继承了马克思、卡斯特等社会学家的理论传统，以一种批判和建构的视角对都市运动开展探讨。国内有学者认为，应当从正面和积极的意义上认识社会运动的后果，社会运动可以是建设公共领域的一种形式[24].例如，认为目前中国的都市运动，作为市民群体性利益的表达方式，较之集合行动和革命，无疑是更为合理的形式[38].近年来，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瞬息万变，成为了各利益群体相互博弈的角斗场，说明我国当前城市空间发展面临诸多病症的同时，也为都市运动的空间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此背景下，以空间的视角对都市运动进行研究成为了我国社会学研究的又一热点。有学者考察近年来发生于两岸三地的市民/农民"保卫家园"的都市运动个案，分析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探寻中国社会兴起的内在逻辑[39]; 又有学者从西方社会运动理论、行动社会学理论及公民权和公民勇气对我国转型期都市运动个案进行分析等[40].
（二） 拓展与超越
围绕城市治理和都市运动的研究主题，我国城市空间社会学迅速发展，为社会学理论发展和城市实践做出了重要贡献。理论上，城市空间社会学极大丰富了社会学的研究体系，特别是城市空间社会学的反思性和批判性视角，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城市社会学在空间研究中批判性的不足。实践上，城市空间社会学的研究为更加深刻理解当前城市扩张中诸多城市问题提供了可参考的思考路径，为预防和解决城市问题提供了一些社会学的解决方案。
然而，就总体而言，我国城市空间社会学的研究依旧存在以下困境： 第一，研究路径上，遵循着"西方理论，中国实践"的套路。我国城市空间社会学研究过于注重对西方理论的依赖，跟随西方研究亦步亦趋，并未从真正意义上将城市空间社会学本土化，更不用说孕育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西方优秀理论诚然值得借鉴和引入，但是我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具有极大的差异性，如果只是运用西方理论对中国实践进行"生搬硬套"式解读，那么中国城市空间社会学研究不仅会失去国际话语权，更会丢掉中国研究的本真价值。第二，研究方法上，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相对不足。当前，城市空间社会学研究几乎均以理论分析和案例探讨为主，而城市空间不仅具有质性特征，同样具有明显的量化特征，定量研究的相对缺乏，成为了当前我国城市空间社会学研究的又一缺憾。第三，研究取向上，批判性研究高于建设性研究。由于城市空间社会学兴起发展深受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影响，致使当前城市空间社会学研究批判意味浓厚，而建设性研究相对不足。第四，研究风格上，过度学理化与抽象化。由于城市空间社会学对空间哲学多有借鉴，部分城市空间社会学的研究艰涩难懂，少许研究甚至有"故弄玄虚"之嫌。
在后续城市空间社会学研究中，路径方面需要在介绍和吸收西方优秀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扎根中国实际，在推动我国城市空间社会学本土化的同时，彰显中国城市空间社会学研究的独特价值。在方法上，需要综合社会学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不同特点，为城市空间社会学研究的深化和多元注入活力。在研究取向上，应当不仅仅停留在批判性研究的阶段，而应开展更多的建设性研究，为当前我国城市化健康发展献计献策。在研究风格上，则应兼顾学理抽象与日常生活，促进学术研究与日常生活的结合，服务城市社会发展。总之，从"西方理论，中国实践"到"中西理论，中国实践"、从定性的描述到既定性又定量的解释、从批判性解读到建设性服务、从抽象学理到日常生活是城市空间社会学后续可能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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