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突出问题与大背景
2012 年是我国智慧城市的规划与建设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节点。截至这一年的 6月底，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和地方政府签约合作建设智慧城市的总数超过 320 个。同年11 月 22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正式发布《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并印发《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智慧城市（ 区、镇） 试点指标体系》，这些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正式被纳入国家战略框架。2015 年 4 月 7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联合发布了第三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新增包括北京市门头沟区在内的84 个城市（ 区、县、镇） .截至2015 年6 月，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已达 277 个。
和前些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相似，这种智慧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大跃进”,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和系统安排，必然出现粗放式开发建设、过度依赖投资、硬件与软件错位、重形式轻内容等问题，直接影响到智慧城市的建设质量和可持续发展。针对这些不正常的问题，2014 年 8 月 27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确保智慧城市建设健康有序推进”.这既是对智慧城市建设无序和不健康现状的委婉批评，也是一个新的战略部署和要求。什么样的速度、规模、节奏和模式才是健康和有序的； 在发展方式上是继续升温、加速，还是主动调整、换挡，成为智慧城市建设进入新常态必须思考和解答的首要问题。
在中国整体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我国智慧城市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二： 一是主观上建不建的困惑。在过去的快速扩张中，城市信息基础设施投资规模逐年增大，信息技术研发成果层出不穷，智慧产业公司遍地开花，但实际上并没有使城市运转真正“智慧”起来，“需要的没有，不需要的太多”,成为信息服务和消费的普遍现象与突出问题。再加上国家只给“智慧城市”名分而没有资金投入，越来越缺钱的地方政府无力开展具体的建设。二是客观上如何建的困惑。
在过去，很多城市都一哄而上，准备大干一场，但由于智慧城市建设投资大、见效慢，主要是一种公共服务而非盈利行为，再加上开发商普遍面临资金链吃紧甚至断裂，使不少智慧城市建设协议、契约、项目化为一纸空文。或者是开发商只选有效益的项目做，使智慧城市建设被肢解得支离破碎，城市信息化进程中的不对称、不均衡现象有增无减，由此产生了大批的“烂尾楼”工程，让地方政府“食之无味”又“弃之不舍”.所以，要“确保智慧城市建设健康有序推进”,必须首先解决以建不建为主题的信心问题和以如何建为中心的战略问题。
客观而言，对经验不足又急于求成的城市和企业，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这也是我国信息化进程必须缴纳的昂贵学费。但从发展趋势上看，2014 年 3 月 16 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年） 》明确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政务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和“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捷化、产业发展现代化、社会治理精细化”等为重点，“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这表明建设智慧城市的基调没有改变。2014 年 5月 4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印发〈智慧社区建设指南（ 试行） 〉的通知》，将智慧城市建设推进到更加具体的社区层级。
2014 年 1 月 15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加快实施信息惠民工程有关工作的通知》，将信息惠民工程明确在“社保、医疗、教育、养老、就业、公共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社区服务、家庭服务等九大领域”,这意味着智慧城市建设在内涵上更加完整和精确。[1]
同时，随着人口城市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智慧城市的市场和需求还在扩大。如2013 年 8 月 14 日，《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提出： “到 2015 年，信息消费规模超过 3. 2 万亿元，年均增长20% 以上，带动相关行业新增产出超过 1. 2万亿元，其中基于互联网的新型信息消费规模达到 2. 4 万亿元，年均增长 30% 以上。”[2]
如 2014 年 6 月 23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12 个部门将深圳等 80 个城市列为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中央财政安排部分启动资金予以支持，同时国家还将根据建设成效以后补助方式给予支持。这就在根本上回答了要不要建的问题，同时也为如何建作出了必要的指引。由于政策红利刺激和消费社会的巨大需求，在“十三五”期间，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在整体上有可能不遵守“经济新常态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的普遍规律，而是扮演一种逆势上扬、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角色。
二、我国智慧城市新常态的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
2014 年 5 月，***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适应新常态的观点。同年 11 月 9 日，***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主旨演讲，将“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概括为三大特点： 在速度上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在结构上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在发展动力上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一方面，新常态是认识我国基本国情和把握发展主流的核心范畴和解释框架，智慧城市当然亦概莫能外。但另一方面，由于“中高速”中“有升有降”,“结构优化”中“有难有易”,“创新驱动”中“有成有败”,所以比洞悉、遵循新常态总体规律更重要的是： 如何明确、把握智慧城市自身在新常态中的得失和损益，是确立战略目标、形成战略路径的大前提。
从智慧城市的建设现状和趋势看，我们认为其新常态将呈现出三大基本特点。
一是“在较多起伏变化中保持相对高水平增长”.在经济“中高速增长”成为新常态的背景下，智慧城市建设将不断受到“下行”和“降温”的压力和考验，直接影响规划实施、项目建设、投融资等方面，并引发较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但在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加速融合的大背景下，智慧城市建设的降温、减速和动荡是相对的，而保持较高发展速度的基本态势是绝对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是来自市场的巨大消费需求。从宏观上看，“十二五”以来，我国三百余城市建设智慧城市的直接投资合计超过 3 000 亿元，预计未来还有可能带来 2 万亿的产业机会。从微观上看，有预测表明，未来 5 年，我国的电脑等数字化机器将由目前的 60 亿台上升到 400亿台。[3]
这是尽管智慧城市建设成本增高、盈利模式并不清晰，但仍有越来越多的信息通讯企业义无反顾投身其中的主要原因。其次是出自政府城市治理服务的需要。在大数据时代，要想管理和调控人口、经济、社交活动越来越密集频繁的城市，必须借助信息通信、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及产业，很多城市已经启动的智慧交通、智慧农业、智慧水务、智慧医疗、智慧城管、智慧政务等，也不可能因为遇到障碍和困难就半途而废。但由于区域经济和城市发展水平的差异，既不排除在某些阶段和区域出现持续向好的局面，也不排除在另一些区域和阶段出现暴涨暴跌的情况。由此可知，由于政府和市场存在着交互需求，所以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仍会有很大空间。同时，由于在总体上已进入“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犬牙交错”的状态，所以，未来一段时期的智慧城市建设将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局面和生态。
二是“结构性调整难以避免，但绝非朝夕可成”.和1995 年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中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样，智慧城市建设也面临着“如何实现精明增长”的转折关口。由于过去“铺摊子、上项目、占山头”的做法，智慧城市的结构性和生态性问题已经浮出水面。（ 1） 在智慧城市和城市之间，信息化建设（ 如数字城市、信息化管理等） 主要由信息技术企业主导，片面追求高技术应用或推销企业产品，使信息化基础设施与城市其他板块和功能严重脱节，偏离了城市总体战略目标。“虽有利器，无所用之。”（ 2） 在智慧城市内部，缺乏顶层设计规划，部门各自为战，企业多头并进。此外，信息“孤岛”和“碎片化”问题日益严重，如同外表华丽但并不宜居的大都市，“成本很高，获得感很差”.（ 3） 在智慧产业技术系统，缺乏兼容物联网、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和 3S 等关键技术以及能够满足多种需求、实现多种功能的集成化主平台，无法适应大数据时代进行跨部门合作处理复杂、多样化数据的需要，“局部亮点很多，整体乏善可陈”.（ 4） 在信息公共服务领域，主要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供给导向型模式，对市民的需求考虑不多。相关信息化工程也主要是为了方便政府部门的办公和业务，较少基于市民和企业的角度进行规划和布局。一些样板工程往往成为“中看不中用”的摆设。如同城市改造和重建，在“城市大跃进”背景下出现这些结构性和生态性问题很容易，但在日益复杂的城市建成环境中，要实施改造和重建非常麻烦，成本高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