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广大农村地区都在迫切地寻找通往现代化的通道，改善现有的生活条件和生活状况，建立新的生活秩序。
农村社区建设成为新经济生活秩序的优选策略。由于经济发展的梯度差异，社区建设也呈现梯度特征：东部农村社区建设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在中西部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政策以及农民自身素质等处于劣势地位，农村社区不发达，农村社区建设才刚刚起步，出现了一种有别于学界定义的社区形态———“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
一、“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面貌呈现
对“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内涵探索需要同传统农村社区做一定的区分。关于传统的农村社区，费孝通认为，农村社区是礼治秩序，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及熟人社会；无为政治，基层社会结构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1]。徐勇认为农村社区是一种社会生活共同体，是通过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不断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生活需要，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以此建构人们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形成现代社会生活共同体[2]。李学斌认为，农村社区是一个功能和情感共同体，因此农村社区的建设应着重强调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建设，其长远目的是为了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城乡融合[3]。项继权教授认为，农村社区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基于共同的利益需求、密切的交往而形成的具有较强认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4]。以上学者们从农村社区的地域状态、功能等方面展示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经济生活共同体。而中国西部的农村社区由于地域阶梯式发展差异，以及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因素，其面貌与学者们所述的农村社区有一定差异，其发展相对滞后，在传统农村与现代社会的变迁中表现出另一种形态。
其一，在地域上，“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就是以建制乡镇为依托，农民迁弃原来生活的偏远区域，选择集中居住在建制乡镇或临近建制乡镇的地区，形成了自发式迁移聚居的社区。其二，在从成员构成结构上，在“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中，居民主要是来自不同的村庄，或是来自不同的基层生产单位的农民。
其三，在经济生产方式上，居民以农业为主、兼业为辅。也有部分脱离农业成为城乡服务业的服务者，如从事副食零售、批发行业、餐饮等等。其四，在居民交往方式上，“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居民一方面遵循具有“差序格局”的传统社会交往方式，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现代性特征。如交往中出现了具有契约社会中的功利性，契约、合同等经常存在。其五，在文化价值情感上，“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中的居民没有形成统一的价值情感。由于生活空间差异，彼此并不熟识，居民的聚合是团状、块状的，小团体的价值观单一，容易受到其他小团体价值情感的冲击，甚至解体重组。
小团体有共同的习俗和文化以及价值观，遵循共同的社会规范，但同时在现代气质的冲击下不断现代化，渐渐呈现出两种气质兼具的“双重人格”。
基于以上描述，“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是一种介于传统乡村聚居形态和现代社区聚居形态之间的一种自发式的聚居经济生活共同体，是一种过渡形态的社区。在这里，人们既团状聚集也团状分离。团体之间以及团体内部都呈现出不稳定性、易碎性，社区内部没有统一的价值情感、集体意识。社区居民没有脱离传统的经济生产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但又与现代生产生活方式有着一定的联系，流动性、摆动性成为经济生活方式的典型特征。
因此，“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实际上是在各种条件受限而衍生的一种不健全的社区。
二、“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是如何形成的
“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能够在中西部地区的落后农村区域存在，有其必然性。为此，我们必须清楚两点：一是农民为何而聚，二是农民何以能聚。为何而聚是指农民迁移的动因，何以能聚是农民在“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为何能够停留。早在1938年，赫伯格提出了“推力—拉力理论”,认为人口迁移是迁出地的推力和和迁入地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5]。
推力是来自于人口迁出地内部的不适，而拉力则是来自迁入地的吸引。“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形成过程也必然与这两股力量密切相关。
（一）为何而聚———推力
首先，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成为聚集的起点。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转移问题为整个社会关注。学术界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流向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一是就近转移，一是异地转移。就近转移主要是指劳动力就近转移到附近的城镇中去，既可照顾农业生产活动，又可寻找兼业的机会，创造一定的经济收益。从“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农民的聚集区域来看，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他们往往选择就近转移到城镇附近。小城镇的相对优势一定程度上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空间和机会。这成为“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居民聚集诱因的起点。
其次，农村社会变迁致使农村生活空间“过疏化”成为理论基础。目前，发生人口过疏化的典型区域主要有经济比较落后的偏远农村地以及大中城市的远郊。从局部来看，中国山区农村人口疏化的趋势更为明显[6]。农村生活空间的过疏化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乡村的人口流失拉大了村民的交往距离，对于村庄的互助系统产生巨大影响。村民在应对自然灾害、保障财产和生命的安全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中西部偏远农村多依山而建，洪涝灾害、滑坡、泥石流、干旱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村庄缺乏青壮年劳动力及时应对灾害，而村民互助困难、农村生活空间的过疏化使得农民在应对这些问题时面临极大的生存压力和思想压力。此外，农村生活空间过疏化还导致村庄服务体系瓦解，如农村小学破产，农村医疗不便利等。
再次，“乡村精英”的带动作用成为农民的迁移助推器。帕累托认为，精英是指那些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里取得了突出成就和冒尖的人[7]。即乡村精英是那些在乡村社会中由于其“灵活的头脑”，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运作方面能力凸显，在乡村经济活动中获得了优先权和明显的优势地位，进而在一些领域起着示范和带动作用的人。中西部农村地区中首期离乡的“头脑灵活”的农民在农业生产中获得了大量的资本积累，或在非农产业中，如外出务工后得到较多的经济收入后选择迁移出去。他们离开土地后和村庄后，在建制镇或者中小城镇购买房屋，改善了生活条件。这在很大程度上燃起了落后贫穷地区农民改变生活环境的激情，为农民转移到新的生活区域起了示范带动作用。
最后，农民现实需求成为直接动因。从农民的现实需求来看，主要有家庭结构的变迁，如子女组建新家庭所需要的条件；良好教育资源的趋向，如第三代孩子的教育；对医疗条件的趋向，如较好的医疗条件保健养老等。现实性需求是农民迁移到新的地区的最直接动因。
（二）何以能聚———拉力
农民从乡村迁出，为何能够聚集在“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这个特殊的地带，这就需要突出“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特有优势。
首先，“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更加接近优质资源中心。从农民迁移的动因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农民迁移实际上表现出的是对优质资源的趋向性。具体而言，从基础设施来看，“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所在地区更加接近城镇地区。城镇地区具有的聚合程度较高、资源价值较高、可利用度较高的公共资源，能够农民迁移的现实需求。就教育来看，“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居民利用地区优势能够更加接近良好的教育资源，满足子女教育和隔代教育的需求。从医疗条件来看，无论从医疗水平和医疗人员素质来说，城镇的医疗水平都是农村无法比拟的。尤其是在我国快速老龄化的今天，农民对良好的医疗资源需求迫切。从工作机会来看，农民在农业生产之外，还可以在城镇中获得兼业的机会，如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即指在建筑工地上的给专业人员打下手的非技术人员）。
其次，居民在“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能获得一定的价值认同感。虽然前面认为，“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价值情感呈现出小团体化、易碎性、不稳定性，但相较于疏化的乡村生活空间，这种小团体情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迁移紧张、孤独困境，为农民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带来了便利，也加速了农民对新地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相对于城镇的较为现代的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农民更易于接受“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价值情感和生活空间。
再次，“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与农村的经济生活距离较短。齐美尔指出，“距离”是人与人以及人与物之间的一种关系，“距离”的实质在于它创造了一种主客关系，“距离”是自我与周遭环境的一种关系[8]。借助这一概念，我认为，在“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与农村之间存在着一种经济生活距离，它是农民从工作场所到居住地的实际里程以及农民自身的生产技能和心理认同的综合距离。从前述我们发现，居住在“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农民的经济生活方式以农业为主。迁出地———农村成为他们经济生活的主要地域而存在，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是农村硬化道路的建设，为农民借助于现代的交通工具和生产工具实现传统的经济生产方式创造了便利。此外，农民娴熟的农业生产技术不会因为地域性的迁移而消亡，农民对待农业生产的心态没有发生改变。因此，从这些层面上看，我认为，“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与农村的经济生活距离没有因为农民自身的迁移而拉长，相反距离还是较短的。它使农民实现“摆动式”的生产生活方式成为可能。
最后，“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居民难以接受城镇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成本。从“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居民构成结构上，我们不难发现，农民成为居住主体，其生活方式、作息时间、休闲方式等都是传统的农村样式，带有浓厚的乡土色彩。这与城镇的较为现代化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难以契合。正如我在鄂北走访时，有居民说：“什么都要钱。水电，煤气，垃圾处理等等都要钱。白天到处是灰，穿不到个干净的衣裳。晚上好晚，车的声音轰轰响，难以入睡。个人都待在自己的屋子里，对门的人是哪个都不认得，人情味淡了不少，怀念乡村的那些熟人……”而“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相对自由的、低生活成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成本是农民所能接受的。
综上不难看出，“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成因是农民个体因现实因素发展需要而做出的自发式选择，是来自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村较差的生存和发展资源与城镇边缘的较优质的生存生活资源的巨大差别，促使农民在此聚集，而形成了具有过渡形态的经济生活共同体。
三、对“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发展前景的思考
“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存在于我国中西部偏远不发达地区的城乡结合部，存在着许多同农村社区相似的问题。如基础设施不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社区管理体制缺失、文化教育实践活动缺乏，等等。“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是一种过渡形态的社区，从长远来看，其发展必然面临着转型的问题，即过渡为现代意义上的社区。由于其与农村社区有许多相似，在“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发展道路上，新型农村社区成为“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转型的不二之选。
1.设立专项财政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在中西部的偏远农村地区，要实现社区的转型，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要政府财政的支持。长期以来的中西部资源分配不均，加上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当地政府在推动社区建设，实现社区转型方面显得力不从心，民间组织亦缺乏相应的实力和动机。作为一项涉及基本民生的惠民工程必然需要国家财政给予资金上的支持。国家拨出专款，设立专门的账户资金，专款专用，专门用于欠发达地区农村社区各方面建设，着重用于基础教育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9]。只有这样才能够发挥财政资金的效力，迅速改善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2.有针对性提供公共服务。在“迁弃聚集”
式乡村社区的建设和未来的转型中，政府要根据各社区的群众需求，引导计生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法律咨询、科技培训等基本公共服务进入农村社区，建立健全有效覆盖、有序参与的农村基层公共服务网络，逐步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3.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提高服务管理水平
社区组织建设的完善程度与否直接关系社区的管理服务水平。加强社区组织建设涉及组织制度建设、组织管理人员素质提高。为此，需要加强“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党组织建设，完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对党组织人员和社区服务人员加强培训，提升综合素质和服务意识；加强社区管理理论培训，使社区组织管理更加科学。
4.开展文化教育实践，提高农民综合素质
第一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因此，要想解决农民的生存问题，就应该增加其在城镇中寻找工作的竞争力，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生活的适应能力。第二要提高居民的社区主人翁意识，培养社区责任感和认同感。如开展法律教育活动、治安管理宣传活动等，增加农民对社区管理的认识，提高自身责任意识；开展互帮互助活动增加居民彼此的亲近感，拉近社区居民的距离，培养社区的集体意识，增加归属感。
5.营造良好的社区环境，建立人才引进机制
“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技术人才的支持。“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建设需要大量的精英人才的投入。为此，需要社区和政府共同携手，打造引进人才的优良环境和发展平台，鼓励本地精英回乡参加建设，引进人才为“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建设服务。如在政策上给予便利，鼓励发家致富的农民回乡投资，开办企业，拉动经济的发展；鼓励大学生回乡当村官，为其提供较好的社会保障和生活保障，使其为乡村建设出力等。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徐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江汉论坛，2007（4）.
[3]李学斌.城乡社区的比较.中国民政，2008（5）.
[4]项继权.论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范围与边界.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9（7）.
[5]贺文华.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现代化农业发展研究———基于农业经营体制变迁的视角.新疆农垦经济，2013（9）.
[6]郭占峰，王勇.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过疏化状况的实证分析———以陕西水村和山西南村为例.中国农村研究（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7]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修订本）.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8]齐美尔.陈戎女译.货币哲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9]贺明银.浅析欠发达地区农村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