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大城市人口增长过快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外来人口过快增长一方面优化了城市人口结构，提高了城市发展动力，另一方面也对有限的城市资源带来了压力。对外来人口居住分布的空间结构与产业空间布局的关系进行研究，有利于促进城市的持续发展。本文利用上海市人口普查和历年统计数据，分析外来人口居住的空间分布与产业结构适应性之间的关系。
二 文献综述
关于居住空间结构及居住分异的研究，一般是从地理学的角度分析城市居住区空间结构的发展及特征，并以不同类型住房的区域分布为主要对象。
廖邦固、徐建刚、梅安新从居住用地类型的视角分析了上海中心城区居住空间分异的变化以及不同时期居住用地空间分异结构的演进，认为直接原因是新式住宅的建设和旧城改造，深层次原因则是土地使用制度的变迁和城市空间组织模式的转变［1］。李志刚、吴缚龙采用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库中居民委员会尺度的数据，利用因子生态分析认为上海存在 6 类社区，分别为计划经济时代建设的工人居住区、外来人口集中居住区、白领集中居住区、农民居住区、新建普通住宅居住区、离退休人员集中居住区［2］。耿慧志、沈丹凤通过“五普”数据分析，认为 2005 年外环线向外 10 公里左右的范围内是外来人口分布最集中的地域，内环线以内的城市核心地域以及城市最外围地域外来人口数量较少。
孙斌栋、吴雅菲采用住宅租赁价格数据，对上海外环线以内地区的居住空间分异进行了分析和计算，认为以经济状况为标杆的居住空间分异在上海已初现端倪，贫富两个阶层的居住隔离显着［3］。这类研究从住房类型、收入等方面研究了居住分异现象，但较少和就业联系起来。
关于产业与外来人口的关系研究，强调人口再分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内容，并强调国内人口迁移不仅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原因［4］。林文生运用上海的宏观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上海第二产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自身，第三产业的发展对第二产业只有短暂的促进作用，外来人口和城镇化对第二产业有短期的间接推动作用和长期的直接负面影响［5］。
刘乃全、孙海鸣通过上海人口普查的全市数据分析，认为外部劳动力大量流入会带来产业“滞移”问题，外来劳动力流入带来的对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替代效应十分明显，应通过郊区工业化促进上海产业及市区失业人口与外来劳动力向郊区转移［6］。马永春分析了江苏的宏观数据，认为产业结构的演进促进了就业结构的变动，而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双重变动对人口流动起到了巨大的拉动作用，反过来人口流动却不是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原因［7］。李超、张红宇、卢健认为，北京市人口调控要强化政府的政策导向作用，以产业结构升级为契机，通过优化产业发展布局带动人口结构优化［8］。该类研究较少从一个城市不同区域的人口与产业结构进行分析。
关于外来人口住房政策的研究。董昕系统梳理了 1978 － 2012 年的中国农民工住房政策，总结了政策实践中的五大典型模式，并对中国已有的农民工住房政策进行了评价，认为农民工住房政策从无到有是一种进步，但缺乏长期目标和城乡统筹的整体构想; 政策没有基本法律作为保障，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解决方式与现行土地政策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 政府住房保障的范围、标准、方式等适度性问题有待于合理规范; 责任主体不明确，住房保障资金来源不稳定，政策的执行难度大［9］。
三 上海外来人口现状及就业特征
1． 上海外来人口已成为上海就业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外来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1978 年外来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的比例仅为0. 5% ，1990 年为 3． 8% ，2000 年为 17． 8% ，而到2012 年已达到 40． 1% 。同时，外来人口已成为城市新增就业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据“六普”数据，上海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外来常住人口增长，2000年到 2010 年，上海人口增量中的 89． 5% 来自外省市，全市外来就业人口已占到全市总就业人口的53% 。
2． 外来人口呈现居住与就业分异的特征
外来人口来沪就业和居住呈现出分异的特征。首先是职业特征上的分异，一类是知识分子和白领为主的职业群体，从事管理岗位或高端第三产业; 另一类是“蓝领”工人，主要从事第二产业或低端第三产业。其次是居住和就业空间的分异，这类分异又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市中心区的居住小区分化，其中人口密度较大、居住条件较差的小区或一些以“群租”为主的商品房小区聚集了较多的以商业、餐饮和其他生活服务业为主要职业的“蓝领”外来人口，而浦东、虹桥、徐汇、五角场等商务、科教文化小区则主要居住着以高文化水平和“白领”外来人口为主的人群; 另一种是郊区的居住地分化，郊区的“白领”主要集聚在城镇地区，呈现多核心分布状态，而“蓝领”则随着企业的分布呈现广泛分布特征。
3． 外来人口呈现以“租赁”居住为主的特征
外来人口呈现“家庭化”、“常住化”趋势，外来常住人口以家庭关系生活居住的比重已达到77. 5% ，形成以房屋租赁为主导方式、城郊结合部为区位选择的居住模式，其中租赁住房的比例达到80% ，能够真正“购买商品房 ”的外来人口仅为5. 5% 。
4． 外来人口仍以低端产业就业为主，但有提升趋势
由于受教育程度、劳动技能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后绝大多数只能在普通劳动力市场找到工作，从事的大多是较为艰苦的岗位，主要集中在二、三产业，以制造加工、建筑施工、运输操作、商业服务、餐饮服务、居民生活服务业等为主。从15 岁及以上外来就业人口的职业构成来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分别占外来就业人口的 44. 7%和 34%，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中又以生产制造加工、运输设备操作和建筑施工人员为主，分别占 28． 7%、5． 5%和 4． 1%。
外来常住人口的职业构成已经出现向技术型移动的迹象，其中各类专业人员比重为 8． 3%，与“五普”的 3． 2%相比，上升了 5． 1 个百分点; 从事农林牧渔业的比重为 2． 2%，与“五普”的 7． 9% 相比，下降了 5． 7 个百分点。外来人口中从事高端职业的比重在增加，从事低端职业的比重在降低［10］。
5． 上海产业结构演进的总体情况
上海的产业结构呈现出不断优化的趋势，第二产业占比从1978 年的77． 4%，到2000 年和2012 年分别下降到 46． 3%和 39． 0%，而第三产业占比则从1978 年的 18． 6% ，上升到 2000 年和 2012 年的52. 1% 和 60． 4% 。第三产业占比的增加虽然从总体上说明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但并不一定意味着产业结构的优化，上海要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要看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情况。从近十年上海第三产业的增长来看，具体行业比例上升较多的是批发与零售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分别从 2001 年的 10． 7% 和 2． 6% 上升到2012 年的 16． 3% 和 5． 3% ，而作为第三产业高端业态的金融业同期从 10． 2% 增长到 12． 1%，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 3． 4% 增长到 4． 6%，增长速度缓慢。
四 人口导入与就业匹配的理论分析
1． 产业与人口空间匹配的一般模式
人口流动的原因主要有就业机会、实际工资差异、居住环境和生活成本等。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是一个长期趋势，流入地以大城市为主，但在大城市中，由于存在郊区和中心区等多种产业区域，人口流入会在同一城市呈现出分异的特征。从外来人口的居住与就业结构看，可分别从居住区域结构、就业区域结构和区域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在区域产业结构与人口结构的关系上，表现为两种模式: 一是产业结构主导模式，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就业结构的变化，从而带来人口结构、人口居住结构的变化。其假设是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化由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而就业人口根据自己能找到的工作来选择就业地和居住地; 二是人口资源主导模式，一个地区什么产业发展较快，形成什么样的产业优势，取决于当地的人力资源禀赋。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原常住人口的教育、职业技能将对本地产业结构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另外，如果一个区域形成了某类外来人口的集聚区，则适合该类外来人口就业的产业会形成比较成本优势，得到较快发展，这种情况下也是人口结构决定产业结构。
一个地区就业结构与人口居住结构究竟哪个是主导，关键看常住人口的流动性，如果一个区域人口的流动性较大，则可能更多地是受产业自身发展的调节。如一个地区以外来人口为主，且以不准备长期定居的外来人口为主，那么该地区主要是产业结构决定就业人口，是产业带来人口的变化。但如果人口资源的流动性较小，如受住房等条件制约，那么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将可能更多地受制于人口结构的变化。
从影响外来人口集聚的情况看，可能有相应的两种趋势，有较高就业技能的外来人口会较多地流入产业主导区，而就业技能较差的外来人口可能首先选择适合的居住地，成为当地的常住外来人口，进而影响到当地产业的发展，具体传导机制如图1 所示。
2． 上海产业与外来人口匹配模式
从上海的实际情况看，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外来人口的增长密不可分，存在三种具体情况。第一种是产业主导，如浦东陆家嘴区域主要发展金融业，形成金融业人口的集聚。第二种是外来人口主导，如在近郊区许多外来人口以家庭为单位长期居住，一般不易迁移，这部分地区可能形成人口居住结构制约产业结构的情况。第三种是不确定关系，即该区域无论是人口还是产业都没有太明显的优势，不会呈现出产业主导还是人口主导的特征。
上海适合外来人口居住的区域，一般都是住房较多且租金不高的区域，多表现为近郊区。而产业结构特征有优势的区域，则多是市中心区，已形成了较稳定的产业结构，只能是适合产业需求的人口流入。
从近年外来人口的居住地看，以近郊区外来人口流入最多( 表 1) ，这些地区的产业很可能受人口结构特征的影响比较大。
从具体的区县看，以浦东、闵行、宝山、松江、嘉定等区增长最快，而远郊区和中心区增长较慢，如图2 所示。
五 实证模型与数据
为了检验上海不同区域外来人口流入与产业结构的传导关系，利用上海 17 个区县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实证所用数据来自上海历年统计年鉴，时间为2005 到 2012 年。期间，上海经历了相应的区县调整，2009 年南汇区并入浦东新区，2011 年黄浦区与卢湾区合并成新的黄浦区，为了保持一致性，将行政区域调整前的数据进行了相应的合并。鉴于数据的可得性，使用各区县的工业产值表示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主要验证外来人口、住房可得性、原有产业基础( 如厂房) 与不同区域的工业产值情况。数据的描述性分析如表 2 所示。
运用的实证模型为:
其中，工业厂房数量( factory) 代表工业生产的基础资源，也表示产业结构原有的基础，在产业主导的区域，其应该对工业产出有正向影响。外来人口数量( fpeople) 在人口主导的区域，其应该对工业产出有正向影响。住房数量( housing) 表示了住房的可得性，如果一个地区的住房可得性较高，那么缺乏技能的外来人口可能流入较多，这样就容易形成人口主导产业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住房可能会对工业产值产生正向影响。区域人口总数( people) 作为控制变量，表示一个区域的规模，理论上应与工业产出正相关。
为了进一步检验住房、产业基础对外来人口导入的影响，选用住房与非居住房屋的数量进行考察。其中住房数量代表住房的可得性，非居住房屋数量包括厂房、办公楼、商场店铺等，表示可供就业的空间基础，同时加入了工业就业人口作为就业可能性，来分析不同区域外来人口导入的情况。运用的实证模型为:
其中，住房( housing) 理论上应与外来人口正相关，因为住房的可得性高、居住成本低容易吸引外来人口流入，但在产业主导的区域可能相关性不高，因为产业主导的区域对有相关技能的产业工人工资报酬高，相应的会带来住房成本高，使没有技能的外来人口流入比较困难。非居住房屋( nonhousing) 理论上对外来人口的影响应该是正相关的，因为非居住房屋越多，就业空间越大。工业产业就业人口( worker) 表示工业生产为外来人口提供的就业空间，理论上在住房可得性较高的地区应有正向影响。在实证过程中，对所有变量取对数。
六 实证分析
分别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式( 1)和式( 2) 进行估计，在模型的选取上，使用 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认为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适。
首先，对式( 1) 进行回归分析，以检验工业产值与已有产业基础、人口和住房的关系，结果如表3 所示。
从全市数据的回归分析看，常住人口、住房和厂房对工业产值有显着影响，由于有常住人口这一控制变量，所以从全市水平看，外来人口的影响并不显着。
从中心城区的回归情况看，厂房和人口对工业产值有较显着的影响，而住房的影响则不显着，这说明在中心城区住房的可得性较差，工业产出主要受已有人口和工业设施的影响。这一区域决定产业特征的主要因素是产业的基础设施，是较典型的产业主导型区域。
从近郊区的回归分析看，只有住房的影响非常显着，人口和厂房的影响不显着，说明在近郊区由于住房的可得性高，相应的生活设施比较完备，容易吸引外来人口，这一区域属于无技术优势人口的重点流入区，其产业结构受人口结构的影响比较显着。
从远郊区的回归分析看，外来人口的影响非常显着，常住人口和住房的影响也比较显着，而厂房的影响不显着。说明在远郊区，土地、厂房等工业基础设施不稀缺，而由于距中心城区较远，工业产值更多的受人口增长情况和住房可得性的影响。这一区域是典型的人口结构主导型区域。
其次，对式( 2) 进行回归分析，以检验住房、产业基础对外来人口居住选择的影响，结果如表4 所示。
从全市数据的回归情况看，住房、非居住房屋和工业就业人口对外来人口的增加有显着影响，说明从总体上，区域内的住房可得性和就业空间是外来人口流入的重要因素。
从中心城区的回归情况看，住房和工业就业人口仍有较显着的影响，但非居住房屋的影响不显着，说明在中心城区，外来人口数量的增加更多地取决于住房的可得性，同时工业作为外来人口重要的就业行业对外来人口的数量也有较显着的影响。
从近郊区的回归情况看，仅住房对外来人口增长的影响非常显着，其它因素则不显着，说明外来人口聚集在近郊区，主要原因是住房的可得性。
从远郊区的回归情况看，也仍然只有住房的影响比较显着，同样说明外来人口的流入主要受住房可得性的影响。
七 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上海外来人口是上海工业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呈现出区域差异。一是以中心城区为典型的产业主导型区域，这一区域外来人口的结构主要受产业结构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可以起到调控人口结构的作用。二是人口主导型产业区域，以远郊区为典型，人口的增长可以起到拉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但产业结构的优化明显受到人口结构的制约。三是产业与人口互动的区域，比较难以分辨产业与人口的主导作用，以近郊区为典型，一方面这一区域容易成为外来人口的集聚区，另一方面，这一区域的产业结构也会影响到外来人口的分布选择。
第二，总体上住房的可得性是影响外来人口区域分布的重要因素，但二者的关系也呈现出区域差异。在中心城区更多的是就业选择带动居住选择，外来人口的居住选择是被动的。而在近郊区和远郊区，住房的可得性起主导作用，较多的外来人口首先选择居住空间，然后在该区域就业，并形成该区域的人力资源比较优势。
第三，住房政策与居住管理可以同产业、人口结构优化相结合。从大城市合理控制人口数量过快增长到人口结构优化，从产业结构优化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些城市管理目标来看，外来人口居住空间的选择既可以是一个结果，也可以是一个原因，或者仅是一个表现形式，所以要根据不同区域的特征实施差异化的调控措施。在中心城区，应着力以产业结构优化为主，通过对重点产业的土地、金融等支持，促进中心城区产业升级。同时，住房的供应也可与之配合，从而进一步引导人口结构优化。住房政策应着重于住房租赁市场的管理，如规范“群租”行为，减少低端外来人口居住的“城中村”等，以避免中心城区的“衰落”。在近郊区，一方面要通过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要辅以住房政策，如通过将公共租赁住房定向供给需要扶持的产业园区，或支持相应的企业自建单位租赁住房，等等，通过提高住房的可得性，吸引符合产业发展的外来人口流入。在远郊区，要重点做好人口的调控工作。一方面未来一段时期内，远郊区仍是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向城市流入的主要空间，另一方面，外来人口的无序流入也会影响该地区的产业发展。如果大量外来人口租住在农民住房中，其基础设施差、安全措施不足等也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所以既要制定农民租赁住房的管理办法，也要进一步完善集体建设用地建设公共租赁住房的办法等系列规章制度，为外来人口流入提供合适的住房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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