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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健康心态培育的政府职责探究
【引言】新时期农民工良好心态构建政府责任探析引言
【第一章】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情况
【第二章】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不良的主要表现
【第三章】政府在新生代农民工心态塑造中的责任缺失
【第四章】新生代农民工良好社会心态塑造的政府责任分析
【结语/参考文献】政府塑造农民工正确心态的责任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四、新生代农民工良好社会心态塑造的政府责任分析
尽管自 2006 年 3 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出台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人数众多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良社会心态仍较为普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具有成长性和较强的可塑性，他们会在较长的一个事情内以群体的形式生存、生长和发挥作用。
调适其不良心态、改善其现实处境，需要及时有效准确地把握该群体的实际需求及期望。在此基础上，党和政府作为全社会主要资源的掌握者和分配者，应充分履行职责，承担主要责任。
本次调查中，笔者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社会心态现状进行了解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方式，有目的地对该群体的需求和对政府的期望进行了调查，共有 200 余名新生代农民工提出了比较具体的需求和期望。根据对所获问卷资料与访谈资料的整理与归纳，结果显示，当前政府在塑造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良好社会心态过程中，需重点落实以下四项责任，即改善基本生活、保障正当权益、理顺城乡关系、加强自身建设。
（一）改善基本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生活需求主要包括进城务工后的就业、居住、饮食、闲暇等方面。基本生活状况涉及到人之作为人的基本尊严问题，基本生活的改善是塑造良好社会心态的基础。调查中，超过 30%的新生代农民工明确提出了希望政府进一步改善其基本生活的愿望，并将之列为该群体关心的首要问题。
1.消除就业歧视，实现稳定就业
就业是基本民生。维护就业市场机会平等，促进稳定就业，不仅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成长、有助于产业工人素质的整体提升，而且最终将促进我国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构建。
但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地方政府和市民的本位主义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产生了不小的负面效应，该群体容易因为农村户籍和外地人的标签而缺乏在城市就业的社会资本，工作岗位的可得性和稳定性较差。2012 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就业情况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短工化趋势明显，表现为工作持续时间短，工作流动性高。在访谈中，农民工 H 表示：
“地方保护太严重，很多待遇好的岗位都私下留给本地人。没有本地户口，我们干的都是最苦最累、待遇又差的活，所以很多人干不长，不得不两三个月就换工作。”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可得性和稳定性，从短期看是一个产业发展问题，从长远看是一个社会和谐问题。消除就业歧视，增强该群体就业的稳定性，将有利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于企业和城市的归属感，并在一定程度缓解该群体漂泊不定、弱势无依的心理压力。政府相关部门应出台相关政策法规，调整二元就业市场，将就业与户籍脱钩，避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因户籍而在就业过程中遭受歧视，让城市成为他们可以安心工作的地方。
2.保障食宿、闲暇等基本生存需要
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事关劳动者的个体尊严。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务工与生活，其中最基本的三项生存需要是居住、饮食和休息。
调查中，笔者采用量表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食宿、闲暇等方面的满意程度进行了测量，并将得分转化为百分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居住、饮食、休息这三项的满意度均低于 60 分（见表 10）。该群体普遍反映居住环境欠佳、饮食状况不良以及加班频繁、休息娱乐有限等问题，希望政府相关部门能加大对用工单位的督促、监督和检查。
其中，不少农民工表达了他们的心声：
“国家应监督企业严格执行《劳动法》，保证打工者有充分的休息时间。8 小时之外的加班，工人有自由选择权；对于加班的人，要按规定发加班工资。”
“十几个平方的工棚里住了 8 个人，条件又极其简陋。工地自办的食堂做菜不干净，饭菜品种少而且价格贵。希望国家的劳动保障与食品安全等部门定期对用工单位住宿条件、食品安全情况进行检查。”
基本生存需要缺乏满足与保障，不可避免地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底层认同倾向的产生，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应加强执法与监察力度，促使和监督用人单位遵守和执行相关法律与政策，提升用人单位有法不依、有令不止的成本与代价，切实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基本生存状况，为其社会心态的改善创造基础性条件。
（二）保障正当权益
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由来已久，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明显提高、维权意识普遍增强，因此，同父辈群体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于自身合法权益的要求更为强烈。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希望政府维护的权益主要有签订正式用工合同、取得合理劳动收益以及随迁适龄子女接受教育三个方面。
1.签订正式用工合同
正式用工合同的签订，是劳动者依法维权的重要条件。调查结果显示，500 名接受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与用工单位签订正规劳动合同的不足 20%,超过一半的人表示在外打工期间从未签订过劳动合同。随着自身维权意识的提高，多数调查对象均希望能够和就业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明确双方的权责关系。
“签正规合同很有必要，不然老板说要你就要你，说让你走你就得走，没有一点保障和安全感。”
“对长期在一个企业工作的民工，应建立劳动保险制度。否则，像我在车间里工作，灰尘多，时间长了得肺病是肯定的。企业要是以没签正式合同为借口开除我们，那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签订正式用工合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不仅仅是法律意义上确认劳资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更深远的意义是给予该群体工人身份的承认，使其获得身份归属、安全感和保障感。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正式劳动合同签订率较低，主要原因不是新生代农民工不愿签，而是多数用人单位出于节省成本的考虑，用各种理由不签或者延迟与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合同。针对这种现象，各级劳动行政部门应按照《劳动法》，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单位劳动合同签订情况的检查与监督，真正做到让新生代农民工用工有合同、就业有保障。
2.建立农民工工资保障及调整机制
工资水平较低，扣克、抵押工资以及不按时发放，是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反映的问题，超过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达了提高工资及保障工资准时发放的愿望。500名调查对象中，月收入在 1000 元以内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总数的 2.5%,月收入为1001-2000 元的占 25.6%,2001-3000 元的占 39.4%,3001-4000 元的占 19.6%,4001-5000元的占6.8%,5000元以上者占6.0%.统计结果显示，收入在1001-3000元范围内的共计占 65.0%,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收入约为 2710 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12 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月工资约为 3897 元。
①同城镇职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收入较低，生活较为拮据，多数人希望政府能够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工资。
“希望政府更加关注农民生活，希望对农民工的工资再有提高，希望给我们年轻人更多机会。相信有政府的支持、大家的努力，一定能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提高农民工的工资，让我们在城里有更好的生存环境，并且工资发放要及时，老板不能随意扣押工资。按时领到工资，我们干活时心里才能有底。”
劳有所得是每个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如果一个劳动者无法按时足额地获得其所应得的劳动收入，希望其拥有良好的社会心态是不可能的。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工资增长及保障机制，一方面要保证劳动者能够及实地获得与其劳动付出相匹配的收入；另一方面，建立农民工（含新生代农民工）最低工资制度及工资增长机制，避免用工单位利用过低的工资压榨工人。同时，相关劳动行政部门还应根据消费、通胀水平等实际情况，适时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工资年调整机制，保障他们的收入能够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这样一来，不仅有助于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而且有利于在思想层面上让他们感觉努力工作是有奔头、有希望的，增强他们在城市生活与工作的信心，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3.切实维护随迁子女异地接受教育的权利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测算，我国约有 1500 万农民工随迁子女，其中多数随迁子女是在 6-14 周岁之间。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农民工的主体，该群体的子女也将成为随迁子女的主体，他们当中的适龄儿童教育问题日益凸显。
教育在中国一直被赋予改变命运的意义，对于缺乏向上流动机会的农村居民而言，更成为“鱼越龙门”的不二选择。调查中笔者发现，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在接受教育方面，面临着教育机会、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不平等。随迁子女无法接受城市同龄群体相同的教育，不仅会引发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自身价值的贬低，更突出的问题是，子女成长机会的受限给新生代农民工带来巨大的焦虑和无助感。
多数已结婚生子且子女处于适学年龄的新生代农民工夫妇，出于对城市教育的亲睐以及避免与子女长年分离导致家庭教育缺失的考虑，倾向于选择让子女随自己进入城市就学。但这样一来，他们不得不面临的一大困境是，由于户籍及教育资源分配的原因，子女要么无法在其工作地入读正规公办院校，要么需缴纳不菲的借读费或赞助费才可入读。这对于收入有限且就业稳定性不足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来说，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调查过程中，几乎所有已结婚生子且子女随迁的新生代农民工均表示，希望政府能加快解决随迁子女就地入学和参加升学考试的问题。
“国家政策应更多考虑到外地打工者，能给予外地孩子同本地孩子接受同等教育的权利，因为国家的未来也与流动儿童的未来有关系。”
对于随父母居住在打工地的适龄儿童，政府相关部门应尝试逐步改革根据户籍就近入学的政策，降低或取消异地入学高昂的解读费、赞助费等，进一步落实2001 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中提出的“两为主”原则，即随迁子女教育以流入地政府负责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接收为主。在此基础之上，整合公共资源，多措并举地扩大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入学的渠道，积极扶持和规范农民工子弟学校，发挥其弥补公办学校资源有限的问题，确保流动儿童接受同等质量教育的权利。
（三）理顺城乡关系
当前，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群体财富分配不均衡的现象十分明显，新生代农民工经历从农村进入城市、从经济欠发达地区进入经济较发达地区，因此，对于城乡差异、贫富差距感受十分强烈。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弱势群体心态、被剥夺心态。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迫切希望政府在统筹城乡发展、加大对农村扶持、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有更大的作为。
1.加大农村投入，避免畸形发展
调查发现，尽管多数被调查者喜欢城市生活、希望能够成为城市人，但当问及“您觉得现在您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是，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仍认为自己是农村人。虽然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务农经历，较早就外出打工，但他们还是很务实地认识到，在现有的条件下，他们还不是城市人也很难真正成为城市人，并且他们最终的归宿可能未必是城市，而是乡村。在城市的“留不下”和乡村的“回不去”之间比较，留在城市的可能性更低。因此，基于对未来生活的考虑，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农村能够避免完全的凋零。
调查中，约五分之一的被访者希望“国家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改变家乡较为落后的经济面貌”.一位放弃在农村种地、前往广州打工的工人建议，“同城市相比，农村发展太落后了。农村的基础设施、生活环境同城里相比，简直就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在老家种地基本靠天收，很多人都不愿意留在农村了。如果国家不出台政策，让农民能安心在家里种地，那么农村发展就会更慢，和城里的差距会更大。”
因此，进一步出台惠农政策，加大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发展农村经济，保证一部分农民能够安心从事农业生产，尽可能地创造新生代农民工就近就业的机会，是现阶段各级政府亟需回应的新生代农民工内心诉求之一。这不仅有利于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过程中的安全感和公平感，也有助于其良好社会心态的形成。
2.正视并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践行社会主义本质，注重效率与公平并重，确保各阶层民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既是对当前弱势群体利益诉求的回应，也是党和政府的应尽之责和份内之事。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一方面，他们对于贫富差距的感受与其父辈群体相比更为明显；另一方面，他们对于贫富差距的耐受力又比其父辈群体低的多。
社会现实评价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宏观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的感受与评价。本次调查中，笔者采用 5 分量表的形式，选取社会状况、腐败现象、贫富差距等六项内容，来测量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现实的评价。评价采用正向计分方式，1 分为最低分，5 分为最高分。结果显示，在六项评价内容中，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贫富差距现状的认知最为负面，得分最低，详见表 11.
调查中，提及贫富差距情况是，多数受访者提出了抱怨，认为当前的贫富差距过于悬殊，并希望政府能够更加关注贫困地区、贫困人群，尽快采取有力措施缓解和缩小贫富差距。
“现在社会不太好，贫富差距太大了，富人越来越富，我们穷人越来越穷。”
“希望政府能伸出手帮助贫困的人，正确对待有的地方、有的人贫困，而另外一些地方、一些人又太富有的情况，帮助贫困的农村人实现安居乐业、人人平等的愿望，希望政府不要忘了我么这群穷人”.
“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在资源占有方面所具有的观念，较大的财富分配差距不可避免地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被剥夺和底层认同心态，而他们自身又很难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由此产生迷茫焦虑和无能为力心态，最终有可能出现“法外维权”“体制外维权” 的现象。因此，政府积极回应新生代农民工当前对消减贫富差距的呼声，具有十分重要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在经济层面，有助于促进共同富裕；在政治层面，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有鉴于此，政府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深化改革。首先，从宏观层面上看，国家应进一步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尽快形成更加合理的资源分配格局；其次，微观层面上，国家应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等收入较低群体的劳动所得，建立和完善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制度。
（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十八大明确提出，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调查发现，广大新生代农民工在政治权益方面的诉求，主要是希望政府能加强自身建设，力争充分履职、惩治腐败和提升基层公务员素质，与当前全党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高度契合。
1.政府充分履职，扶助底层弱势群体
政府具有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职能，其目标主要是通过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维护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权力，维持社会整体的稳定与和谐。由于每个社会成员先赋性和自致性条件的差异，各社会群体不可避免地分为不同社会阶层。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所应承担的就是合理调配资源，使社会分层趋向合理化，即充分发挥社会分层的激励作用，又不至于使任何一个社会成员合法权益受损，甚至无法生存。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 60%的被调查者认为自身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处于整体社会的中等偏下水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底层认同、弱势群体认同趋势明显。
在谈及对政府的期望时，有相当一部分人希望政府扮演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代表者的角色，维护社会公平，尤其是关注、关心、关爱身处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利益。
“我希望政府能尽量为穷人提供帮助，不要再让农民和城里的农民工受苦了。
希望政府能理解我们穷人的想法。”
“地方保护太严重，我们这些外地民工被认为是来抢本地人饭碗。本地人对我们不友好，遇到纠纷，当地的政府肯定帮当地人说话，根本没有人在乎我们的感受。”
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就业与生活，远离熟悉的环境和家庭社会资本聚集地，加之自身知识水平和技能的有限，在城市中又很难获得有效的支持和帮助，很容易沦为弱势群体，滋生不良社会心态。针对以上的困境，政府应更多关注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在管理和服务中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资源倾斜，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合理合法的权益，诸如就业权、休息权、社会保障权益等，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的关心，尽可能维护社会公平。
2.加强监管，大力惩治腐败
官员腐败是一种典型的有权者越轨行为。越轨行为是指违反社会主流行为规范和价值规范的举动。当前官员腐败频发，且信息传播速度加快，新生代农民工通过手机上网就能迅速接触相关负面信息。这种典型的有权者越轨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消极影响巨大，不仅增强了其对官员的不信任感和整体社会的不公平感，更引发了该群体对政府的疏远和质疑。
由上文表 11 可知，新生代农民工对腐败现象的负面认知度仅次于贫富差距状况，表明该群体对于官员腐败、有权者越轨等现象具有较低的容忍度。与新生代农民工日常接触较多的是社区基层工作人员。对于基层工作人员的越轨行为，很多人指出，“山高皇帝远，很多事情是中央触摸不到的”.
“希望上级政府加大对村委会、县乡政府的监督，让胡作非为的官员不能逍遥法外。”
“希望政府加大反腐力度，打击裙带关系，拆散利益链条，健全法律，规范执法，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
越轨行为未必是社会问题，只有当某一越轨行为发生频率较高且对社会造成持续性危害，才转化为社会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官员贪腐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当前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一问题尤其易引发弱势群体诸如新生代农民工的的反感与仇视。加强监督监管、严格按照党纪国法约束及查处官员，形成清正廉洁的官场风气，这不仅对调适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心态有益，更是从根本上建立健康和谐的官民关系，重塑政府公信力。
3.加大考核力度，提升基层工作人员素质
基层政府工作人员是与老百姓直接打交道的一支队伍，其形象与素质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民群众对于政府部门的印象和评价。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同基层政权及其工作人员接触较多，内容涉及计生、外出务工证件办理、失业登记等各个方面。调查中笔者了解到，有些基层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不作为与低素质，引起了基层群众较大的不满。
“为小孩上户口，前前后后我去了县里公安局 5 趟，每次不是说少了这个材料，就是说那个材料不合格，就不给一次说清楚。希望这些公务员能真正做到为我们老百姓服务，国家要加强对他们的考核力度，对不负责任的相关人员要及时处理。”
“虽说是政府，但是我们当地政府不办实事，上级的安排也不落实。镇政府大街从东到西一下雨就成了大河，大路没法走，小道又不通。当官的进出都是汽车，可老百姓根本没法走。像这种情况都已经很多年了，早就听说修路的钱拨下来了，可镇政府就是没动静。”
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虽说层级低，但却是国家各项政策法规的具体执行者和落实者，“上头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做法和素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国家及政府的看法及评价。调查过程中，对于基层政府及工作人员存在的问题，调查对象纷纷表示，希望上级政府进一步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加大对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监察和考核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