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长期以来，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始终是一个备受重视的问题。人们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也不得不强调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物质基础的自然资源。《辞海》中将“自然资源”描述成天然存在的（不包括人类加工制造的原材料）并有利用价值的自然物，如森林、矿藏、潮汐、阳光、气候、海洋等资源，是生产的原料来源和布局场所。如此一来，自然资源不仅仅有助于生产活动的创造并且给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也带来了重要作用。尽管如此，对于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究竟会带来什么后果呢？我们以二战时期为分界点，20 世纪 50年代之前的经济学理论大多数都是赞成正效应一说。学者们都认为，无论是劳动力还是自然资源都构成了一个地区的基本生产元素，为经济进步带来了正效应。所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资源贫乏经济体相比，资源丰裕经济体在资源富足时期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本积攒，也为其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在二战后我们注意到，不少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或地区往往经济发展比较缓慢甚至会出现滞后的状况。这种现象即所谓的“资源诅咒”。
二、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一）“资源诅咒”的涵义“资源诅咒”属于经济学的范畴，主要涉及和矿物资源密切关联的一系列经济社会现象。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着眼于“资源诅咒”概念的研讨，大多是从经济增长和发展两个视角来认定。（1）经济增长视角下的“资源诅咒”。Sachs（2001）给了“资源诅咒”这样一个涵义，即丰富的资源往往和经济发展缓慢息息相关；Coxhead（2006）强化了 Sachs 的定义，认为“资源诅咒”属于发展经济学的观点，是指因为无法行之有效地利用资源而产生的低效率发展或者是倒退。同在 2006 年，徐康宁等觉得“，资源诅咒”便是密集的自然资源不仅不是经济前进的动力相反却是经济增长的阻力。丁菊红等（2007）将“资源诅咒”更直接地定义成“：丰富的自然资源限制了经济的进步与发展。”（2）发展视角下的“资源诅咒”。赵奉军（2006）提到“，资源诅咒”就是说充裕的自然资源通常和一连串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局面相关联，例如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生态环境恶化、科学技术投资水平低等等，其中最突出的是经济发展步伐停滞不前。鲁金平（2009）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给了“资源诅咒”一个相对广义的涵义，将其定义为资源密集的国家或地区，因为太过于寄托自然资源而出现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经济发展缓慢等多重问题，因而没有响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二）“资源诅咒”的存在性研究 国内外不少专家学者都对“资源诅咒”这一现象的存在性作了探讨，同时借助于各种数学模型检验其存在的真实与否。从总体上来看，对待这一问题主要有三大见解。（1）“资源诅咒”存在论。该观念的代表学者是 Sachs and Warner（1995）研究结果表明，资源丰裕经济体的发展速度要滞后于资源贫乏经济体，并进一步得出了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的结论。接下来，Sachs and Warne（r2001）在之前建立的回归方程中增添了地理以及气候等其他控制变量，更深入的验证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丰度两者的关系，此前的负相关性再一次得到了验证。Gylfason 等（2001）也借助于实证分析得出，一个国家整体的教育机制和公民受教育程度与该国资源丰裕程度呈负相关，由于教育对经济发展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所以丰富的资源会经由妨碍一国的教育程度间接地阻碍经济进步。紧接着在 Torvik（2002）发现充裕的自然资源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放弃生产性的寻利活动，增加参加非生产性活动的人员比例，最终影响经济的发展与进步。Papyrakis and Gerlagh（2004）最先选取一个国家的某一区域内部为对象探讨“资源诅咒”现象的真实性，结果资源与经济之间的负相关性依然存在，也就是说一国内部区域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资源的“诅咒”。与此同时，另外一部分学者挑选出人均耕地数量（Wood and Berger,1997）、人均资源占有量（Stijns,2005）、资源租占 GDP 的比重（Hamilton,2003）这些指标进行分析，结果也证明了它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负向联系。国内研究由徐康宁、韩剑（2005）首开先河。他们以 1978 年为起点、2003 年为终点，以各截面成员的资源丰富程度作解释变量、年均 GDP 增长率作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并作散点图，看出各散点的形成图十分接近于一条从左上到右下的曲线，由此说明近 25 年来我国资源丰裕经济体的发展步伐要落后于资源贫乏经济体。紧接着，徐康宁、王剑（2006）增添了铁矿石资源这一元素，同时引入了采掘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大小这一指标重新构建方程，结果同样验证了“资源诅咒”这一现象。胡援成、肖德勇（2007）构造了一个同时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内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搜集了面板数据进行深入分析；他们发现我国省际层面的确出现了“资源诅咒”，并指出人力资本的投资规模对“资源诅咒”现象的存在与否有着重要的管束作用。邵帅、齐中英（2008）以西部地区为研究对象，利用 1991～2006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剖析了其能源勘探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和传导途径，得出的结论是能源勘探同样导致了“资源诅咒”的出现。
与此同时，陈仲常，章翔等（2008）以煤炭、石油以及天然气作为研究对象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从静态和动态两个不同的立场开展讨论，首次证明了“资源诅咒”假说在我国成立的客观性及区域性。（2）“资源诅咒”不存在论。有少部分学者反对“资源诅咒”的看法。
Habakkuk（1962）就指出美国拥有的富足的自然资源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何它在十九世纪的发展抢先于英国。Manzanoand以及 Rigobon（2001）也提出“，资源诅咒”的形成并不意味着是资源过于丰富造成的，而应该归咎于不健全的资本市场和经济体制。张贡生、李伯德（2010）认为“资源诅咒”假说有几点缺陷值得注意:第一，对自然资源丰裕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界定没有一个统一、合乎情理的标准；第二，对该假说的传导途径的探讨没有足够的信服力；第三，没有考虑各个不同地区自身的差异以及其他因素对经济进步的作用。徐林、黄念兵（2010）以时间及社会经济结构为立足点进行研究之后认为“：资源诅咒”在我国并不存在，并进一步阐明制度构成了阻止经济进步的最大因子，资源是自然形成的，不应该作为制度瑕疵的代名词。周建军（2011）指出“，资源诅咒”并不是一种必然现象，其核心是如何协调好制度、资源以及经济三者之间的关系，以资源为出发点、合理有效甚至高效地利用自然资源来摆脱“资源诅咒”这一现象。（3）选择性存在。除了存在论和不存在论，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如刘吕红（2008）、冯宪、张景华（2008）等，他们指出“资源诅咒”现象并不是一定存在。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来说，只要能合理利用好人力、制度以及科技这些经济发展因素，充分利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就能够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和财政优势。
（三）“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 （1）贸易条件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结构主义学派先行者 Raul Prebisch 和 Hans Singer 提出这样一个假设：与制造品的价格相比，不管是矿产品还是农产品的价格在长时期内是趋于降低的。在假设成立的条件下，他们指出，因为这些原始产品缺乏供需价格弹性，初级产品出口国很容易陷入贸易条件越来越差的处境，进出口贸易会扩大富饶的工业型国家与穷苦的初级产品出口国的贫富差距。与此同时，有的理论关注的是资源价格的变化。一般情况下，资源的价格不可能一成不变而是会体现出一种波动趋势，纵观海内外市场，就价格的波动幅度而言，油气等矿产资源大于农产品，而农产品又大于制造品。Blattman 等（2007）觉察到初级产品出口国和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易于受到它们自身贸易条件的影响，两大类国家之间的贸易效应区别显著。Poellekke 等（2007）认为自然资源本身是给经济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然而资源价格的变化又给经济发展带来隐性的反作用。（2）“荷兰病”效应。“荷兰病”是指一国特别是中小国家经济中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衰落的现象，荷兰病的基本模型是由 W.M.Corden 和 J.Peter Neary 于 1982 年创建的。他们把一个国家的经济区分成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资源出口部门以及不可贸易的部门。假定该国经济最开始位于一个充分就业的水平上，某一类型自然资源的突然出现亦或是其价格的偶然提高会产生两大效应：第一种效应是人力和物资逐渐转移至资源出口部门，导致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出口竞争力下降，即资源转移效应；第二种效应是自然资源贸易产生的大量现金流将扩大对另外两个部门的产品需求，即支出效应。Harding 和Venables（2010）以 1975～2007 年为研究期间对一百三十多个国家进行考查之后发现，资源禀赋导致经济效益有了接近 30%的提升，但是对非资源型贸易来说，外贸使得经济效益退步的程度高达 30%以上。除了宏观角度的研究以外，还有学者 Ismai（l2010）从微观角度对制造行业展开研究，研究结果同样证明，总体来看与石油行业大约 10%的收益提升并存的是制造行业大约 3%的收益下降；同时与国际资本流动相比较，国内制造业部门资本流失的更加厉害。（3）忽视人力资本投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指出人力因素对经济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殊不知，在绝大多数资源繁荣的国家中，人们总是忽略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一个国家或地区丰富的资源容易引起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挤出”效果，即削弱对教育的投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由于资源的繁荣，许多人便将自己定位在了资源型行业中而漠视了自身技能的提高；第二，资源型经济体往往不重视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Sachs 和Warner 以及 Gylfason 等通过研究分析已证实：对于资源型经济体来说，初级产品行业占据了大部分经济活动，由于这些行业对高水平的人才要求比较低，这样一来就缺乏增加教育投资力度的激励。就个人来说，由于从业范围大多是初级产品行业，通过接受教育来加强个人素质的效力并不显著，这样个人同样也欠缺接受教育的动力。（4）制度效应。鉴于资源租的存在，在政府中便滋长了寻租和腐败行为，这些行为削弱了政治制度的质量，最终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伴随“资源诅咒”假说研究的深化，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重视制度在“资源诅咒”中扮演的角色，研究证明制度和“资源诅咒”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从一个角度来讲，自然资源的开采可以借助于寻租活动、腐败行为等途径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后果。Sal-ai-Martin 以及 Subramanian（2003）的实证研究表明，石油、煤炭等矿产资源容易产生寻租活动，降低一个经济体的制度质量，以此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效应，最终指出正是此类制度质量的下降构成了引发“资源诅咒”的关键。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尽管自然资源会给制度带来“诅咒”效应，然而，国家自身的制度质量又使得这种“诅咒”的效应有所差别：一个质量差的制度可能会由于丰富的资源而诱发更广泛的寻租和腐败（Arezki 和 Bruckner，2011），乃至引发内乱以及战争（Collier 和 Hoeffler，2005），但是质量好的制度却可以变资源诅咒为资源福音（Cabrales 和 Hauk，2011）。
三、实证研究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Sachs 和 Warner 在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发表的三篇论文，对“资源诅咒”现象作了实证分析。他们的研究对象为95 个发展中国家，以第一产业出口总额和采矿业产值代表自然资源丰度，计算 1970～1989 年它们的年均 GDP 增长率，结论显示，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高度的负向关系，就算在模型中增加变量的个数，譬喻制度因素、地区差别、价格因素等等，负效应也不会发生改变。将 Sachs 和 Warner 的研究方法简称为 SW 框架。在 SW 框架中，经济增长和自然资源丰裕度分别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在回归模型中逐渐掺杂其他解释变量，如对外开放程度、制度因素、科技创新、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等等。在此基础上深入考查自然资源到底给经济增长带来了怎样的后果。如何衡量资源丰裕度是实证研究的核心问题，于是学者们逐渐构造了另外的指标取而代之。他们选择了初级产品部门的从业水平（Glyfason,1999）、人均矿产资源储量（Stijns,2000）、资源租与 GDP 之比（Hamilton,2003）等等这些指标，探讨各类指标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尽管衡量的标准各有千秋，实证结果都说明了一点，即资源禀赋和经济增长的负向联系具有普遍性。近年来的相关研究（Isham,2002;Murshed&Perala,2002）区分了不同种类的自然资源，考查不同类型资源经济体面临“资源诅咒”的区别。以资源地理分布集中度为标准，将自然资源分为集中型资源（Point Resource）和扩散型资源(Diffuse Resource)。
拥有像矿产资源这样的集中型资源的国家相对来说难以避免“资源诅咒”这一现象的发生，原因在于政府能够利用其权利进行集中性的发掘以便捷的增加收入流，这样便加剧了贪污行为的发生；而对于耕地这种分散型资源，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只有企业或个人缴纳的税款，政府若想获取更多的群众拥护，就不得不将注意力转移到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稳定、提高福利待遇以及改善生态环境等方向上来。如此一来“，资源诅咒”假说在非工业型国家并不是那么的显而易见。
（二）国内文献 国内学者在“资源诅咒”这一领域的研究在 2005 年以来才比较活跃，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徐康宁、韩剑于 2005 年在《经济学家》上刊登的《中国区域经济的“资源诅咒”效应：地区差距的另一种解释》，从这以后我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浮出水面。
徐康宁、韩剑（2005）认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从长期来看实际上也出现了“资源诅咒”现象，同时认为它构成了区域经济差别的关键导火线。他们构造一个以矿产资源衡量的资源禀赋指标，主要验证我国各个省份的资源充裕程度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结果显示，1978年至 2003 年期间我国资源型经济体比非资源型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要迟缓一些。对此现象，论文用“资源诅咒”的四种传导机制作出解释，同时也为我国资源丰裕地区加快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些比较有指导性的政策建议。徐康宁、王剑（2006）以 1982 年传统的“荷兰病”理论为基础、1995 年为起点 2003 年为终点、选取各个省份作为截面成员，以采掘行业的投资额来衡量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增加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如科技创新程度、教育投资水平、制度因素等，研究之后发现：“资源诅咒”在我国是存在的，同时指出丰富的资源经由排斥制造业及第三产业阻碍了经济进步。郑长德（2006）考察了 2004 年各省份的人均 GDP 与自然资源禀赋的关系并进一步探求 1978 年至 2004 年期间各省份年均 GDP 增长率与自然资源禀赋的关系，经过对比分析发现“资源诅咒”现象就算在中国省际层面成立，也应该是对于人均地区 GDP 而言的，而不应该界定为经济增长率。这一点较之于早先的研究有了一定的创新。张菲菲等（2007）利用省际面板数据考证了 1978 年至 2004 年期间我国不同类型资源型地区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增长的内在关联。通过对多位学者的研究进行整合归纳可以看出“，资源诅咒”现象在我国省际层面是存在的，然而不一样的指标设计和不同的研究视角都会导致研究结果的众说纷纭。王再文（2006）以资源禀赋和制度条件为落脚点，选取我国资源大省—山西省作了有针对性的剖析，并指出以下两点：第一，重工业产业布局的出现与变迁是山西自身的资源条件造成的；第二，经过长时间的结构性调整，重工化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催生了山西“资源诅咒”现象的产生。从本质上来看，山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就是是否可以将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和财政优势。贾娜（2011）同样以山西省为研究对象，借助于一系列数据采用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做了比较深入的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避免“资源诅咒”的具体政策建议。王必达、郑雯雯（2007）选取另一个资源型省份—甘肃省作为研究对象，他们认为甘肃省的经济状况与其资源禀赋严重不一致，进一步指出甘肃省的经济表现出几个突出特点：产业更新不够快；经济体制不健全；教育和科技投入不足。周亚雄、王必达（2011）也认为甘肃省出现了“资源诅咒”现象，同时说明了“资源诅咒”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甘肃省经历了“荷兰病”，资源型产业的资源优势加大了外资投入力度，而另一方面其挤出效应使得该省份坠入了“资源诅咒”的圈套，从而打击了甘肃省的竞争力。
四、结论及展望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研究两个维度概括阐述了“资源诅咒”命题的有关研究，二者紧密相联，相得益彰，不仅诠释了资源丰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原理，更对计量分析方法进行了梳理。虽然这一观点自产生以来一直有大量的学者对此作出研究，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化对这一命题的研究。纵观以往学者的研究，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展望。第一，对于“资源诅咒”的存在性及传导机制的研究均是以承认“资源诅咒”这一现象的存在为前提，也就是以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出发点，而没有探讨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实际上“，资源诅咒”现象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很多其他因素造成的，而不能归责于自然资源本身。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学者们应该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影响经济发展的其他要素（如科技创新水平、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以及社会稳定性等）上来。第二，对于自然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并没有一个合理、规范的标准，所以不同学者的不同指标最终会导致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别。对于这两个最基本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到底该如何设计和定义是值得学者们商榷的关键问题。第三，基本上所有的文献都只是分析丰富的资源给所在国家或者地区带来的经济效益，而没有探讨丰富的资源对周边国家或地区产生的影响。这样一来，仅仅分析一定范围内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给经济带来的影响就存在一定的缺陷和片面性。我们应该试图在往后的研究中逐渐考虑资源对当地以及周边地区产生的整体效应。最后，对如何破解“资源诅咒”这一现象的研究还比较少，就算少数文献有所提及，也没有十分切实可行的指导意义或者根本无法有效避免这一现象。未来的研究应该结合资源型经济体的具体发展情况重点探讨该如何摆脱“资源诅咒”这一现象，变资源诅咒为资源福音。“资源诅咒”现象至今还是令人扑朔迷离，尽管学术界早已承认了它的存在性，需要警醒的是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使其更好的服务于经济、社会是值得进一步考查的问题。总而言之，未来“资源诅咒”现象的研究之路还比较漫长，完善、系统的理论硕果的收获还需要学者们的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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