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建设已经初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该发展战略是需要长期可持续执行的，区域产业协同是支撑湾区发展的重要措施，当前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限制因素，本文通过对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的现实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影响湾区快速发展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建议。
关键词： 粤港澳大湾区; 产业协同; 发展;
引言
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步入新的阶段，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区域，必然肩负着引领和创新中国改革开放新格局的使命。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9年2月18日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纲要》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首个以国际三大湾区为标准的国家战略。“纲要”明确提出要将粤港澳大湾区构建为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共同体。“协同发展”是以互联互通、共建共享、深度合作为目标，兼顾效率和均衡的新发展理念。想要大幅、高效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建立具备国际规模的新湾区，必须以区域内产业的协同发展为重要依托；产业协同发展可带动区域内资源的优化配置，充分整合、利用资源，促进内地和港澳的深度融合贯通，提高湾区产业整体竞争力，为粤港澳大湾区的迅速发展增添新动能。
一、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现状
粤港澳大湾区由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和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肇庆、惠州9个城市构成，总面积为5.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超过6900万，是我国经济发展最迅速、改革开放成效最显着的区域之一。
粤港澳大湾区经历40多年的共同发展，三大产业结构现趋势变化，其中一二产业占比不断下降，第三产业地位愈加凸显，目前已基本形成具有明显特征且较为稳定的产业结构。从地里区位划分，可将大湾区中珠三角9城分为三个经济区域，其中，深、莞、惠三城产业结构显现出较高同质度，集中于电子科技、汽车、医药制药、服装及现代服务业等；另外，广州、佛山、肇庆三城形成的经济区域则是以制造业及农业为主，广州的支柱产业主要是汽车、船舶、重装机器制造等重工产业；佛山则是以电器机械制造及陶瓷业为主，肇庆与之不同，以农业产业和旅游业为支柱产业，制造业程度较低；再者，珠、中、江三地形成的经济圈产业差异不明显，都是以制造业为主，其中珠海主要是电子信息业、精密仪器制造及石油化工业等，中山则集中于电器、五金家电等产业，江门特征相对明显，以交通海洋装备业、包装印制及纸制加工产品产业为主。
香港、澳门则以第三产业的繁荣发展占据尤其重要地位，占GDP比重大于90%。其中，香港的金融、贸易、航运产业占据亚洲甚至全球的领头地位，其支柱产业为贸易与物流业、工商支援服务业、旅游业及金融服务业，该四产业产值占GDP六成以上，繁茂的金融和贸易物流业为香港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澳门则是以博彩业为引领，同时带动金融保险、餐饮酒店、资产租赁等多元化产业布局，其中博彩业产值占GDP币种超过半数。
二、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 粤港澳大湾区立法差异带来的制约
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广东、香港、澳门三个地区，港澳回归之后三地虽然成为国内关系，但由于管理体制的不同仍然存在明显政治、经济及法制壁垒，当然具有“一国两制、三独立关税区、多经济圈”的明显特性，此种情况下港、奥分别具有相对独立的自治权和立法权，在此背景下三地各自已经长期遵行普遍适用于自身区域特点的地方性法规及行政规章，形成大湾区内三种独立法律体系的局面，在如此多元体系区域间建立深度合作必然产生法律及利益冲突，例如当中国大陆实施保税港政策及起运港退税政策，必然会降低香港原有的税收优势，导致内地港口出口量上升而香港港口出口需求下降，从而制约香港航运产业的发展。因此，政策、立法差异引起的利益冲突很有可能使湾区内经济、产业的发展陷入瓶颈，只有法制口径趋于一体化才能为区域经济稳健、协同的发展提供基本保障，这就亟待中央政府从顶层视角进行宏观调控，探索新的平衡机制，侧重研究普遍适用三地的法治体系。
2.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的重复性与不均衡性
粤港澳大湾区内产业层次结构从整体上看其关联度及协同度近年皆有所上升，但也出现了较为集中的区域产业同构情况，湾区内各城市的产业布局存在重复性。如香港、广州、深圳致力于金融产业；湾区内已建立7个港口，港口产能相对过剩，同质化产业结构将产生产业竞争的局面，阻碍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产业协同发展的愿景。同时，大湾区内粤区域的9城间产业结构及经济发展也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性，尤其广州、深圳两地第三产业比重占珠三角地区六成以上，珠海和东莞其次，主要发展二、三产业，其他5城主要依靠制造业及农业带动，而制造业及农业的产品附加值相对较低。而香港产业发展比较极端，金融业、旅游业及物流业等高增值低就业型或低增值高就业型产业较为发达，相对缺少研发、制造等中间产业；澳门区域产业的明显特征为单一，博彩业十分发达而缺乏其他产业配比。因此，大湾区内各城市间产业合理分工及均衡布局是提高其经济发展急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3. 粤港澳大湾区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限制因素
受广东、香港、澳门三地分属于三个独立关税区的客观条件限制，加之“一国两制”模式的特异性，难以实现大湾区包括物、料、人、信息等各项生产要素的完全自由流通。由于独立关税区的限制所产生的的边界效应问题对大湾区经济发展及产业协同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直接导致三地城市配套、制度衔接等领域对接产成岔口，使湾区要素跨境流动产生“玻璃门”“弹簧门”等问题，制约其产业和经济的协同发展；除此之外，微观视角下湾区11城也各属自己的行政区，每个行政区都对本区域经济及产业发展进行部署规划，形成适宜于自身特点的配套及制度，对弯曲整体合作发展就会产生另一层次的行政壁垒，导致资源配置的宏观有效性降低，影响发展环境的自由性，进而市场机制难以发挥其自动调节机制，此一系列问题都对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产生负向影响。
三、提高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的建议
1. 立法协同，构建粤港澳大湾区间立法协同机制
限制大湾区发展的重要阻力之一就是湾区内政治、法律元素的多元化，易于滋生利益冲突和规则差异。大湾区的11城覆盖两法系、三区域，同时还包含经济特区和特别行政区，如此多维度多元素的复杂区域集合想要协同发展并打造成对标世界三大湾区，亟待构建统一立法机制。首先应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对湾区原本法系特征进行透彻分析，归类重叠，找出差异，结合三地实际特征制定平衡机制；第二应建立切实可行的利益补偿办法，协同立法必然会改革统一旧机制，因此造成的损失应建立有效的补偿机制以使新机制逐渐融入取代旧机制，顺利实施；第三应同步加快三地旧法的改废工作，可降低建立及实施新法制过程中的博弈过程。同时应注意在法制统一的深度与广度方面应有所侧重及先后顺位，优先构建并实施有利于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具体发展的内容，再由具体到一般普遍制度的订立与实施。
2. 产业协同，构建更为合理的产业发展模式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应进行合理规划布局，需要政府进行行政指导同时对机制、立法等进行协调协同，还需市场机制配合调节；既要发挥湾区内各城市的独特优势又要均衡各城市间产业分工，降低产业同质化程度，合理分配产业层次创新产业布局，实现湾区内产业相互带动、资源互补、协调合作的稳健、高速发展局势。
首先，应对大湾区11城的发展蓝图进行整体规划设计，结合各自禀赋优势进行错位发展，避免虹吸效应引起个别城市快速发展而周边城市生产要素及人才资源受到制约，错位均衡发展从而实现互通资源、相互带动、共同发展。第二，建立并完善区域产业协同办法，明确功能定位：深圳、东莞及广州东中部以电子信息服务、金融、新能源、生物医药等产业战略合作；广州北南部、佛山、中山、珠海等地区针对汽车、核电、航空等装备制造业及纺织建材、金属制品等传统制造业进行合作；广深港澳则共同探索科技创新，重点致力于创新科技园、创新基地及科技产业园的深度合作；同时香港、深圳共同推进金融市场的再发展，同时引领其他城市金融业的快速发展。第三，加快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有利于产业协同、促进经济发展的交通网络，促进湾区城市间生产要素的互相流通，均衡产业发展水平。
3. 要素协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生产要素自由流通
产业的发展必然以生产要素的充足供给为支撑，因此推动湾区生产要素自由流通的问题刻不容缓。针对粤港澳大湾区生产要素受独立关税区、一国两制及行政区划等限制难以完全自由流通的问题，首先要对要素体系进行宏观构建，先使高端要素聚集于大湾区，再整体进行宏观调控合理分配，充分发挥要素本身效用同时扩大其外溢效应，最大限度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使要素实现自由流动，湾区内各城间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融合对接；同时应注重对跨境及行政区划间要素流动制度的协同机制构建，关键在于通过制度一体化衔接完成要素一体化流动，不受税务壁垒及行政壁垒的影响；同时应着力建设海、陆、空全方位运输网，在物理上推进大湾区各种生产要素的互联互通，使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结语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计划是我国首个以国际湾区为标准的国家级战略举措，是新时代背景下快速提高经济发展重大设计，也展现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在不断地跃进。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实施进程已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同时也存在诸多不可回避的问题，如粤港澳三地立法差异及行政壁垒带来的制约、湾区11城的产业结构同质性与发展不均衡性以及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受限等问题，需要从政府到地方到人民群众的共同探索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共同推进湾区协同发展合作共赢的进程。
参考文献
[1] 丘衫.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路向选择的维度分析[J].广东社会科学，2017(4).
[2] 杨小蓉，张仁寿.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9.
[3] 睦文娟，张呈，王大卫.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的发展现状———以珠三角9市制造业为例[J].城市观察，2018(5):24一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