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开发因素。以环京津贫困带为代表的京津冀经济发展冷点地区多是平原生态屏障、城镇供水水源和风沙重点治理区域。为了保障京津持续的经济发展，冷点地区相关区县要不断提高水源保护标准和推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并被政策定位为京津冀生态涵养区，系列的生态政策工程不仅耗费巨资，这挤占了原有有限的社会财力，更提高了环保准入门槛和经济运行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生产和资源开发，发展权尤其工业发展权受限，反过来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生态政策工程多是投入多、产出少的公益行为，却缺少必要的常态化的政策扶持和经济补贴，区域开发政策的失调失效导致冷点地区付出了巨大的现实成本和发展成本，普通百姓并没有从中享有等额的开发权利和发展权益。京津等经济发展热点地区作为受益方无偿或低成本享受巨额的环境收益，而经济发展冷点地区却难以从区域开发层面获得相应的经济性的补偿和扶持。
本文实证引入地表覆被表征区域经济开发活动，整体上越好的地表覆被表明区域开发活动越低，而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干扰程度越弱。以近20年以来京津冀地区标准化植被指数NDVI的年度最优值量化表征区域地表覆被状况，其数值越大即地表覆被状况越好、区域开发活动越低。类似于路网交通因素的制约作用形式，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热点也主要分布于植被指数介于0.55~0.75的绿化地区，而0.4~0.8的绿化地区是经济发展冷点的主要分布。总体而言，不顾及自然环境的区域开发是不可持续的，更易沦为经济发展冷点地区，一个好的自然环境是成为经济发展热点的前提条件，而良好的自然环境离不开高效科学的区域开发政策，合适的区域开发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4.2 失衡因素量化。
为了定量梳理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热点和冷点的失衡因素，本文在失衡因素识别基础上，引入SEM & SLM,SEM和SLM及非空间模型，以1 km×1 km像元尺度为评估单位，分别量化自然环境因素（海拔高度x1和坡度x2）、基础设施因素（交通指数x3）和区域开发因素（植被指数x4）及行政区划（是否城区x5）的制约程度和制约方式，进一步明确推动或阻滞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SEM&SLM模型的统计显着性最好。
经济发展热点的影响因素是以1992-2013年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热点概率为因变量的。京津冀地区成为经济发展热点主要受惠于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倾斜的区域开发及优势的行政区划，其次是合适的海拔条件，负向作用的坡度条件并不显着，如表2所示。基础设施和行政区划对经济发展热点是显着的正向作用，基础设施越好的地区或划为城区区划的地区有更大的概率成为经济发展热点，基础设施的正向作用远大于行政区划因素（前者的正向作用强度约是后者的10倍）。区域开发和海拔高度则对经济发展热点存在显着的负向作用，高海拔和区域开发倾向环保的地区成为经济发展热点的概率越低，区域开发的负向效用也远高于海拔因素（前者是后者的2~3倍）。总体而言，相较于海拔高度等刚性约束而言，以基础设施和区域开发为代表的弹性约束的作用强度更为明显，这意味着自然环境区位恶劣的地区通过系统改善弹性约束条件也可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热点，只是建设的基础设施和扶持的区域开发的规模更大、程度更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