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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城镇化发展的实践与机制综述(2)

来源:学术堂 作者:朱老师
发布于:2017-01-11 共11074字
  三、就地城镇化发展的实践与机制:山东诸城的经验
  
  诸城市位于山东省东南部,是潍坊市辖县级市,面积 2151 平方公里。 2015 年,诸城市地区生产总值746.5 亿元,县域经济与县域基本竞争力位居全国百强县(市)第 27 位。诸城市的城镇化水平较高且发展较快,特别是进入 2000 年以来,诸城市城镇化率从 2000 年的 36.0% 快速增长到 2010 年的 54.0%,年均增加约 1.8 个百分点,比同期山东省城镇化率增长速度高 0.7 个百分点。本文选取山东省诸城市作为研究案例,主要由于诸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外向化不强(与之前研究较多的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案例研究不同),就地城镇化特征明显,同时其社区城镇化建设也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
  
  (一)诸城市就地城镇化发展的实践
  
  1.中心城区集聚与半城镇化现象同步存在
  
  从流动人口视角分析,2010 年诸城市流动人口为 127391 人,其中户口登记地在本市其他乡镇街道的人口为 92247 人,占合计流动人口的比重为 72.4%.可见,诸城市流动人口主要以本地区的县域内流动为主。从空间流动情况看,诸城市人口表现出不断向中心城区集聚,小城镇人口呈现下降的趋势,人口集聚的极化特征较明显。与 2000 年相比,偏远的相州镇和贾悦镇人口均减少 1 万多人,外围林家村镇、石桥子镇、百尺河镇、皇华镇减少 7000 人以上;中心城区和发展条件较好的昌城镇的人口则呈增加趋势,具有明显空间集聚特征,进一步印证县城对本地农民及外来人口的吸引集聚能力。这表明在诸城市,中心城区和少数发展条件较好的镇对本地人口及外来人口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这与推进以县城和中心镇为重点的县域城镇化路径相契合。①
  
  随着人口向中心城区集聚,诸城市的半城镇化②问题也较为明显。根据“六普”数据统计,诸城市非农人口比重为 15.4%,非农人口占当年城镇人口的比重为 28.0%,还有 70% 多的城镇人口尚没有取得城镇户籍,半城镇化问题十分突出。农民“早出晚归,白天在县城做工,晚上回农村睡觉”现象较为普遍,具有明显的县域内就地城镇化特征。作者于 2013 年 7 月在诸城市对 312 户农民进行调研③,问及农民就业状况时,其中有近 45.5% 的农民表示会在农闲时到市内打零工;另外还有 9.2% 农民表示基本不务农,主要是在市内工作或经商。
  
  2.农村新型社区成为就地城镇化的新型载体
  
  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城镇建设用地日益紧张,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促进农民集中居住和农村土地集约利用意义重大。在此背景下,全国多个地区结合城乡建设用地的增减挂钩政策实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以农民集中居住为核心内容的新型城镇化建设。④集中居住具有多种推进模式,其中农村新型社区的建设是重要方式之一。所谓农村新型社区是指在规划引导下农村居民点集中建设,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产业支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完善、管理民主科学的农村新型聚落形态。按照地形和地貌、区位特点、建设模式、空间布局和生产方式等,划分为城镇聚合型和村庄聚集型两类,城镇聚合型社区将逐步纳入城镇管理范畴(见图 2)。
  
  农村新型社区分类
  
  诸城自 2007 年开始较早推行农村社区化发展,把诸城市 1249 个村庄按照地域相邻、习俗相近原则,规划建设为 208 个农村社区,并在中心城区和镇街政府驻地建设 27 个城市社区。每个农村社区在中心村有提供医疗卫生、社区警务、文化体育、计划生育、超市和餐厅等服务的社区服务中心(见表 1),同时优化小学、初中向社区中心村就近布局,引导农民向社区中心村聚合区集中居住,形成“多村一社区”的发展模式。至 2008 年 6 月,208 个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全部建成运行,实现农村社区建设全覆盖;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五化、八通”、集中供暖、污水处理及垃圾回收处理等,持续优化社区聚合区生态环境。2013 年,诸城市又在 208 个农村社区中重点选取 30 个中心社区,按照现代化小城镇的目标重点建设,从而使诸城市形成由“中心城区(县城)- 中心镇 - 中心社区 - 一般社区”组成的多层级城镇化空间体系。通过社区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向农村的下沉和延伸,改善农民居住生活条件、降低农村运行成本,促进土地集约利用和城乡一体化发展①,为促进农民就地转移和提升城镇化奠定基础。
  
  诸城市农村社区服务中心服务项目②
  
  3.农民意愿不足和保障制度建设滞后
  
  但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突出问题。诸如对农民意愿尊重不够、对农民补偿不足、农民就业转换的滞后导致对农村生活方式的依赖、入住新型社区使居住地和承包地距离变远等问题,导致农民入驻中心社区意愿不高;另外建设中缺乏统筹规划、建设资金不足、管理难度增加、建筑质量不高等问题也困扰着社区建设。③在问卷调研中,仅有 23.2% 和 22.2% 农民选择愿意入住新型社区或镇和市区,54.3%的农民选择更愿意住在农村。一方面是因为诸城市通过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使农村居住条件、基础设施等各方面都有了较大改善,同时农民以“离土不离乡”的形式从事非农产业获得了较高收入,而且伴随着农1方面,是城镇对农民的拉力不足,城镇居民在计划经济时代享受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优势正在逐步减弱,没有非农就业机会支撑以及相关“实实在在”保障制度的制定,农民对进城存在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农民对农村宅基地和承包地存在依赖性,从而不愿意离乡进城。正如调研中农民反映“进了城什么都要买,在农村至少自己可以种粮食、蔬菜”;“住到楼上,却还要继续种地,生活不方便”等。
  
  (二)诸城市就地城镇化发展“三力”机制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以农村社区建设为重要途径的就地城镇化发展模式,在表现形式上,与朱宇所强调的乡村地区就地转换为小城镇的就地城镇化模式有所类似,但其动力机制二者并不完全一致。④本文借鉴宁越敏基于三元行为主体对城镇化动力机制的分析框架⑤⑥,考察政府、企业以及农民在就地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对诸城市就地城镇化动力机制进行探讨。其中,政府代表制度因素对就地城镇化的作用;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主要反映经济因素的作用;而农民城镇化意愿和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等,则反映社会因素的作用(见图 3)。
  
  就地城镇化的三元行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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