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镇化发展路径的机理分析
从域外实证梳理可以看出，城镇发展是消费需求增长和产业发展合力的结果，其中消费需求增长是城镇发展的“推动力”,产业发展则是城镇发展的“拉动力”.依据“推动力”和“拉动力”的强弱变化，城镇化发展呈现出不同的运行态势。
1.基于发达国家经验的机理分析
在 T1时点之前，城镇化的启动因素是工业化，而由人口集聚带来的消费需求增长是工业化引致的结果。在此阶段，产业发展的速度普遍大于消费需求增长的速度，表现为图一（1）中ID的初始斜率大于图一（4）中PD的初始斜率，图一（2）中城镇化发展的“拉动力（产业因素）”强于其“推动力（需求因素）”,城市对于就业的吸纳能力不断上升，城市生活条件不断改善，此时，社会总产品产出（SD）的增长速度高于社会产品需求（DD）的增长速度，表现为图一（3）中城镇社会产品总供给曲线 SD1向右移动至 SD2的幅度大于社会产品需求 DD1向右移动至 DD2的幅度。与此同时，社会产品的均衡价格出现了下降（从 a到b）， 在现实中反映为产业竞争的加剧导致产业利润率的逐步下滑，城市对于要素的吸引能力不断削弱，产业发展速度逐渐减弱。这一现象在英国、美国城镇化发展后期凸显。在我国，目前由于城镇生活成本过高、劳动报酬相对优势下降，北京、上海等城市大量劳动力回流原籍的现象也可以用该规律解释。
在 T1时点，产业发展速度在达到极值后出现下降（见图一（1）），但与此同时，由于前期产业发展的积累，加之乡村地区社会产品价格进而要素回报率仍大幅度低于城镇地区，人口向城镇的流动并未停止（见图一（4））。 此时，消费需求增长成为推动城镇化继续向前的主力，城镇化增长速度虽然明显放缓，但仍在向上攀升（见图一（2））。
在 T1时点一段时间后，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就业和工资进一步下滑。由于私有制结构和自由放任的经济管理理念，要素流动壁垒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较轻，加之人口-资源矛盾相对较弱，同时前期乡村地区发展逐渐跟上城镇发展的脚步，其社会产品价格开始攀升，对于资源要素的吸引能力逐步增强，导致人口涌入城市逐步放缓；社会产品价格、要素回报率进而城镇吸引力进一步下降，城镇发展出现了停滞。在前期存量人口的压力下，城市环境开始恶化，宜居度下降，最终产生“逆城镇化现象”.
逆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原先乡村地区逐步成长为新城镇。一定时期后，由于产业竞争加剧和人口集聚，新城镇要素吸 引 力 也 相 应 削 弱，传统城镇和新城镇的相对差距逐渐缩小。与此同时，在发达国家政府干预以及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作为传统经济中心的大城市开始进行产业升级改造，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步淘汰了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直至新产业、新社会产品逐步发展成熟，表现为图一（1）中产业发展水平的再次跃升，加之经济复苏、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建立完善等因素，人口对于大城市所提供的新式社会产品的需求逐渐提升，使得城镇社会产品总需求DD变化幅度逐渐超过总供给 SD变化幅度，对提升城镇要素回报率、城镇生存环境和生活水平的作用逐步显现，至 T2时点，产业发展重新成为城镇发展的主要拉动力，人口再次回流，“再城镇化”启动。
2.基于发展中国家经验的机理分析
城镇化初期，作为原宗主国的附属，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由于城乡生活水平差距过大，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超出城镇原有工业基础的承受能力。表现为图一（1）中Id曲线的初始斜率小于图一（4）中Pd的初始斜率，图一（3）中城镇社会产品总供给Sd1移动至 Sd2的幅度远小于城镇社会产品总需求由 Dd1移动至 Dd2的幅度，城镇社会产品价格的上升，使得城镇对于要素的吸引能力继续增强，由此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涌入城市（见图一（4））；随着城市进一步扩张，当产业发展到达瓶颈后，由于前期积累的城乡生活和工作差距，人口依然在向城镇集中，城镇产业就业吸纳能力不足，失业率逐渐攀升，导致城市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大量低收入阶层和贫民窟形成。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城乡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人口-资源矛盾更加突出，即使城镇有各种问题，就总体水平而言仍然高于落后的乡村。不仅如此，政策、社会文化等方面对于人口和资源要素返流乡村地区形成壁垒，因而并未出现城镇人口向乡村地区回流的现象，反而仍然保持上升态势（见图一（4）），城镇社会产品供需矛盾进一步恶化，城镇环境危机不断加剧。
（三）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可得出产业发展水平、城镇消费需求以及城市底层人群的生存发展问题和城市生态环境问题是城镇化发展的主要作用因素。四大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了城镇化“螺旋式”发展的规律性特征，具体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