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典型的载体之一， 随着十八世纪西方传教士的到来而受到关注并开始被译介到西方国家。 根据钱林森的研究，法国神父马若瑟最早将《诗经》中的《天作》、《皇矣》等八首诗选译成法语并于 1736 年将其刊发，法语世界由此开始接触这一中国文学的精髓。 虽然中法两国在思想、语言、逻辑方式及审美等方面存在着显着差异， 法国学者仍敏锐地感受到中国古典诗歌高度的文学文化价值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三个世纪以来从未间断过对其进行译介和研究。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古典诗歌的法语译介达到高峰，在法国和中国都出现了杰出的译家和译作。 译者的译介视角更加多元，译介内容日益丰富，伴随着译介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译文质量更高，在法语世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试分析如下。
一、 译介动机多元化
二十世纪以前， 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法语译介的生力军是法国人，主要是传教士和汉学家。 开先河者马若瑟神父选译《诗经》后，杜郝德神父将其刊登在他主编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中。 作为一个传教士，主编出版这样一套全面反映中国各方面情况的书籍， 这本身可以证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在主观上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以便实现其宗教扩张[1]50-56. 但客观上，传教士的行为确实起到了向法国引荐中国文化的作用，法国汉学家由此开始了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和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对不少法国学者来说，他们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是出于对其东方学的分支---汉学的研究的需要， 如同法国十九世纪着名的汉学家德理文侯爵在其法译《唐诗》序言中所说：“当人民在历史研究中，想方设法探明某一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风俗习惯、社会生活以及文明发展的程度时，一般很难在充斥着大大小小战争纪实的正史里， 找到构成这一时期民俗画面的特征。 反之，人们从神话传奇、故事、诗歌、民谣的研究中倒能得益多多。 ”[2]1可见，其译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了解当时来说遥远的、少为人知的中国。
二十世纪以前的译者几乎全是法国人， 二十世纪以后，这一队伍中出现了中国译者，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开始了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法语翻译。 首先是二十世纪早期到法国留学的中国学人。 其中的杰出代表有：梁宗岱，1930 年出版《陶潜诗选》；徐仲年，1933 年出版《中国诗文选》； 何如，1935 年出版 《唐诗百首》； 罗大冈，1947 年出版《唐人绝句百首》，等等。 以上作品皆为法文译作，在法国出版。
为什么这些优秀的中国留法学者到法国后， 都不约而同地、 甚至是急迫地选择将中国古典诗歌译成法语呢？ 我们从梁宗岱给友人让·普雷沃的一封信中可以找到原因，信中说道：“亲爱的朋友：这些诗其中一部分翻译好后，在抽屉里躺了很久。 我对我们诗歌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翻译很反感，生怕轮到自己糟蹋杰作，所以从不敢示以相识……”[3]5,他信中的原文 “écoeuré”,意为“恶心”,还不仅仅是“反感”之意。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译者认为在他法国看到的已有译本并不能全部让人满意，有些是“乱七八糟”的。 因此，他和他的同学们应该是出于神圣的使命感，抱着审慎、严肃的态度来翻译中国古典诗歌， 其动机在于把中国的文学瑰宝以本来面目介绍给法国读者，不使宝珠蒙尘。
在法国， 二十世纪中后期是汉学界译介和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结出丰硕成果的时期， 在这一领域出现了戴密微、桀溺、程抱一、帕特里克。卡雷等杰出人物，他们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了纯学术范围的研究和译介，在质量和数量上都达到了研究的巅峰，其目的是进行专业的学术研究。
经过二十世纪中期的几十年沉寂之后， 中国译者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法译在二十世纪后期开始再次出现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许渊冲 1999 年在中国出版法译《中国古诗词三百首 》，谢百魁 2011 年 出版 《英法双译唐诗 100 首》。 以许渊冲为代表的当代杰出翻译家，其视野更加高远， 他们从事翻译的目的在于促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如同国际翻译家联盟在 2014 年将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 “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颁给许渊冲时的颁奖词中所说的那样， 许渊冲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和法文，致力于为使用汉语、英语和法语的人们建立起沟通的桥梁。 而谢百魁在其译着的前言中说：“鉴于某些国家， 特别是非洲国家，有的使用英语，有的使用法语，有的二者兼用……因此出版此《英法双译唐诗 100 首》。 ”[4]1,我们看到译者将眼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法语世界。 由此可见，当今中国译者的译介动机， 在于促进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输出。
二、 译介内容趋于丰富
由于传教士的译介， 中国文学作品与法语世界的接触始于《诗经》。 此后在十八及十九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法国学者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译介和研究都围绕着《诗经》进行，着名的有 G. 鲍吉耶所译的《诗经》第一部法文译本，顾赛芬所译的法文、拉丁文和中文对照《诗经》全译本等。 十九世纪中后期，法国研究者德理文侯爵等人将眼光投向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唐诗，并以严谨的态度将其译成忠实于原文的散文诗。
二十世纪以后， 中国古典诗歌的法语译介在内容上越来越丰富。 汉学家们继续对《诗经》、唐诗进行译介，但伴随着对这两者的研究向纵深发展，译介的范围也日渐扩大。 大汉学家葛兰言在他 1919 年出版的着作《中国古代节日和歌谣 》一书中对诗经 《国风 》中的爱情诗做了详细的翻译和注释，译风严谨，至今为止是法国人解读《诗经》的一部重要参考文献，在唐诗的译介方面，除了李白、杜甫等最受关注的诗人的作品外，其他着名唐代诗人的诗作亦受到译介。
此外， 法国译者将目光投向了在此之前未曾涉足的一些领域，如宋词、汉诗、赋等。 法国汉学家乔治。苏利耶德莫朗 1923 年出版法译《宋词选》，在此之前宋词在法国几乎不为人知，他的译作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5]3;汉学家桀溺 1963 年的《古诗十九首》将这些有“诗母”美名的汉诗译成法语，并在 1968 年的作品《中国古诗溯源：汉朝抒情诗研究》译介了部分汉诗，2000 年他出版译作《曹操诗选》。 作为法国研究汉赋的专家，汉学家吴德明在 1964 的着作《汉朝宫廷诗人：司马相如》中译介了司马相如所作的汉赋华章。
在合集方面，1962 年汉学家戴密微和桀溺、吴德明等一起编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古诗选》，译介了从 《诗经》 到清代 200 多位诗人的近 400 首中国古诗， 是至今为止法国国内出版的内容最全面的译介中国古典诗歌的着作。
就中国译者而言，除传统的唐诗法译外，梁宗岱将陶潜诗译成法语结集出版， 系首次向法语读者译介晋诗；许渊冲的《中国古诗词三百首》所选译的诗词包含了《诗经》、楚辞、汉魏两晋南北朝诗歌、唐诗、五代及宋词、明诗、清诗共 300 首，是迄今为止中国出版的内容最丰富的中国古诗法译诗集。
三、 呈现出研究与译介并重的局面
中国古典诗歌的法语译介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伴随着相关研究进行的，对法国译者来说尤其如此，因为译介始终是法国汉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比较文化的视角是其基本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是对中国思想史、 社会发展中的诗歌史的研究。 任何译介的前提都是理解，对文学作品来说，最主要的是对创作思想的理解及创作背景的了解。 对中国人的哲学思想、信仰、价值观、精神风貌等的研究是法国汉学研究的传统和重头戏。 早在 1862 年，德理文侯爵在他出版的法译 《唐诗》 导言中就将中国的地理位置、战争史、文明程度、信仰等和同时期的欧洲作了比较研究，得出了基本客观的结论，这使他的译作得以成为至今仍极具参考价值的佳作。
其次是对中国古代风俗习惯、社会生活等的研究。葛兰言在其论作《<诗经>中的爱情诗篇》中，从人类学、社会民俗学的视角考析了《诗经》中的爱情诗歌与古代中国季节、节日的关联，认为这些歌谣说明了当时“爱情、舞蹈和歌唱是同时产生的，构成了节日礼仪种种不同的内容”[2]67.
此外， 进入二十世纪后法国汉学家对汉语语言及汉诗的特点包括诗体、韵律、节奏、修辞手法等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戴密微是该领域研究的杰出代表。 他从汉语的单音节性入手， 研究了这种特性带给汉诗的节奏和格律特点，分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音步、平仄、对仗及曲牌与词的关系， 认识到这些语言形式方面的障碍“大大阻碍了人们接近中国诗歌”,“汉诗的诗律学和文体上许多其它方面的美学效果也会在我们分析性的、多音节的语言中消失，这使翻译者们颇为失望”[2]34,而正是这些认识使他在其研究和译介活动中作了许多卓有成效、值得借鉴的尝试；保尔。雅各布将中国格律诗和法国格律诗作对比研究， 分析了用法国十音节诗译中国五言诗， 用法国亚历山大体诗译中国七言诗的可能性。
以上研究为法国译者准确译介中国古典诗歌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依据，可以说，研究推动了译介，译介则更好地促成了研究。
四、结语
二十世纪以来法国汉学家对中国古典诗歌所作的规范学术研究使他们对这些诗歌承载的文化现象有了较客观的认识， 中外译家在译介方面所作的锤炼使脍炙人口的法文译本得以出现，可以说，二十世纪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法语译介开枝散叶的成长期。 随着中国和法语国家跨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深入以及中国文化输出战略的推进， 这方面的研究结出硕果值得我们此后期待。
参考文献：
[1] 张 芝联 . 相互了解无止境 [J]. 世 界历史 ,1995,（3）。
[2]钱 林森。 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 ---古 典诗词[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3]梁 宗岱。 法 译陶潜诗选[M]. 北 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4]谢百魁。 英法双译唐诗 100 首[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1.
[5]阮洁卿。 中国古典诗歌在法国的传播史[J]. 法 国研究，20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