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15年7月, 《史记》全套法译本在巴黎问世, 并在西方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因为这不仅是《史记》首部法语全译本, 也是继俄译本之后第二部用欧洲语言翻译的全套译本。本文介绍了《史记》在法国从节选译文至全文翻译的历史过程, 梳理了《史记》在法国的研究概况, 阐述了该部法语全译本的重要意义, 以期能够促进中西方学者对中华民族这部伟大的史学和文学着作的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 《史记》; 司马迁; 中法文化交流; 译介;
Abstract： In July, 2015, the French version of the complete volume of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was issued in Paris, which aroused tremendous responses in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It was not only the first complete French version of the work, but also the second complete translated volume in European languages after Russia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of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from the excerpted translation to the full text translation, sorting out an over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Shiji in France, and expound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mplete French version in the hope of promoting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scholars to further study and discuss this great literary book.
Keyword：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Sima Qian; Sino-French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 study;
2015年7月, 《史记》全套法译本在巴黎友丰书局 (Paris Editions You Feng) 问世。这不仅是《史记》首部法语全译本, 也是继俄译本之后第二部用欧洲语言翻译的全套译本。这部译着历经了两个世纪, 由多位不同时代的汉学家携手完成。本文拟对《史记》在法国的译介和研究概况进行梳理, 并对该部法语全译本的重要意义做出阐述。
一、《史记》翻译和研究的兴起 (19世纪至20世纪初)
据迪莫特·鲍格洛 (Timoteus Pokora, 1928—1985) 考证, 布罗塞 (Brosset Jeune, 1802—1880) 于1828年在《新亚洲杂志》 (Nouveau Journal Asiatique) 上发表的《史记·大宛列传》 (“Relation du pays de Ta Ouan”) 的译文, 拉开了《史记》法译之旅的序幕。1该篇译文于转年在巴黎王家印书馆 (Imprimerie Royale) 出版发行, 在标题和正文之间的几行文字显示出《大宛列传》曾是法兰西学院汉语课程的教材之一, “该章节的大部分内容在1826年法兰西学院的汉语课上被讲解过, 地名的解释是出自教授之口”2。
1847年, 毕瓯 (?douard Biot, 1803—1850) 在巴黎出版了《中国学校铨选史》 (Essai sur l’histoi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en Chine et de la corporation des lettres, 1847) 。该部着作介绍了从尧舜时期至19世纪中期中国教育机构的演变, 以及从唐朝开始的官员铨选制度。在谈及西汉的宫廷教育时, 毕瓯用5页的篇幅翻译了《史记·儒林列传》中公孙弘向武帝的谏言。3
1870年, 德理文 (Léon d’Hervey de SaintDenys, 1822—1892) 在巴黎出版了《离骚》的法译本《公元前3世纪的一首诗歌——离骚》 (Le Lisao, poème du IIIe siècle avant notreère, 1870) 。在译文之前, 他首先翻译了《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屈原传以介绍主人公的生平, 题为《屈原的一生——节选自司马迁的史记》 (“Vie de KiuYouen, extraite d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se-mathsien”) (4。
1885年, 加米亚·安菩·郁亚赫 (Camille Imbault-Huart, 1857—1897) 在《远东杂志》 (Revue de l’extrême-orient) 上发表了《汉朝宫廷之争》 (“Une rivalitéau palais au temps de la dynastie des Han”) 一文, 该文实际上是对《史记·留候世家》中张良传的部分翻译。译者在脚注部分做了如下说明:“该文基本上是逐字逐句地译自汉代着名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这部作品广为汉学家们所熟知, 所以这里没有必要再做过多的介绍。我们翻译的这一部分是《史记》中司马迁给留候张良写的传记中的六页。”5
而真正意义上开始大规模翻译《史记》的是有着“欧洲汉学泰斗”之誉的法国汉学家沙畹 (?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 。1889年3月, 24岁的沙畹以法国驻华使团译员的身份到达北京, 6个月后, 他在写给考狄 (Henri Cordier, 1849—1925) 的信中谈及他计划翻译《史记》的第一部分内容, 即12本纪。61890年, 沙畹翻译的《史记·封禅书》 (Le Traitésur les sacrifices“Fong”et“Chan”de Se ma T’sien, 1890) 由北堂图书馆出版, 在译文之前, 他还写了一篇29页的引论。引论中, 沙畹首先分析了司马迁撰写《封禅书》的原因:“鉴于《封禅书》所论及的主题过于抽象, 无法在具体事件的编年叙述中得以呈现, 如果不把它们从复杂的历史事件中抽离出来, 就无法明晰中国宗教发展的不同阶段。”7随后, 沙畹还对《封禅书》确为司马迁所作, 未经后人修订做了考证, 并以《封禅书》的内容为基础, 对中国宗教的发展和概况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古代宗教最深的根基在于对幸福, 特别是对长生不老的渴望, 而不是对神灵的恐惧或崇拜。中国人所崇拜的对象其实是他们自己, 或者说是那些通过自己的功绩而能享有洪福的人们, 可以说是一种凡人神化论。而到了汉武帝时期, 随着哲学理论的发展, 宗教有了巨大的变化, 逐渐成了对天和地的崇拜, 这个二元论的哲学体系取代了古代的信仰。8
据戴密微 (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 所讲, 沙畹在1893年离开北京之时, 其实已经完成了《史记》全书130篇的翻译工作, 但只是一份草稿。沙畹在翻译时, 书写潦草并且没有添加任何注释, 还没有达到出版的水平, 这份手稿现保存在巴黎吉美博物馆中。9
1893年, 沙畹回到巴黎, 继德理文之后主持法兰西学院“汉语及满语语言和文学”讲座。在1895年至1905年间, 沙畹将他翻译完成的《史记》前47篇的内容, 以《司马迁纪传》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 1895—1905) 为名, 分五卷, 在巴黎勒鲁出版社 (Ernest Leroux) 陆续发行。沙畹的翻译精准, 注释详实, 历来为中外学者们所推崇。莫东寅评价沙畹的译本时说:“《史记》法译为汉学界盖世名作。译文既正确详尽, 且有丰富之底注, 创见既多, 考证及比较法亦复精细。”10鲁惟一 (Michael Loewe) 和夏含夷 (Edward Shaughnessy) 认为到19世纪末, 西方的译事以沙畹所译《史记》为巅峰, 直到20世纪末仍没有人在翻译上能超越。11戴密微对之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附有导言、注释和极为详尽的附录, 其中涉及中国古代史提出的所有问题。其考证既严谨又有广泛涉及面, 整个汉学界 (即使在中国也是如此) 直到那时都缺乏与之相匹敌者。”12张广达评价沙畹译注的《史记》是“西方学界整理中国史部要籍的第一部谨严精审之作……沙畹在批判性地处理《史记》译文和注释过程中, 既吸收中外学者的创见, 也指出西方某些汉学家译文的欠缺和术语的谬误”。13
确如戴密微等人所讲, 沙畹的译本带有大量的注释, 四份附录14, 一份前言以及一份长达225页的引论。在引论中, 沙畹分五部分阐释了《史记》及司马迁的研究成果。第一部分《〈史记〉的作者们》, 沙畹介绍了司马迁的生平, 司马谈和司马迁分别对《史记》的贡献, 并指出司马迁是继承其父的遗志, 遵循诸子百家学说而撰写《史记》的。第二部分《武帝年间》探讨了汉武帝时期的对内、对外政策, 还原了《史记》撰写的历史背景。第三部分《资料来源》, 通过文本对比的方式得出结论, 认为《尚书》是《史记》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 并举证分析了其他来源, 如《诗经》《论语》《孟子》《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楚汉春秋》等。第四部分《方法和评论》分析了司马迁是如何运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这几种不同形式互为补充地来撰写这部纪传体通史的, 并肯定了司马迁对材料进行细致甄别的实录精神。第五部分《史记的命运》梳理了《史记》后来的修缮者、注释者和评论者。最后, 沙畹还把这五部分的内容做了总结, 并对司马迁及《史记》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没有人能否认司马谈和司马迁的贡献在于他们首次撰写了一部通史。在他们之前, 只存在地方史;而在他们之后两个世纪, 班固才撰写了一个朝代的历史;在他们之后十二个世纪, 司马光才写下了《资治通鉴》。如果没有《史记》, 我们对中国古代的认识还只能停留在模糊和片段的层面上……这样一部具有远东文明活力的不朽作品, 成为一座流芳百世的丰碑。”15
沙畹的《史记》法译本问世节奏非常迅速, 他的朋友们都满含期待, 希望看到这样一部卷帙浩繁、看似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完成的巨着尽早问世。然而, 沙畹繁忙的工作使他把《史记》的续译搁置下来, 这部未完成的《史记》法译本因而成了他同时代, 甚至是之后百年间想了解《史记》全貌的西方人心中永远的遗憾。
二、《史记》翻译和研究的缓慢发展 (20世纪初至60年代)
《史记》的法译工作在19世纪末呈现出一种方兴未艾之势, 而进入到20世纪, 却陷入了缓慢发展的局面。在这一时期, 虽没有出现对《史记》的大规模翻译活动, 但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历史、文学、哲学甚至医学的过程中, 出于主题论证的需要, 有选择性地节译了《史记》中的部分内容, 从而对《史记》的法译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16年, 伯希和 (Paul Pelliot, 1878—1945) 在《东亚学论文集》 (Mémoires concernant l’Asie Orientale) 上发表文章《古文书经与尚书释文》 (“Le Chou King en caractères anciens et le Chang Chou Che Wen”) 。该文主要介绍了《古文书经》和《尚书释文》的研究历史, 对写卷本身并没有提出什么有价值的见解。16但在文中, 伯希和翻译了《史记·儒林列传》中的伏生传以介绍伏生对《尚书》的研究。伯希和凭借其深厚的汉语功底, 敢于打破沙畹的权威。以“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 因以起其家, 逸书得十余篇, 盖尚书滋多于是矣”这段为例, 伯希和认为理解的时候应该在“家”这个字后面断句, 而不应像沙畹那样在“逸书”后面断句;对于“逸书”二字, 他认为不能像沙畹那样翻译成“丢失的书籍”, 而应该更准确地翻译成“《尚书》中失传的部分”。17
1926年, 马古烈 (Georges Margouliès, 1902—1972) 在巴黎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国古文精选》 (Le Kou-wen chinois, 1926) 。该书集结了作者选译的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中国文学作品, 其中包括《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过秦论》。马古烈在翻译《过秦论》时, “心里好像较着一股劲, 要和沙畹比试一下。他的优势在于他所翻译的部分并非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 而且他翻译的只是独立的一个片段。所以他能选择最理想的章节并以更加文学化的方式来处理”。181948年, 马古烈在巴黎又出版了《中国文学汇编》 (Anthologie raisonné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1948) 。该书也是汇集了作者翻译的中国古代文学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 他缩译了《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以及《史记·项羽本纪》中从四面楚歌到乌江自刎的部分。其实, 马古烈一般都选择较为短小精悍的文章进行翻译, 极力避免对长篇巨着的一些章节进行编译, 《史记》中的两个章节是唯一的例外。他坦言“选择这些片段是为了展现中国史书中的典范之作。这些段落经加工后, 不需要任何的注释和附注, 也不需要读者对整部作品有所了解”。19
进入50年代, 两位精通中国医学者出于对中国医学研究的需要, 也对《史记》的部分内容进行了翻译。1955年, 布里奇曼 (Robert Frédéric Bridgman) 在《中国及佛教文集》 (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 上发表了213页的长文《中国古代医学》 (“La médecine dans la Chine antique”) 。“该文为之后研究中国古代医学的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甚至可以说, 这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 是一部经典之作。”20文章中, 布里奇曼翻译了《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的扁鹊传及淳于意传, 并把中国古代医学置于历史和社会框架内, 做出了相关评论。但布里奇曼对扁鹊是否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物提出了质疑, 他认为扁鹊的传记应该是司马迁的一位从事医学的合作者辑录而成的。211957年, 阮珍欢 (Nguyen Tran Huan) 在《印度支那学会学报》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des Etudes Indochinoises) 上发表了《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的扁鹊传的译文。阮珍欢在司马迁对扁鹊的介绍中发现了一些研究中国医学的有趣素材, 而且发现《史记三家注》22对中国古代的解剖学和生理学做了难得的介绍, 所以他在该文中首先翻译了《扁鹊传》的内容及注释, 然后又补充了张守节《史记正义》中关于解剖学的注解。23阮珍欢对扁鹊是否真有其人也持怀疑态度, 他认为“司马迁在扁鹊身上至少浓缩了古代三位医生的生平。由于扁鹊名扬天下, 一些他同时代或之后的医生都以这个名字来自诩, 就像在希腊曾经有希波克拉底一世、希波克拉底二世、希波克拉底三世一样”。24
1960年, 加斯巴尔登 (Emile Gaspardone, 1895—1982) 在《汉学研究》 (Sinologica) 上发表文章《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 (“Sseu-ma Siang-jou chez les Barbares”) 。作者以《史记》《汉书》和《文选》中共同出现的《喻巴蜀檄》和《难蜀父老》为素材, 在从文本出发攫取有关信息介绍了司马相如的生平后, 对这两篇散文进行了翻译。文下的注释表明这些译本是加斯巴尔登在法兰西学院授课期间一门课程的教案。25
在《史记》法译缓步向前的同时, 法国涌现的作品中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史记》的身影, 但绝大多数都是学者们以《史记》的内容为依托, 对中国的历史、文学或哲学等方面进行的研究, 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对《史记》的研究。如戴遂良 (Léon Wieger, 1856—1933) 的《中国通史》 (La Chineàtravers les?ges, 1920) 、吴康 (Kang Woo, 1895—1976) 的《董仲舒的天人三策》 (Les trois théories politiques du Tch’ouen Ts’ieou interprétées par Tong Tchong-chou, 1932) 、葛兰言 (Marcel Granet, 1884—1940) 的《中国文明论》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1929) 、康德谟 (Maxime Kaltenmark, 1910—2002) 的《老子和道家》 (Lao tseu et le tao?sme, 1965) 等。但这一时期, 马伯乐 (Henri Maspero, 1883—1945) 撰写了一篇专门对《史记》的文本问题进行讨论的文章《苏秦传记》 (“Le roman de Sou Ts’in”) , 收录在《关于中国宗教和历史的遗稿》 (Mélanges posthumes sur les religions et l’histoire de la Chine, 1950) 中出版。该文主要通过探讨《史记·苏秦列传》中记载的苏秦是一位历史人物还是虚构的人物, 进而对司马迁和《史记》做出初步评价。马伯乐首先提出一个怪象, 据《苏秦列传》所讲, 苏秦建合纵联盟, 任“从约长”, 兼佩六国相印, 但在“世家”记述各诸侯国的大部分章节中找不到他的名字。然后作者从时间点入手, 分析并指出《苏秦列传》一篇中, 以及该篇和其他篇中许多事件在时间上的相互矛盾与逻辑缺陷, 并由此认为司马迁撰写《苏秦列传》所依赖的史料在真实性上存疑。鉴于他在研究中所发现的问题, 马伯乐对司马迁及《史记》的评价都不高, 他这样写道:“苏秦这个人物没有太多历史价值, 我只是指出《史记》中出现的相互矛盾的地方。它们证明了司马迁不是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 但也许还不足以证明《史记》整部着作没有任何价值。”26
纵观20世纪前期的半个多世纪, 虽然一些学者出于自身研究的需要, 翻译了《史记》的一些章节, 为沙畹的翻译做了有益的补充, 但到60年代, 《史记》在法国也只被翻译了原文近一半的篇幅而已。因无法了解这部伟大着作的全貌, 法国学界还停留在通过《史记》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或者通过对《史记》部分章节的分析进而对整部作品做出初判的阶段。所以, 《史记》全译本的问世成为越来越多法国学者, 甚至西方学者迫切的期待。
三、《史记》翻译的完成和研究的不断深化 (20世纪60年代至2015年)
进入20世纪60年代, 沙畹的《史记》法译本再版发行, 这是《史记》在西方的一件大事。经过半个世纪, 沙畹的《史记》法译本的初版已不多见, 再版的呼声越来越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遂将其纳入到“代表性着作选集·中国系列丛书”的出版计划中。在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 1967年, 阿德里安·麦松纳沃书局 (la librairie Adrien Maisonneuve) 将沙畹的五卷法译本进行了再版发行。再版和初版的内容几乎别无二致, 唯一的区别在于删除了初版中的索引部分, 因为沙畹所列的索引分散在五卷之中, 对查阅十分不便。27
除了再版外, 《史记》的续译工作也纳入到一些学者的计划当中, 翻译工作的步伐也逐渐加快了。法国高等研究院学术导师康德谟校订了沙畹翻译的第48—50篇《陈涉世家》《外戚世家》《楚元王世家》, 并翻译了第51和52篇《荆燕世家》《齐悼惠王世家》。1969年, 阿德里安·麦松纳沃书局为再版的《史记》法译本又续一卷, 这第六卷当中收录了沙畹翻译、康德谟校订的三篇, 康德谟翻译的两篇, 鲍格洛编撰的“《史记》译文目录”, 戴密微写的一篇《告读者》以及一份由张复蕊 (Tchang Fou-Jouei) 所完成的全书总索引。该份总索引的出现弥补了《史记》初版中索引的不足。
1972年, 吴德明 (Yves Hervouet, 1921—1999) 翻译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以《史记第117篇:司马相如列传》 (Le chapitre 117 du Che-ki:biographie de Sseu-ma Siang-jou, 1972) 为名, 在法国大学出版社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出版。吴德明在翻译之前, 曾将《史记》和《汉书》中的《司马相如传》做了对比, 虽然他觉得《汉书》的版本更胜一筹, 但还是选择《史记》的版本进行翻译, 同时根据《汉书》的内容做了些许修改, 因为他“想继续汉学家沙畹未竟的事业”28。吴德明将自己的作品定位为面向专家的学术性翻译, 为了方便学者进行比较与对照, 该部着作还给出了原文。吴德明的译风极为严谨, 语言华丽优雅, 有很浓厚的诗歌色彩, 而且非常注重不同释义的考证。该书在付梓之前又经着名汉学家谢和耐 (Jacques Gernet, 1921—2018) 修正, 可称得上是比较优秀的《史记》的篇章翻译。
1978年, 左景权 (Dzo Ching-chuan) 撰写的《司马迁与中国史学史》 (Sseu-ma ts’ien et l’historiographe chinoise, 1978) 一书在法国东方学者出版社 (Publications orientalistes de France) 出版。在该部着作中, 作者翻译了《史记·太史公自序》用以介绍司马迁的生平, 此外还翻译了《汉书》中的《报任安书》。因为他认为“无论传记作者多么努力, 没有任何一部司马迁的传记能够替代他写的自传。没有自传的司马迁传记甚至是不可想象的”。29
1996年, 欧拉丽·斯坦什 (Eulalie Steens) 在巴黎出版了《孔子的智慧书》 (le livre de la sagesse de Confucius, 1996) 。该书其实是对《论语》进行了全文的翻译, 但在开篇, 译者首先翻译了《史记·孔子世家》以介绍孔子的生平, 为读者更好地理解《论语》做了必要的铺垫。
1988年至1989年间, 雅克·班岜诺 (Jacques Pimpaneau) 在友丰书局推出法译《史记》两卷本, 作为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古汉语教材。2002年, 他综合之前的译作又出版了《史记:一些着名中国人的生平》 (Mémoires historiques:Vie des chinois illustres, 2002) 。该书其实是作者选取了《史记》“列传”中的14篇所进行的翻译, 它们分别为《伯夷列传》《管晏列传》《孙子吴起列传》中有关孙子部分、《伍子胥列传》《商君列传》《孟尝君列传》中有关冯欢部分、《平原君虞卿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吕不韦列传》《刺客列传》中有关豫让部分、《黥布列传》《李将军列传》《游侠列传》中有关郭解部分以及《滑稽列传》。班岜诺的译作可称得上是继沙畹之后《史记》法译工作取得的最大进展。
班岜诺译着的出版把《史记》的法译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也让友丰书局创始人潘立辉 (Kim Hun) 看到了在其组织下最终完成《史记》全译本的可能性。潘立辉决定在沙畹已经出版的《史记》前47篇, 以及沙畹翻译、康德谟校订的三篇, 康德谟翻译的两篇, 吴德明译的《司马相如列传》, 阮珍欢和布里奇曼译的《扁鹊仓公列传》的基础上, 请班岜诺续译完“七十列传”中的其他部分, 从而完成整部《史记》的翻译。
2015年7月, 在西方等待了两个世纪之久后, 《史记》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 2015) 法语全译本终于在巴黎问世了。班岜诺的翻译几乎占了全书一半的篇幅, 他字斟句酌, 理解和再现得都非常到位。例如, 对于《史记·黥布列传》题目的翻译, 译者并没有采用音译的方式, 而按照法文称呼绰号的习惯, 意译为“Bu le Tatoué”, 即“黥面人 (英) 布”, 显示出此人曾坐法黥面, 体现出了其容貌的特点。这一译法形神兼备, 体现了翻译大师鸠摩罗什的依实出华的原则。30此外, 班岜诺的语言风格与沙畹极为贴近, 使得《史记》整部译作呈现出一种融为一体、挥洒自如和自然奔放之感。他的翻译虽卷帙浩繁, 但质量颇佳, 终于为两百年来《史记》法译的接力工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近半个世纪以来, 随着《史记》翻译工作的逐步推进直至全部完成, 法国学界对这部巨着的研究工作也在不断走向深入, 出现了对《史记》进行深度研究的文章和着作。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有吴德明、左景权和班岜诺。
1964年, 吴德明在巴黎出版了《汉代宫廷诗人司马相如》 (Un poète de cour sous les Han:Sseu-ma Siang jou, 1964) 一书。该书从“司马相如的生平”“开通西南夷”“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三个方面对中国历史上这位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引言部分, 作者从文本的角度对《史记》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比《史记》和《汉书》中对司马相如的记述, 探讨了这两部着作的关联性问题。吴德明认为先是班固的《汉书》抄袭了司马迁《史记》中的内容, 但后来杨终受皇命将《史记》删减为原来的百分之三十, 所以当后人想恢复《史记》原有的篇幅时, 就不得不去《汉书》里寻找那百分之七十的痕迹。此外, 作者还举证驳斥了刘知几在《史通》中所说的司马相如有《自叙》之作, 而司马迁作《司马相如列传》, 即本于相如《自叙》的观点, 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史记》中的《司马相如列传》是一部自传”31。
1974年, 吴德明在《献给戴密微先生的汉学杂文集》 (Mélanges de sinologie offertsàMonsieur Paul Demiéville, 1974) 中发表了一篇关于《史记》的研究性文章《〈史记〉和〈汉书〉的相对价值》 (“La valeur relative des textes du Che Ki et du Han Chou”) , 对《史记》和《汉书》的关联性问题做了实证研究。作者首先回顾了长期以来中西方学者关于该问题的争论, 接着进行了非常严格的数据分析。他对比了《史记》和《汉书》中对司马相如的记载, 发现二者在文本上有大致800处不同, 其中一半的差异难以分出孰优孰劣。对于另外一半的差异, 他通过考察韵律、上下文关系、不同字形变化及其他因素, 发现有120处《史记》的表述胜过《汉书》, 有293处《汉书》的表述胜过《史记》, 所以《汉书》的版本在整体上似乎更为理想。吴德明就这一统计数据提出了和他十年前类似的推断, 他认为在汉章帝下令让杨终缩短《史记》的篇幅后, 一些笨拙的抄写者借助《汉书》又把《史记》扩充到了我们如今所看到的长度。这些抄写者赋予了自己自由创作的权力, 所以才造成了《史记》很多处的表述不及《汉书》的结果。最后, 作者以审慎的态度提出, 要使得他的这个推断为人们所公认, 还必须以相同的方法对《史记》其他章节的内容进行分析。32
左景权1978年出版的《司马迁与中国史学史》是法国出现的第一部专门对《史记》进行研究的着作。该书的主体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 作者对中国史学发展史做了梳理和概括。第二部分, 在介绍了中国的古代文化和汉朝的历史背景后, 左景权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司马迁的生平。他不但给出了《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两文的翻译, 还用多部史书中有关司马迁的资料予以补充。接着, 作者从以下多个方面对《史记》进行了探讨: (一) 研究了《史记》名称的由来、司马迁书写所用的材料、学者们关于《史记》正本所藏名山的讨论; (二) 驳斥了崔适在《史记探源》和李奎耀在《史记决疑》中的观点, 肯定了《史记》文本的真实性; (三) 讨论了《史记》在后世被删改的情况, 并得出《史记》文本的保存是较为完整的结论; (四) 梳理了《史记》不同的注本, 并认为没必要过度夸大各版本之间的不同; (五) 总结了历史上对《史记》的评价和相关研究。最后, 作者还结合多部史书记载对司马迁和班固的作品进行了对比, 他认为“司马迁的作品是一首自由之歌, 班固的作品体现的是对良好秩序的遵守。这两部巨着在艺术和思想方面的不同, 就如同中国文学领域的李白和杜甫的诗歌。为了使西方读者更好地领会, 还可把它们比作贝多芬的交响乐和巴赫的奏鸣曲”。33应大众需求, 1999年《司马迁与中国史学史》一书在友丰书局再版发行, 可见该部着作经时间的洗礼, 历久弥新。
2002年, 班岜诺撰写了一篇有关司马迁及《史记》的研究性文章, 作为《史记:一些着名中国人的生平》的引文出版。文章中, 作者指出司马迁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对作品整体的设计, 他尝试从不同的角度来书写历史, 他对社会的关注面要比前人宽得多, 从刺客到将军, 从滑稽人物到诗人, 他通过精心选取的典型人物再现了整个社会的图景。34此外, 作者认为司马迁所使用的语言也是他成功的关键所在, 他不重铺排, 不尚藻饰, 语言通俗流畅、平易近人。他具有尊重历史事实的勇气和求实无畏的精神, 他把项羽写进本纪, 是因为项羽虽未建立新的帝国, 却是旧王朝的推翻者, 他把刘邦之后徒有虚名的惠帝只写入列传, 而把真正掌权的吕太后写入本纪等。班岜诺对《史记》和《左传》中不同版本的《赵氏孤儿》进行了分析, 认为司马迁所展现的历史观, 最重要的不是要知道历史上发生了什么, 更多的是要记载那些能够引以为戒的历史, 要宣扬一种政治道德。中国虽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把思想体系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 但中国有自己的政治哲学, 参照的不是宗教而是历史, 司马迁写的就是这样一本能够体现政治道德的历史书。班岜诺认为“列传”中含有很多名篇, 正是“列传”使得《史记》不但成为一部历史巨着, 更成为一部文学巨着。“列传”中的一些人物身上也蕴含了司马迁的思想, 司马迁同孔子和老子的观点一致, 认为好的统治应建立在美德而不是严酷的法律之上;司马迁赞扬了一些游侠身上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和大公无畏的高贵品质, 认为他们值得人们称颂;他看到了滑稽人物不流世俗、不争势利的可贵精神, 有利于人们反思人性, 自我修身;他同时也肯定了从事货殖活动的人物对财富的追求是源于人的本性。最后, 班岜诺还以《伯夷列传》为例, 阐明了司马迁写作的一个特点和技巧, 就是当他缺少人物相关信息和史料时, 就写下自己对命运偶然性的思考。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 吴德明、班岜诺等学者正如当年的沙畹一样, 受到《史记》非凡价值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中无可替代的地位的鼓舞, 勇敢地承担起了《史记》的续译工作直至全部完成。与此同时, 随着这部巨着的面纱在法国被揭开, 学者们对它的研究也逐步向全面和纵深发展, 为法国乃至世界了解《史记》, 了解中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史记》法语全译本的意义
在西方, 直至2010年, 《史记》才有了俄语全译本, 到2015年, 法语全译本才最终面世。《史记》的西文译本如此难产的最大原因在于原文的难度和长度。为了使当代的西方读者理解两千多年前中国的作品, 译者需要具备娴熟的古文知识, 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精深的了解, 并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原文进行注解。正如奥托·曼森·黑尔芬 (Otto Maenchen-Helfen, 1894—1969) 在评价德效骞 (Homer H.Dubs, 1892—1969) 英译《汉书》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1938—1955) 时所说:“三行的原文就有四十二行的注释……德效骞和他的合作者们用了七年的时间才翻译并注释了十二卷帝王本纪中的五卷。帝王本纪只占全书的十六分之一, 所以即使按照剩余的每卷所花费的时间只是第一卷的一半来推算, 那么最后一卷只有到了2115年才能完成。”35加之, 《史记》原文洋洋洒洒共计526500余字, 这就不难理解它为何在几个世纪里始终是一座西方学者无法攀登的天梯, 直至今日《史记》的英文全译本还处于人们的期待当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史记》法文全译本的出现便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法语与很多欧洲语言的相通性和相似性要远远大于俄语, 历史上许多有关中国的法文作品都被欧洲多国转译, 从而促进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了解。如李明 (Louis Le Comte, 1655—1728) 的《中国近事报道》 (Nouveau mémoire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1696) 出版后, 被转译为英文、德文、意大利文等语言。杜赫德神父 (Jean 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 编纂的《中华帝国全志》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1735) 出版后, 也是随即便被英、德、意等国争相转译, 在欧洲广泛传播。此外, 耶稣会士们的另一部巨着《中国丛刊》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oeurs, les usages, &c.des Chinois: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 1776—1791) 、白晋 (Joachim Bouvet, 1656—1730) 的《康熙皇帝》 (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Chine, 1697) 、格鲁贤 (AbbéGrosier, 1743—1823) 的《中国概况》 (Description générale de la Chine, 1785) 等众多有关中国的法文作品都被转译为其他欧洲语言, 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主要源头。所以, 《史记》法文全译本的影响一定会大于俄文全译本, 它不会只局限于法国, 因为它“解决了最核心的难点, 即汉语的考证阐释, 最终将促进英、德、西、荷、意其他西方语言的转译, 为整个西方世界敞开五彩斑斓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窗”。36
此外, 《史记》是西方人真正了解中国所不可绕过的一部巨着, 这也是它不断被节译后作为法国一些高等学府的古汉语教材的原因。班岜诺认为“不读司马迁经典的《史记》, 吾等的知识就是片面和不完整的。《史记》叙述中国从起源到他生活时代的历史, 重在其独特的构思和陈述。与古代编年史《左传》不同, 司马迁创新出一种通体史, 后为《二十四史》所采纳。《史记》同时还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 其他一些小说和戏剧都从中汲取营养”。37《史记》不但有利于西方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学, 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其了解中国人的伦理道德, 理解在中国存在的不同于西方的一些社会现象。因为历史在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与西方的伦理基于宗教有所不同, 中国人的伦理是出自于历史的教训。正是在历史的发展和变迁过程中, 中国人不断吸取前车之鉴, 酌古御今, 才形成了中国人如今的道德标准和处事方式。所以, 《史记》对西方人了解中国、理解中国都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纵观《史记》在法国的整个翻译历程, 从1828年布罗塞翻译《大宛列传》开始, 到2015年班岜诺完成《史记》法文全译本, 在这近两百年的时间里, 几代汉学家们出于对中国文化的挚爱和向往, 不断接力才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创举。随着译本的不断完善, 《史记》在法国的研究也逐步地走向深入。从对《史记》中某一人物或某一章节的研究到对整部着作进行探讨, 它经历了一个由浅及深、层层递进的过程。译本往往是一个外国学者对中国文化进行研究的最重要的媒介和载体, 相信2015年《史记》法语全译本的出现, 势必会在西方掀起一阵波澜, 激发更多的学者对这部“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的作品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注释：
1 Timoteus Pokora, “Bibliographie des traductions du Che Ki, ”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 traduits et annotés par?douard Chavannes. Vol. 6. Paris:Librairie d’Amérique et d’Orient Adrien-Maisonneuve, 1969, p.114.
2 Brosset Jeune, Relation du pays de Ta Ouan. Paris:Imprimerie Royale, 1829, p. 2.
3 ?douard Biot, Essai sur l’histoi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en Chine et de la corporation des lettres. Paris:Benjamin Duprat, 1847, pp.105-110.
4 Léon d’Hervey de Saint-Denys, Le Lisao, poème du IIIe siècle avant notreère. Paris:Maisonneuve et cie, 1870, Préface, pp. 47-53.
5 Camille Imbault-Huart, “Une rivalitéau palais au temps de la dynastie des Han, ” Revue de l’extrême-orient 3. 1 (1885) :511.
6 Henri Cordier, “?douard Chavannes, ” T’oung Pao 18.1/2 (1917) :115.
7 ?douard Chavannes, Le Traitésur les sacrifices “Fong” et “Chan” de Se ma T’sien. Peking:Typographie du Pei-T’ang, 1890, Introduction, p. 3.
8 Ibid., pp. 29-30.
9 Paul Demiéville, “Avertissement, ”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 traduits et annotés par?douard Chavannes. Vol. 6, Paris:Ernest Leroux, 1895, p. 1.
10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6年, 第61页。
11 鲁惟一、夏含夷:《西方汉学的古史研究——〈剑桥中国古代史〉序言》, 《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2期, 第3页。
12 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 载戴仁编《法国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年, 第110页。
13 李丹婕:《张广达谈沙畹及法国现代汉学的转型》,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2月17日。
14 这四份附录分别是:《报任少卿书》《班彪评司马迁》《通鉴纲目与竹书纪年》《史记总目录》。
15 ?douard Chavannes, “Introduction aux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 ”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 traduits et annotés par?douard Chavannes, vol. 1, pp.185-186.
16 许建平:《敦煌出土〈尚书〉写卷研究的过去与未来》, 载季羡林、饶宗颐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 北京:中华书局, 2004年, 第233页。
17 Paul Pelliot, “Le Chou king en caractères anciens et le Chang Chou Che Wen, ” Mémoires concernant l’Asie Orientale. Vol. 2. Ed.Sénart, Chavannes, Cordier. Paris:Ernest Leroux, 1916, pp. 131-132.
18 Emile Gaspardone, “Georges Margouliès, Le Kou-wen chinois, ” Bulletin de l’Ecole fran?aise d’Extrême-Orient 27.1 (1927) :385.
19 Georges Margouliès, Anthologie raisonné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Paris:Payot, 1948, pp. 35-36.
20 Pierre Huard, “R. F. Bridgman:La médecine dans la Chine antique, ” Bulletin de l’Ecole fran?aise d’Extrême-Orient 51.1 (1963) :221.
21 R. F. Bridgman, “La médecine dans la Chine antique, ” 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 10.1 (1955) :17-24.
22 即指《史记集解》 (刘宋时裴注) 、《史记索隐》 (唐司马贞注) 和《史记正义》 (唐张守节注) 。
23 Nguyen Tran Huan, “Biographie de Pien Tsio, ”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des?tudes Indochinoises 32.1 (1957) :1.
24 Ibid., p. 11.
25 Emile Gaspardone, “Sseu-ma Siang-jou chez les Barbares, ” Sinologica 6.3 (1960) :145.
26 Henri Maspero, Mélanges posthumes sur les religions et l’histoire de la Chine, III, ?tudes historiques. Ed. Henri Maspero. Paris:Civilisation du Sud, 1950, p. 59.
27 Paul Demiéville, “Avertissement”,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 traduits et annotés par?douard Chavannes, vol. 6, p. 1.
28 Yves Hervouet, Le chapitre 117 du Che-ki:biographie de Sseu-ma Siang-jou. 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2, p. 2.
29 Dzo Ching-Chuan, Sseu-ma ts’ien et l’historiographe chinoise. Paris:Editions You Feng, 1999, p. 132.
30 董纯:《史记法文全译本出版前后》, 《中华读书报》2015年11月4日, 第17版。
31 Yves Hervouet, Un poète de cour sous les Han:Sseu-ma Siang jou. 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4, p. 8.
32 Yves Hervouet, “La valeur relative des textes du Che Ki et du Han Chou, ” Mélanges de sinologie offertsàMonsieur Paul Demiéville. Part II. Ed. Yves Hervouet. 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4, pp. 55-76
33 Dzo Ching-Chuan, Sseu-ma ts’ien et l’historiographe chinoise, p. 270.
34 Jacques Pimpaneau, Vies de Chinois illustres. Paris:Editions Philippe Picquier, 2002, p. 14.
35 Otto Maenchen-Helfen,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by Pan Ku and Homer H. Dubs, ”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51. 1 (1945) :120-121.
36 董纯:《史记法文全译本出版前后》。
37 沈大力:《法国汉学家倾力译史记》, 《光明日报》2015年8月5日, 第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