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灾害是公共体的増长“代价”
2.3.1 灾害是对公共体的剥夺
究竟什么是灾害，灾害如何定义，在学术界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通常我们理解的灾害就是洪水、台风、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现象，于是对自然灾害的概念往往就围绕自然现象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所构成的影响和损失去定义，将灾害看成是“自然原因”造成的影响和损害，是“自然事件”；也有学在“自然”的定义中加入了“人为的因素”，认为灾害不完全是一种自然现象，它也可以是一种社会现象，或者叫‘‘自然社会现象”。我们认为，纵观人类与灾害抗争的历史可以看出，灾害的发生原因不仅仅是自然的变异，也有人为的影响，不仅仅是自然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自然变异与人为影响相互交错，构成了人类社会千百年来面临的千奇百怪的灾害现象，这些灾害现象也是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科技水平不断提高而不断变异的。因此，不能单纯给灾害定义为“自然现象”或者“自然事件”。大量的“自然事件”看起来是“自然现象”，实则是与人类的活动密切相关，洪水、干旱、腿风等自然事件随着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加剧而变得越来越频繁；与人类活动无关的自然变异只有地震、太阳风暴等少数灾害类型，但是人类的活动也可以影响到地壳的运动、太阳风暴穿越大气层等自然变异。
因此，根据灾害是一种公共风险的理解，我们主张将灾害定义为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对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口范围（公共体）构成严重剥夺的过程和现象。这个定义中有三个关键词：
一是“不可抗力”，它提的是自然的变异与人类的行为所带来的破坏性的能量；二是“严重剥夺”，它是指对人的生命、健康等天赋人权的剥夺及对资源的剥压，这种剥夺已经超出了人口范围内资源的本来承受能力；三是“人口范围”，这就是上一章我们所述及的保险范围，当这个保险范围不大，为家庭、企业或者保险市场所能承受的资源单位，那么就不能称之为灾害，而只是灾损事故，而当这个保险范围不是家庭、企业乃至保险市场范围所能承载的资源单位，它就是灾害。这时候的人口范围就是“公共体”。
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说，后面我们所要讨论的灾害内容都将界定在“公共风险”的范畴。
本世纪以来，“不可抗力”似乎突然加剧，对人类的“严重剥夺”也越来越超出人们的心理承受范围，而“人口范围”的边沿也在不断扩大，从飓风到海嘛，以至2008年四川大地震、2010年智利大地震、2010年海地大地震、2011年甘肃泥石流、2011年日本大地震及核辐射，这些交织着“自然现象”与“人为灾难”的“公共风险”事件，一次次警示我们，如何有效应对，已是全世界必须面临的共同选择，而不是某一个国家的职责。
既然我们将灾害定义为一个“公共体”的严重剥夺，那么剥夺之后，将是资源的一次重新配置，因此灾害的本质是对资源及资源配置机制的破坏。人也是资源的一种，对人的生命和健康等的破坏，也是对资源的破坏。当灾害发生时，资源急剧受损，资源配置机制严重失效，以至无法自我修复，从而与社会经济增长产生密不可分的关系。对经济增长的研究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永恒主题，而将灾害作为经济增长中的一个重要因子来考虑，也是经济学家们十分关注的。
2.3.2 灾害的实质是资源环境系统对经济增长系统的“代价”
郑功成（2010)在《灾害经济学》一书中，指出灾害问题的实质即是经济问题。他从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上对灾害问题分别做出解释，社会意义上的灾害问题是相对人类社会的异常现象；而经济意义上的灾害问题是可以计量的经济损失，这种损失包括人类创造的各种物质财富的损失、自然人的生命与健康损失以及人类耐以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资源的损失。实际上，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尽管灾害经济学作为一个概念被提出来，只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出现，但是经济增长理论对灾害的关注从来没有忽视过。经济增长理论和整个现代西方经济学一样，自亚当?斯密而始，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条主线。在经济学说史中，斯密无疑是把经济增长问题看作是进行分析的总题目的第一个人。?。亚当?斯密革命性地将经济增长作为宏观问题来研究，指出经济增长表现在社会财富或国民财富的增长上，国民财富的增长取决于两个条件：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数。斯密的论述为灾害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灾害的直接后果是国民财富的减少，但不仅仅是这一影响，它还会影响到劳动生产率，至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是正是负，则是有争议的。
大卫?李嘉图被誉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以劳动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构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庞大理论体系。他继承了亚当?斯密劳动决定价值的思想，但与斯密不同的是，他从分配的角度而不是生产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指出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依赖于合理的分配制度，全理的分配制度和激励能够提髙生产积极性，促进经济增长。大卫?李嘉图论述了资源的相对稀缺性，指出农业生产中的土地等资源并不是无限的，而是稀缺的，当所有这些稀缺性的资源都被利用了以后，社会生产中就会出现农业报酬递减的趋势，而且这种递减趋势超过了工业报酬递增的趋势，于是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慢，最终的结果将会导致人口的增长停止，资本的增长停止，社会进入一种“静止”状态。从李嘉图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灾害发生后，资源的稀缺性虽然加剧，但是这种削减的资源相对于资源总量来看，是很微弱的，但是分配制度却可以在灾后发生较大的改变，资源占有结构会因为灾害的发生而产生变化，这种改变是对经济增长起作用的关键。
马尔萨斯的理论是悲观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他认为人口的增长是以几何级数（指数速率）在增加，而食物供应的增长（资源的供给）却是以算术级数（线性速率）增加，因此，人口的增长必然会超过食物供应的增长，导致人均占有食物的减少，这是一种“自然趋势”。马尔萨斯提出抑制人口过度增长，实现人口与资源的平衡，抑制人口增长的因素包括自然抑制，如灾难、战争、痕疫和各类饥荒等，道德抑制，如晚婚、禁欲等。这一理论对于灾害经济学的研究有着重要影响，它提供的一个思路是人口的增长和资源增加的自然平衡，将这种平衡由于二者的增长速率不同逐渐被打破时，灾害、饥荒、战争等迅速消减人口的因素，虽在短期内造成了不平衡，但从长期看却促进了人口与资源的平衡，使经济增长恢复均衡，但是从经济伦理的角度看，我们很难接受这样的观点。
约翰?穆勒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他提出了一个稳态经济的理念，即人口增长、财富积累与自然环境都应该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这种静态的稳定是以自然资源的总水平为极限，如果超出这个极限，就会出现食物短缺和环境的消失。这种“静态经济”的思想提出了经济增长对环境变化的影响，指出了环境承载能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建立灾害经济的均衡模型提供了理论支撑。
古典经济学家在经济学最基础的原理上做出具有哲学意义上的思考，这些原理’一包括财富理论、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劳动效率理论以及资源的稀缺性理论等等。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资源稀缺性的重视程度较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有所降低，如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更加强调资本积累的多作，强调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中唯一决定累素；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强调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指出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更取决于技术进步，而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技术进步；新剑桥增长模型则将经济增长的注意力回归到收入分配关系上，认为经济增长是以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为前提的，而经济增长的结果又必然加剧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内生技术变化”
的核心要素，认为人力资本、知识积累是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资源要素都受到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制约，但是知识的积累却不会受到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限制，是一个无限广阔的增长空间，因而人力资本、知识积累才是“增长的发动机”。
这些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决定经济增长的诸要素，但是随着“风险社会”概念的提出和在经济学上的应用，人们也认识到，它们忽略了长期增长中的资源限制。现代增长理论依然承认稀缺性原理，但是相对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知识积累等无限的创造空间，资源的稀缺性是可以被技术进步、知识积累等无限创造的因素所替代的，因此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规模生产函数，一般较少考虑到资源和环境要素。然而，人类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和灾害实际，却让经济学家们意识到，古典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经济增长与资源稀缺性的矛盾不可回避，资源环境不仅存在稀缺性的问题，不只是经济增长的“成本”，而且还面临更为严峻的经济增长“代价”问题，即增长过程中对于资源系统掠夺式开发和生态环境系统的肆意破坏，使整个资源环境系统不仅稀缺性进一步加剧，而且加剧了资源环境系统的脆弱性，使其承载能力受到动摇。因此，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重新认识经济增长的模式，以全面和系统性的理念考察经济增长的成本和代价。
赫尔曼?戴利的“稳态经济理论”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戴利认为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定并不能总是适用的，经济人假定对改善资源配置起到作用，但是并不能对持续的经济增长产生有效的市场化资源配置作用，因为经济人假定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只限于当代人之间，是一种短期的作用，而对于长期的作用来说，它甚至有明显的负面作，经济人假定会让代际之间产生资源的掠夺性配置。传统增长理论更多地将经济增长看作一个独立的系统，这个独立系统只考虑到资本、技术、储蓄率、分配、就业等函数，但实际上，经济增长不可能是孤立的，它必然只是资源环境系统的一个部分，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在人类所创造的资本不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的现代社会里，人们又进入了一个资源的稀缺性、环境的有限性制约经济增长的时代。“可持续的发展”理论就是要在生态环境系统与经济增长系统之间寻求“稳态”的均衡，减少子系统的负外部效应，而不是以一个子系统的均衡去破坏母系统的均衡，造成母系统承载能力在代际传递的过程中被“看不见的脚”踢碎。
“可持续增长理论”回归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即资源的稀缺性对经济增长的限制性重新被重视。长期以来，经济学由于更加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收入分配、知识积累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忽略了增长中的环境资源成本、生态资源成本等因素，导致了破坏生态环境、造成人为灾害、放大自然灾害等经济增长的伴随效应。所以，灾害常常被看成是经济增长的代价，实质上是资源环境与人类活动的矛盾冲突，是对人类活动的剥夺。灾害剥夺了经济増长的资源要素，加剧了局部长短期的资源的稀缺性，通常人们都会认为灾害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反向推动。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灾害对公共体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不仅是受到灾害侵袭的社会成员，而且对公共体也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威胁，对短期的经济增长和长期的经济增长都可能带来影响。一些学者经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发现，频繁发生灾害的,家，贫困、饥饿等问题的出现会更普遍，其经济增长的GDP数据在长期里也总是低于那些灾害发生频率较低的国家，因此可以看到是，灾害过后恢复重建所带来的投资刺激、创新刺激往往只是短期的、局部的，“破窗效应”刺激的是短期增长、局部增长，却无益于长期增长、公共体总体的增长。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增长结果的短期与长期、局部与整体的不一致？这些实证研究结果与理论模型的不一致？这就是灾害的公共风险属性所决定的。在灾害风险。有些风险的公共风险属性更强，有些风险的公共风险属性则相对较弱，在无差异曲线上更靠近私人风险的横轴。靠近私人风险的灾害风险，其在经济增长系统内部是可以实现自适应、自我修复的，因为它与资源环境的外部系统联系较弱；而当灾害风险越来远离私人风险的横轴，其与资源环境的外部系统联系越来越紧密，经济增长系统的内部自我适应能力就会越来越力所不及，自我修复的阻力越来越大，这时候公共体内所投入的灾后修复的资金、物资等经济资源，就会以牺牲公共体内另一些投资选择、消费选择或技术进步选择为代价。还有一种考证认为，灾后的经济系统修复并不是按照正常的经济系统形成机制那样逐步完善起来的，而是临时性的、应急性的，其修复和安排的系统具有很大的不完善性，这对于资本的积累、技术的进步、知识的积累都是有不利影响的，甚至还会出现资本、人力、技术等的外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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