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斥乘舆”一词，且不说一般人，就是从事中华古史专业者，只怕也有相当比例的生疏。但如果换一句现代语，“骂皇帝”,大家就都会懂得。
中华民族是一个受专制文化影响和毒害很深的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为了宣扬皇帝的神圣性，文士们搜索枯肠，无所不用其极。皇帝自称的专有代名词为“朕”,连衣食住行，都有一套专门词汇，臣民们不得僭用。谁要骂皇帝，就犯了弥天大罪，但也只能称为“指斥乘舆”,即指斥了皇帝的座车，避讳用“皇帝”一词，以示“皇帝”一词的神圣性。宋朝张浚对“指斥乘舆”有一段解释：“自古言涉不顺，谓之指斥乘舆，事涉不逊，谓之震惊宫阙。是以见君辂马，必加礼而致恭，盖不如是，无以肃名分，杜僭乱也。”明朝高拱也解释说：“乘舆，谓天子也，不敢言天子，故言乘舆也。”
从古代史籍中搜索，尽管早在秦汉时代已确立了中国特色的帝制，但直到840年后的唐朝，今人方才在《唐律疏议》中，第一次看到对“指斥乘舆”罪做了法律上的规定。当然，唐律源于隋《开皇律》，但《开皇律》已佚亡。《唐律疏议》卷1《十恶》，确定如今人们常说的“十恶不赦”罪。“六曰大不敬”,其中就包括“指斥乘舆，情理切害”.但《唐律疏议》又对此做了法律规范和说明，“若使无心怨天”,“不入十恶之条”,“盖欲原其本情，广恩慎罚”.同书卷10规定，“诸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者斩”.“指斥谓言议乘舆，原情及理，俱有切害者斩”.“非切害者徒二年，谓语虽指斥乘舆，而情理非切害者，处徒二年”.同书卷23又规定：“知指斥乘舆及妖言不告者，各减本罪五等。官司承告，不即掩捕，经半日者，各与不告罪同。”此条罪名被后代所继承。只是宋人因避宋太祖祖父赵敬名讳，在《宋刑统》卷1中，将“大不敬”罪改成“大不恭”罪。从上引法律条文看，对“指斥乘舆”罪的处置是极其严厉的。
以下再追溯“大不敬”的刑名由来。《史记》卷96《申屠嘉列传》载，他劾奏汉文帝幸臣邓通：“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吏今行斩之！”同卷《魏相列传》记载，因“大不敬”罪，“长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蚕室”.《汉书》卷89《黄霸传》说：“夏侯胜非议诏书，大不敬，霸阿从，不举劾，皆下廷尉，系狱，当死。”《后汉书》卷60下《蔡邕传》载，“下（蔡）邕、（蔡）质于洛阳狱，劾以仇怨奉公，议害大臣，大不敬，弃市”.经吕强营救，“有诏减死一等，与家属讟钳，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汉律源自秦律，故大致可以判断，在秦汉时，已有“大不敬”“当死”“弃市”的刑名，但还没有唐律那样细致的规定。
自晋朝以下，历代都有“大不敬，弃市”的刑名，在此不必赘述。《隋书》卷25《刑法志》记载，北齐河清三年（公元564年），定“齐律”,“又列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北周保定三年（公元563年），定“大律”,“立十恶之目，而重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内乱之罪。凡恶逆，肆之三日”.隋律则“又置十恶之条，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这就是前述唐律“十恶”之所本。
此外，《南史》卷45《崔偃传》说，崔偃“中兴元年（公元501年），诣公车尚书申冤，言多指斥，寻下狱死”.然而据《南齐书》卷51《崔偃传》所录他的两份上疏，并无什么指斥齐和帝的言论。故齐和帝回诏说：“具卿冤切之怀，卿门首义，而旌德未彰，亦追以慨然，今当显加赠谥。”光从此条记载，也找不出“指斥乘舆”罪的蛛丝马迹。
总的说来，尽管今人只能在唐律中看到“大不敬”之“指斥乘舆”罪，但“指斥乘舆”罪并非一定始于唐朝。
“指斥乘舆”罪被唐以后的历朝所沿用。在南宋伟大抗金英雄岳飞的冤狱中，据传言，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岳飞得知张俊、韩世忠等军在淮西战败后，悲愤的心情再也难以克制，自上一年他被迫班师后，一句郁结半年有余的心声夺口而出：“国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又岳飞曾说：“我三十二岁上建节，自古少有。”此语被引申和篡改为“自言与太祖俱以三十岁为节度使”.这两句话都被定为“指斥乘舆”的弥天大罪，注3为其“莫须有”的罪名之一。
当时因“指斥乘舆”罪判刑者非止一例。另有太学生张伯麟在壁上题写：“夫差！尔忘越王之杀而父乎！”用春秋时代的典故，讥斥宋高宗向杀父之仇屈膝，被判“杖脊，刺配吉阳军（治今海南崖城）”.福州长溪县文士黄友龙在临安府余杭县“听读”期间，“醉酒作闹，语言指斥”,又是犯了骂皇帝的大罪，被“杖脊，刺配广南远恶州牢城收管”,服厢军的苦役。有荫补为官的资格者惠俊、无品武官进义副尉刘允中，径山寺和尚清言也因犯“指斥乘舆”罪，被斩或黥配。小武官王世雄“作诗有指斥语”,被判“追毁出身以来告敕文字，除名，勒停，决脊杖二十，不刺面，配邕州牢城收管”,服厢军的苦役。
不仅是皇帝，秦桧依靠金人撑腰，当上了宋高宗无法罢免的宰相，权势几乎等同于皇帝。有官员吴元美作《夏二子传》，“夏二子，谓蝇、蚊也”,居然被定为“指斥国家及讥毁大臣，以快私忿，法当死”,虽纯属捕风捉影的影射文章，宋高宗算是特予宽贷，改为“除名，容州编管”.一时之间，“讥毁大臣”也成了可怕的刑名。
清朝汪由敦评论说：“明代奏章，多伤过激。指斥乘舆，则癸、辛再见；弹击大吏，则共、鲧比肩。迹其事实。初不尽然。但取沽名。颇伤直道。”清朝的皇权甚于明朝，也缺少像明朝那样的诤臣，故在汪由敦眼里，明朝诤臣的直言，就成了“指斥乘舆”罪。
然而中国古代还有少量怀抱良知的士大夫，他们反对草菅人命的“指斥乘舆”罪，其理论武器则是先王之道。
北宋人王回说：“指斥乘舆，臣民之大禁，至死者斩，而旁知不告者，犹得徒一年半，所以申天子之尊于海内，使虽遐逖幽陋之俗，犹无敢窃言讪侮者。然《书》称商、周之盛，王闻小人怨詈，乃皇自恭德，不以风俗既美，而臣民俨然戴上，不待刑也。则此律所禁，盖出于秦汉之苛耳。”他对“指斥乘舆”罪持批判态度，认为不过是“秦汉之苛”,不合《尚书》中强调的先王之道。
南宋儒学家胡寅在《尚书·无逸》“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一段话的传注中，更明确说：
“蔡京继之，专以朋党一言，禁锢忠臣义士，或谓之诋诬宗庙，或谓之怨讟父兄，或谓之指斥乘舆，或谓之谤讪朝政。行之二十年，天下之士不仕则已，仕则必习为导谀，相师佞媚，歌功颂德，如恐不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特别引用了周厉王“监谤”,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指出设立“指斥乘舆”罪的后果，无非是营造“习为导谀，相师佞媚，歌功颂德”的恶劣政治环境。另一诤臣彭龟年也有相类似的议论“:夫所谓小人怨汝詈汝者，乃后世指斥乘舆之类，其犯上渎尊，与抗疏陈讥者，盖不可同年而语矣。而四君（按：指商中宗太戊、高宗武丁、祖甲和周文王）闻之，反取之以为德，任之以为愆，然则怒安从而生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