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子的法家思想是道家思想的吸收和演化

　　慎子，名到，生于战国中期，其生卒年月尚存疑问。他被学界广泛认定为“源道入法”的重要人物。关于他的着作，已经大多散佚，现多以清代钱熙祚修订的《慎子》为“最精审的本子”.他是中国法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衔接人物”.从他的思想，我们可以分析出道家与法家思想的关联，他继承了道家的世界观与“无为”思想，同时，他把道家的“无为”思想改造为法家的“无为”思想，将道家对自然规律的被动态度化为对社会规律、社会现实的主动积极的探索和改造精神。但他的思想与道家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对待人违法的态度上，他一反道家法律xuwuzhuyi的态度，主张根据社会现状积极制订法律。在人性论上，慎子的性恶论与道家的性自然论有所不同，他所谓的“因势”也与道家的顺从自然有着很大的不同。
　　从道家的消极顺从发展为主动地利用人心，利用人的劣根性进行统治和维持社会秩序。
　　
    一、对待人为法态度方面
   
    道家一贯是主张法律xuwuzhuyi的学派。首先老子在《道德经》中有云：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绰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法律滋章，盗贼多有。”这是一种崇尚自然法而不信任人为法的态度。道家的思想关于政治法律的中心思想就是无为而治，顺应“道”,从而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效果。庄子在这方面的说法更加深入一些，他认为国家的法律应该是“……以刑为体者，绰乎其自杀也”.这其实就是在说法律应该尽力往自然法方向靠拢，以至于根本感受不到法律的存在，这岂不是在否认人为法吗？
   
    而慎子则积极主张建立人为法，以法治国，从国君到子民都遵循法律的规定。“为人君者不多听，据法倚数以观得失。无法之言，不听于耳。无法之劳，不图于功。无劳之亲，不任于官。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
   
    很多学者都认为，慎子提出的法制观根本来源于道家学说，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慎子在齐国稷下学宫学习多年，深受道家的影响。他的法治思想中的“无为”论就脱胎于道家黄老学说，但是他的思想与道家的法律思想有很大的区别，只是借了道家思想的形体而行法家之实。
   
    法家的“无为”非道家的“无为”.慎子的“无为”是指，让百姓遵循社会现实和人心而制定的法律。“法家的‘无为',说白了，就是要实现国家专制机器的流水线自动化运转，人民和官吏都自觉主动地服从君主的立法，这样，就可以’不听君‘、’不从官‘了。但’君‘依然掌握着绝对的权力，不容违抗与质疑。”同以“无为”为目标，但是其内涵却完全不同。就如法西斯的社会主义和苏俄的社会主义，都以社会主义为名，但是内涵却截然不同。
   
    至少，凡是遵从同派中人，观点再怎么有异，一些原则性的思想总不会相左的。
   
    首先，在政治法律观上，道家之人主张的是人治，并且行“无为”而治，他们对于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持负面看法的，“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绝巧弃利，盗贼无有”.那么既然遵从道家思想的人都持此观点，慎子的法制思想就自然不属于道家之言了，因为他首先赞成君主应该积极观察社会，了解人性，从而以此制定法律。
   
    其次，他认为，法律并不是出自于天地，也不是遵循自然规律，而是来自于人心，来自于社会，“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观，和老庄的唯心主义观有所不同。
   
    最后，他还要求君主要利用“势”,就是客观条件与权势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这一点也是能动的。
   
    从这些方面来看，慎子在对人定法的观点上，并没有和道家有过多的联系，如果说法家的法治思想源于道家，至少在这方面，于慎子身上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二、从人性论角度分析
   
    如果说，“因为人心是天定的，顺应人心就是顺应自然，所以慎子的法律思想是道家学说。”这种观点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慎子的法律观坚持的是，法律必须“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这里的合乎人心，是指因为人性恶，所以必须对人性进行克制与利用，而不是道家所谓的顺应自然。况且道家与慎子在人性论上又有根本不同。
   
    慎子的思想之中，是持“性恶论”的，而道家在这一方面，一直是持有“性自然论”,即人性是自然形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人的初始，只是天性，没有善恶之说。老子认为，人的初始是清心寡欲，十分朴素的； 而后来的心态转变，变为趋利，则是一种心理上的恶化。而慎子所言人性论，在意思上更加接近法家之言，他认为人性是恶的，就是直接把人性中的趋利性贴上了“恶”的标签。“家富则疏族聚，家贫则兄弟离。非不相爱，利不足兼容也。”“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丑也。”因为有了利益驱使，所以人可以做出很丑恶的事情。故而要立法加以管束。
   
    而道家则坚持自然法，否定了从人性角度立法，就算是有法律，如庄子所说，也得“绰乎其自杀也”.这与慎子的观点完全不同。慎子的性恶论，在研究方法论上，是从客观角度出发，从社会客观事实之中得出的经验； 这一点与儒家的性善论，从人体生理角度推导有所不同。道家的研究方法也趋于唯心，和慎子也不同。而韩非子的性恶论，则是来自于其师荀子。韩非子把荀子的性恶论进一步的放大，以达到其推行法治的目的。在这一角度上，法家与道家之间的观点没有因为慎子而连接，两方观点大相径庭，来源出处也不相同，并没有形成契合。
   
    很多学者认为，他的“因循”理论是切合道家思想的，是一种从道家思想演化到法家思想的证明。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原文： “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是故先王见不受禄者不臣。禄不厚者，不与入难。人不得其所以自为也，则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谓因。”
   
    这里的“因”,原指的应该是遵从，顺从，遵循之意。慎子的意思是，在政治上，应该“利用”人的利己心理，满足他们的欲望，这样，人就会为王所用，而不是“顺应”人的私心。“顺应”一词，顺从适应也。《朱子语类》卷七四： “’物来顺应‘者，简也。”这个词，行动者地位低于被动者。比如道家说的顺应自然，而文中“先王”的地位明显高于“臣”,讲的是作为管理层，对于下级人员要利用其趋利自私的天性，使之听从自己的号令，服从自己的管理。也就是说，这里慎子的意思，并非是和道家一样，顺应自然而消极的无为； 相反，这里的“因”,有一层利用和诱导之意，要积极发动人的主观能动性，观察人间，观察人心，利用人性。这与法家的思想又有些相近。因此，在这个层面上看，道家的思想与慎子的思想又不相符，更说不上被后来的法家借鉴与利用。
   
    三、道家真正被法家吸收的部分
   
    慎子在自己着作中一直强调这一个观点：“君臣之道： 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巳。故事无不治，治之正道然也。”这就是设想一个“社会化”的“无为”世界。
   
    如前所言，慎子吸收了道家的人生观与世界观。虽然自己行的不是“道法自然”,但是这最终的目标也与道家相近。不过慎子的“无为”是以法律为依托的，他设想把法律作为社会的准绳，天子制定法律以后，自己就“无事”了，下面的臣子和百姓就依照法律而行。只不过这个社会所遵循的不是“道”等自然规律，而是社会现实和人心。人在社会实行的是人定的法律，顺应的实质是社会本身和人心。这一思想后来一直为法家所吸收，“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行政也”.
   
    法家真正吸收的，乃是道家的“道”的理念。法家从道家的观点中认识到了客观规律的存在。比道家更为进步的是，法家更积极地对社会规律，社会现状，人的心理进行分析，力图找到规律而利用之，而不是实行道家消极的返古主义和法律xuwuzhuyi。对于理想社会的构建，法家更有一种对于道家“无为而治”的向往，但是却没有对“小国寡民”的追求，到了法家这里，“无为”的意思是遵行法律，只以法律为准绳，就像道家遵循自然一样受到法律的控制，不做以自己意思与私欲而行动的“有为”.而且君主不但要利用法，还要加入“术”
   
    与“势”,三者结合才能控制百姓与群臣。在这一点上，又与道家思想有所不同。但是法家思想的硬伤在于立法权，并未做到“正本清源”,法律仍然由天子制定，天子游离于法律之外，没有人监督。按照法家“性恶论”的观点，天子也是“恶人”.天子立法自然难免是以自己的利益出发，他的权力就难以得到束缚，说是法治，说到底其实还是人治，这一点受到古今很多学者的诟病。不过这是时代局限性的必然结果。
   
    四、结语
   
    我们可以看出，慎子可谓是最早实现法道思想结合的重要代表性人物之一。慎子的思想中，从黄老之学中汲取了世界观与人生观，受商鞅之辈影响而形成人性恶论，最后借了“无为”之形，以法律代替“天道”,以利用人的趋利之心代替清心寡欲，以积极立法代替消极顺应，行“法治”之实，并将其作为他设想的法治社会的理想目标。
   
    从这个处在承前启后、各家思想逐渐融合阶段的慎子的思想上看，法家和道家有许多不同之处，看似相通，实则殊途，一主以法治国而一主道法自然。但法家从道家之处真正继承的是顺应规律这一思想，并从顺应自然规律转化为了以社会实际和人的本性制定法律。这一点可以说是“援道入法”的真正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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