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田产争讼爰书》探析汉晋民事司法变迁(3)

　　此外，县令就此事的下行文书，也和汉代一样重视券书。“书移达，具列香兄弟部分券书，会月十五日，须得断决如律令。”这和上文分析的孙香证词一样，也对应于《二年律令》：“有争者，以券书从事，毋券书，勿听。”（简335）〔14〕
　　
　　但另一方面，临泽在继承汉代民法的同时有了显着的变化。汉代县令特别重视乡啬夫在处理民间纠纷中的作用。《汉书 ·百官公卿表》有“乡啬夫，职听讼，收赋税”的记载。“听讼”就是处理民事纠纷。郑玄解释说：“争财曰讼。”〔15〕以河西出土的公元28年《候粟君所债寇恩事》为例。对于这起债务纠纷，居延县廷在接到原告状辞后，立刻将案件移交给都乡啬夫调查，乡啬夫询问了两造后，给出了初步的处理意见，认定原告无债务责任。〔16〕而临泽简则不同。县令没有将案件下移乡啬夫，也没有交给任何乡吏，而是要求孙氏宗长调查此纠纷。宗长进行了调查并给出了处理意见。对宗长的意见，官方基本认同。乡啬夫的职能完全被宗长取代了。
　　
　　宗长对此案的调查方式和处理方法也与汉代迥异，汉-晋变迁也就体现在这里。宗长自称“今为平史”,可见他自认在这个案件中充当了初审权威的角色。他没有按照县令的要求，提交孙氏分家时的券书证据，而是以一种权威的口吻，让孙香继承父亲孙蒙的份额。然后又说祖母生前曾指定孙发为叔父孙弘的继承人，由于没有书写券书，所以不为原告所知。言下之意是，孙发继承了叔父孙弘的份额。又说，孙翘没有后嗣，那么现在就从亲属中为其指定一个后嗣，令孙香、孙发割让田地和坞舍给孙翘的后嗣。
　　
　　宗长的这种做法，从汉代民法的立场看，觉得很不可思议。首先，在汉代，指定户后需要上报官府备案，〔17〕所以不存在成为户后却没有券书记录的情况。相反，即便曾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没有券书，也没法证明，会被视为无效（“有争者，以券书从事，毋券书，勿听”）。其次，在没有子男的情况下，汉代《置后律》规范了如下继承顺序：“死毋子男代户，令父若母，毋父母令寡，毋寡令女，毋女令孙，毋孙令耳孙，毋耳孙令大父母，毋大父母令同产子代户。”〔18〕按照这个顺序，若孙弘、孙翘两兄弟死时没有直系后代，则其户产归同产子。孙发、孙金龙、孙香三人皆有资格，但孙香和死者的血缘更近，〔19〕所以最有继承资格。即便祖母以户主的身份，以“先令”的手段，打破继承顺序，指定了孙发为孙弘的继承人，但祖母并没有为孙翘指定继承人。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按法定继承顺序来为孙翘置户后，最有资格的孙香，自动成为孙翘的继承人。所以从汉代民法的立场来看，宗长在孙翘去世多年后，排斥已有的法定继承人，而指定其他人为继承者的做法，是非法和无效的。
　　
　　临泽县会如何判决呢？文书说道：
　　
　　香、发兄弟不和，还相诬言，不从分理，诣官纷云，兴长讼，请求官法。请事诺，罚香、发鞭
　　
　　杖各百五十，适行事一用听如丞。移使香、发人出田卌亩及坞舍分与继者。又金龙未相争，
　　
　　田为香所认，前已罚卌，养不生谨问如用……
　　
　　出人意料的是，官方对曾经要求调阅的券书只字不提。官方不但认可了宗长的处理意见，还附加了刑罚--将两造各自鞭杖150下（这个刑罚似乎是应宗长的要求）。〔20〕如何理解这个裁断？
　　
　　官府认可宗长为孙翘指定继承人，并令他人划出田产给继承人，显然体现出与汉代（《二年律令》）不同的继承原则。汉代的后（爵后、户后）与祭嗣无关，只关系职位和户产的转移。如同刘欣宁所总结：“后世无论爵、户或财产继承，均以祭祀继承为依归，具备祭祀权者即具备继承资格，反之则否；汉初却无此特色。爵、户，财产继承仅是单纯职位的继承、权利的继承。因此妇女可以成为继承者，长辈可以成为继承者。”〔21〕实际上，并非汉初特殊，而是后世背离了早期民法的原则。临泽文书是我们从出土文献中所能见到的最早相关实例。它以宗法的规则凌驾到民法之上，先确立主持祭祀的嗣后，附带着进行财产的转移。
　　
　　将两造各自鞭杖150下，〔22〕则将民事问题引导向了刑事化的轨道。它弱化了是非曲直，弱化了正当的权益，而将兄弟不和以及争讼本身，视为一种罪行，给予惩罚。诉讼双方，竟然没有一方是胜者，结局是两败俱伤，一同折财、受罚，完全背离了汉代民法的精神。回到汉代，大儒陈实（104~187年）为县令时，曾有人建议禁止争讼，陈实回答说：“讼以求直，禁之理将何申？”〔23〕争讼被视为诉求合理权益的必备途径。汉晋之不同，可见一斑。仅相隔一个多世纪，民事司法技术之退步令人唏嘘。
　　
　　四、变迁的原因分析
　　
　　是什么造成了汉晋之间的变化？从案例中，我们看到宗族力量对民事司法的介入，宗法的原则甚至凌驾于民法之上。
　　
　　客观地讲，在汉代就有宗族参与处理民事纠纷的萌芽。《汉书》记载，汉宣帝时期（公元前73年~前49年在位），太守韩延寿巡行属县，遇到两兄弟为争田产而诉讼。韩延寿认为这是他疏于教化百姓所致，因此放下政务，闭门思过。一县惊恐，宗族成员纷纷站出来谴责两造，最终“两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谢，愿以田相移，终死不敢复争”.〔24〕这说明宗族舆论的压力，成为官员处理民事纠纷的一种辅助力量。但在整个过程中起主导的，显然是官员所代表的国家意志，宗族仅限于指责而已，没有参与调查，没有形成任何决定，更没有将民事纠纷刑事化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