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10年，甘肃张掖临泽县出土了一份珍贵的诉讼文书，时间为西晋建兴元年（公元313年），内容涉及堂兄弟间的田产继承纠纷。该文书释文已经于2012年公布，被整理者称为《田产争讼爰书》，引起了学界一定的关注。〔1〕例如，杨国誉据此探讨了西晋的占田课田制度，质疑了该制度导致太康初期民户大增的传统看法；赵莉则利用这份资料探讨西晋河西地区乡里制度的细节，认为其时乡里制仍然管控基层社会，宗族力量尚不强大。〔2〕
事实上，从法律史的视角看，这份文书的珍贵价值在于：它展现了汉晋之间的民事司法变迁，使我们看到，原本较纯粹的早期民法，如何被逐渐地导向了刑事化的轨道上。笔者曾通过对河西地区出土汉代民事案例的分析，结合张家山《二年律令》等文献，总结出汉代存在较纯粹意义上的民法--早期民法。官方在处理债务、契约纠纷等问题上，不采用刑罚手段，也不考量两造的社会身份，而是将两造视作平等个体，根据是非曲直作判决，保护理直一方的合法利益。
但有一个疑问一直萦绕在笔者心头：既然汉代存在较为纯粹的民事司法，为何在传世的第一部法典《唐律》中，我们看到了债务纠纷等民事问题被处以刑罚？例如：
诸负债违契不偿一疋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疋加二等。百疋又加三等、各令备偿。〔3〕
从民法演进的角度来看，运用笞、杖等手段处理债务纠纷，是一个明显的司法技术“退步”,将民事问题扯进了刑法的轨道。〔4〕从逻辑上推断，这种民事问题刑事化的转化应该发生在汉唐之间。一直苦于缺乏可靠的资料，这个推断无法得到证实，更无法明了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这种转化。西晋临泽田土纠纷文书的出土可谓契机。我们从该案例细节中看到，同样是河西地区，西晋时代处理民事纠纷的方法与汉代明显不同，具有了刑事化的倾向，而这种变化与宗族力量的兴起有关。
二、《田产争讼爰书》内容考述
文书虽然经过学者考证，但仍有很多未尽之义。一方面，关于家庭成员、分家时间等细节问题，有待梳理。这些问题对理解案件的性质和对案件的处理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两造各自陈词的内在逻辑需要辨析清楚。只有这样才能明了争执的焦点是什么，背后体现了什么样的规则。〔5〕
由于纠纷是因家产继承而起，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在分家之前，存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财产又是如何转移到了继承人手中。该纠纷原告名孙香，被告分别是孙发、孙金龙。原告与被告是堂兄弟关系，而两位被告是亲兄弟关系。被告孙发对大家庭有详细的描述：“父同产兄弟三人，庶叔三人共同居同籍，皆未分异。荒毁之中，俱皆土没，唯祖母存在，为发等分异。”由于文字歧义，可以有三种理解：（1）孙发父亲1人+同产兄弟3人+庶叔3人，同居共财；（2）孙发父亲与同产兄弟共3人+庶叔3人，同居共财；（3）孙发父1人+同产兄弟3人（=孙发之庶叔），同居共财。三种解读哪一种最合理呢？
第一，从立嗣之事可以反推出两造的叔父辈共四人。根据宗长提供的相关信息〔6〕，我们知道，原告孙香是乃父孙蒙之嗣；被告孙发是乃父（佚名）之嗣；另一被告孙金龙过继给伯父孙弘承嗣；只有孙翘无嗣（“翘独无嗣”），宗长因此为孙翘指定了一个后嗣。四个后嗣对应的正是四位父叔辈的亲属。
第二，由被告孙发、孙金龙称原告孙香为“庶从弟”,可以推断：原告的父亲孙蒙为庶出，是被告的庶出叔伯。宗长曾言“香父兄弟三人孙蒙、孙弘、孙翘”,可推断：孙弘、孙翘同样是被告的庶出叔伯。这样看来，所谓的“同产兄弟三人”与“庶叔三人”是同一回事，只是表述的角度不同而已：从被告父亲的角度叫做“同产兄弟”,从被告自己的角度则叫做“庶叔”.〔7〕
因此，我们可以推定：被告孙发的父亲是嫡子，有庶出兄弟3人（即孙发的庶叔3人），共兄弟4人同居共财，这个大家庭由4兄弟的嫡母（即两造的祖母）主持。据此，可以还原分家前的同居共财情况如下：
这个图当然也不代表该大家庭的全部，因为没有儿辈和孙辈的配偶信息，但图中这些人是与家产分割直接有关的利害方。在考证清楚大家庭的原始情况后，需要辨析分家的时间节点。对这一问题，孙香与孙发、孙金龙说法不同。孙香说：祖父母健在时，就为孙发父、孙蒙、孙弘、孙翘，四兄弟分家，并写有分家书。但孙发和孙金龙则说：在未分家前，孙发父、孙蒙、孙弘、孙翘，四兄弟就相继过世，祖父也过世了，只有祖母健在（无法确定是指祖父正妻还是妾）。祖母为孙辈的孙发、孙金龙、孙香分家。由于宗长给官府的证词和处理意见中，也没有对分家时间明确说明，我们只好存疑了。但从他认定孙香继承自己父亲的份额，似乎是认同了在孙香的父叔时代就分了家的说法。
分家的时候，家产是如何分配的？这是双方纠纷的焦点。据各方证词可知，孙氏大家庭有城西旧坞田产，城中田产和城北旧坞田产多处。按孙香的说法，孙发、孙金龙两兄弟随其父分到了城北田坞两处（“发父兄弟分得城北田坞二处”），后来由祖母做主，将孙香分内的城西旧坞田产借给孙发、孙金龙使用。而多年后，孙发、孙金龙企图将借耕田地据为己有，因此引来孙香的诉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