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儿童的两种时间意识均离弃了"现在"这一维度，这种忽视当前的存在境遇的现象折射了儿童在特定语境下的思维状态： 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整个中国却一次又一次地显示出它的无奈、惶惑、颓唐之态。通过对儿童时间意识的描绘，五四儿童文学拓荒者的真正用意在于提醒世人，一个有着顽固历史记忆的古老中国，还并没有为进入新的文明时代作好充分准备，在历史表象的背后，所透露出来的依然是"老中国"及其子民在文明更替中的矛盾困境，依然是千百年来亘古不变、习惯成自然的文化心理。
三 成长隐喻与民族国家主体建构
时间隐喻和国家想象缘何能联系在一起呢？
这是因为"国家"形象是在历史中生成的，对于儿童的"新人想象"也要通过其在时间坐标中的成长才得以呈现。有了从时间中考量成长的认识，时间不再被视为某种脱离主体而存在的神秘力量，而是与主体的生存相关，与历史的发展进程相联的可体验、可认知的因素。处于成长阶段的儿童不可避免有对时间的感知和思考，我们可以通过对时间三维（ 过去、现在、未来） 的认知来审视其思维形态和价值取向，并将儿童的时间意识理解为审视民族国家演进的重要标尺。
就五四儿童文学而言，儿童并非创作主体，他们只是成人知识分子观照和审视的对象，正因为儿童作家的缺席，使得儿童没法站在自我的角度上言说自我，儿童的书写和言说只能依靠成人来完成。换言之，儿童形象的塑造并非儿童"自塑"而是由成人"他塑"来完成的。这样一来，围绕着儿童主体的儿童观念、儿童翻译、儿童教育、儿童形象、儿童思维、儿童审美等范畴的建构是基于成人的自我考虑，即通过他者来确立自我。然而，即使成人设身处地地站在儿童的角度来言说儿童，也难以消除儿童与成人微妙又复杂的差别。"儿童"的独特意义在于其与"成人"的对立性，而且彼此互为他者。"他者"身份的确立为"自者"身份的建构提供了条件。"人类理解自我的方式就是要把自己所属的人类群体划出来，与先于自己的群体以及自己进化后脱离的群体相区别。确切地说，成人被理解为非自然、非兽性、非疯狂、非神性---最重要的是，非孩子性。"[11]
可以这样理解，认知的最好途径并非站在自我的视角上来理解自我，相反，从对立者的角度来反观自我也许是一种相对深刻和理性的认知方式。儿童与成人的对立展示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层，两者的张力对峙深化了儿童文学的内涵。一个显见的道理，五四众多知识分子对于儿童自然属性的推崇，其实质是对于成人世界缺失了这种美好性灵的批判。
不可避免的是，在"儿童"向"成人"的转变过程中，其"赤子之心"在世俗生活的侵蚀下异化。
对此，丰子恺指出，成人们大都热衷于名利，专心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实业问题等，其精神生活日趋贫乏，反而认识不了世间事物的真相，丧失了人类的自然本性，变得"虚伪化"、"冷酷化"、"实利化","失去了做孩子的资格".丰子恺将人的儿童时期比作黄金时期： "但是，你们的黄金时代有限，现实终于要暴露的。这是我经验过来的情形，也是大人们谁也经验过的情形。我眼看见儿时的伴侣中的英雄，好汉，一个个退缩，顺从，妥协，屈服起来，到像绵羊的地步。我自己也是如此。"[12]
在他看来，孩子越小，受社会世俗的影响就越小，越容易保持"清净本然"的本性，而当他们长大了，一切都无法挽回，这也间接反映了他对儿童"成长"本身的怀疑，他将整个人类的发展理解为生命力畏缩、退化的过程： 在不知不觉之中，天真烂漫的孩子"渐渐"变成野心勃勃的青年；慷慨豪侠的青年"渐渐"变成冷酷的成人； 血气旺盛的成人"渐渐"变成顽固的老头子[13].当然，我们不能仅凭丰子恺的上述言论就断定其否定儿童的进化过程。丰子恺非常担忧随着时间的推移，儿童身上的美好品性会逐渐异化。因而，他提倡涵养"童心",遵循佛家的"护心说",维系和修缮那些转瞬即逝的儿童性情。难怪有论者认为丰子恺关于儿童成长的书写类似于"彼得·潘"式的，而鲁迅则近于"小约翰"[14]式的。前者拒绝儿童成长、痛惜儿童走出"黄金世界"的观念，后者则肯定儿童的独异个性，在儿童遭遇困境和挫折后，他没有预设虚幻的成长美梦。这些观念体现了丰子恺与鲁迅对于当时中国语境的思考，同时也透析出儿童"成长"的艰难历程。
事实上，造成上述儿童"反成长"的原因，除了"道德中国"的文化运作之外，还有儿童自身的缘由。这体现了儿童的生命姿态与外在文化秩序之间的紧张乃至断裂，确切地说，是外在文化"压制"之力与儿童的"放弃"之力共同完成的。这一合谋过程具体表现为： 一是外在压制力将儿童抛掷于某种社会地位上，异己的陌生存在让其迷失。二是儿童的主动放弃强化了社会结构的稳固性，儿童弱者身份及地位从而被合法化。五四儿童文学揭示了社会传统的强大及惰性力，也意味着"新人想象"这一话语实践不可能脱离中国社会伦理基础，来构造超现实的未来世界。相反，却表明了五四儿童文学内蕴的现实主义立场和精神指向[15].
在中国传统教育中，儿童读物并非没有，但很多都是成人世界的"金科玉律".千篇一律的"课本"要求儿童背诵和谨记，这无形中压制和束缚了儿童接受现代思想。胡适曾现身说法地指出当时儿童教育所存在的弊端： "女孩在家里裹小脚，男孩在学堂念死书。怎么'念死书'呢？ 他们的文字都是死人的文字，字字句句都要翻译才能懂，有时候翻译出来还不能懂。例如《三字经》上的'苟不教',我们小孩子念起来只当是'狗不叫',先生却说是'倘使不教训'.又如《千字文》上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我从五岁时读起，现在做了十年大学教授，还不懂得这八个字究竟说的是什么话！
所以叫做'念死书'."[16]作为儿童的教育者，家长或私塾的先生们"偶然从文字堆中---掘出一点什么来，聊以充腹"[17].其出发点不是儿童，它没有考虑到儿童的认知特点、认知习惯和审美爱好。
在成人的教化下，儿童教育容易造就一批忠臣孝子。中国传统教育借助强有力的手段剥夺儿童的主体价值，使之成为承载传统伦理道德的顺民和工具。对此，郑振铎总结道： "中国旧式的教育，简直是一种罪孽深重的玩意儿，除了维持传统的权威和伦理观念（ 或可以说是传统的社会组织） 外，别无其他的目的和利用。"[18]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儿童群体只能在成人教化的训诫中被动地接受成人意识形态的渗透和灌输。在对成人文化的屈从和接受中，葬送他们对成人话语的反抗本能。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真正认知儿童与成人的关系，当然更不可能挣脱既定话语的制约，产生属于自我的主体思维。这既是成人奴化儿童的结果，也是儿童没能形成独立而理性的思想观念使然。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张扬个性主义，重视个体的尊严和价值。这种将人的个人主义的诸价值当作价值有一个反传统思想的理论前设，并且这些价值与当时民族主义的救亡是并行不悖的。重视群体的意识是传统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既便于管理，也可以发挥群体的整体性力量。然而，群体意识对于人个性意识的生成是存在障碍的，即在认知和行为上表现出与多数人相一致的特点，这意味着个人很容易被"同化"和"去个性化".关于儿童自由思想被禁锢及少年儿童读物的荒漠状态，鲁迅的批判是最为深刻的。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从两个完全异质的空间中展示了儿童自由天性的获致及缺失。无疑，"百草园"是儿童自由个性的施展地，是"我"童年的乐园； 而"三味书屋"中正襟危坐的先生，死板且程式化的教育方法，以及严厉的体罚等都成了儿童不堪回首的记忆。在这里，教育并未真正地开启儿童智慧、知识之门，相反，却是远离欢乐的精神枷锁。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陈旧的儿童读物对于儿童的毒害： "先是那色彩就多么恶浊","图画又多么死板","图上有蜡烛，有洋灯，却没有电灯； 有朝靴，有三镶云头鞋，却没有皮鞋",简直就是"一部古籍","奄奄无生气"[19].他的"救救孩子"是基于儿童个性泯灭的反抗，期冀尊重儿童的主体价值，思考儿童的生存之道。在他看来，儿童教育是要预设将来的，儿童教育并非培养失掉天真、呆头呆脑的"奴才",而是应该给儿童一个可以期许和导向的将来，只有当儿童的现实教育质量提高了，儿童之于未来国家的责任才能有所期待。
应该说，五四儿童文学先驱对于儿童成长的考察源于其对于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全面洞悉。儿童的成长所隐喻的时间意识不仅是儿童社会化的表述，也是观照儿童之外的民族国家精神气质的话语资源。这使得儿童成长书写超越了私人化的展示，而有了公共社会性的架构和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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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冰心。 庄鸿的姊姊[M]/ /冰心。 冰心全集： 第 2 册。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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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冰心。 庄鸿的姊姊[M]/ /冰心。 冰心全集： 第 1 册。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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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冰心。 除夕的梦[M]/ /冰心。 冰心全集： 第 1 册。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