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成人）文学中的童年书写于五四时期浮出地表，在近百年来或隐或显的发展中以其浓郁的生命意识推进着中国现代文学中“人”的发现与建构，具有诗性的生命启蒙意旨，同时也因其回望童年生命的创作姿态而生成了独特的诗性艺术质地。回忆是富于诗的品格的一种心智活动，与文艺审美关系密切，它是作为诗化感受和理性观照的“诗与思”的聚合。回忆作为对时间的充分个性化的感知方式，凝聚着作家对于生命独特的感受与认识并形成其独特的艺术世界。本文分析童年书写中“回忆”这一时间感知方式及其带来的艺术表现方式，探讨寓于童年书写文本之中的作家审美心理体验的深度及其诗学创造的途径。
一
童年书写中鲜明的回忆意向决定了一种保持时间距离的书写方式，形成了“距离”修辞及诗化效果。汪曾祺曾把小说比作是回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
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
童年书写的回忆中隔着漫长的人生时光，大多已经“除尽火气”，这就意味着童年书写含蕴着接近“诗美”的极大可能。
保持距离的审美姿态由其创作心境来决定。诗性记忆的出现需要一种孕育它的心境———静，静有助于除尽火气，催发想象与深思而产生纯粹的审美。当心灵不是贴近或置身于现实，而是遁入远距离的沉静的观照，便会因为这空阔的时间距离而变得虚廓澄澈。这种“静”的心境常常被作家们称为“虚静”“、清静”“、寂静”或“寂寞”等情形，诗性就由此“静”中的沉思与冥想而来。以乡土童年书写来论，鲁迅的那些关及童年回忆的小说《故乡》、《社戏》等都是他在“寂寞”中“至今不能忘却的‘梦’”，而 1926年秋天创作《朝花夕拾》的心境是“：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写了十篇《朝花夕拾》。”
这种排除世事纷扰的“空空洞洞”正是滋生回忆之花的土壤，而最芬芳的花朵无疑当属生命中那些美好的童年回忆。又如萧红，她在远离家乡且重病缠身的寂寞之中创作了与童年回忆相关的《呼兰河传》、《小城三月》这样的小说佳作，前者批判国民性的愚劣本应充满“火气”，后者表现美丽生命的凄凉消逝本应洋溢感伤气息，然而隔着遥远的空间和时间距离的回望，小说基本除尽了“火气”与“感伤主义”，以平静的调子表现得如诗如歌。端木蕻良的《早春》、骆宾基的《混沌》等童年忆旧之作，也都是在时代的边缘、于寂寞和感伤之中开放的回忆的花朵。与鲁迅等人书写童年回忆的“寂寞”心境不同，沈从文创作童年“抒情诗”《边城》时的心境是出于幸福生活开始后的宁静，“是在一小小院落中老槐树下，日影同样由树干枝叶间漏下，心若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滓渣，少凝滞。”
正是这种虚静清明的心境孕育出了《边城》这首“与生活不相粘附”的“纯粹的诗”。汪曾祺自称抒写童年生命情态的《受戒》是源于“四十三年前的一些旧梦”，时间造成的心理距离使他以一种审美静观的态度回顾过去。当代深情书写童年故土的迟子建创作的《北极村童话》、《原始风景》等则是搭上记忆的马车驶向梦中的家园。
即便是非关乡土的另一些回忆自我成长经验的童年书写，其之所以对童年生命的体验那般真切灵动，也得归之于远离尘嚣的“静”。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真切地表现了隐幽的童年成长，她明确表白自己的艺术追求是“寂静与诗性”，她分外钟爱“回望”的写作姿态，“在我的写作中，回望是一个基本的姿势。我所凝望的事物都置身于一片广大的时间之中。时间使我感怀、咏唱、心里隐隐作痛。“”只有眺望记忆的深处，才能看到弹性、柔软以及缝隙。个人记忆也是一种个人想象。”
“回望”是一种沉静的姿态，在回望中记忆呈现出一种幽深感，并且从时间之树上结出的回忆之果往往饱含生命的汁液。魏微关于童年的《流年》中也流淌着这种寂静而诗意的记忆之水，将一个关于“永恒”与“永逝”的时间主题表达得婉转流丽。陈染在关于童年成长的《私人生活》的开头即道出其回忆性话语的来由：“时间和记忆的碎片日积月累地飘落，厚厚地压迫在我的身体上和一切活跃的神经中。……时间是由我的思绪的流动而构成。”
小说从童年回忆开始写起，这种类似于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绵延流淌的时间意识，浸染着怀想中幽寂的调子，因其思绪在时间距离中的飞翔而生出空灵之气。
无论是寂寞还是幽静，它们作为一种文化心理因素形成了艺术创作的内驱力，并使之直达审美的诗性目的地。如席勒在《新世纪的开始》一诗中云：“你不得不逃避人生的煎逼/遁入你心中的静寂的圣所/只有在梦之园里才有自由/只有在诗中才有美的花朵。”而“在孤独的梦想深处经过沉思的童年，开始染上哲学诗的色调。”
沉醉于童年梦幻来写作生命之诗的顾城说“：大诗人首先应该具备的条件是灵魂，一个永远醒着微笑而痛苦的灵魂，一个注视着酒杯、万物的反光和自身的灵魂，一个在河岸上注视着血液、思想和情感的灵魂，一个为爱驱动、光的灵魂，在一层又一层物象的幻影中前进。”
这种“注视”是一种孤独、寂静中对生命的诗性注视，童年书写在寂静中对童年生命的回望性的“注视”，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抵达诗意。“回忆的季节是使万物美化的季节。当人梦想着深入这些季节的单纯性中，深入其价值准则的中心，童年的季节即成为诗人的季节。”
这种诞生于童年回望中、由“注视”而得来的“诗意”，在文本中往往表现为对于意境或意象的营造，这是隔着时间距离的回忆与当下情思相叠合而创造出的新的情感方式和审美方式，从而给这些文本飘扬起诗意气息并灌注了注视生命的诗性底蕴。从维熙晚年创作长篇自传体童年回忆小说《裸雪》，自称“立意在于写童年的摇篮诗情”，由“摇篮诗情”营造的意境成为其叙事中熠熠生辉的抒情断片：我常常把童年在大自然中的陶醉，比拟成一朵长睡不醒的睡莲。 细长细长的枝蔓，支撑起我的骨架；圆圆的绿色叶子，编织成我一个个梦的摇篮。 我在一条东流的春水中，起伏颤动，每次一朵童腮般的粉艳的花蕾里，都藏着我幼小的精灵。 我睡卧花丛，任风儿摇摆，任春水的颠簸；不管它流向哪里，都流不走我的精灵，我的梦境……待睡莲的花蕾睁开睡眼，则童年的岁月，已被流驮走，东去的春水，便再也回不了头了。
童年回忆重现的是回忆者心灵的价值准则，在寂静的回忆与梦想中再次体验到的童年生命风景，其实是心灵深处的一首对幻象的赞歌或挽歌，其意境带有梦幻色彩的浪漫性，意味着作家对世界的一种超验性的诗意化把握。浪漫派诗哲诺瓦利斯强调：“世界必须浪漫化，这样，人们才能找到世界的本意。浪漫化不是别的，就是质的生成。低级的自我通过浪漫化与更高、更完美的自我同一起来。”
童年书写者在寂静的回忆中复现的童年时空蕴含着他们对生命的“浪漫化”领悟，他们以此想象来重新设定现实世界，试图获得诗意化的本质。
二
童年作为一去不复返的本真的生命年代，成为一盏生命的油灯，挂在昏暗的时间隧道那头幽光闪烁。充满诗意的童年生命，因为久远的时间之光的照耀而呈现出别样的诗意景观。童年书写中浓郁的诗意，主要来自于回忆引起的一个心理活动“想象”。对过往童年生命的言说在本质上是一种诉诸心灵的内容，是一种向情感和思想发出的呼唤，而这一时空中迢递而来的记忆是对往事的想象性的重构。
童年书写，尤其是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乡土童年书写等对作为生命时间端点的童年吟唱赞歌或挽歌，体现了某种程度的“乌托邦”。
对于汇聚了真、善、美这三大价值系统的天真童年的描绘其实是一种美丽的想象，童年并不真是美好得无以复加，鲁迅在抒写童年回忆时已经清醒地看到了它的哄骗性，可他却故意把真实改写成“诗”，执著地采用“一种诗的描写”。而在京派为代表的乡土童年书写中，对童年人生的这种“诗的描写”更是臻于至美之境。关于京派乡土小说的抒情性，人们多着眼于乡土空间来谈其诗意，然而其诗意在很大程度上依仗的是时间性（其空间也是过去时间的空间）。此类小说对清纯、活泼的童年生命格外垂青，其回忆是隔着时间距离的审美观照。废名在 1925 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竹林的故事》的卷头语中引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的《窗》中的诗句来表达他的艺术趣味，认为透过“烛光所照的窗子”所看到的会更深奥、更神秘、更有趣。这个“窗子影像”类似于勃兰兑斯所评价的“水中映像”“，真正的风景同它在水中的映像相比是枯燥的。所有明晰的轮廓、清楚的图形都是枯燥的散文，水中的映像倒是二次冥的图像，是浪漫主义的精妙处，是它的反映和升华。”
隔着“玻璃窗”的所见也是在想象中被美化的朦胧映像，这种美学趣味使废名的写作弃写实而尚反刍式的回忆，他在《说梦》一文中谈道“：创作的时候应该是‘反刍’。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梦。是梦，所以与当初的实生活隔了模糊的界。艺术的成功也就在这里。”
这一“模糊的界”是有意为之的审美距离，以达到一种间离和美化的效果。沈从文说：“创作不是描写‘眼’见的状态，是当前‘一切官能的感觉的回忆’。”京派作家的乡土童年回忆一般都濡染着回忆带来的“梦”的境界与调子。
童年书写中重现的时光不是原有的实相，创作者为了重建值得眷恋的往昔生命时光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美化，时间为回忆加上了某种“光环”，即使沉重惨淡的现实体验经过时间的洗涤后也会变得美丽。“时光重现”的实质是对记忆的一种润饰，也是一种重构。卡西尔指出“：我们不能把记忆说成是一个事件的简单再现，说成是以往印象的微弱映象或摹本。它与其说只是在重复，不如说是新生，它含着一个创造性和构造性的过程。”
创作了《在细雨中呼喊》等童年书写文本的小说家余华这样谈论自己的创作体验：“写作是过去生活的一种记忆和经验。世界在我的心目中形成最初的图像，这个图像是在童年的时候形成的，到成年以后不断重新地去组合……”
隔着时间距离对记忆的丰富性组合，不仅表现为“锦上添花”，有时还表现为“凭空捏造”，如李冯在《碎爸爸》中所描述的那样：“每个人在他的一生或一生中的一个时期，都可能被某种隐秘的幻想所吸引，比方说，要是你童年正好生活在一个表姐妹成群的大家庭，一天，你偶然地撞见了一位沐浴完光着身子的表姐，她惊叫一声，嗔怪着披上衣服。那美丽的裸体仅是一瞬，在你的眼前只是一闪，但这一瞬间却完全有可能深深地植入你的记忆，并长久地对你的生活起作用。……也正由于它的不可重现，你才会在日后的回味中反复的对它进行加工，直至它成为某种美好得无以复加的事物，并促使你长久地去追寻这梦中的景象，那难以忘怀的温柔。”
这种经过“加工”的记忆鲜明地表现了想象介入后的重构性和不同方式与程度的诗化，映现着回忆者的态度或旨趣。
立足于个人回忆的童年书写鲜明地具备艺术的个体性和纯粹性，具有自己独特的敏锐、独特的力量、独特的美，而这种“独特”往往依赖于某种“眼光”，“所有伟大的小说家，都是使我们通过某一人物的眼光，来看到他们所希望我们看到的一切东西。”
童年书写主要是通过在叙述中“化身”为过去的儿童来描摹心灵所熔铸的想象并形成独特的美。频频书写童年记忆的迟子建说：“童年视角使我觉得，清新、天真、朴素的文学气息能够像晨雾一样自如地弥漫……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视角更接近天籁。”
这种视角之所以“接近天籁”，是因为它包含了“童心”即一种直觉性的审美经验。童年书写者在回忆中采用儿童式的审美直观这种有别于纯理智观照的形式来跨越时空，根据自我内心所体验过的内在时间来想象性地重现童年风景，并往往借助别具想象力的“儿童化”语言。如萧红在《呼兰河传》中书写童年的后花园，用孩提时代活泼顽皮的小女孩“我”的视角和语言来表现后花园里生机勃勃的景物“：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种自在自为的生命状态是童年萧红的喜好，也是其成年回忆时的向往。构成萧红“永久的憧憬和追求”的是整个童年的后花园意象，不仅是她在散文《永远的憧憬与追求》里直接点明的祖父给予她的“温暖与爱”，而且也包括童年后花园里欣欣向荣的自然万物以及与之一样自由不羁的自我童年的生命活力。维特根斯坦指出“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想象一种儿童化语言也就意味着想象了这种语言所代表的诗意的生活形式，即认同了它代表的审美文化价值，这样的语言富有新鲜的知觉，直通真切的生命与艺术之诗境。
童年书写以其穿越时空的梦境般的或儿童化的个体性想象给沉沦于晦暗不明中的生命存在带来诗意之光。生命本体的诗化，代表着“想象所建立、给予、设定的一个与日常生活和交谈所经历的世界截然不同的第二世界的出现（诗的事件的发生）。它使生命个体摆脱了现实的羁绊，进入一个与现实的生存相对立的世界，从而使生存的意义又彰显出来，并为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自由”，即意味着感性生命个体的超越性生成。童年书写中的“想象”反映了作家心理体验的独特维度，并呈现出某种脱离尘寰的自由性的审美价值。作家们对于在回忆的光晕中次第开放的想象之花的描写，无不氤氲着一种或浓或淡的写意气息，其虚化的回忆心理与诗化的笔墨情调相生相融。
三
童年书写在由想象介入的回忆中渲染“诗”意的同时，也试图通过和时间保持对话去把握内里的“真”，寻找和建构自我，如吉登斯所言：“和时间保持对话是自我实现的真实基础，因为在任何给定时刻，它是使生命趋于完满的基本条件。”
“和时间保持对话”成为具有回溯性的童年书写的一大特征。
从具体的发出者来看，回忆中的“对话”主要发生在现在时间的成人视角话语与过去时间的儿童视角话语之间。钱理群对童年回忆的叙事特征有较为中肯的解释：“所谓‘回忆’即是流逝了的生命与现实存在的生命的互荣与共生；‘童年回忆’则是过去的‘童年世界’与现在的‘成年世界”之间的出与入‘。入’就是要重新进入童年的存在方式，激活（再现）童年的思维、心理、情感，以至语言（‘童年视角’的本质即在于此）；‘出’即是在童年生活的再现中暗示（显现）现时成年人的身份，对童年视角的叙述形成一种干预。”
童年书写中大多存在“复调”，它由两种话语声音构成：其一是儿童与成人的叠合性视角即“儿童化视角”，它外显为“儿童视角”，这是主要的、最明显的视角，用来叙述过去时态的童年生活；其二是纯粹的、独立的成人视角，其话语时间只属于现在，从其文本中所占篇幅比例来看，它似乎是一种次要存在，但就其作用而言却是统领、整合全篇或者奠定基调的叙述视角，诸如在开头或文中经常出现“隔着那么多岁月望去”“、现在想来”之类的现在时态的叙述。前者表现的是成年之人对童年生活想象性的重新体验，后者是现在的成人对童年经验的清醒认知，表明了回忆中“思”的存在。海德格尔指出了回忆所具有的“思”的品格：“回忆，九缪斯之母，回过头来思必须思的东西，这是诗的根和源。”
童年书写通过回忆来召唤“在场”并进行去蔽。童年回忆主要是表达经由对童年人生的感性体悟及理性省思而得的时间中的生命体验，而并非仅仅停驻于回忆表层的儿童视角的生活。对于此类童年书写的读解，也应穿越表层的儿童视角而把握其中内蕴的作家的心灵密码。对童年书写多有眷顾的王安忆说：“童年往事因现在的我的参与，才有了意义。所以首先的，还是我与童年的我的关系。”
这种关系在众多作家的童年书写中往往表现为一种发生在两个生命时间场之间的自我对话：以现时之“光”去观照并理解隐蔽在时间隧道中的过往生命，使过去现身并向现在生成，同时也以过去之“镜”来映照和反思现时生命。回溯性的童年书写文本中，作者常用第一人称的“长大后”对“小时候”发出对话来“拨云见日”，如陈染在其《私人生活》中告白：“那时候，我觉得禾是一个非常孤傲的女人，……长大后我才懂得，孤独其实是一种能力。”
一般而言，人称一致的时间对话富有一种亲密性与连贯性，不仅许多女性作家喜欢运用这种对话来进行内省（如王安忆的《忧伤的年代》、林白《一个人的战争》等），不少男性作家的成长童年叙事也采用这种基本方式（如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王刚的《英格力士》等）。从回忆的心理展示来看，第一人称是极自然的一种进入方式，因为第一人称的叙事会使作家将叙事者身份与自己相迭合而不自觉地进入叙事者角色，可以较自由畅达地表达作者的意绪和感觉，因而此类童年叙事带有颇多的倾诉性。
此外，还有一些童年书写在叙事人称上表现出较为复杂的对话形式，呈现出颇有异趣的美学风景。王朔的长篇小说《看上去很美》采取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的混用性对话。对于这部沉寂七年后复出之作的创作原因，王朔在《自序》中称这是回归本真体验。对童年的追怀，即意味着对自我来处、生命存在的追寻。他将成年和童年分别付诸于两个角色：小说中的“我”代表现在的成年时间，方枪枪或“他”代表的是过去的童年时间。二者似为一体，如小说中常常这样称呼“我和方枪枪一起”，其实却相区别、相分离也相交流。附着于童年方枪枪身上的成年之“我”对过去生命的省察以及二者的对话，深刻地揭示出生命内在的秘密信息。这种发生在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同一个体之间的对话比起人称统一的叙事更多一些复杂的意味，显得冷静而又尖锐，传达出富有理解力的同情心和时间造成的沧桑感。
另有一种颇为殊异的对话则发生在同一个体的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之间，这鲜明地体现在刘震云的四卷本小说《故乡面和花朵》的压轴卷中。这一卷采用典型的童年视角来写作发生在过去的 1969年的童年人事。卷四开篇处交待了本卷叙事者的角色变化及选择童年视角的原因，1969 年的故事叙述者少年白石头其实就是现在时间的“我”的过去。现在时间的成年之人与过去时间的童年之人在小说中均以两种人称出现：一是作为现在和过去的叙事者的第一人称“我”，另一则是忽而指向此时、忽而指向彼时的第二人称“你”。尤其要关注的是第二人称的“你”，无论是现在成年的“你”还是过去少年白石头的“你”，都是从现在的“我”的角度所言的。当以过去的“我”展开 1969 年的叙事时，现在的“我”仍然不断插进来“指手画脚”，在这种对话中，过去的“我”旋即成为了“你”。此外，现在的“我”在指点了过去的江山之后又会自我反省这种不应该的“多嘴多舌”，于是现在的“我”又分裂出一个“你”。第二人称“你”的加入使得在叙述与反思的步步推进中，人物的内心现实被毫不留情地层层揭露，而小说中前后两种时间中的“你”更是鲜明地揭示了人物在回忆中穿梭时空的心理流程。作者常以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的事件、心态来做对比，展开的时间性对话不仅发生在现在与过去之间，而且还频繁地发生于现在时间的内部。不同矢向的时间之流往来穿梭，显得错综复杂、意味深长。现在与过去总是难以“剥离”，想要“抛弃”过去却往往成了“寻找”与“合成”。回溯性童年叙事在遍地开花的各类对话中对童年和成年人格进行交叉比照、反复审视，体现了创作主体试图去把握人的全部真实的艺术努力。
回溯性童年叙事把当下的经验介入回忆的语境中，使得这种当下经验历史化，使回忆的语境充满现在的意向和对话的动力，这种时空的频繁转换，造成了文本时间的立体感。从表达方式来看，过去式的童年景观的想象性复现多用“描写”，是叙事者尽可能消泯现在与过去的时间距离，或者说是一种“近距离”的表现；而对话中的成年告白则多用“概述”，且往往带有抒情或议论色彩。“概述”是一种“远距离”的拍摄，不仅可以披露作品中的深层意蕴，而且“可赋予作品以简洁精炼的美感，它比场景具有更多的功用。概述赋予小说以深度和强度，使作品生动多姿，跌宕流转，富于变化”。童年书写中概述性的现时话语对过去时间进行“远距离”审视，在距离感中诞生了一种智慧而冷静的诗意。从小说艺术效果来看，距离控制举足轻重，交错变化的不同距离的叙述激活了创作者对生命经验的真切感知与把握，也使得叙述本身伸缩自如。
综上，回忆这一审美心理的两种演绎图式———偏重于情感的“想象”与偏重于省思的“对话”，给童年书写带来了“诗”与“真”的结合。卞之琳评价废名写小说“像蒸馏诗意，一清如水”，回忆就是这种升华诗意的“蒸馏器”。在回忆性的童年书写中，作家往往把经验和事物推到一定的时空距离之外，不自觉地赋之于想象而构成“诗”，又因自觉的内在反思性对话而抵达某种“真”。由此，童年书写因寂静中生发的想象与对话的并存而获得了充满张力的诗性审美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