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诗是儿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以儿童为对象的,最富于感情、最凝练、用有韵律、分行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一种艺术形式”。
中国童诗历史悠久,可追溯到骆宾王的《咏鹅》,取材自然,意境优美,寓意深远。但是中国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与儿童本位观的缺失,使中国古典儿童诗在数量和质量上皆略显单薄。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展开,现当代中国童诗也迸发出新鲜与活力,饱含童趣的立意取材与娴熟的创作技巧凸显出现当代童诗的风范。
同时,中国童诗翻译的研究不容乐观。笔者在中国知网输入关键词“童诗翻译”,只能直接查询到拙文《中国当代童诗翻译的探索与思考》,此文基于笔者对童诗尝试性翻译实践基础上初步考察“童诗的语言美,意境美,与形式美的翻译”,并就“翻译对象、译者思维定位与以及注重中西文化交融”等方面提出拙见。但童诗的翻译之路仍 “路漫漫其远兮”,因此,中国童诗期待走向世界,必须首先做好翻译的实践工作,而翻译则要寻找其立足点,童诗的美学特色则可成为一个重要方面。童诗丰富多样的创作形式,有形状诗,亦有自由体,还有句式重复与叠字技巧;诗歌体现儿童的语言特色,拟声词与儿语特点;同时,童诗绝不是文学中的“小儿科”,而植根在中国文化的沃土中,蕴涵深厚的文化积淀。因此,在翻译时要充分考察其具体的语言环境,力求最大程度地传达原作精髓的同时,使西方读者感受到童诗的妙意。
一、 精致的形式美
现代童诗在五四时期胡适的影响下,已经挣脱了押韵的枷锁,走向了创作的多样化,例如形状诗,重复、叠字等特点非常普遍。黄忠廉提出,翻译要“在求得译文与原文意似的基础上,我们还应该保持原文的宏观和微观的结构,这便达到了译文与原文形式的似,即形似。”
这就要求译者要注重诗歌的形式特点,选取恰当贴切的方法来转化。童诗诗人拥有卓越的创新思维,他们的诗歌不仅拘于“自由体”,同时借鉴多种诗歌体裁,如形状诗或拟形诗等,进行创新。笔者曾撰文分析诸如林武宪的《钓鱼》和林世仁的《认错》等诗歌形式美及翻译策略。同时,诗人从儿歌和童谣中汲取养分,采用了“问答式”或“连锁调”,从而丰富童诗的创作形式。“问答式”即指“(儿歌)以自问自答的方式来铺展内容的儿歌形式”。如《称谓歌》“爸爸的爸爸叫什么?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爸爸的妈妈叫什么?
爸爸的妈妈叫奶奶。”“连锁调”则指采用“顶真”修辞手法来组织语句的传统儿歌形式”。金波的《野牵牛》的风格十分鲜明,“野牵牛,爬高楼;高楼高,爬树梢;树梢长,爬东墙;东墙滑,爬篱笆;篱笆细,不敢爬;躺在地上吹喇叭;嘀嘀嗒! 嘀嘀嗒!”马筑生的《大树》将此两种诗歌形式合二为一。《大树》的创作采用了连锁调问答式,原诗抄录如下:“天边乌云飘/当头太阳照/太阳呢/乌云遮住了/乌云呢/风儿吹散了/风儿呢/房子挡住了/房子呢/大树遮住了/大树呢/城里挖走了。”诗歌从儿童的视角出发,妙趣横生地演绎了儿童见到新奇事物的奇思妙想。诗人将疑问与顶针综合地运用在“太阳”、“乌云”、“风儿”和“大树”等意象上,凸显儿童的好奇与语言的重复性模仿。而在翻译时,为了体现其“疑问”与“顶针”效果,在疑问部分笔者采用“特殊疑问句 + 重复核心名词 + 问号”的策略,这样既保证了疑问的效果,同时运用词汇重复又体现出“顶针”效果。
最终译诗为“Dark clouds float in the sky/The brightsun shines overhead / Where is the sun? / Covered bydark clouds / Dark clouds? / Blown away by wind /Wind? / Blocked by a house / A house?”诗歌整体形式美常常与句式美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因此童诗的创作中亦不乏优美的句式。中国现代童诗诗人金波常常被誉为“最接近安徒生的人”,在他的诗歌中,字里行间都流露着诗人对美的诉求。屠岸对金波的十四行童诗创作评价颇高,他认为:“金波的创作在十四行诗歌史上又是一次世界范围的突破”“金波在其非十四行童诗创作中,同样关注诗歌的句式。他在《云》的开始就特别注重诗歌的句式整洁,为此,诗人运用了叠字和重复。开始的一句“蓝天蓝,像大海,/白云白,像帆船。”就为诗歌的整体句式定下基调。“蓝”与“白”既是作为形容词表现天空和云朵,同时又作为表语再次强调其颜色特点,三字一断,首尾相扣,工整利落。在翻译时,译者一定要侧重其叠字重复与整齐划一的简洁句式,翻译成“The sky is blue,blue as the sea,/Clouds are white,white as sailing boats. ” 译句用“blue”和“white”的重复来体现原诗的回环往复之美。
二、 稚嫩的语言美
俗语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即强调诗歌的凝练语言与工整句式给读者留有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直接融入到读者的语言表达中。童诗不仅给儿童美的享受,同时也深深影响着儿童的语言发展。万丽华、宋彦君在《让儿童的情思在诗歌中飞扬———低年级诗歌教学》的研究中就提出了“反复吟诵,升华诗情”的主张。
童诗的语言往往要使儿童从愿意听过渡到愿意读,最后过渡到愿意诵,这一过程正是发挥了童诗对儿童语言培养与训练的过程。那么在翻译时,译者要注意童诗语言特点,如拟声词和重复叠字等技巧。
儿童对语言的敏感度高于成人,他们尤其对生动形象、发音强烈的拟声词更加敏感。童诗是充满声音的世界,这里有公鸡的“喔喔叫”、小女孩的“哒哒”跑步声、小青蛙的“咯咯”鸣叫,还有小雨滴的“丁零当啷”碰撞声。林焕彰的《公鸡生蛋》以儿童的视角将晨鸡报晓的鸣叫与初升的金灿灿的太阳联系在一起,滑稽的“公鸡生蛋”意象反映出儿童的奇特想象,翻译时需要用贴切逼真的“Cock - a - doodle- doo”拟声词来体现生动的“喔喔叫”。袁佳的《夏天,再见》中“小红鞋踏的石板路,/嗒嗒地响”再现了小女孩欢快的跑步声,这里虽然只有两个叠字的“嗒嗒”,但翻译时却要考察英语中恰合的词义,同时为了体现孩子对夏天的眷恋,表现小女孩在夏天淋漓欢畅的跑步声仿佛还在耳边,翻译时处理为两个“破折号”体现声音延长,而在词上则选用三个“tap”的增译技巧,体现余音绕耳之感,最终翻译成“tap—tap—tap”的形式。由于汉语体现重复,因此有些拟声词多次使用,这时,不能为了形式的对应而进行逐一的翻译,因此要使用略译的技巧。如王宜振的《小青蛙的歌》中连用了六个“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这在翻译时则处理为三个重复词汇“Ribbet! Ribbet! Ribbet!”即可。有时,在翻译拟声词时不仅要意思相对,而且声音也尽量相近,如金波的《雨铃铛》将雨后房檐上滴落的雨滴的声音比作小铃铛碰撞后发出的“丁零当啷,/丁零当啷”的声音,在翻译时处理为“Ding - a - ling,/Ding - a - ling”,这样无论在声音上还是在音节上都与汉语的拼音相对应。林焕彰的《小猫》中风铃声“———叮当的”翻译成“——— ting - a - ling”亦是同理。
儿童的语言特点为经常重复,因此“叠字”是童诗的一个重要美学特色。“叠”可以同字重复,可以隔字重复,可以同词重复。在翻译时要根据不同的语境进行处理。如林焕彰的诗歌《下雨了》则体现同字重复,“走走走……”/“走到爸爸的口袋里”,作者为了突出下雨时孩子躲闪不及的焦急心情,连用了四个“走”字,而翻译时则应避免采取三个“走”字(walking)硬译,因为西方是重视抽象逻辑思维,因此三个叠用“走”应该处理为“副词 + 动词”的形式,“Quickly walking”。而“走到爸爸的口袋里”也不能重复前面的 walking,因为这个“走”实际上是从地面上顺着爸爸的裤腿向上“爬”,从而反映儿童渴望爸爸的保护之情。因此,应该翻译成“climbing”。而同词重复则为雷抒雁《五月的雨滴》中在描述令人垂涎欲滴的一颗一颗挂满园时,运用了叠词“一颗,一颗”,这在翻译处理上也暗合汉语重复的技巧,翻译成“Drop,by drop,by drop”。但是,有时候翻译却不能采用直译对称的技巧,应该根据英语的习惯进行转换。隔字重复便是重复的字被中间插入的字隔开。高洪波的《我想》就是这样的例子。诗歌由五组诗节构成,每节末尾处表达了叙述者希望来享受美好的时光,“闻啊! 闻———”、“看啊! 看———”、“走啊! 走———”、“听啊! 听———”、“看呀! 看———”。
在诗歌中的词汇是重复性出现,但是在英语中的翻译却要体现层次感,词汇的使用要错落有致。因此翻译时分别处理为“sniffing and smelling”,“peeringand watching”,“stepping and walking”,“listening andhearing”,和“peeking and observing”。
三、 纯真的童稚美
童诗是成人为儿童而写,体现作者的儿童“本位观”思想。因而在翻译时,译者一定要体现诗人的儿童本位观。童诗的语言精练简洁,有口语化风格,学者任溶溶对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提出了自己的殷切希望,“童书翻译应该口语化,让孩子看得懂是第一步的要求,同时还要求语言优美,看完之后有回味。”
因此,译者在传情达意时一定要考虑儿童的语言特点。
如任溶溶的《小长颈鹿的祝愿》描述了小长颈鹿与妈妈之间的对话,因此翻译时应该采用“mummy”、“mum”、“mommy”和“mom”。当然,英国儿童多使用“Mummy”和“mum”,而 美 国 儿 童 则 习 惯 于“mommy”和“mom”,择词就要看译入语的语境再进行选择。但是“mother”或“father”往往则抹杀了儿童撒娇可爱的口吻。同样,童诗中涉及的动物非常多,因为孩子相信“万物有灵”,可以称他们为“泛灵论”的最佳实践者。皮亚杰提出孩子混淆真实与虚构其实质是一种特有的“非逻辑性”,因为在孩童眼中,动物与人类一样分享同样的情感与经验。
因此,许多动物在现当代童诗中跃然纸上。如《小鸭子》,《小青蛙的歌》,《夜晚的天空》中的小猫咪,还有“小鸟”,“星宝宝”,“花宝宝”,“鱼宝宝”等,都要注意儿语的翻译,这里如果有直接可以对应的动物名词,则尽量用固定的词汇,如果没有则可以适当考虑其他的译法。如英文中的小鸭子为“duckling”,“小青蛙”为“froggy”,“小猫咪”为“kitten”,小鸟为“birdie”,而“星宝宝”则可翻译成“baby star”,同理,“花宝宝”为“baby flower”,“鱼宝宝”为“baby fish”等。
童诗目标读者是儿童,诗歌的语气便是作者希望通过诗歌儿童读者传达的一种信息。因此,在翻译时译者不但要考虑译入语的习惯,同时要兼顾童诗的童言童趣。柯岩的《小鸭子》就反映了童诗中孩童天真可爱、热爱大自然的童真。“小鸭子,小鸭子,/你们排队去哪里? /河里的冰还没化尽呢,/你们的性子有多么急……/谁说的,谁说的? /树发青,草发绿,/到处蹦着小虾米,/清清的水儿暖暖的……”。两句重复的设问“谁说的,谁说的?”就突出了小孩子般一本正经、自信满满的样子。在翻译时为了凸显出小鸭子不容置疑的口吻,笔者选择了增译主语的策略,来体现小鸭子的立场。因此本句翻译为“Who said? Who said? / Argued the ducklings”。
译文将小鸭子增添,体现儿童口吻的权威性,同时“argue”的翻译运用“前景化”的处理方法,目的是为了增添诗歌的童言童趣。“只要一个语言表达法在所处的语境中格格不入、与众不同,就造成前景”,而这种“前景”则为了突出读者在阅读时想象着小鸭子说话一本正经的样子。
同样,马云超的诗作《花籽》中的一句话亦是儿童的思维。原诗如下:“我往花盆里埋下两粒花籽,/过了几天,/跑出两颗小草。/我说:站住! /你回去捎个信儿,/让花朵来向我报到!”诗歌描述了孩童的天真与浪漫,表达了他热切焦急地盼望着种子快快发芽、快快开花的心情,但他还不懂得花儿开放的自然原理,因此强势般地命令小草给小花“捎个信”,快让“小花来报到”。这里的“站住”翻译其实已经有了套语翻译,即“Freeze”,同时此词可体现出小孩子高高在上、蛮不讲理的口吻和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心态。但是“站住”更多地突出为“不许突然移动,呆在原地保持不动”。而“两颗小草”不是要“逃走”,却是要继续生长。由于小孩子希望小花开,而不是小草的生长,因此“Halt!”更能表达出小孩子的心情,即“停止继续生长”。
四、深厚的底蕴美
中国现当代童诗的创作孕育在中华文化的沃土中,因此其中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魅力。而童诗的翻译肩负着将诗歌魅力远播海外时,也要使中国文化传播出去,让西方深入地了解东方,并最终摒弃萨义德所总结的“东方主义”的意识。因此,在翻译时要保持清醒的跨文化意识。
中西方文化中的动物意象有所差别,因此在翻译时应充分把握中西方文化差别,更要充分理解诗歌的内涵,然后以“翻译 + 注解”的方式解决,就能更好地传达诗歌的原意而不影响文化的传递。如马筑生的《十二生肖》就将中国的十二生肖动物与特点描绘得惟妙惟肖。尤其是其中的“龙从云”的“龙”意象与西方的“龙”的意境与概念出入较大。西方对“龙”的认识总是邪恶的象征,如英国第一部史诗,也是古英语中最重要、最完整的一首长诗,也是流传至今唯一的一首盎格鲁 - 撒克逊时期的诗歌《贝尔武甫》就体现了半人半神的英雄贝尔武甫与代表着自然的邪恶野性的怪物葛兰德与他的母亲的殊死搏斗,因此在西方“龙”往往被写成“monster”,而东方的“龙”的意象则为表现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为“龙的传人”,而龙也表示“龙驾祥云”,因此翻译成“dragon”时,最好辅以注释,便于西方读者了解。
童诗的突出特点便是有五彩缤纷的颜色,充满了瑰丽的色彩。但是对于中西方而言,不同颜色会具有不同的内涵,引起学界关注的主要两种颜色是红色和白色。在中国,红色代表喜庆、幸福、富贵和祥和,而白色却代表着死亡,中国俗语中的“红白喜事”则是精辟入里的总结。而在西方,红色代表血腥、罪恶、愤怒。在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悲剧中,奥菲利娅唱着“鲜花红似雨; 花上盈盈有泪滴”预示着王室家族的血雨腥风与自己的死亡;而在哈姆莱特用戏中戏戳穿国王的阴谋,暗讽王后的不忠时,戏子唱道“像未熟的果子密布树梢,一朝红烂就会离去枝条”,这里“红”则代表着王后移情别恋。白色在文化语义上则与中国截然相反,代表着纯洁。以上的文化差异与不同则要求译者在翻译颜色时注重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如在谭旭东的《梦想》中,一句“有蓝蓝的天空,/有红红的太阳”,可见诗人希望通过鲜明的颜色营造出美丽的意境,但是,“红红的太阳”则不能翻译成“red sun”,因为这会使人联想到血腥或暴力的场面,背离诗意,也破坏了童诗的意境美,因此可翻译成“shining sun”,既表现了太阳的红艳,而谐音亦体现“红红的”重复性。
结 语
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童诗的翻译研究无疑肩负着重要的使命。童诗以其特有的精致结构、稚嫩的语言形式、纯真的童言童趣、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等美学特色对翻译工作提出较高要求。译者在对童诗特点充分把握的基础上,要根据具体的语境从而采用有针对性的翻译策略,真正让异域的读者感受到中华童诗的精华。
林焕彰的诗歌很多没有标题,使用数字来表示,如这首诗歌的标题标注为“林焕彰(一)”,颇像美国浪漫主义诗人迪金森的无题诗,便于读者明晰引诗,作者暂且借用诗歌的第一句作为本诗题目。
参考文献:
[1]蒋风. 世界儿童文学事典[M]. 太原:希望出版社,1992:47.
[2]崔丹. 中国当代儿童诗歌翻译的探索与思考[J].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91 -94.
[3]黄忠廉. 翻译方法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