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成人文学更重要。建国之后出现了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但学界目前对十七年儿童文学研究很不充分，而对十七年儿童文学批评关注得更少，“如果说儿童文学是整个文艺战线上的薄弱环节，那么，可以说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又是整个儿童文学工作中的薄弱环节”。①实际上，十七年时期，文艺界领导者、作家、编辑、文学理论工作者以及教师、学生等等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讨论儿童文学的性质、意义、作用、艺术等等方面的问题，具体而言，也就是“化”儿童与“儿童”化的问题。本文试图从“为什么写”“写什么”“怎么写”三个方面对十七年儿童文学批评状况进行考察，以总结其得失，为今天的儿童文学批评以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提供借鉴。
一
作为二十世纪被发现的存在，“儿童”一直承载着重大历史使命。新中国刚成立，“儿童”被赋予强烈的政治伦理色彩，从“五四”时代的新型国民被模塑为新中国成立之际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②因此，对“儿童”进行教育则成为紧迫而重要的时代命题，就像一位批评者说的那样：“如果我们不能把现实生活展示和解释给孩子们，从幼小的时候就养成他们对于力所能及的劳动感觉到兴趣和尊重；使他们成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我们的胜利就会落空，我们的希望就会失掉。”③而在所有的教育方式中，儿童文学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种方式。
毫无疑问地，儿童文学必须承担思想教育、政治启蒙的功能，“贯彻党所指示的教育政策，经常地密切配合国家教育机关和学校、家庭对这基础阶段的教育所提出来的要求———培养社会主义新人，通过它的艺术形象，发出巨大的感染力量，来扩大教育的作用，借以获得影响深刻的教育效果”。④儿童文学毕竟和成人文学不同，有着自身独特性，但在“教育并且培养建设共产主义的人们”这一最终价值指向方面，二者保持着高度的一致。作家金近在 《试谈当前儿童文学创作的几个问题》 中认为：“有的作家只注意到艺术性和趣味性，而忽略了教育意义。……只顾到故事的艺术性和趣味性是不行的，必须和当前的政治意义 （教育意义） 结合起来。”⑥而衡量一部儿童文学作品的价值也只能从社会主义教育的角度来进行。
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政治氛围下，绝对性地强调作品的教育意义严重束缚了作家们创作的自由和艺术表现空间，教育意义被教条主义化。在政治标准第一的要求下，关注当下性，配合社会形势的变化和政治任务成为儿童文学的自觉行为。
但也有部分批评家对于儿童文学的思想主旨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应该说，从文学的角度而言，这些所谓的“右派分子”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更符合“文学”的发展规律，但在反右背景下被全盘否定，而更为悲哀的是否定者是深谙儿童文学创作规律的贺宜。儿童文学作家王若望反对儿童文学创作中的教条主义，不能狭隘地理解文学反映党的政策；反对文学的政治标准，主张写真实。但王若望也因此被认为是“反对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儿童”“对党的各项运动进行污蔑”而受到严厉的批判。⑦正因为对儿童文学有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高度认识，批评家们对当时的儿童文学创作无论是量上还是质上都极为不满。建国之初儿童文学的表现乏善可陈。上海是少年儿童出版物的集中地，有专门和兼营的少年儿童书籍近四十家，1950 至 1953 年 6 月，共出版书籍一千五百四十七种，二千五百七十六万册 ，但相对于一亿二千万少年儿童这个庞大的群体来说，这一印数相当低。⑧1954 年全国少年儿童读物的印数为一千三百六十九万多册，当时识字的学生大约有七千万，平均五个人一册。这一比例在农村更高，河北省平均一千一百多个儿童才有一本儿童读物。
造成儿童文学“奇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还是与文学领导机构、出版单位及作家对儿童文学的不重视有关。
1955 年 9 月 16 日， 《人民日报》 发表 《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 的社论，要求作家协会及各位作家积极行动起来，为少年儿童创作。1956 年儿童节，几乎所有的大型的文艺刊物都辟有“儿童文学专辑”。 《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 《文艺月报》 《长江文艺》 《文学月刊》 《作品》 《西南文艺》 《延河》 《北京文艺》 《剧本月刊》 等等，大约达到一百一十多篇作品。“中国少年报”和“少年文艺”两报刊联合征稿的“启事”发出以后，六个月之内，应征的来稿竟达到四万多篇。巴金、冰心、杨朔、杨骚、欧阳山等为孩子们创作，张天翼写出了几万字的中篇 《宝葫芦的秘密》，叶圣陶出版了 《稻草人》。⑨1955-1957 年前后，儿童文学出现了创作高潮。
二
社论发表后，儿童文学尽管在量上出现了实质性进展，但在质的方面令人堪忧。据陈伯吹的说法，即使是联合征稿的四万多篇的应征稿件，据说经过阅读后够得上报刊发表水平的还不到二十篇；而就其中所已经发表的十几篇作品看来，较好的也只有王路遥的 《小星星》 这么一篇。批评家们在数量繁荣的背后看到的是题材的狭窄与人物形象的苍白。
题材狭窄是十七年儿童文学的共性。一方面是题材严重重复。1953 年，韦君宜在《文艺报》 上发文指责儿童文学题材狭窄：“五十来本全国解放后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品……多以战争为题材，大部分写抗日战争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老解放区儿童团的站岗、放哨、查路条等工作。”⑩另一方面，社会生活未能进入文学作品。比如，正面直接描写工业建设和农业合作化的作品还没有出现。
对儿童文学表现生活范围的局限几乎是当时批评家的共同感受。追本溯源，批评家认为与现实生活脱节造成儿童文学取材狭窄的弊端，写出来的是一个“真空”的儿童世界。
如何扩大儿童文学表现社会的生活面？除了深入到生活中了解儿童这一根本途径之外，批评家们认为在儿童文学作品中表现成人社会是必不可少的内容。金近以自己的切身体验说明了这一问题：“如果少年儿童文学只限于写少年儿童的生活，那是个偏向，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把少年儿童的生活局限于‘孩子国’里，他们的生活面是很广阔的，因为他们和成年人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并不是有个什么孤立的‘小社会’。”
对于儿童文学，不能做机械化理解，认为“儿童文学”只能写“儿童”———这也是造成儿童文学取材范围狭窄的重要缘由。评论家陈子君对此作了辩证的理解：“一个作品算不算儿童文学，并不完全决定于它的题材，而是要看它的内容和形式是否适合于儿童的理解能力和知识水平，是否适合于儿童的口味。”他认为，儿童文学作品不管其写的是儿童生活还是成人生活，只要能够联系儿童实际，就能为儿童所喜爱并对儿童有教育意义。
儿童文学可以写成人形象、成人世界，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少年儿童总是在成人教育影响之下才获得成长的，决不会有那种自我完成的教育过程。所以，在儿童文学创作中，也决不应忽视成人形象的地位和作用”。
不能说所有儿童文学都没有社会生活，但在政治文化氛围下，“生活”一旦进入文学作品就带有一定的虚假性和夸张性。就像韦君宜在谈到建国以来出版的五十来本儿童文学作品内容时指出的那样：“有些作品简直是连最低限度的常识也没有，其不近情理已到可惊的程度。”接下来，韦君宜列举了描写儿童生活的作品“不约而同地都在描写孩子们的‘思想改造’，写他们在开坦白会、检讨会，批评斗争”，还有一些描写儿童们像大人一样参加土地改革、农村勤务、站岗放哨捉拿地主和特务。面对文学作品中儿童生活成人化，韦君宜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虚伪的东西来培养出儿童真正崇高的品性？”
当然，在儿童文学质量不高的原因中，最主要的还是人物形象塑造的僵化、呆板，刊︶总第187期这几乎是儿童文学塑造人物的通病。批评家们认为，造成儿童形象不真实的原因有两方面：一种是儿童成人化、一种是儿童完美化。
儿童成人化的原因多种多样。贺宜认为主要是将儿童在生活中的作用估计过高。他认为，不仅在描写革命斗争的儿童小说中，少年儿童的形象被描写得出神入化，不但在没有任何帮助之下能够克敌制胜，而且还比成年共产党员、游击队员们还要有办法，而且描写儿童现实生活的作品中也开始出现这种偏向。贺宜批评了杨尚德的 《七小将搬山》 这部作品中孩子参加劳动的场景描写：“这样的描写实在可怕。劳动已经成为苦役”，这样描写的后果一方面“使读者对人物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从而冲淡了作品的艺术说服力”；另一方面，会抹煞和降低党的领导。再有就是鼓励孩子们盲目学习或从事去做那种力所不能及的工作，影响到他们的学习、损害他们的健康。
李英郁则认为儿童成人化的原因是由于对儿童思想感情和精神世界了解不够所造成。作者在 《过分夸张的儿童形象》 一文中指出，文学作品中的儿童形象，如果离开了儿童本身的一般特征，将其夸张得过分成熟，就会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减低它的艺术效果。
儿童完美化是人物形象不真实的另一主要原因。欧外鸥认为，在儿童文学作品中，主人公“正面的”人物都是“完美无疵的”，都是“乖孩子”，都是过分“理想的”。这样的儿童形象固然保持了思想的纯洁和先进，但在艺术真实方面却要大打折扣。
儿童文学的社会教育意义最主要的还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艺术地传达出来，没有真实饱满的人物形象，“教育”就不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么，如何在保持人物形象思想性的基础上做到真实性？欧外鸥给出的答案是：“一个‘理想的’‘乖孩子’发展的过程，应该是复杂的辩证过程。”欧外鸥援引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阿·苏尔科夫的报告所举的例子说明这个问题。苏尔科夫以 《钢铁是怎样练成的》 《青年近卫军》 等作品为例指出，这些作品的主人公都是“正面的”人物，但能够吸引广大读者的“是因为他们在一切表现上都是‘理想的’吗？”恰恰相反，是因为这些人物“不是简单地、随随便便地经受住了他们所遇到的那些考验”。作家也“不是随便一挥手砍开主人公命运的扎得很紧的扭结，而是揭示了主人公十分艰苦的生活中的全部复杂的辩证过程”。如此，作品主人公成为读者“行为的模范”。
既然儿童文学遵循着“教育”的原则，如果儿童本身没有缺陷、错误、落后的地方，“教育”又从何谈起？换句话说，儿童文学能不能写“坏”孩子？联系到我国儿童文学作品中的“乖孩子”，欧外鸥认为，“……坏行为可以写、应该写、必须写。”如果儿童文学写了坏孩子、坏行为并因此产生不良后果，那也是因为“作者的道德说服力不够感人的问题”，这和坏行为的可写不可写没有关系。但如果儿童文学创作“对坏行为不敢正视，不敢和它作不懈的斗争，单纯表扬歌颂着好的方面 （这当然很需要），那么作为共产主义强有力的教育工具的儿童文学来说，是不够全面的吧”。
三
“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不仅是成人文学的创作原则，在儿童文学创作中，也要求将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更好地统一起来。但在强调儿童文学作品政治正确的前提下，批评家们对艺术表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儿童化”问题。
大多数批评家认为提高艺术表现要从语言使用和心理描写两个方面入手。
首要的就是语言的问题。陈伯吹在谈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两个儿童文学选集时指出：“……儿童文学作品的读者是儿童，由于特定的读者对象的心理的、文化的条件，语言更处于特殊重要的地位。”但就是在这最关键的地方，儿童文学工作做得非常不够，尤其是语言的“儿童化”方面，要么是大人腔，要么事自然主义的模仿。
该如何做到语言文字的儿童化呢？贺宜认为，儿童化的问题，就作品的语言文字方面来说，一不是学小儿语，二不是容许作者的语言文字能力跟小孩子一样低。……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能够做到纯洁，健康，规范化，充份、完美、准确地表达作品的思想。欧外鸥在强调语言的纯洁的同时，还提出儿童文学作品的语言不能呆板、贫乏、枯燥、晦涩，而应该按照儿童年龄所能接受的程度提供丰富的词汇。
在汉语规范化背景下，儿童文学有责任为语言的规范健康作出贡献。这就要求儿童文学作品语言“消灭不适当的古语和官样文章；要求肃清富有感伤色彩的言语残余；要求善于不以辞藻的堆砌来写作”，不能滥用方言土语。于贞一、茅盾等也分别在文章中强调了儿童文学语言规范化的重要性。
儿童语言表现不准确也是儿童文学语言运用方面的最大问题。栗殴禾通过对鄂华作品 《水晶洞》 的分析，认为这篇作品在语言使用方面的主要问题就是不准确，作品里充满了“难懂的句子，费解的词，冷僻的生字”，其结果就是“等于不要人看，不要人听”。关于如何如何正确地使用语言，栗殴禾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一般说来，儿童的语言句型少变化，句子短小，少用修饰语，不善于间接描写 （如双关、借代、铺张），很少用俚谚俗语，不会用文言、成语、典故、等等。
除了正面要求语言文字的“儿童化”，批评家对语言文字使用中出现的庸俗主义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再有就是如何描写儿童的心理活动。在《谈谈儿童心理活动的描写———儿童文学札记》 一文中，刘厚明指出了当前儿童文学创作重视情节编织而忽略心理描写的倾向。他认为，人物心理的描写和外部状态动作的描写，以及故事情节的叙述，都为表现主题思想和塑造人物形象服务，它们之间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描写儿童心理就应该熟悉儿童心理，不能以成人的想法去代替儿童的想法，没有心理活动，就没有儿童性格的发展变化，就容易造成人物的单一和单调，而合理的、符合儿童年龄特点的心理描写则能够塑造出真实的儿童形象，并能传达出教育意义。
批评家认为，进行儿童心理描写要避免两种倾向。一、不能将儿童内心世界简单化。宋凝批评了一篇儿童来稿 《勇敢的李小毛》 中的心理描写：“……如果前一秒钟还在考虑自己的衣裳会不会弄脏的问题，看了红领巾之后马上连生命也置之度外，那就很难叫人置信了。”二、不能将儿童内心世界夸大化。小安批评了文学作品中的这一类现象：“例如写孩子拾金不昧，总是写他经过一番剧烈的内心斗争才把钱交出，好像不这样就不生动似的。”这样做的后果是：“非刊︶总第187期常容易把本来是活泼可爱的儿童写得死气沉沉。”
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写法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公式：“就是先让儿童犯一个错误，然后用这个错误来折磨他，全篇都看不到孩子的稚气的笑脸和天真活泼的行动，作者津津乐道的是孩子们怎样为认识这个错误而沉思、而苦恼、而内疚，他们的举动就像一个老夫子背着手在屋里踱方步那样斯文典雅。”
通过以上对十七年儿童文学批评的回顾，可以看出，批评家们在要求儿童文学政治正确的前提下，更多地强调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借助于“儿童”这一特殊对象，儿童文学批评获得了更大的言说空间。大部分批评家能够认识到儿童文学的特殊性、读者对象的特殊性，强调从生活出发、反对清规戒律，有限度地将儿童文学从意识形态框架剥离。也许，与文学创作比起来，儿童文学批评更能体现一种“文学的自觉”。但它终不能扭转儿童文学创作质量下滑的趋势———当然，这样说未免夸大了文学批评的作用，文学创作质量下滑毕竟是诸种合力的结果。但无论如何，十七年儿童文学批评还是在政治压力下展示了文学自主的独立精神，从这一点而言，十七年儿童文学批评的意义也许比其所发挥的作用更值得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