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以茅盾、郑振铎、叶圣陶、谢冰心等为代表的众多作家发起的“儿童文学运动”是现代中国的重要文化事件与文学现象。“儿童文学运动”不仅标志着“儿童文学”这一名称得到确立，同时也意味着一种独立的文学形态—儿童文学由此产生。作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最早开拓者，“儿童文学运动”所掀起的系列创作、翻译、编辑、研究活动，为现代儿童文学发展提供了最早的范本。然而，“儿童文学运动”提出来的“为儿童而艺术”的宗旨，在战乱纷飞的三四十年代，特别是八年抗日战争时期，却屡遭中断。在被中断数年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面临复苏的关键时期，1947年，上海《大公报》副刊《现代儿童》坚持以儿童为本位，对接续和推动“儿童文学运动”在江南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以《现代儿童》的社会关系网络为中心，分析该副刊的编辑、作者和读者的主要构成，探讨这份副刊的编辑如何通过交往，形成和建立儿童文学群体的社会网络，从而推动现代儿童文学运动的持续发展。
以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现代儿童》是《大公报》的副刊，该刊创办于1947年5月，停刊于1948年11月底。在它不长的办刊历史中，《现代儿童》聚集了儿童文学界当时最着名作家、编辑、教育者。当时儿童报刊界颇有影响力的陈伯吹、何公超、贺宜、金近、包蕾、仇重、贺宜、范泉、黄衣青等，构成了《现代儿童》的主要力量。同时，这些儿童报刊界的文化精英与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以下简称联席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40年代中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一批儿童文学作家、编辑被迫停止儿童文学事业。“在战争期间，一些儿童文学出版机构被炸毁;《小朋友》《儿童世界》等最有影响的儿童文学刊物被迫陆续停刊，作家、编辑队伍也迅速星散。中国儿童文学在进行了艰难的抗争之后一度陷入消沉的困境，中国儿童文学也出现暂时性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当时儿童文学重镇的上海，重新会聚了儿童文学创作界、出版界、评论界颇有影响力的一批儿童文学工作者，在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感召下，他们开始高度关注年幼一代的精神食粮。于是在陈伯吹、李楚材等人的发动下，1947年4月20日，“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举行了正式成立大会。这个儿童文化团体刚一成立，就立即引来了儿童文学界一批知名作家、编辑的关注，何公超、仇重、贺宜、沈百英，金近、黄衣青、韩群等四十余加入了会员。这些会员中，大部分在上海，少数在南京、杭州、苏州等江南地区。
作为一个儿童文化团体，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通过章程及选举理事、监事，并以座谈方式，开展了“怎样编选全国儿童读物目录”的专题研讨。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力，整个中国的儿童读物—有三种报纸，十余种杂志，数百种单行本，以及许多次儿童戏剧的演出，游艺会的表演，几乎全部出于该会会员之手。”这其中的报纸就包括《大公报》的副刊《现代儿童》。
据“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发起者，也是联谊会的精神领袖陈伯吹回忆，由于考虑到该会所具有的进步倾向，“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为了避免当局的支配或干扰，它始终未曾向当时的社会局登记，名称也一直用“联谊会”，而不是“协会”，因为在当时，“协会”两字必须在当局准许登记后才能运用。1949年5月，随着上海的解放，该会完全公开，并经全体会员同意，公开正名为“中国儿童读物作者协会”。
《现代儿童》的办刊思想一直受到“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精神领袖陈伯吹的影响，而《现代儿童》的多数稿源也仰赖于联谊会的支持。1947年，《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为了增强副刊的吸引力，决定聘任当时上海的文化名人担任编辑，在得知“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在上海举办了一系列活动，颇有影响力，就聘请“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的精神领袖陈伯吹先生做主编，准备创办一个以儿童读者为对象的《现代儿童》副刊。
在执掌《现代儿童》之前，陈伯吹曾在赣南《民国日报》编过短时期的副刊和《小学生》杂志、《儿童杂志》和《小朋友》杂志的编辑，这次应王芸生邀担任《大公报》的副刊《现代儿童》主编，这也是陈伯吹第一次当主编，加之《大公报》给的任务很急，要求一个月内跟读者见面。陈伯吹先生就想到了，借助“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的力量，把《现代儿童》办成儿童文学的一面新旗帜。事实上，无论从办刊思想还是人事上，《现代儿童》正是“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在儿童文化界努力的表现。
联谊会成立后，提出了两大目标:一是要清除市面上拙劣有毒的小人书，为少儿读物市场提供正确而清醒的儿童文学观;二是要创作、翻译大量进步儿童文学作品，为儿童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针对第一个目的，“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主要通过在理论界开展研讨，通过研讨的方式来肃清“连环图画“儿童读物的用字和用语问题”“儿童戏剧与儿童教育”“儿童读物应否描写阴暗面问题”等儿童文学领域界棘手的难题。对此，会员们在研讨和批判中，对儿童文学的题材、内容、形式等各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为当时形成健康、正确的儿童文学观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中，由“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组织的“连环画的讨论”，在当时是一项颇为引人注目的理论批评活动，在儿童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46年11月11日，当时还是“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筹备会”组织了一次集会。与会的18人围绕“连环图画”这个主题，讨论了连环画对儿童及民众的影响、连环画的缺点、改革旧连环图画的方法、创作新连环图画的方法等问题。1948年4月，“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再次就连环画发表了系列文章。何公超、沈百英、邢舜田分别发表了《走一步退两步的连环画》《儿童读物图画问题》《儿童图画应当力求真实正确连环画也应注意》，由于这些讨论在当时既有学术性又有现实性，这些文章很快在《大公报》上发表，并引发了公众的广泛注意。
在创作、翻译大量进步儿童文学作品方面，“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的会员积极创作、翻译，留下了诸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据统计，从第一期出版到被迫停刊，《现代儿童》总共出版了七十八期。其中有十五期是小读者作品特辑，创作版为六十三期。
在它上面发表作品的主要作者(按作品发表先后为序)就有:仇重，伯吹、范泉，黄衣青，方轶群，何公超，施雁冰，金近、贺宜、吕漠野、黄桶(丁兰惠)、包蕾、陶蔚文、陆静山、严冰儿(鲁兵)、沈百英、郭风、任大霖、龚炯、圣野等。他们多数是联谊会的会员。
以社团为核心的青年学生是最广泛的支持者《现代儿童》创刊以后，它不仅向广大作家、出版人、教育工作者积极约稿，提高儿童文学的质量。同时，《现代儿童》积极向广大报纸读者征稿，邀请广大报纸读者也积极参与创作、讨论儿童文学创作，并将读者中的优秀稿件放在“读者特辑”刊发，这种方式可以实现作者、编者、读者之间的互动，增强彼此之间的沟通和了解，从而对《现代儿童》有深深的认同感。
为支持阅读进步儿童文学的读者，《现代儿童》在编辑和经营上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一方面《现代儿童》对学生的习作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以加强联系。例如，当编辑部收到从各地寄来的读者的作品时，就会在报刊中以“编者的话”的形式，给孩子们以指导，对他们的写作热情予以肯定，对他们的不足则恳切地指出。另一方面，《现代儿童》则开辟一定的版面，刊登少年儿童的习作。在第十期至第十二期上，《现代儿童》开辟了“小读者作品特辑”，刊登了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及上海市的十八位小读者的作品。
从第二十期开始，每隔四期出一次“特辑”，这样，先后共出十五次“小读者作品特辑”。在上面发表习作的小读者达一百七十余人。每次“特辑”出刊之后，还在报上刊登小作者的姓名及通讯地址，各赠新书一册，以资鼓励，并留作纪念。台湾着名言情小说作家琼瑶，还在9岁时，在《现代儿童》上刊发了人生第一篇小说，这给了她很大的鼓励，为后来迈上文坛从事小说创作鼓舞了信心。
《现代儿童》的召唤得到了读者的热情呼应，他们以实际行动支持这个儿童文学公众活动空间，附近省份，如江苏、浙江、安徽、上海市等地的作者投稿颇多，主编陈伯吹收到的读者来稿超过1000多篇。
此外，为保持儿童文学界的凝聚力，《现代儿童》凭借主编陈伯吹的特殊身份与江南地区的儿童文学界建立联系，满足江南地区青少年的儿童文学创作需求。儿童文学作家施雁冰是陈伯吹通过教育界朋友王志成介绍认识的。王志成在新陆师范学校高中部三年级担任级任导师时，陈伯吹向他约稿，王志成由于工作很忙，就转约当时还是高三班女生的施雁冰。陈伯吹收到施雁冰的第一篇来稿《阳光与小草》后，发现写得不错，就发表在《现代儿童》上。文章刊发后，陈伯吹给施雁冰写了一封鼓励信。从此，施雁冰与陈伯吹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在陈伯吹的指导和鼓励下，施雁冰在《现代儿童》刊发了《小松树受教育记》《木头脚奇遇记》《一个吃大王》等多篇文学作品。
私立华华小学教师方轶群，有一次看到了报纸上的错误，就写信批评陈伯吹文章中的一个错误，陈伯吹先生收到来信后，为方轶群的诚心所感动，亲自跑到他的任教学校，并且与他交为“文字之友”。后来，由于陈伯吹的栽培，方轶群创作热情得到了激发，多篇儿童文学作品发表在《现代儿童》上，并且后来成为儿童文学界的一名童话作家，后来创作了童话名篇《萝卜回来了》。
除了与一批忠实的读者保持联系外，《现代儿童》还与当时一些重要的进步社团、报刊保持着紧密的联系。1946年2月16日，由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创办的进步报刊《新少年报》创刊。为了宣传这份进步报纸，《现代儿童》不顾被国民党查封的风险，在第五十二期的“书报介绍”栏目中，主编陈伯吹以诗的形式向读者进行介绍。浙江大学进步学生、儿童文学爱好者严冰儿、周大鹿，在校期间，参与主办了《中国儿童时报》。1947年11月，遭到政府追捕，逃到了上海《现代儿童》编辑部，编辑部同仁不顾两位青年学生被通缉身份，主动给两位青年学生关爱，主编陈伯吹还千方百计托人想办法，给严冰儿介绍工作，最后通过一个学生在四明银行工作的关系，给严冰儿找到了南京路四明银行四楼一个夜校教英语的工作。后来，严冰儿、周大康投身到了革命队伍中，一直与《现代儿童》保持联系，两人的多篇作品发表在《现代儿童》上。后来，两人成为新时代儿童文学界的着名作家，严冰儿就是后来小读者很熟悉的作家鲁兵，周大康就是着名儿童诗人圣野。
《现代儿童》以少年儿童为主要受众的目标和进步社团有密切联系，可以说明它在儿童文学运动中己经成为少年儿童之间沟通和联系的重要纽带，也是儿童文学运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个重要网结。以知识精英为中心的争鸣论坛在《现代儿童》的组织下，江南地区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儿童文学健康发展。为了实现《现代儿童》创刊目标，即提供精神健康的儿童读物。《现代儿童》通过论争的形式，将江南地区儿童文学界的精英组织起来:一方面，《现代儿童》通过在报刊刊登具有争议性的理论文章，以发动更多的读者加入;另一方面，《现代儿童》则通过组织聚会、茶话会的形式，对儿童文学运动界具有理论性和现实性问题展开争论，以形成一个“跨领域的公共空间”。“跨领域的公共空间”是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提出来的一个观点。查尔斯·泰勒认为:公共领域有两种形态:
主题性的公共空间和跨区域的公共空间。前者是指区域性的集会，公众以共同关心的主题聚集在一起，那是一个有形的空间，比如沙龙、酒吧、广场、街道、学校、社团等。而跨区域的公共空间，则是包括报纸、杂志、书籍和电子传媒在内的公共传媒，它们是一个无形的、想象性的舆论共同体，以共同的话题将分散在各地乃至全世界的陌生人结合为现代的公众。这种“跨领域的公共空间”为知识分子的聚集、联谊、结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作为一个大型跨领域的公共空间，《现代儿童》讨论、批判的对象包括当时出现的各种涉及儿童文学创作现象或事件。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关于儿童戏剧《小主人》、儿童文学创作、连环画等现象的讨论。
关于“儿童文学创作”的讨论，指的是《现代儿童》对当时儿童文学创作现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音」析。在历史急剧转变时期的40年代后半期，“抗日战争虽己胜利，但在官僚买办政府的统治下，民主窒息，民生日整，特别是中小学教育经费拮据，青少年儿童课外无书可读，迫切地需要健康的精神食粮。另一方面，拙劣有毒的‘小人书’，充斥店肆，黄色书刊，也从大洋彼岸潮涌而来，毒害着尚无鉴别能力的下一代。儿童文学界原创作品的缺乏和少儿出版市场的“唯商业化”倾向给儿童文学的健康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影响。因此，如何开展与劣质童书的斗争，引导儿童文学作家创作健康的儿童文学作品，《现代儿童》围绕这一主题组织了多次研讨。
儿童文学作家范泉就这一现象发表了《如何写作儿童文学:作家要有真切感情》的文章，并且就“健康的儿童文学作品创作”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作家的技巧，二是作家的感情，三是作家的意识。儿童文学作家金近就儿童文学作品内容，发表了《儿童文学作品里面切忌命运论的思想》的看法，贺宜发表了《谈儿童补充读物》、陆静山发表了《写儿童读物的三条途径》、陈鹤琴发表了《钻进儿童圈子里去才能写出好的作品》、鲁兵发表了《儿童文学需要建立批评》、汤中原发表了《莫忘贫苦儿童给他们以精神食粮》、黄衣青发表了《莫忘农村儿童》等一系列分析、讨论中国儿童文学现状的文章。这些文章不仅批判了当时儿童文学出版界唯利是图现象，同时也指出了这种唯利是图的商业化倾向带来的恶劣影响，将给中国儿童的思想、教育带来严重危害。对如何引导作家创作出健康的儿童文学作品，《现代儿童》系列文章也提出了可以解决的路径，包括“写儿童读物的三条途径”“莫忘农村儿童”“儿童文学作品里面切忌命运论的思想”等具体可操作的理论指导。
除了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制造一个个热点后，1948年，《现代儿童》又组织了多场连环画讨论，把文学界、绘画界的精英进一步聚集在一起，在儿童文学界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力的舆论中心。在《现代儿童》的组织下，出版界、绘画界的一些知识精英纷纷发表文章，何公超发表了《走一步退两步的连环画》、沈百英发表了《儿童读物图画问题》、邢舜田发表了《儿童图画应当力求真实正确连环画也应注意》。大家对当时的连环画创作中的一些不良倾向进行了批判，对连环画的创作、翻译、出版提出了理论指导。
通过组织对儿童文学界颇为迫切的话题进行探讨，《现代儿童》将教育界、图画界、文学界、出版界等文学精英聚集起来，这些知识分子通过参与《现代儿童》组织的一系列话题，对《现代儿童》有一种精神上的、道义上的认同，并以此为纽带，进入到一个《现代儿童》为纽带的阅读共同体。
结语《现代儿童》诞生之时，正是儿童文学运动处于发展的停滞时期，而这正为《现代儿童》在儿童文学领域施展拳脚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在不长的创刊历史中，《现代儿童》坚守儿童文学运动的“儿童本位”理念，以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为基础开展健康儿童文学运动，吸引了一群以进步社团为核心的青年学生，网聚了一批知识精英，接过了五四以来儿童文学运动的精神火炬，通过传播新的儿童文学，形成以《现代儿童》为中心的读、作、编社会关系网络，成为接续、推动儿童文学运动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