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可将从 1945 年解放至今的韩国对日本近现代文学的研究可分为 20 世纪六十年代的胎动期、八十年代的奠基期，以及九十年代至今的专业期三个阶段。这虽是笔者的个人见解，但这样的划分不仅与韩国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相吻合，同时还与国际秩序的重整历程步调一致，甚至与研究对象国日本的发展趋势也是一脉相通的。
1945 年日本帝国主义覆灭后，直到 1965 年韩国都还没有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结果导致了韩国对日本文学研究活动的全面禁止。六十年代初，韩国大学开始正式开设日语专业，这可以说是日本近现代文学在韩国被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开端。从这一时期开始到八十年代，韩国学术界将对日本近现代文学的关注定义为其"胎动期".
时至八十年代，不仅是韩国，乃至全球都相继掀起了一股翻天覆地的变革浪潮。军事政府统治落下帷幕，韩国开始进入民主化时期，苏联解体导致全球政局重组，韩中建交则更是进一步颠覆了西方国家世界格局重心一边倒的局面。伴随着这股变革的浪潮，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也迎来了其"奠定期".九十年代至当今，随着物质资源与人文资源交流的扩展，作为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分支，日本文学研究也需要顺应世界化发展的趋势，具备学术的专业性。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日趋多元化，相互交流也日益密切。特别是与中国学术界的交流，开辟了个东亚框架下韩国学者研究日本近现代文学的新视角。此时的日本文学研究不仅在量上有所增长，在质上也有相当的飞跃。目前，日本文学研究已经在全球化时代背景和东亚论思想背景下开始探索新的研究方法论。此方法论与全球（global）和地区（local）互相和谐的全球在地化（glocal）思潮息息相关，即这种思潮即反映了对日文学的研究。按照这个方法论，可以体现出帝国主义前后期的文化紧张关系。此时的日本文学研究特别关注作为东亚文学的一支。我们将这一时期的研究称为"专业期".
本文将以上述三个时期为纵轴，以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状况为横轴，在此框架下分析韩国对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并对韩国的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成果进行总结。这里需要阐明的一点是，本文只是单纯考察了韩国本土学者对日本近现代文学的研究动向，并未包括在日本的韩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
一、胎动期：反日情绪与学术环境的营造
脱离日帝统治后，韩国人对殖民统治的敌对情绪逐步升级为反日思潮，并一直延续至今。与其它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相比，在韩国，只要是与日本文学有关的学术活动都很难取得成果，这正是长期敌对情绪下禁止对日研究活动所导致的结果。与为了韩国能够走上"全新"近代化进程、积极吸取西方文化与精神、营造良好学术环境，而对英、法、德语文学进行积极的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此外，与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因南北韩意识形态问题而形成的对立，也使韩国对日本近现代文学的研究迟迟不能全面展开。
虽然在韩国个别大学开设了日本文学课程，但这一时期的任课教授几乎都不是日本文学方面的专家。当时，如果能从韩国文学或外国文学等领域的研究学者中挑出几名会说日语的学者负责日本文学课程，就已经算是比较好的情况了。日本文学任课教授不是日本文学的研究学者，而只是会说日语的学者而已。所以，这一时期的教育只是侧重于培养学生的日语沟通能力，至于营造日本文学研究的氛围还需一定的时间。
通过考察从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印度和非洲等国家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在帝国离开之后仍然会残留某种殖民霸权。同样，在殖民地时期已具备西方规模与内容的日本文学"威严"仍旧存在，类似于夏目濑石这样的"文豪",他们的影响之存在本身就是让朝鲜沦为殖民地典型的霸权文化之体现。脱离日帝统治后，在韩国近现代文学起步之初，选择以夏目漱石为中心的教育和研究进行切入也非绝无道理。多数大学课程并没有脱离原有的价值排序，即日本排列的价值。这样的课程特征将导致出现基于上述批判方式的安逸型近代选择或安逸型著名作家选择结果。
然而，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个意义非凡的变化，那就是 1973 年韩国将日语定为了高中第二外语课程。日语被选为高中生学习的第二外语，意味着与反日情绪相比，韩国开始更加注重追求经济上的实际利益。根据现实经济发展的需要，急需扩大日语教育工作的师资队伍，因此，各个大学便犹如雨后春笋般竞相开设了日语文学等日文专业，相关领域人力资源迅速扩充，这让各种学术组织的建立成为了可能。继1973年韩国日本学会成立之后，1978 年韩国日语日文学会又随继成立。随着研究生课程的开设与研究所的设立，各界对建立相关学术组织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与英语、德语、法语文学研究等西方文学研究相比，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学研究仍然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人们很难在公共场合随意找到一本日语书进行阅读。为了追求现实经济利益，落后的韩国不得不将七十年代的日本经济发展模式作为效仿的对象，然而这却大大提升了韩国对日本的关注程度。驻日韩侨在日本完成学业后回到韩国大学任教的情况屡见不鲜，这也是当时相关师资队伍缺乏的体现。这一时期可以看作是产生"研究"含义的起步阶段，因此可视为韩国对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的"胎动期".此时的学术环境虽尚未成熟，但已有大量的日本文学信息陆续进入了韩国。随着日本近现代文学的译入，日本文学对韩国文学形成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关系。只是要期待专业性的日本文学比较研究还为时过早，这一过程只能期待在奠基期出现。
二、奠基期：从比较文学到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
20 世纪八十年代的韩国，一般市民透过首次举办奥运会的良机将目光投向了国际社会。
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学研究迎来了它的"奠基期".此时的日本一举成为了叱咤风云的世界经济大国，也更加成为了韩国积极效仿借鉴的对象。不论是科学技术领域，还是文学研究领域，都吸引了大批的留学生赴日学习。其中，韩国的日本近代文学研究学者中就有不少是在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比较文学系学习的第一代留日学生。他们攻读的主要是韩日比较文学研究生课程，阵容非常庞大，回国后为师资缺乏的韩国日本文学研究界注入了一股新鲜强大的活力。以崔博光教授为首的东京大学比较文学系毕业生属于韩国的第一代研究学者，主要从事基于比较方法论的近现代文学研究。他们通常在韩国比较文学会开展学术活动，通过与其他外国文学研究学者的交流，奠定了韩国日本文学研究的基础。故而，当时的韩国日本文学研究自然而然地就会效仿日本学术界的体系和风格。
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可分为两种，一类是在国内学习韩国文学或英语文学专业后赴日留学的人员，另一类是七十年代后期在国内学习日本文学后赴日留学的人员，他们的研究方向均是日韩近代文学比较。由于韩国的近代文学大部分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从日本进口而来，故而比较文学就不得不以日本文学对韩国的视角（357-379），以及日本所给予的影响关系（134-154）等为中心进行研究，继而形成了韩国对日本近代文学研究的基础。这些研究学者们不仅引进了比较文学的视角，同时还承担了介绍日本近代文学方法论的工作。此外，他们还通过开展日本近代小说与近代诗歌的翻译等活动，在韩国国内奠定了普及日本近代文学的基础。
这些早期的留学人员为学界创造了机会，并为培养后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不只是从日本学来了比较文学方法论，而且还以灵活的姿态在韩国比较文学会将世界上几个不同国家的文学研究动向相互结合，为在韩国研究日本近现代文学的存在创造了理由。崔在喆教授就是在韩国日语日文学会将日本近现代文学设定为研究方向的代表性人物。
未曾出国留学，而只是在韩国进行了学习的金春美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用比较文学方法论著述了论文，她认为日本文学起主导作用，对韩国作家作品的影响力颇为强大（39-61）。虽显露了其将日本设定为宗主国的幼稚心态，但却担当了为奠基期打下研究的方法性基础这一重要角色。
九十年代初期，韩国设有比较文学博士点的大学都积极地选派学生赴日留学，以大力培养学术接班人。但那时，韩国还未能真正建成培养日本近现代文学专家的学术环境。第二代留日学生则打破了比较文学的这一框架，成长为能够研究近代文学本体的学者。奠定了这一基础的比较文学研究学者，在韩国的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中占据着他们特有的地位。
三、专业期：日本磁场与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
20 世纪九十年代，与日本文学有关的学术组织迎来了新的变化。当年主导胎动期学术活动的韩国日本学会与韩国日语日文学会均出现了组织分化。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大韩日语日文学会、韩国日本文化学会、日本语文学会、韩国日本语文学会等学术组织相继创设，以釜山、忠清、岭南、湖南等地区为中心，建立了具有全国规模的学术组织。其中大部分都是韩国研究财团期刊制度（KCI）认证的学术组织，而且大部分都涉及日本文学、日本文化、日本语学、日本语教育、日本学等领域。其中，日本文学领域又可分为古典文学和近代文学两大类别。其中的日本近代文学专门负责研究近代文学，但其未能成为具有全国规模的学术组织。
日本的研究实力相当雄厚，甚至有专门研究某个作家的学会或研究会，但韩国却连研究日本著名作家的专业学者都寥寥无几。韩国的研究学者很难细分，就连最早设立的韩国日本学会与韩国日语日文学会都未能按照专业领域进行分类重组。而这些学术组织却以地域为中心各自建立，这对营造学术环境给予了巨大的影响。组建以地域为中心的学术组织，对培养地区专业研究人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某种层面却成为了阻碍韩国日本近代文学研究学者交流的绊脚石，容易让研究活动走向闭门造车的弊端，而且在提高专业研究实力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学术期刊上时而会刊登出一些水平较低且未经鉴定的研究成果。
众多优秀的韩国研究学者意识到这样的情况下是难以在韩国创造出自己的专业研究成果的，于是便试图通过与日本进行交流来解决这一现实问题。他们与日本学术界建立了强大的网络关系，然而却引发了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对韩国学术接班人的影响有所减少，另一个是无法摆脱研究信息只能从日本传播至韩国的束缚。因此，当时水平较高的研究不得不期待在日本学术界加以完成，这样就不得不受到日本学术界的束缚，继而造成了在韩国的研究出现难以独立发展的两极分化问题。
韩国处在日本的殖民统治的时期之时，夏目濑石被称为当时"日本的莎士比亚".他的作品一直是韩国大学日本文学课程的必读教材，韩国近代文学的研究学者也必须具备对夏目濑石的基本研究知识，需要将当时日本的研究环境原封不动地挪至韩国。
与第一代不同，第二代留日学生学回了研究方法和理论知识，他们虽然能与日本研究学者建立同等的学术关系，但由于两国学者人数相差悬殊，在同等的研究成果交流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甚至出现了只有在获得日本研究学者的认可后，才能确认自己的学术成果的现象。如果分析九十年代日本近代文学研究学者中三种不同学者的研究轨迹，便可对韩国的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在日本磁场内是怎样走上专业化的这一过程有所了解。
首先是尹相仁，他虽然属于第一代留日学生，但他的活动却集中在专业期；其次是作为第二代留日学生的朴裕河与申寅燮。他们三个人都曾赴日留学，在分析了他们的研究活动后，我们可将尹相仁归为"韩国论坛型",将朴裕河归为"日本网络型",而将申寅燮则归为"草根型".
通过他们的活动履历，我们也可以确认这一点。尹相仁攻读韩国文学后，在日本东京大学比较文学系取得了博士学位。1994 年，他的专著《世纪末与濑石》（东京：岩波书店，1994 年）曾荣获日本的"三得利学艺奖"（Suntory Prize for Social Sciences andHumanities）。可以说尹相仁是第一代留日学生中引领研究活动的先驱。尹相仁回到韩国后 , 开始其任教生涯，在此期间开展了各种与韩国论坛相关的活动，介绍日本的近代文学。
在他的研究成果中，我们不能忽略的是他作为代表作家，在阐明日本文学翻译与意识形态的同时，还对在韩国翻译的日本文学书目进行了梳理和出版。即《日本文学翻译的六十年现况与分析：1945-2005》（ 首尔：昭明出版，2008 年）。这本书总结了日本文学在韩国的翻译过程，是重新发现日本文学含义的里程碑。
朴裕河在韩国读完高中后，前往日本庆应大学攻读本科课程，毕业后考入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日本文学。他在日本两大知名私立学府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很早就受到了日本学术氛围的熏陶，与日本研究学者建立了强大的网络关系，属于典型的"日本网络型"研究学者。朴裕河是第二代留日学生，虽然在日本活动的时间比较长，但他回国之后直到 2000 年前后的活动才真正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他与日本学术界交流频繁，是能与日本学者并驾齐驱的学者之一。因此，也难免会带有对偏向日本的批判等政治色彩。他的研究业绩可分为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围绕夏目濑石开展了面向日本知识分子的学术交流活动。《国家认同与性别--漱石？文学？近代》是作为博士论文出版的著作，也可以说是一部利用性别与帝国观点批判性评价夏目濑石文学的杰作。与之前提到的尹相仁相同，朴裕河的出发点也是夏目濑石。但是，朴裕河虽然和尹相仁一样对夏目濑石进行了批判，但是他却将近代矛盾的分歧点归结在了帝国主义，特别是对性别，投入的关注程度极高。
第二，起到了向韩国传递日本文学知识信息的作用。朴裕河为韩国译入了目前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文人柄谷行人的著名理论著作《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首尔：民音社， 1995年），将日本近代文学的精华传播到了韩国。最后，申寅燮的论文集《日本近现代文学的明暗》具有对权力和谈论、意识形态的批评。
申寅燮不希望被日本文学埋没，后来在以离散为主题的研究所从事研究，并进行以在日文学为主题的创作活动。后来他的关注点逐步扩张到了少数民族文学。多文化环境下的日本文学研究受东亚框架影响，始于与中国的交流。申寅燮在 1990 年代尝试的方法论中加入了文学伦理批评理论，展开了极具独创性的创作活动。
韩国的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在历经了胎动期的摸索之后，引进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论，奠定了一定的研究基础，随后又进入了专业期。在专业期所积累的研究成果，可以用脱离日本与自主研究等关键词来加以概括。笔者试着将专业期之后的研究学者分为"自立的比较文学研究型"与"独立的日本文学研究型"两大类。黄镐德朴光贤是属于前者的代表研究者，他们二人是在攻读韩国文学专业后学习日本文学的。他们都是韩国文学系教授，都试图借助韩国文学来解析日本近代文学。他们以后殖民批评理论为方法论，对韩日文学进行比较研究，他们属于"自立的比较文学研究型".金周英、李汉正、姜宇源庸是属于后者的代表研究者，作为日本文学专业的研究学者，他们脱离了日本的影响，更侧重基于韩国现实的独立的方法论，由此可以认为他们属于"独立的日本文学研究型".
专业期所积累的研究方法继续适用于当代。殖民、移居、移动、交流、少数民族、想象力等都是专业期中登场的关键词，这样研究没有继承日本研究成果的必要性。上述论文中，黄镐德在比较视角下提出的东亚视角、金周英对移居亚洲各国和苏联的日本作家自传小说的研究、李汉正以文化交流和移动为方法论的翻译研究，都指向当代日本文学研究的发展和扩张的趋势。可以说，这就是全球化时代对韩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的影响，韩国的日本文学研究以后必然由单一关系视角向全球关系视角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