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东方的发现与东方文化复兴--从泰戈尔到莫言
摘要：100年前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西方人有机会发现东方。20世纪后期以来，先后有十几位东方作家获奖，体现了西方人对东方的主动发现和对东方文化的不断接受。东方诺贝尔文学现象具有文化方面的象征意义，获奖的东方作家大多具有民族自信与文化自觉，在创作和演讲中突出自己的民族身份和东方文化元素。同时，东方诺贝尔文学现象是东方文化百年发展历程的缩影，也是东方文化复兴的标志之一。
关键词：泰戈尔；莫言；诺贝尔文学奖；东方文化
从1901年至今，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诺贝尔文学奖是在西方文化圈中设立、主要由西方人评定的，文化的差异和语言的障碍使得东方作家竞争该奖颇为困难。尽管如此，自1901年开奖至今，已经有十多位东方作家赢得这项桂冠，他们是：泰戈尔（印度，1913）、阿格农（以色列，1966）、川端康成（日本，1968）、索因卡（尼日利亚，1986）、马哈福兹（埃及，1988）、戈迪默（南非，1991）、大江健三郎（日本，1994）、库切（南非，2003）、帕慕克（土耳其，2008）、莫言（中国，2012）.
另外，还有两位颇有争议的移民作家高行健（法籍华裔，2000）和奈保尔 （英籍印裔，2001）。东方诺贝尔文学现象体现了东方文学的百年发展历程，也折射出东方文化的历史命运。
一、东方的发现
在西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作家个人的事，至多会影响到某种文学思潮的兴衰。而在东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则有更多的象征意义。获奖作家往往代表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作家获奖往往引发更多关于文化与文学的思考。细细回顾和梳理百年来东方作家的获奖，可以发现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由偶然发现到主动接受的过程。
20世纪的上半期，东方作家中只有泰戈尔一人获奖，而且授奖辞中还说他已经进入英国文学之列，因此有人戏称泰戈尔是半个东方作家。然而，即使只算半个东方作家，泰戈尔的获奖也使西方人有机会发现东方，尽管这个机会来得有些偶然。
1912年，泰戈尔前往英国旅行，在此前后他将自己的部分孟加拉文诗歌翻译成英文，带到伦敦以诗会友。这些诗歌的深邃宁静的精神和神圣的情感征服了许多英语诗人、作家和艺术家。着名诗人叶芝在后来为《吉檀迦利》写的序言中说：“当我坐在火车上、公共汽车上或餐厅里读着它们时，我不得不经常阖上本子，掩住自己的脸，以免不相识的人看见我是如何激动。……这些诗的感情显示了我毕生梦寐以求的世界。这些诗歌是高度文明的产物。”
诗人兼理论家爱兹拉·庞德也发表评论文章说：“这种深邃的宁静的精神压倒了一切。我们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新希腊。像是平稳感回到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一样，它使我感到，一个寂静的感觉来到我们机械的轰鸣中。”应该说，这种评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除此之外，庞德还将泰戈尔的诗与西方时尚文学进行了对比，指出：“他具有自然的宁谧。这些诗似乎不是风暴或激越的产物，而只是显示了他日常的脾性。他与大自然浑为一体，没有任何矛盾。这一切与西方的时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西方，我们若要取得‘巨大的戏剧效果',那么人必须表现为竭力要驾驭大自然。这一切与古希腊对人的描写及众神的嬉戏也形成了对比。……总之，我在这些诗中发现了一种极其普通的情感，使人想起在我们西方生活的烦恼之中、在城市的喧嚣之中、在粗制滥造的文艺作品的尖叫之中以及在广告的漩涡之中常常被忽视的许许多多的东西。”这些评论表现了对与西方文化迥异的东方文化的惊奇发现，东方文化的宁静深邃让这些长期身处现代机械轰鸣中的西方文化人感受到了异质文化的独特魅力。正是这些西方精英的发现和认同，使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东方诗人泰戈尔击败了许多竞争对手，赢得了19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之后，更多西方人通过泰戈尔和他的作品认识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法国作家让·居埃农写道：“这些理想与我们的理想是大相径庭的，它至少给了我们对欧洲思潮的相对性的认识。我们没有很好地理解：千百万人在与我们不同的理想基础上被抚育着，生活着。”冰岛作家拉克斯奈斯也说：“一个令人敬慕的上帝，泰戈尔的上帝：伟大的朋友，世界的情人，洁白的莲花，坐在河心中摇晃着的小舟上吹着横笛的陌生人!与泰戈尔类似的上帝可以在地中海地区犹太人的《圣经》诗里找到，你可以在中国的《道德经》里见到。但在欧洲，从中世纪以来，恐怕没有他的任何代表。”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客观存在，在泰戈尔获奖之前也并非没有人意识到这种差异，但这种认识大多源自对异质文化的猎奇欣赏或有意利用，还谈不上对东方文化的真正理解和发现。在东西方的历史地位已发生明显变化的20世纪初期，举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由来自东方的泰戈尔获得，才真正在文化意义上引起西方人的关注，尽管这种关注和发现中有着许多偶然因素。试想，如果泰戈尔当初没有把他的作品主动从孟加拉文译为英文，如果没有叶芝等人在推荐和出版等方面的帮助，我们很难想象泰戈尔会在西方人对东方抱以总体歧视的20世纪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尽管泰戈尔的文学成就无与伦比。即使在他获奖之后，授奖者也有不同的理解，如雅奈先生在《授奖辞》中认为，泰戈尔的《吉檀迦利》等作品“已经名副其实地归入英国文学”,因为“自从伊丽莎白女皇时代以来，这种诗歌艺术一直伴随着不列颠的文明扩张，永不凋谢”.他认为泰戈尔诗歌的全人类性是基督教传教事业的成果：“基督教传教事业也在印度起到了妙手回春的作用。……基督教传教事业的影响远远超出改变宗教信仰的工作范围。”
也就是说，在他眼里，泰戈尔并非东方文化的代表，其获奖并非是对东方文化成就的肯定，相反，却是拜西方文化所赐。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泰戈尔之后半个世纪没有第二个东方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直到20世纪后期，东方作家才开始频频引起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关注。继以色列作家阿格农1966年获奖之后，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赢得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而且是第一个因民族性，即出色地表现了民族文化特色而赢得该奖的东方作家。瑞典皇家文学院常务理事、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斯特林在《授奖辞》中强调：“川端先生明显地受到欧洲近代现实主义的影响，但是，川端先生也明确地显示出这种倾向：他忠实地立足于日本的古典文学，维护并继承了纯粹的日本传统的文学模式。在川端先生的叙事技巧里，可以发现一种具有纤细韵味的诗意。……川端康成先生的获奖，有两点重要意义。其一，川端先生以卓越的艺术手法，表现了道德性与伦理性的文化意识；其二，在架设东方与西方的精神桥梁上做出了贡献。”
这与半个世纪之前泰戈尔获奖时《授奖辞》的表述有着明显、深刻的差异，开始体现出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主动发现和接受。
《授奖辞》称川端康成“以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实质”.“日本人的精神实质”又译为“最具民族性的日本灵魂”,指的是什么?许多人曾试图做出解释却不得要领。还是近百年前泰戈尔概括得好：“日本创造了一种具有完美形态的文化，发展了一种视觉，从美中发现真理，从真理中发现美。”川端康成非常认同泰戈尔的概括，将自己的获奖演说命名为“我在美丽的日本”;之后在赴美访问时，将演讲题目定为《美的存在与发现》，并反复引用泰戈尔的话语。日本古代诗学中有一个体现审美修养的范畴称为“风雅”,川端康成在演讲中进行了阐释：“风雅，就是发现存在的美，感受已经发现的美，创造有所感受的美。”
川端康成在创作和演讲中对民族性的深刻展示，有助于西方人进一步发现和了解东方文化。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东方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异乎寻常地频繁起来，二十几年的时间先后有8位东方作家（马哈福兹、戈迪默、大江健三郎、库切、帕慕克、莫言，外加两位移民作家）获此殊荣。后20年的热络与前80年的冷落形成鲜明的对照。西方对东方文学认可和接受的这种加速度是偶然现象吗?是评委们出于对历史欠账的补偿而有意识地进行倾斜照顾吗?---显然不能做如此简单浅薄的理解。东方作家的频繁获奖，一方面是经过转型更新的东方文学发展进步的标志；另一方面是经过近百年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互动，歌德所期望、马克思所展望的世界文学时代终于来临的标志；同时，也是西方的知识精英们对东方文化主动发现和不断接受的结果。
二、文化自觉
在十几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作家中，排除一部分英语作家、一部分移民西方或加入西方国籍的作家和个别与西方文化关系密切的民族的作家，在文化领域最具象征意义的当属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川端康成、埃及的马哈福兹和中国的莫言。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具有充分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觉。
展示民族文化精髓、致力于民族文化复兴是泰戈尔的自觉追求。他曾指出：“对我来说，《奥义书》的诗句和佛陀的教诲，一直是活着的灵魂，因而具有无限的生机；我在自己的生活中和对别人的说教之中也总是把它们当作我个人的体证，是对我个人、对别人都具有内在个性意义的东西。”
他不仅将这种“活的灵魂”贯穿在自己的创作和社会活动中，而且试图将其传播到世界各地。1912-1913年，他在美国作了题为《正确地认识人生》（又译《人生的实现》等）的系列演讲，其序言中说：“我希望，西方的读者能够通过这些文章，有机会接触我们的圣书中所展示的、今日生活中仍体现着的古代印度的活灵魂。”
1916年他访问日本和美国，发表了系列演讲，分别结集为《民族主义》和《人格》，其宗旨也是弘扬印度民族文化。在泰戈尔看来，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是一种以自我和他者相对立为原则的扩张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代表；人格主义是一种以自我和他者相统一为原则的和平主义，是印度民族文化的代表。世界大战已经证明了前者的失败，当然也就证明了后者的价值。他对当时东方文化被轻视、被忽视的现象痛心疾首，在题为《诗人的宗教》的演讲中着重指出：“今天，真正的东方依旧未经勘察。盲目的轻视比盲目的无知更加不可救药；因为轻视使灯火熄灭，而无知只是未点燃灯火而已。东方正期待着被西方各民族所了解，这不仅为了能如实地介绍自己，也为了让她对自己的使命有信心。”
川端康成也是一位具有文化自信的东方作家。早在发表于1934年5月的《文学自传》中，作家就对自己的东方文化属性作了强调：“我受过西方现代文学的洗礼，也曾试图加以模仿；但我在根底上是东方人，从15年前起就不曾迷失过自己的方向。”
正是沿着这样的创作道路，川端康成创作出了他的代表作《雪国》《古都》《千鹤》等杰出作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亚洲第一位因民族性表现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获奖之后第二年，川端康成前往美国，发表了题为《美的存在与发现》的演讲，其中引用了泰戈尔1916年访问日本时发表的演讲中的一段话：“一个民族，必须展示存在于自身之中的最上乘的东西。那就是这个民族的财富---高洁的灵魂。要抱有伟大的胸怀，超越眼前的局部需要，自觉地承担起把本国文化精神的硕果奉献给世界。”
他非常赞同泰戈尔的观点，并身体力行，在演讲中大力弘扬日本古代的和歌、俳句和物语文学，说明日本民族如何善于发现和表现自然之美和人性之美。他对日本近代以来引进模仿西方文学的历史进行了反思：“日本引进西方近代文学约莫百年了，但这种文学不是没有达到王朝时代的紫式部、元禄时代的芭蕉那样具有日本风格的高度就衰微下去了吗?假如日本文学今后还会有上升期，产生新的紫式部和芭蕉，那就是我所真诚期待的。”
马哈福兹由于“融会贯通阿拉伯古典文学传统、欧洲文学的灵感和个人艺术才能……开创了全人类都能欣赏的阿拉伯语言艺术”而被授予198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获奖演说中，他宣称：“我是两种文明的儿子。在历史上的一个时期里，这两种文明结下了美满姻缘。第一种是已有七千年历史的法老文明；第二种是已有一千四百年历史的伊斯兰文明。”他讲了两个故事说明这两种文明的特点。一个是古埃及纸草书上记载的法老故事：一位法老得知他的后宫嫔妃与廷臣私通，根据当时通常的做法，人们预料他会斩尽杀绝。
但这位法老没有这样做。他召集一批司法官员，要求他们调查事实真相，以便公正审讯。作家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那种做法比创立一个帝国和修建金字塔更加伟大，更能证明那种文明比任何财富和光荣更加优越。帝国消失了，过去的事情也过去了，总有一天也化为乌有。但是只要人类的理智在渴求，真理和正义将永存。”另一个是关于伊斯兰文明的故事：在一次击败拜占庭的战役后，阿拉伯人释放了战俘，换回若干古希腊哲学、医学和数学的典籍。作家评论说：“这是人类渴求知识和精神价值的证明。”
前一个故事让我们联想到古埃及神话中奥西里斯的儿子贺拉斯和叔叔塞特争夺王位继承权，众神组成法庭，经过公正裁决，贺拉斯赢得胜利。这个故事和由此联想到的古埃及神话表现了古埃及文明中蕴含的法制精神和对公正正义的追求。第二个故事则表现了阿拉伯民族的求知欲和伊斯兰文明海纳百川的精神。马哈福兹继承了这两种文明的优秀传统，一生追求公平正义，并且面向世界汲取各种文明成果，最终成为阿拉伯世界首位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2012年，莫言因“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将民间故事、历史事件与当代背景融为一体”而获奖。莫言的获奖演说题为《讲故事的人》，其中说道：“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
由此可以看出演讲题目的来历和含义。他虽然承认自己受到福克纳、马尔克斯等西方作家的影响，但更强调民族文学传统的作用：“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他还以其代表作之一《生死疲劳》为例，说明东方佛教艺术对自己创作灵感的激发作用：“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这部作品的创作灵感也来自东方佛教文学艺术的启示：“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瑞典文学院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在《授奖词》中说莫言“是继拉伯雷和斯威夫特之后---在我们的时代，是继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更加戏谑和震撼人心的作家。……曾有过如此史诗般的春潮席卷吞没过整个中国和世界吗?在莫言的作品里，世界文学所发出的声音淹没了其他大多数同时代人的声音。”
显然，与给予其他东方诺贝尔获奖作家的评价不同，莫言被看作了世界文学的代表，没有了对文化问题和民族意识的强调。莫言在获奖演说《讲故事的人》中虽然多次提到影响自己思想和创作的民族文化因素，表现出民族自信与文化自觉，但却没有刻意突出自己的中华民族身份和东方文化属性。莫言获奖的文化因素被淡化了，这本身又折射出一种文化现象，那就是东方文化已经融入了世界文化。
三、东方文化的复兴
如果说，100年前泰戈尔获奖象征着东方文化的发现，那么，近半个世纪以来川端康成、马哈福兹和莫言等东方作家的先后获奖，则是东方文化不断走向复兴的标志。20世纪后期以来，东方作家频繁获奖，西方对东方接受步伐不断加快，这些现象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首先，二战以后东方民族的崛起导致了世界格局的变化。
17世纪前后的西方人大多是以羡慕和钦佩的目光来看东方的。然而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相继发生，推动了欧洲社会和文化的飞速发展，形成了“西方中心，东方边缘”的近代世界格局。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东西方文化相遇，使东方文化处于劣势，显得落后而又保守，不仅西方人嗤之以鼻，一些东方人也弃之如敝屣。然而东方文化经过19世纪的转型和20世纪的更新，又焕发出新的活力。
20世纪后期以来，世界格局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东方民族不仅政治上获得独立，经济上也不断创造奇迹，使西方人对东方不能不刮目相看。
其次，近百年来东西方文化在碰撞冲突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进行交流对话。不仅东方作家在寻求对西方话语的认同，一些有远见的西方学者也渐渐超越“东方主义”话语，承认异质文化的价值。例如，早在19世纪初叶，歌德就以其对东方文化的推崇而预感到“世界文学的时代将要来临”;英国着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和着名哲学家罗素提出世界重心转移和向东方学习的问题；当代法国学者艾田伯也曾为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长足进步而欢欣鼓舞。这种对异质文化价值的承认是主动接受的先决条件。可以说，东方文化的现代史是与西方文化交流互动的历史，东方作家获得西方文化圈的诺贝尔文学奖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互动的一个缩影、一种象征。第三，20世纪以来，经过启蒙与救亡双重洗礼的东方文学，以其特有的社会责任感、深厚的民族文化之根、自觉学习借鉴的勇气和广泛吸纳的胸怀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进程。
旧的改造和新的重建、旧的突破和新的积淀齐头并进，孕育了新的爆发力，不仅与西方文学同步，而且自有其超越之处。杰出的东方作家正确地处理了东方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多元文化的冲突而带来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矛盾，高举人文精神的旗帜，以对现代人生问题的深切关注、对现代表述方式的不懈追求，而得到了西方文化界的认可和接受。转型更新后的东方文化不但证明了自己的生机和活力，还为多元共生、众声喧哗的全球文化生态的和谐有序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东方诺贝尔文学现象正是这样的文化背景的产物。
文化复兴是东方文化人的世纪之梦。
17世纪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了数百年的大西洋世纪。北大西洋周围的欧美国家得风气之先，率先进入工业社会，经济发达、国家强盛带动文化活跃，涌现出一批批文化巨人，使西学不断充实发展，走在了世界前列。而东方社会经济陷入停滞的同时，文化发展也缺乏活力，渐显颓势。西方凭借其经济实力，在政治经济领域扩张的同时进行文化扩张。由于巨大的强弱势差，东方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强力冲击面前显得黯然失色。东方的文化人面对异己、然而更强有力的西方文化，本能地拒斥又被其吸引；对受到冲击面临崩溃的传统生产方式及其文化本能地留恋又痛感其落后，因而产生改造传统文化使其焕发生机与活力的文化复兴意识。文化复兴意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民族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认识和发掘。东方文化人在为自己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灿烂的古代文化而自豪的同时，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和发掘，以期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整理和发扬使民族精神和自我身份得以重新确立。二是通过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借鉴，迅速发展现代新文化。这样的文化复兴意识在东方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身上都有鲜明的体现。
泰戈尔是印度民族文化的现代传人，《奥义书》“梵我同一”的世界观，佛陀博大的同情心和富有逻辑性的睿智，印度教关于人与神的亲密关系，印度传统的非暴力思想和生命本体以不同的形式流转不息的轮回转生观念，在他的思想和创作中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但他并没有固守印度传统，而是积极汲取西方文化营养。他少年时代就通过学校和家庭教育接受西方文化，后来又多次赴欧美学习和旅行，接触和认识西方文化的精华，结识西方文化界的精英，从而在思想上得到熏陶，在精神上得到充实。近代西方形成的民主、平等、自由思想使他认识到印度社会种姓制度的弊端，来自西方的人文主义不仅是他创作的核心，也是他人生观的基础。他在森林文明与海洋文明之间徜徉，东西方两大文化源流的融会贯通造就了泰戈尔这位东方现代文化巨人。川端康成早年参与发起了“新感觉派”文学运动，旨在通过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思潮与创作手法来革新日本文坛，后来又立足本国文学传统，在东西方文化交融中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文学风貌，以民族性与现代性的二重变奏形成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文化张力。作为古埃及和伊斯兰两个文明的儿子，马哈福兹自称他在“两种文明的怀抱中吮吸它们的乳汁，汲取它们文学和艺术的营养”.
不仅如此，他还继承了伊斯兰文明的开放精神，自觉地向西方的文学大师们学习。他的小说既继承了阿拉伯文化传统中故事讲述的民间立场和方式，同时又深深地烙上了西方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印痕。《授奖词》
说他的“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艺术技巧均已达到国际优秀标准，这是他融会贯通阿拉伯古典文学传统、欧洲文学的灵感和个人艺术才能的结果”,此言不虚。莫言也通过其《蛙》《酒国》《生死疲劳》等作品寻根民族文化传统、思辨民族文化现实，从而实现接通现代文化血脉的使命。他曾经宣称：“我的作品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一直是写人，我想这样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区、种族、族群的局限。”
东方诺贝尔文学的获奖作家表现出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文化张力，是现代东方文化人对文化复兴精神的新诠释。
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季羡林就提出了“21世纪是东方文化时代”的观点。由于这一观点非常超前，当时作为北京大学东语系研究生的笔者，聆听季先生的观点，亦感觉振聋发聩。后来季先生正式撰文发表此类观点，引用俗语“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形象而深刻地指出：到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
对此，学术界和社会上有比较多的质疑和批评，因为当时中国改革开放不久，正在大张旗鼓地向西方学习，季先生的观点显得不合时宜。
20多年过去了，争论还在继续。最近我们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方文化史”课题，在论证过程中，将“崛起与复兴”作为当代东方文化的主题，也遭到许多质疑。质疑的理由主要是：现今东方各国从制度到生活方式越来越西化，何谈东方文化复兴?其实，复兴不是复古。西方文化自文艺复兴开始走上现代化之路，其文化领先也不是靠复古，而是凭借新的文化创造力创造出新的文化成果。同样，东方文化复兴并不意味着排斥西方文化，走向文化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而是在重新认识东方传统文化价值的基础上激发出新的文化创造力，为人类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应该是季先生提出“东方文化时代”的本意。东方诺贝尔文学的基本特征恰好体现出这样的文化复兴精神。获奖的东方作家都是在继承本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汲取西方文化营养，借鉴西方文学技巧，创作出既超越民族传统文学又超越西方文学的杰出作品。这样的作品是新的文化创造力的体现，属于东方文化新成就。因此，东方诺贝尔文学现象是东方文化百年发展历程的缩影，也是东方文化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
时至今日，东亚崛起，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一向面朝大西洋的俄罗斯开始转身，我们似乎听到了太平洋世纪的涛声。所谓“太平洋世纪”,指的是环太平洋地区尤其太平洋西岸的东亚地区，由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但它并非一个单纯的经济地理概念，而且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如果说大西洋世纪的文化格局是“西方中心、东方边缘”,那么，太平洋世纪世界文化格局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其重要标志将是东方文化的复兴。从泰戈尔到莫言，东方文学走过了百年历程，东方文化也经历了从发现到崛起与复兴的过程。
2013年适值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00周年，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都在以不同方式对这一历史性事件进行纪念，借此反思东方文学的百年历程和东方文化的历史命运。
总结百年来东方诺贝尔文学的有益经验，思考在新的太平洋世纪如何实现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互证、互识与互补，积极参与多元文化间的平等对话，“会通以求超胜”,实现真正意义的东方文化复兴，东方文化人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