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文学是21世纪初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而中国文学又是东方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相比西方文学，讨论东方文学视域下的底层文学对中国文学更具亲缘性和启发性。从东方文学史来看，从上古埃及的劳动歌谣到中古印度的故事文学以及阿拉伯的市井文学，读者都能够感受到东方底层文学存在的痕迹。自近代以来，随着东方社会转型，描写工人、农民等下层人物的作品在各个地区大量涌现，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东方底层文学现象。本文将截取底层文学中的“打工文学”为对象，研究它与东方近现代底层文学现象之间的参照关系，并尝试以东方文学为考察视角，反思当下的“打工文学”.
“打工文学”正式提出是在1991年。[1]作为重要的文学现象，它备受研究者关注，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打工作家和评论家，如王十月、安子、柳冬妩等。1990年代以后，则进入到“后打工文学”阶段，从对打工者“苦难、沉默、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生存境遇的书写，“前溯到打工之前所发生的背景故事与打工多年后返乡或流散到各地之后的延伸故事”.[2]
2010年，王十月的《国家订单》获得鲁迅文学奖，标志着打工文学正式进入到主流文学的视野。但作为一种“草根文学”,它从产生起就饱受争议。关于它的定义、与精英知识分子和主流文学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的话题。有研究者最近还痛斥主流文学妖魔化“打工文学”的现象，指出“打工题材”被低级化、妖魔化、污名化，“打工”成了在艺术上低人一等的题材。
这是变异了的“题材决定论”和“身份决定论”,是一种题材歧视，是审美上的假要求。[3]作为“一个文学品牌”,打工文学“已经扎根特区、辐射全国，成为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一枝”.[4]鉴于中国社会发展现状，打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还将继续存在，反思“打工文学”具有文学和现实意义。
一、东方近现代文学与“打工文学”现象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期，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东方传统农业文明遭到破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无法抵御来自西方的侵袭，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后被迫进入城市，被强制性地改造成雇佣工人。还有许多农民因依靠种地无法维持生活也被迫走向城市靠打工贴补生计，由此形成了东方早期的“农民工”群体。到20世纪初期，“两个东方大国日本和印度的工人总数都超过了200万以上”.[5]
东亚的日本由于甲午战争胜利，刺激了资本主义发展，“打工文学”现象较为普遍。日本近代作家国木田独步的《穷死》（1907）塑造了一位打工者文公的形象。他无父无母无兄弟，连名字都是别人随便叫出来的。小时候他曾蹲过监狱，“此后，一直到三十几岁，虽说各种各样的苦工都做，但也还是过着和过去一样的流浪的生活”.[6]
染病的文公为了生存还需要到处找工作，在目睹了土木工老爹的惨死之后，他选择了卧轨自杀。
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延续了描写打工者的传统。叶山嘉树的《生活在海上的人们》（1926）以“一战”为背景，描写了资本家商船“万寿号”上打工者与船长的斗争。尽管斗争暂时取得了胜利，但组织者藤原和波田被捕入狱，参与罢工的人也大都被解雇。德永直早年曾在印刷厂打过工。他的长篇小说《没有太阳的街》（1929）描写了打工者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的反抗。小说中，四万工人的住宅散落在不足一平方英里的千川沟里，这里屯满垃圾，一到雨季工人都无法正常睡觉。小说中，这条沟“穿过厨房下面，绕过厕所，被尘埃、煤渣、空瓶、破布片和纸屑等塞满，只在洪水泛滥的时候，才显示出它的存在”,[7]不透阳光的狭小房间要住五到六口人。辛苦劳动的工人只有不到一小时的夜晚休闲时间，工人们最后与资本家展开了不妥协的斗争。另一位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1929）描写了渔业资本家对背井离乡的农民工惨无人道的剥削以及工人萌芽状态的反抗。稍晚的小说家水上勉，家境贫寒，曾边打工边上学，接受过一年大学教育，此后又从事过“卖药、送报等三十几种职业，熟悉日本下层社会的生活”.[8]
他的《古河力作的生涯》（1973）以19世纪末日本连年饥荒为背景，描写从破产的农村流落到城市的青年男女，他们当上了工人却遭到了更为残酷的剥削。
在朝鲜，新倾向派作家多描写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韩雪野的《过渡期》《摔跤》描写了农民工的反抗，名篇《黄昏》不仅描写了打工者的悲惨生活，更描写了共产党领导下工人向资本家进行的“反产业合理化”斗争。李箕永有过打工经历，他的短篇小说《造纸工厂村》描写了张别庄家作坊里打工者的悲惨生活，塑造了群体性的打工者形象。小说中，工人住在破烂的土屋里，像木桩子一样和衣躺在一起，没有被子，互相贴着、压着、挤着。每天“三点起床，三点半开始干活”,“连续工作四个小时之后，才得到半个小时的休息”.[10]
最后，忍无可忍的作坊主和工人团结起来进行罢工，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希望的种子已经种下。
南亚印度受到英国长达150余年的殖民统治，农民除了遭受传统印度教的精神折磨之外，又加上了资本主义这一枷锁。印度现代作家穆吉克·拉吉·安纳德的《苦力》和《两叶一芽》集中描写了农业工人的不幸遭遇。前者描写一个流落到城市打工的人力车夫，为了微薄工资劳累过度而死。后者描写破产农民甘鼓听信工头布塔的话到种植园打工，从此进入了“人间地狱”.他终日劳作，不得温饱，且债台高筑。最后，妻子病死，他也被茶园协理韩特枪杀了。荒唐的是，凶手竟然被陪审团宣判无罪。安纳德揭露了英国殖民者的真实面目，真实刻画了印度农民质朴而愚昧的性格和不屈不挠的生存意志。作为一位旅居欧洲的印度英语作家，欧化背景没有改变他同英国殖民者斗争的立场。
西亚地区的近现代文学是在反帝、反殖民、反封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其中不乏描写打工者的优秀作品。作家萨德利·埃及泰姆的《当纺车停转的时候》（1921）描写了农民织工对地方富豪和外国殖民者的反抗。《戴大礼帽的农民》（1932）揭露了企业主对筑路民工的剥削。希克梅特的长诗《我的同胞的群像》（1966）刻画了雇工阶层形象。他的剧本《他永远活着》描写了一群作坊里的童工。奥尔汗·凯马尔的《在富饶的土地上》描写三个农民工在城市的不同遭遇，对打工者的愚昧和社会现实进行了强烈批判。
非洲埃及作家塔哈·侯赛因的《鹬鸟声声》（1934）中，出身贫苦的农村三母女流落到城市，靠做工讨生活。母亲在一个法院职员家里当佣人，姐姐在一个水利工程师家里干活，妹妹到警察局长家里当女仆。姐姐做工时与男主人相爱失去贞操，为此被守旧的舅舅杀死。这部小说把打工女青年的命运与传统等级制度、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感伤色彩。阿尔及利亚作家默罕穆德·狄布的《阿尔及利亚三部曲》描写了社会底层的雇农和工人们的众生相。作者年少时家境贫寒，曾当过工人、会计、教师和记者，这些工作经历为他描写雇工生活提供了便利条件，他的小说生活气息浓厚，民族特色鲜明。
二、东方“打工文学”现象的两个主题：批判与革命
打工文学“既包括打工者自己的文学创作，也包括一些文人作家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10]
从这一外延出发，东方文学中的这些作品属于“打工文学”范畴。这些作品在主题上存在差异，有的侧重批判，不仅批判社会，也批判农民工的愚昧；有的更试图为劳动者寻找到一条解放之路---无产阶级革命，由此形成了处理打工题材的两个主题---批判与革命。
就侧重批判的作品而言，它们主要致力于苦难叙事，《在富饶的土地上》最具代表性。作者凯马尔生于1914年，父亲曾是土耳其司法部长，因政治原因举家移居贝鲁特，他也因此中断初中学业。回土耳其之后，他曾在轧花厂当过搬运工、机工和仓库报关员，后来被判入狱5年，期间认识了土耳其左翼诗人希克梅特，这是他文学生涯的重要时刻。出狱以后，他以写作为生，并于1966年再次被捕。从生平看，他出身不算贫寒，但有过打工经历，并受过希克梅特影响，这使他能够站在底层立场思考农民问题。只不过由于他的出身使他的立场和视角带有启蒙色彩，这决定了他笔下的打工者既可怜又可悲。
小说以三个打工者尤素福、哈桑、阿里为主要塑造对象，主要涉及三个打工地：轧花厂、建筑工地、农场。在轧花厂，他们的工作条件很艰苦，住的地方是曾经饲养牲口、积满牲口粪便的大马厩，吃的饭只是面包、黑橄榄和洋葱，领班还克扣他们的工钱；但就是这样的工作还有无数农民等着去做，他们还随时面临失业危险。哈桑在轧花厂染上肺病，两个伙伴遗弃了他，致使他悲惨死去，连尸体都被老鼠啃了。尤素福和阿里去了建筑工地，前者成为泥瓦匠，生活相对稳定。后者跟法提玛私奔到农场打工，小说由此又展开了农场的悲惨画面。
在农场，阿里成了小东家、监工利用的工具，他们合谋辞退了泽伊奈尔而让没有经验的阿里顶替。在一次劳动中，小东家疯狂加快工作速度，工头又有意拖延工人的休息时间，在极度劳累中，阿里的左腿被卷进脱粒机里。工人希望小东家能把伤者送到医院，但他竟然害怕弄脏汽车逃跑了，这最终导致阿里失血过多而死。反抗者是泽伊奈尔，他不像其他工人那样忍气吞声，对工厂主及其帮凶不屑一顾。他骂工头为“恶棍”,认为“该拿把钝刀把他们的脖子一点点割断”.工头对他充满仇恨，但也只敢在背后发脾气。他想号召大家反抗，但由于内奸出卖，计划失败，他被开除了。
为此，他烧了仓库，解了心头之恨却祸害了其他工人。他的反抗带有泄愤性质，给不了别人任何帮助。凯马尔用冷酷的笔调再现了当时土耳其农民工的生活，形成了小说的社会批判主题。小说还表达了对农民工弱点的批判。当哈桑病重时，他的同伴表现出的是近似工厂主的冷漠。
阿里的反应是让他自生自灭，尤素福稍有人情味，但他也只是嘟囔了一句“愿安拉保佑他吧”,也不再搭理哈桑。阿里除了冷漠自私，他还放纵欲望。
刚到轧花厂打工时，他就盯着工厂的女工不放，后来他拐走法提玛，又与另一个打工姑娘鬼混。法提玛离开他之后，他竟然在其他工友唆使下去嫖娼。尤素福自私自利，具有奴性。在轧花车间，他发现有人偷吸烟，因而为工厂主担心，但随即又想到这不关自己的事。阿里死后，他在回家路上忐忑不安，但随后虚荣心战胜良心。在想象中，他甚至要指责阿里母亲，他的死“关俺啥事?俺有啥法子?”临到村子，他更因为穿了新衣服感觉到“强烈的自豪感”.
小说中，农民工遭受不公正时就会拿出宗教宽慰自己。作者对此带有讽刺性地评论道：“即便他们死了，又有啥要紧?不是还有另一个世界嘛，他们可以像一只只鸟儿那样飞向五彩的天堂。五彩的天堂里油和蜂蜜堆成山，牛奶流成河。”[11]
但作者没给农民工们指出一条解脱之路。看着尤素福回家，读者感受到的可能是略带苦涩的绝望。因为他能回家是因为他坚守了老辈人的教训，“俺大伯老说”是他的处事指南，这反映了作者世界观的局限性。
《蟹工船》体现的主要是革命主题。作者小林多喜二家境贫寒，长大后在银行工作。他很早接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1931年加入日本共产党，成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一员。《蟹工船》发表于1929年，但已初步显示了作者的阶级意识。他不像凯马尔那样是一个带有启蒙色彩的旁观者，而是真正地跟笔下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
小说也涉及了打工者的粗俗娱乐方式如讲粗话、酗酒等，但作者不认为这是蔑视他们的理由。在他看来，这些粗俗的人有自己的道德、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更重要的是他们是财富的创造者，身上闪烁着朴素的光辉。《蟹工船》更侧重塑造群体性工人形象。小说讲的是“博光号”上渔工们的生活和斗争故事。
这些渔工都是以低廉薪金从各地招募来的打工者，有的是农民，有的是矿工，共同生活在一个类似罐头的船舱里。这里空气沉闷，散发着烂水果般的酸臭味和“大粪”的臭气，被称为“粪坑”,是船长和监工不愿意来的地方。吃的饭不过是粗米饭、“臭咸鱼”,有时候连汤都没有，不少人都得了病。更可笑的是，船医连泻药这种“贵重药”都没有。工资更少得离谱，小说中被骗上船的学生工人每人本可预借60元，但扣除完火车票、住宿、铺盖以及中介费后，反倒欠了7、8元。监工浅川是资本家的忠实走狗，他想尽办法虐待工人，连病人也不放过。他把逃跑的宫本关进厕所整整一夜，当他被抬出来时跟死了一样，但他还逼迫宫本参加劳动。一个得了肋膜炎的工人想到锅炉房取取暖也被他抓出来强迫干活。
面对虐待，工人们最初因害怕而沉默，但压抑不住的是对工友的感情。小说中，一个中年渔工抓到了宫本交给浅川，年轻工人们纷纷斥责他，都想把他狠揍一顿。后来，浅川在知道狂风来临的情况下仍然让渔船出海，这使工人认识到他根本就没有把他们当人看，愤怒的情绪由此点燃。随后的“赤化”事件使工人最终觉悟。俄国人给得救的船员灌输了朴素的无产阶级思想，使他们感到“赤化”“比什么都吸引人”.他们意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啊！从这里来看，也算不得什么大不了。”[12]
后来监工诱骗和逼迫大家拼命干活，把工人折磨得疲惫不堪。在种种非人道的待遇下，觉悟的工人鼓起勇气，团结起来，为求得应有的待遇而起来罢工。尽管很快被“帝国军舰”镇压，但他们已经站起来了，准备“再一次开始新的战斗”.小林多喜二尊重打工工人，把他们看成是活生生的独立的人。虽然他们也愚昧、懦弱、受人践踏，但作者相信他们终会觉醒。他不像凯马尔那1求得安慰和保护，他给笔下的打工者找到了反抗的工具，那就是罢工、革命。作为一个无产阶级作家，他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他的萌芽状态下的阶级意识和世界观，真正体现了打工者的诉求和利益。
三、东方“打工文学”现象与中国“打工文学”
从作者角度来看，东方这些作家大都出身贫寒，有过打工经历；从题材来看，讲述的大都是打工者的故事；从主题上看，这些作品描写了打工者的苦难并由此生发出批判和革命的主题；从影响力来看，不少作品已成为东方文学的经典之作。与中国“打工文学”相比，二者在存在形态上极其相似。这也意味着，在文学史上，中国“打工文学”不是孤立的个案，它与东方近现代打工文学题材创作有相通之处。因此，研究者应当与广阔的东方近现代文学对接，从而完成中国打工文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关于打工文学的定义，不少论者强调打工者身份以及打工体验的重要性，好像唯此才能真正为打工群体代言，这多少有点过于理想化了。在东方近现代文学里，不少无产阶级作家没有打工经历，但他们有能够代表打工者利益的思想作指导，能够深入打工者群体中间，从而写出反映打工者心声的作品，如小林多喜二。还有的作家没有接受无产阶级思想，但他们通过生活沉淀和社会观察，也能写出优秀的打工作品，如塔哈·侯赛因和他的《两叶一芽》。而有的作家有过打工经历，但写出的作品并不符合国内一些研究者对打工文学的定义，比如凯马尔。因为他是以“启蒙立场”对打工生活进行审视，这种高高在上的启蒙叙事策略，恰恰是某些文学评论家所诟病的，但这并不妨碍凯马尔的作品成为东方文学的精品之作。因为，一方面打工者身份不能保证一定能够代表打工者利益，只沉溺在小世界的多愁善感是不能反映出打工者心声的；另一方面，没打过工的作家只要具有与劳动人民同甘共苦的精神，并以无产阶级世界观为指导，通过深入生活也能写出反映打工者利益的作品。因此对打工作家身份的限定可以更宽泛一点。
就东方打工文学现象而言，现实性是它存在的根本理由和价值。这决定了它不可能是“孱弱”的纯文学，也不可能有个体苦闷的抒发以及背井离乡的哀怨乡愁。在东方近代文学史里，打工题材都承担着反映社会问题、呼吁社会改造的重要任务，承载的是社会变革的信息和预言，最终是要改变劳动者的生存处境。《蟹工船》的最终指向是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为争取自己的生存而斗争。《两叶一芽》把苗头指向殖民者，表达了民族主义情绪，最终要唤起民众的反抗。《在富饶的土地上》也表现出改造国民性的现实意义。由此观之，中国“打工文学”也必然会是社会现实小说，它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和现实指向性。因而，中国打工文学必须坚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此来提升自己的文学品味。当前的许多论争太多纠缠于名、实之争，恰恰忘记了文学反映和干预现实的一面。
对打工文学的叙事策略问题，这里分两个方面讨论。首先就人物塑造和情感表达而言，在东方近现代文学中，打工题材作品基本上都采用集体素描方式，通过一个或多个人物塑造群体工人形象，不太关注个体情感的抒发，如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和土耳其农村题材小说。在近些年倡导的“后打工”文学中，作家开始把目光投向打工前的家乡以及打工后的返乡等生活场景，开始关注打工者个体生存状态以及乡村文化，这使得以个体为支点的叙事成为可能。笔者不否认情感表达对打工文学的重要性，也不否认小叙事进入文学主流的意义，但多愁伤感的离愁别绪真的就能进入打工者内心深处吗?下里巴人的苦难叙事突然换成阳春白雪的诗情画意是否合适?从集体群像描写转入“后”乡村描写和“后”情感表达，让农民工也“小资”一把、纯文学一把，会不会把它的现实指向性削弱呢?一直以来，中国文学在纠正宏大叙事上有点过头了。1980年代以来，个体性、自叙性叙事充斥文学作品，好像不关注个体就无法称之为文学，由此也形成了当前文学的主要存在形态。东方近现代文学给我们的启发是，除了“向内转”开拓和提升文学层次外，转向更广阔的社会历史生活，像《蟹工船》《两叶一芽》那样从深度和广度上反映现实，一样可以成为文学的发展方向。打工文学在转向时可以考虑把打工题材放进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考察，对社会进行更深层次思考，努力为他们寻找出路，以此提升打工题材的境界。
就主题而言，中国打工文学应该上升到更高的层面上进行提升。凯马尔的打工题材创作就现实性和思想性而言明显不如小林多喜二。其原因在于他没能站在工农阶级立场上看问题，他的小说只有对打工者痛苦的揭示、愚昧的展示，这样的处理方式使苦难变得似乎合情合理了。固然愚昧也是他们受剥削的原因，但这不是根本。作为作家，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愚昧，受剥削，而应该从思想和现实层面上进行干预。凯马尔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小林多喜二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使得他对打工者有发自内心深处的同情，能够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并从现实层面为他们寻找解脱之路。从这个层面而言，后者的价值和意义更大。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打工文学必须采用类似主题。东方近现代打工文学现象与中国“打工文学”存在社会背景差异。对东方近现代而言，底层劳动者面临的是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生存环境极其残酷。当下中国社会环境较为宽松，打工并非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更多是改善自身生活状况的手段，靠打工为生的人毕竟是少数。另外，打工者也有提出合理合法的要求的途径。随着国家法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中国社会对打工者的认可和理解程度在不断增加，底层打工者的处境在逐步改善。这与东方近现代文学语境中打工者与资本家、外国殖民者之间的斗争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些都使得当下打工文学具有了独特的风格。
参考文献：
[1][4][10]杨宏海《“打工文学”的历史记忆》，《南方文坛》2013年第2期。
[2]张伟明、周航《打工文学与后打工文学》，《长城》2011年第11期。
[3]柳冬妩《谁在制造文学批评的双重标准》，《文学报》2013年5月30日第022版。
[5]季羡林《东方文学史》第1071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6]国木田独步着、金福译《国木田独步选集》第2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7]德永直着、李芒译《没有太阳的街》第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8]水上勉着、文洁若等译《水上勉选集》第1页，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