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文学作为马来华人少数族裔文学，一直处于国家文学霸权的宰制之下，华文书写的中国性因之成为马华作家屡屡征引的抵抗资源。无论是周策纵揭示的中国性与本土性的双重传统,还是许文荣描述的现代性、本土性、中国性三江并流的态势,中国性均成为建构马华文学伟大传统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国性亦称中国特质、中国情结，对于这一歧义横生的复杂概念，黄锦树对其持续关注了 10 余年之久。从早期《马华文学与中国性》（1998）对华文与中文、中国性与表演性、文化乡愁与内在中国等问题的有效清理，到《文与魂与体：论现代中国性》（2006）从现代性视域对中国性谱系的内在脉络进行知识考古学的批判考察。中国性是其一以贯之反复辩证的学术议题。
黄锦树一身兼有学者、作家的双重身份，理论阐述与小说创作同时经营。著有小说集《梦与猪与黎明》（1994）、《乌暗暝》（1997）《、由岛至岛 - 刻背》（2001）《、土与火》（2005）《、死在南方》（2007）《、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2013）。他身在台湾、心系马华，从解构中国性到宣扬“断奶论”,从经典缺席的审判到马华文学史的重写，其偏执的反叛姿态在马华文坛上塑造了不折不扣的“坏孩子（”王德威语）形象，对中国性的批判一直回荡在其小说、散文及理论批评之中。
黄锦树以极其鲜明的狂欢化戏谑书写，呈现出魔幻般的南洋景观、阴郁的华人生存寓言和诡异的马华文学生态，开启了个性化的别样风格。其小说与论述融入华人种族政治的思考，故牵涉的议题大多彼此映照。众多的小说文本可视为批判性论述的感性延续，通过现代主义肆无忌惮的形式探险，以超高难度的写作技艺宣示自己的文学才情，也为其屡屡抨击的马华作家们提供了立此存照的标杆。由此，小说无异于开辟了另一个论争的战场。这个象征场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自由空间，让反思、质疑中国性的追问不再受制于理论层面的逻辑推演，而更多地表征在小说的意象铺陈、叙述策略、人物塑造诸多感性层面，在虚构的话语狂欢当中渗透着对马华文学、马华作家现代性生存的主体焦虑。
一、中国性：祛魅的病态文化乡愁
黄锦树自言小说多以“大马为背景，以大马华人的处境为叙事核心”.对中国性的反思与追问也是基于华人的生存境遇展开，他将前辈视为先天存在的自然之物的中国性还原为人为建构的文化之物，从中国性的历史谱系中清理祛魅“,大马华裔知识分子对中国性的召唤固然可以说是特殊历史情境激发下的产物，却和晚清知识分子分享了同一病理的结构。”
在其看来，在大马种族政治的现实下，中国性作为华侨、华人的历史神话，普遍弥漫于马来华人的日常生活及文学作品之中。过多沉溺中国性的文化乡愁，显然无助于现实困境的解脱。
基于现实理性的冷峻思考，黄锦树质疑中国性的合法性，对传统的种族政治、家国叙述、文化乡愁等宏大叙事展开颠覆与重写，具体表现在《鱼骸》《寻找亡兄》《刻背》《开往中国的慢船》等系列作品当中。小说的主人公对中国性的文化乡愁、汉字的骸骨迷恋表现出的病态乃至变态，在狂欢化的书写当中抵达高潮。
《鱼骸》（1995）开篇即是对罗振玉、王国维、罗振常等中国学者的论述不惮繁琐的征引，与反复堆砌的中国典籍、甲骨文、革命中国、现实台湾的意象，构成四处弥散的中国性符码，成为充满中国性隐喻的“有形之物”.小说从现实与追忆两个时间维度，展开台北、大马两地并置的空间叙述。华人兄弟作为时代洪流的被动卷入者和牺牲者，相异的人生抉择、殊途同归的命运悲剧，成为族裔政治的苦难见证。小说中交织着红色中国、现实中国（台湾）和古典中国的三重魅影。参加马共的亡兄对革命中国的激情向往，为虚幻的革命理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成为红色年代献祭的羔羊；亡兄的失踪引发了弟弟童年创伤性记忆，从大马压抑的现实转入台北的书斋，以研究甲骨文谋生，在古典中国寻求虚幻的精神慰藉。在现实与梦想，原乡与异乡之间，华人青年历经象征领域的多次放逐，身在原乡却心在异乡，寄身现实中国却沉溺古典中国平庸度日，未老先衰的身体隐喻中国性的重负引发主体建构的危机，只能在刻满古老中文的龟甲中达到了意淫的自渎。亡兄革命的激情转化为弟弟自渎的亢奋意淫，政治献祭回归生命力比多的本能欲望。
情欲书写与政治书写的紧密勾连，兄弟遭际喻示着中国性的魔力无边。在其续篇《寻找亡兄》（2012）中，隐而不彰的参加马共的亡兄们，却以难以置信的面目重新归来。其中描绘的两类革命者形象，与记忆中的亡兄形同霄壤。一是革命者老李“不失幸福的牢狱人生”,八年牢狱成为“人生重要的成长期”,为谋生提供了必备的技能。另一位则是老李的大哥，革命年代对红色中国的激情转化为和平时期对女性的畸恋。小说通过塑造人格变态的另类革命者形象，用身体欲望的戏谑书写颠覆传统的革命叙事，将革命的动力还原为荷尔蒙过剩的本能冲动，喻示革命理想的虚幻与荒诞。小说对中国性的反讽可谓俯拾即是：兄弟姊妹分别命名为“东、红、卫、兵”显示出特定的政治寓意。中国制造的卫星导航仪用“机械女声北京腔一直在复诵没有建设性的废话”.诗人背上刻的“精忠报国”竟被恶意改刺为大大的“粪”字。通篇充满了无厘头式的调侃，夹杂着不言自明的政治意味。
不同于前辈作家对中国性充满温情的诗意想象，黄锦树笔下的中国性更多是隐蔽的暴力化身《。刻背》（2001）中的福先生因痴迷中文陷入偏执的狂妄之中。
“终于找到了中文创作的一种不可替代的革命性的现代主义方案”,在华人苦力背上刺字。被刻者却深怀耻辱感“,和被鸡奸差不多”《。第四人称》（2003）中的华人在狱友背上刻上中国象棋的古谱残局“.一个疯狂的印度人，不怕痛的刻了满屁股的车马炮将士相（不排除有受虐倾向），摇身一变而为古老中华文化的爱好者。那人后来多次因风化罪入狱，罪因是向女人展示他有文化气息的屁股，象形的古战场。”从龟甲刻字到身体刻字的离奇蜕变，荒谬的游戏不再具有中国传统中岳母刺字般的神圣感，而是更多赋予了现代主义式的荒诞意味。如同卡夫卡的《在流放地》那套奇特的人体行刑机器，诱人的表象暗藏着令人异化的毁灭力量。对古老中华文化符码的痴迷，无疑折射出华人精神上的病理症候。
在种族歧视的政治语境中，中国性常常被贬抑为种族的原罪，华人即使不断自我忏悔与自我改造，也难以与异族实现文化融入《。第四人称》（2003）的华人咸鱼曾野心勃勃展开异族混杂融合的种族实验，却只能在坟场安身，苟活中陷入了迷茫，意味着异族融合的梦想只能托付于坟地的乌托邦《。我的朋友鸭都拉》（2002）叙述华人认同错位的悲剧。精明的鸭都拉基于物质利益的考虑，投机游走于马来各异族之间，最终妻离子散，不知身归何处。《阿拉的旨意》（1996）中的政治失意的华人，与异族统治者签订魔鬼契约，以放弃中文母语、宗教信仰为代价换取性命的保全，在孤绝的海岛忍辱偷生，遭受身心分裂的痛苦《。开往中国的慢船》（2000）中，年少无知的铁牛轻信了回归中国的预言。只是预言并非必定实现的神谕，不过是流浪老人胡乱编造的真实谎言。
回归中国的不可能与本土经验的现实重构，构成了华人生存境遇中难以调和的意识形态冲突。
黄锦树的小说仿佛成为华人历史与现实的象征之所，浓缩了华人生存实践的政治寓言。中国性如同一个无所不在的神秘幽灵，不仅是小说叙事的重要诱导因素，同时也是小说繁复主题的滋生地。变异的中国性隐喻华人复杂的种族生存现实，也成为小说美学最为重要的修辞表达。在对中国性的反思与本土经验的戏谑书写中，黄锦树撕碎了马华文学中国性的温情面纱，刻意重新表述对于中国性的独特理解。作为原乡的中国不再是精神层面上逃避种族政治的世外桃源，却异变为罪恶渊薮的苦难恶托邦，集中展示了华人生命的脆弱、衰败与死亡。黄锦树对华人认同的中国性不懈地进行祛魅，力图祛除文化乡愁附着于中国性周围的超验神韵。职是之故，无论是小说还是论述当中，黄锦树对中国性总是充满警惕与敌意，通过对华人的历史、华人生存境遇的反思，竭力消除中国性复杂的歧义性，将其简化为某种恐怖暴力之源，折射出对中国性文化认同的强烈抗拒。
二、后设装置：美学救赎抑或暴力
黄锦树认为“华文的命运和华人的命运紧紧扣连着，生产着的华文文学生产着历史。”他曾援引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的著名论断，将马华文学视为“离散现代性的未竟之旅”.面对大陆、台湾等强势的中文区域，黄锦树在“失语的南方”孜孜不倦展开马华文学的华文再造工程，首当其冲的必须直面“文学语言技术的贫乏”的窘境。黄锦树所奉行的美学现代主义旨趣及其后设小说的文学操作，给马华文坛带来了逼真与虚幻相混合的阅读体验。在其现实指向上，这种“再生产的恐怖主义”带有过度张扬的炫技意味，不仅体现了对马华文坛主流现实主义霸权的质疑，更包涵有颠覆华文 - 中文之间边缘 - 中心的定势，渴望同台竞技的文学野心。由此，后设写作的小说技法毋宁具有鲜明的先锋性，艺术形式的前卫创新隐含着文学话语政治意识形态的冲动。正如本雅明在《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中，曾将文学的技巧创新视为文学生产中最为活跃的革命因素，文学形式的探索性由此与文学的政治性趋于完美统一“.对于作为生产者的作家来说，技术的进步是其政治进步的基础。”
黄锦树的后设小说或称元小说，已经为王德威、黄万华、高嘉谦等学者充分论及。在笔者看来，这一技法所带来的“元意识”,不仅体现于文学创作层面的解构倾向，更是为挪用、戏仿、解构马华文学乃至中文经典提供理论支撑和精神后盾。作为创作生涯中颇为倚重的文类，黄锦树认为“小说是一种弹性很大的文类，可以走向诗，也可以侵入论文；可以很轻也可以十分沉重。”
他刻意寻求不同文类之间的互文戏仿，消解不同文类之间的边界《。马戏团从天而降》（2013）即是大胆采用现代诗分行的形式，挪用吴岸、陈大为、食指等人的戏仿之作《；对不起您拨的号码是空号请查明后再拨》（2013）借用骆以军的 Facebook 体，通篇无标点符号，附加五篇不同年代的剪报构成。后设小说提供的不断解构、不断反思的元意识，为黄锦树提供了天马行空般的自由空间。他曾为自己的信马由缰如此辩护“:小说有它自己的逻辑，它自己的乐趣和领地，应该大大超出他们的视野才是。”“我准备用自己的方式向他们致意。”
在文本形式的嬉戏之外，黄锦树常常将文学价值诉诸于国家民族政治层面考量，始终贯穿着伦理的关怀。当文学性遭遇政治性纠葛，在无厘头式恶搞之后，他似乎又念念不忘，反思语言游戏可能造成的言不尽意的局限“:当技巧层面的问题解决之后，剩下的便交付价值和信仰。”
对纯粹语言游戏的怀疑和不满，表明黄锦树仍严守现代主义者的底线，后设写作技艺似乎也只是作为权宜的操作工具，不可能滑向后现代主义无尽的消解漩涡之中。黄锦树每本小说集均附有亲朋故交的解读之文，也算是提供了重要的旁证《。土与火》附有独中旧日同窗的证词：称《第四人称》“那些似真似假，混在小说虚构与真实情节里头的人头都可以对号入座。”《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则借历史学者的说法，肯定他将历史文本化的后设叙述，仍是值得严肃对待的文学书写“:想借文学把马共整个带进马华文学史，让他变得不可忽略”.
由此看来，黄锦树的后设小说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它所要解决的不仅是被马华现实主义忽视与遮蔽的文学性，更是通过颠覆性的自觉虚构，竭力打破马华文学长期沉迷于中国性的超验谎言，实现重写马华文学史、重构马华文学主体性的巨大野心。
这种新颖的形式实验首要的便是给马华现实主义予以致命打击。在马华文坛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争论中，黄锦树几乎全盘否定了马华现实主义，认为其受意识形态的污染，苍白贫血先天不足，充塞着过多的陈词滥调“,无非是政治在文学场域内对文学的生产进行非自然的干扰，它的本质是非文学的，它让文学本身失掉了文学的立场。”
因而主张用现代主义挑战并取代现实主义，重建马华文学现代主义的系谱。另一方面，马华现实主义以肤浅的本土性宣示与中国文学的差别，实质却共享了同质的文学理念。“所谓的马华现实主义，说穿了也不过是另一种中国性的产物。”
因此，黄锦树的小说操作不仅在文学理念、文学形式等诸多层面突破了现实主义的成规，更在作品中对现实主义作家给予了无情嘲弄《。胶林深处》（1994）中的作家林材便是透视“大马华人的文化处境”的典型标本。林材年少失学“,读了不少五四和 30 年代的中国小说”算是唯一的文学启蒙，发表了 912 篇、420 余万言的短篇小说，却陷入了低水准的无谓的自我重复“.其中 910 篇除了取材之外，文字、技巧各方面的差异都不大”,还仍固执地坚称“:只有我在为人民、为文学史而写。内容最重要，文学只要平平实实的，不必什么新潮的技巧。《”大河的水声》以“马拉西亚之虎”的现实主义老作家茅芭之死为线索，集中展示了现实主义遭遇的困境及马华文坛的种种不堪。茅芭“因羡慕中国作家茅盾巴金而取此笔名”,创作了三部“乏人问津”的“大河小说”,却是“著作等身，读者稀少”.
黄锦树同样指责以温任平以降的马华现代主义与中国性的暧昧关联“:在毫无反省、警觉之下让古老中国的庞大鬼影长驱直入，几致让古老的粽叶包裹了南国的‘懦弱的米',极易沦为古中国文学的感性注释。”
在他看来，马华现代主义所标榜的中国性，内含古典中国性与现代马华的时空错位，因为“言不及物”,丧失了现实存在的合法性，沦为一种虚伪空洞的抒情表演《。大河的水声》中，便有对温氏《流放是一种伤》的戏仿“:流放是一种疮 / 长在最不欲人知的部位 / 会痛会痒且不易根治……流放是一种汤 / 很酸很咸三毛钱一碗。”温氏原作是在华族彷徨无助之际，借助无名歌者的反复吟唱，深情召唤文化中国的回归，以唤醒华族集体的抗争。因此“,温任平的中国性不代表他放弃本土性。研究温氏作品里的中国性，务必回头看他如何在现实环境用心与奋斗，才能窥出其精神全貌。”
黄锦树的小说将其丑化为苍老落魂的中年男人猥琐的矫情表演。戏仿之作充满了历史指涉和视觉隐喻，用日常生活的琐碎庸俗替代了神圣的崇高，将中国性消解为虚无的文化幻象。这种表达其实不无偏执的一面，类似还有对温瑞安《盈》《山河录》等作品的解构性戏仿。
在重建马华文学主体性时，黄锦树及其同道认为：“唯有对中国性来一个大决裂，扬弃这个沉重破旧的古老包袱，马华文学的创造性才有可能实现，独特性才不致流于大中国本位的思想格局当中。”基于拒斥中国文学的强势影响，其批判锋芒所向便是中国性《。刻背》揭示了殖民地时期，天朝帝国的流亡文人所表现出的优越心态及居高临下的文化中心主义《；大河的水声》中，正是中国三流评论家无原则的吹捧，为茅巴水涨船高的虚誉推波助澜。郁达夫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与马华新文学的通灵人，无疑具有强烈的文化象征意义，也成为黄锦树反复演绎的对象，不仅创作了《死在南方》《沉沦·补遗》，另在《大河的水声》《刻背》诸篇也多有提及《。死在南方》借助于郁氏的“残稿”,以后设叙事的方式重构了郁失踪后的境遇《。沉沦·补遗》大作家竟化身为“鼎鼎有名的海盗凡鸟朱凤”.黄锦树对郁达夫失踪的反复关注，并非仅是文学才情的自然释放，更可视为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的绝妙隐喻，实质是马华文学经典作家缺席的焦虑表达。
正如诸多学者所言，黄锦树强烈质疑中国性及其背后的“中国文学本位意识”,难免遭遇逻辑的悖论。黄锦树刻意强调与中国性拉开距离的同时，又念念不忘对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鲁迅频频致意，不仅自觉标榜“宁愿当个鲁迅式的现代主义者”,在创作上对《伤逝》《故事新编》等多有戏仿。如果说中国性可以容纳不同地域的华人经验，黄锦树的文学之路也难以掩饰中国性的渊源。小说中繁多的中国意象便反映出对中国传统的谙熟程度，而操作娴熟的后设技艺更是系统学习海峡两岸“探索文学”、“先锋文学”的直接结果。台湾的文学经验不仅为他开启了通往世界文学的窗口，更提供了反思马华文坛的理论资源。王德威据此认为“:如果马华父老切切要以模拟方式，千里之外再现他们与华夏正统的复制关系；黄则采取’否定的否定‘策略，间接说明两者相互参差之处。如果说前辈重复华夏正统音容宛在，黄则要强调阴魂不散。”刘小新更是尖锐地指责其“他自己以后设的方式偷偷地表达乡愁，却又批评其他人的乡愁文学。”
面对如此犀利的质疑，黄锦树转而寻求文学性为自己辩护：“从老去的现实主义到诞生的大马先锋派，舶来品的影子都十分深重，嘲笑受台湾影响的人要不是受过去的中国、就是受现在的中国影响，就’影响‘而言谁也没资格笑谁。真正的问题在于彼此的作品是否能各自成立。”
这也直接承认了自己并未远离中国性，而文学性的标准同样是一个倍受质疑的命题。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作为相继而起的两大文学思潮，在西方文学脉络中时间序列上的先后关系，是否可以成为评判马华文学美学价值高下的唯一标准？其背后亦难逃脱西方中心主义的阴影。可以说，马华文学经典缺席的焦虑、华文与中文不平衡的格局，让黄锦树们焦灼不安。对中国性的质疑无疑具有现实的合理性，遗憾在于黄锦树的小说借助于文学虚构的力量，犀利与残忍并存，在虚实相生、真假难辨中，对马华文学的中国性横加指责，美学的救赎演变为情绪化和片面化的话语暴力，难免招致强烈的非议与反感。
三、离散书写：去中国性的表征与限度
黄锦树通过漂泊经验的离散书写，让读者感同身受马华文学的现代性、本土性与中国性之间的巨大冲突。基于马华作家的主体焦虑，寻找马华文学的自我特性，对中国性的质疑与叛逆，凝定成了黄锦树的书写姿态。作为去中国性最为高调的激进者，在恃才狂放式戏谑书写的背后，其实保持着对文学的虔敬之心，抗拒作品沦为南洋风情的异国情调消费，字里行间里透露出执着与真诚。放火烧芭的勇气难掩爱极生恨的拳拳之心，解构一切的张狂背后则是基于历史的深度反思。林建国由此将其比作希腊悲剧中自我放逐的俄狄浦斯，视为“启蒙以后现代性的代言人”.
在笔者看来，黄锦树仿佛如鲁迅勾勒的“荷戟独彷徨”的孤独现代者形象。如果说鲁迅当年面对现代的西方，以启蒙的心态针砭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试图唤醒疗救者的注意，黄锦树在马华文学“现代性未竟之途”中解构中国性，企图摆脱传统的重负，寻求马华文学的新生。
黄锦树激进的言说方式，秉承的恰是现代主义者“重估一切价值”的反传统的伟大传统。与传统断裂的策略造成的无所归依的碎片感，与本土的尖锐冲突而引发的心理焦灼，在其小说叙述的自我悖反，左支右绌中已经有所表征。黄锦树亦有清醒意识“:写作不免需要两面作战--沦为大中国意识奴隶的过度中国性，向官方意识形态俯首的伪本土性或国民性。于是写作对我而言不免是遗骸沉船废墟的考古学，以’历史有很多漏洞‘中的漏洞为操作场域，一点都不在于意官方的承认或认可，毕竟写作不过是个人的战役。”
对中国性与本土性的双重否定，让黄锦树选择了游牧式的个人游击战术，文学之路如同一场富有悲壮情怀的浪漫之旅。不仅将自己视为漂泊的离散者，更将马华文学定位为无国籍的离散文学。
这种离散经验使黄锦树获得了相对超脱的批判立场，有助于消除认同的迷惘，也让他重获生命本真的力量，从而逃脱种族政治、文化传统的外在桎梏。基于人的存在思考形而上的生命意义，使他以存在主义视角对中国性与本土性采取等距的观照。漂泊于中国与马来西亚之间，游离于原乡与故乡之外，两者“应该是资源而不是认同或忠诚的选项。当毕竟两乡之间，是条荆棘之路，也许必然同时开辟两个战场”.作为自省式的作家，黄锦树的写作与评论均具有现代性的自反特质，这不仅体现在对马华文坛的批判性反思，同样也反求诸已，不断进行自我的拷问。但问题在于，虽然调用了离散书写的范式，黄锦树“除了其’中国性‘缺乏系统性和相当的连续性、贯串性以外，他对中国性的处理也存在模糊和含混的一面。”
黄锦树相对忽视了马华文学中国性呈现出的复数特征。“马华文学对中国意象的再现只是自己话语权的行使，不是从属中国的体现，而是在边陲里建构自己的场域。”因此“,马华文学作品里的诸多中国意象，其符旨既可能指向中国性，但也可能指涉华人性。”
就小说的创作主题而言，黄锦树对华人生存境遇与家国叙事的持续关注，对马华文学命运的深入思索，让其直面马华文学中国性的议题，但“毕其功于一役”的企图，却提供了错误的解决路径，让中国性承载了难以承受的超重负荷。由于忽视了中国性的复杂历史面相，对中国性展开全方位的批判与解构，只能带来纸上谈兵的叙事自由与有限度的话语快感。作为马华文学史丰饶的个案，却不断提醒学界深入思考的必要。按照语言学转向之后的文学观念，人作为语言形塑的社会性存在，本身就生活寄居在绵延无际的语言之网中。与家国命运休戚相关的华文书写，从某种意义上构筑了华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华人最后的有效庇护所。中国情结作为一种集体性情感的生成，为华人混杂身份的构建提供了可能。在黄锦树宣告与中国性悲壮决裂之后，不仅以马华文学新生代新锐作家身份隆重登场，同时也被台湾学者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2011）收纳其中。从对原乡与故乡“两者皆非”的背弃到收获“两者皆是”的圆满结局，这种逆反式回归难免令人啼笑皆非，其实也是偶然背后的必然。
从历时性视野来看，马华文学的发展与中国性密切相关，从殖民地时期的侨民意识、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强调、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论争，本土派作家与旅台作家之间的争执，均与中国经验、中国文学发生复杂的历史纠葛。不同阶段中国性虽然形态各异，但自始至终参与着马华文学的精神建构。中国性的继承并不意味着本土性的消散，两者未必就是非此即彼的极端对立。其复杂性正如许文荣一语道破：“由于受到居住国政府的边缘化，中华文化往往被召唤为安慰创伤情感的精神资源，中国文化又戏剧性地成为抵抗土著霸权的话语资本，这又是无法完全摆脱中华文化的缘由，与中华传统形成微妙的纠葛。”
不难理解，马华文学的中国性作为一个伟大的传统，与华人政治命运和生存利益息息相关。正是基于马华现实语境的需要，中国性才一再被加以创造性的继承与转化。或者恰如威廉斯所谓的“选择性传统”的观念，即“某一社会的传统文化必然是与该社会的现行利益与价值观机制密切相关的，它并不是个确切的实体，而是始终处于持续不断的选择和阐释之中。”
如此，中国性不再是凝固不变的传统，而是充盈着不断阐释与建构的流动性，为马华文学的未来提供取之不竭的精神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