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父子，生活于汉末魏初时期。他们的书信内容丰富多彩，在写作上既受到建安文坛梗概而多气的时代风尚影响，又因为个人成长经历与生活环境的差异，分别呈现出简练平实、情深纤丽、词采华茂等不同特色。通过研究三曹书信的写作特点可以挖掘三曹文章中被人忽视的领域。
关键词：三曹;书信;写作特色;
三曹，即我国汉魏时期曹操（155—220）与其子曹丕（187—226）、曹植（192—232）的合称。因他们父子兄弟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文学上的成就对当时影响甚大，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后人合称之为“三曹”。曹操是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戎马征战之隙也不废写作。曹丕亦身兼帝王、文人等角色于一身，其不平凡的一生铸就了他文治武功、才学兼并的雄才大略。曹植的文学成就则最为突出，钟嵘曾评价他的文章“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1。他们都创作过许多优秀的诗文作品，而书信作为一种实用文体，在以往的研究中被相对忽视。三曹的书信作品内容丰富，涉及军政、个人感怀、劝勉他人等多方面；特色鲜明，既表现出了时代共性，也充分彰显了作者个人的写作风格。
一、“梗概而多气”的时代共性
从曹操出生的公元155年至曹植去世的公元232年，其间历时共77年，历经东汉至三国两个历史时期。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曾说汉末魏晋六朝这一时期是“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2的时代。三曹的生存年代正处于这一历史大变革时期的开端，无论是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还是士人心态，都有生成或新变的特殊因素。其中汉末建安时期，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作家群体在文学创作上普遍呈现出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刘勰评价时文“梗慨而多气”。三曹是建安文坛的代表与领袖，他们的诗文在建安文坛大放异彩。书信作为其创作的一部分，自然也摆脱不了建安文风的影响。
首先，三曹书信在内容上与社会现实联系紧密，其中又以曹操为最。曹操的书信可谓是他半生征战的记录与写实。吕布、袁绍、孙权、荀彧、郭嘉等人物都是曹操书信的写作对象，许多书信往来都对应着重要的历史事件。《遗荀攸书》是劝告荀攸尽快赴任，为国效力；《与孙权书》则表达了对赤壁战败的不服。曹氏兄弟的书信内容更为丰富，但依然不离对时事的关心，如曹植的《与司马仲达书》就阐述了自己对于攻取东吴的看法。对于现实的热切关注始终贯穿于三曹的书信写作。其次，三曹书信呈现出气盛词壮的风格。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认为汉末魏初的文章有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的特征。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束缚减少，在创作上更为自由，注重语言的表达力量，而书信作为一种相对私密的文体，写作就更不拘一格。曹操在《下荆州书》中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在给荀彧的信中连用结构相同句子：“君之相为匡弼，君之相为举人，君之相为建计，君之相为密谋”，以排比之法使本来平述公务的信件多了几分君臣相知之情。而曹氏兄弟的书信较其父则更为华丽了，“气盛词壮”也得到了更明显的体现。最后，关于生命短暂、时光易逝的感怀也普遍存在于三曹的书信中。汉魏之间战乱频繁，瘟疫横行，身处高位的三曹父子也无法置身时代之外。曹操对于郭嘉离世的悲伤、曹丕“白日西逝”“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的感慨，曹植在与友人信中将来恐怕是离别多而相聚少的悲叹，都是这一心态的真实写照。
总之，三曹书信中这种关切现实、与时代进程紧密结合，渴望在乱世中有所作为但又感叹人生短促的精神正是时代的普遍写照。对于文章写作本身，他们各自也都进行了有益探索。
二、“各师成心，其异如面”的个性写作
木斋在《论风骨的内涵及建安风骨的渐次形成》一文中指出建安风骨有着渐次形成的过程。其先后经历了曹操的“汉末实录”式的风骨、建安时代曹丕“便娟移人”的文人化风骨，以及曹植后期诗作代表的“沉着清老”式风骨的三个历程，可见建安风骨是时代共性与作家个性共生、共存的。文章虽是以诗为证，但遍读三曹书信后就会发现他们的书信写作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
（一）曹操：简练平实
在曹操保留下来的近20篇书信中，大部分都与军事政治相关，尤其是写给他身边谋士和臣子的占比最多，例如《与荀彧书》《与钟繇书》《与太尉杨彪书》《遗荀攸书》等。作为优秀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汉末军阀割据、混战不断的时代，曹操一生都在四处征战，为了统一大业，他征召了大量的谋士、将领，这些人与他一起驰骋沙场，因而曹操与这些人有较多军政类方面的书信往来。
刘师培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讲义》曾言“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这一特征在曹操的书信中也得到彰显。曹操的书信大多篇幅不长且主题明确，多论实务而少情感抒发，通篇读下来绝无冗杂、多余之感。尤其是军政事务相关的书信，往往凸显了书信最原始、最基本的功能，即传递重要信息。如《与钟繇书》：
得所送马，甚应其急。关右平定，朝廷无西顾之忧，足下之勋也。昔萧何镇守关中，足食成军，以适当尔。
此书写于建安五年。曹操曾任钟繇为司隶校尉，督率关中各军。官渡之战中钟繇将二千多匹战马送往官渡，为曹军提供了必要补给，曹操对其大为赞赏，写了这封信。在信中，曹操首先肯定了钟繇送马的举动，分析了其战略意义和价值，认为这一行动对战局的走势起了积极作用，并用汉相萧何的典故以喻今人，对钟繇本人毫不吝啬地表达了欣赏之意，也可窥见曹操“爱才”之心。此信文风质朴，语言平实，文字虽然不多，但已将关键信息传达，且有一定的个人写作风格。《手书答朱灵》《与荀彧书》等书信都与此类似。
曹操的书信中较少情感抒发，但《与荀彧书追伤郭嘉》是其中异类。郭嘉是曹操的重要谋臣，生前为曹操出谋划策，立下不少功劳，去世时还不到四十岁。曹操在其去世后给荀彧写了这封信，表达了自己万分悲痛的心情：“郭奉孝年不满四十，相与周旋十一年，险阻艰难，皆共罹之。又以其通达，见世事无所疑滞，欲以后事属之。何意卒尔失之，悲痛伤心……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信中追溯了君臣二人相知多年的事迹，赞赏郭嘉优秀的品性与能力，对于郭嘉离去的哀恸也是毫不掩饰。曹操书信虽不以抒情见长，但此书却感情真挚，在平淡的记述中又将君臣多年共事，相互扶持、共历患难的深情娓娓道来，实属难得。但总的来说，曹操书信仍以军政事务部署为主，不论是记事还是抒情，写作风格较为简练质朴，受两汉散文朴拙之风影响较大。
（二）曹丕：情深纤丽
曹丕的书信是三曹中留存最多的，在写作内容上相较于其父曹操就大大丰富了，在写作上呈现出不同特色。除了军政事务外，曹丕的书信内容还包含了对朋友的思念，对友人的劝勉，文论观念，甚至是对人生乃至宇宙的思考等。这就使得其书信除了传达军政要务外还有了更多的个人情感抒发。
曹丕书信中的深情表现在多个方面：既有对朋友的深厚友情，也有对下属的关怀，还有对自我意识的探索。写于建安二十三年的《与吴质书》是其中的代表。吴质是三国时期着名的文学家，与司马懿等人一起被称作曹丕的“四友”，曹丕与他有多封书信往来。在信中，曹丕写到“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又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信中说自己与吴质已阔别三年，首先表达了对他浓厚的思念。而后递进一层，想到了曾经一起交游的其他建安文士——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等人。他们相继病死于建安二十二年的一场瘟疫中，曾经共同游玩的朋友如今已是天人永隔，此时曹丕从思念之中又生出一份哀伤之情。可见曹丕对友人的情深义重。后文又生出“行年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乃通夕不瞑，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的慨叹，从对友人的追念中回到现实里，开始审视年过三十的自己。面对诸多友人的离散，面对日渐老成的自己，他不禁对时光流逝感到无奈与忧虑。
曹丕的书信中还有一部分颇具特色的咏物之书，有的是对他人赠予之物的回应，如《与钟繇谢玉玦书》《与钟繇五熟釜书》；有的是与臣下谈论某种事物，如《与群臣论蜀锦书》《与群臣论被服书》等。信中常用纤丽典雅的语言来描绘物品，或赞美其美丽的形态，或歌颂其美好的品质。其中《与吴监书》就对于葡萄的生长环境、外形、味道等特质进行了一一描述：“当其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饣肙，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麴蘖，善醉而易醒。”书写对象虽然只是葡萄这一普通水果，但曹丕以他清丽的文辞将葡萄本身的特质变成了各种美好的品质，且极具个人写作特色，富有趣味和美感。
（三）曹植：词采华茂
曹植的书信虽传世较少且有不少是残篇，但其中较为完整的都是十分出彩的作品，以《与杨德祖书》《与吴季重书》为代表。这两封书信不仅彰显了曹植强烈的个人写作风格，而且也包含了曹植对于文章写作的一些见解。在书信中传达本人的创作观念也是曹植书信的一大特色。
在《与丁敬礼书》中曹植就直接表达了其写信的动机：“顷不相闻，覆相声音亦为怪，故乘兴为书。含欣而秉笔，大笑而吐辞，亦欢之极也。”这封书信如今只余残篇，无法窥得全貌。但从这仅剩的文字中也可感受到曹植在写作中蕴含的热烈、奔放的情感，使他的书信呈现出与父兄截然不同的风格。在对友人丁敬礼表达思念之情的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曹植本人的书信写作观念，即“含欣而秉笔。”这种乘兴而作的书信写作已与曹操以军政要务为主，谨慎措辞的书信相去甚远了。在《与吴季重书》中，曹植为文词采华茂的特点得到了进一步体现：“当斯之时，愿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筝；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卮……然日不我与，曜灵急节，面有过景之速，别有参商之阔。思欲抑六龙之首，顿羲和之辔，折若木之华，闭蒙汜之谷。天路高邈，良久无缘，怀恋反侧，何如何如？”曹植以极富浪漫主义的笔法夸张地描绘了想象中的大丈夫应有的欢乐，可谓天马行空。接着在表达对吴质深沉的思念时也用了类似的笔法，一系列神话典故和意象的使用让这封书信充满了浪漫色彩，颇有屈原楚辞诸篇的意味。在行文方面曹植也有意雕琢，多用骈丽之语，使文章总体呈现出工整、对称的形态，正如刘勰评价“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而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则一向被视为研究曹植文学思想的重要材料。在这封信中，曹植主要谈论了文学批评的问题，他认为作者应该无私地开展文学批评。在批评他人之作时，首先要让自己的文章接受批评，并且“闻过则喜”。同时本人也要在具备较高的文学修养与创作水平后，方可以批评他人。在对待文章评价尺度的问题上，曹植也持较为开放的态度。他认为没有绝对的标准衡量文章好坏，要尊重不同读者的评价标准：“兰茝荪蕙之芳，众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茎》之发，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岂可同哉！”
总之，曹植的书信作品数量虽然不多，但不论是书信内容还是措辞用语，个人风格十分明显，而在书信中较为深刻地谈论文章创作与批评观念，也彰显了曹植对于书信文体功能的开拓意义。
三、三曹书信写作个性之成因
三曹虽同出一门，亲为父子，但处于大动荡时期的他们，人生经历却十分迥异。这不仅塑造了他们的不同品性、成就了他们的不同事业，更影响了其文章写作风格。
曹操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南征北战，总体来看，他身上政治家的身份是大于文学家的。故而在曹操的书信中，写给身边的谋士、将领以及其他政治势力的军政类书信占据了很大篇幅。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信息的及时传递就显得尤其重要。这也决定了曹操的书信最侧重于实用功能，而不做过多的感情抒发和辞藻铺垫。现存的曹操书信中长篇很少，《与钟繇书》《下荆州书》《与孙权书》等书信都是几句话便完成了写作，这也十分符合曹操在马背上峥嵘半生的行军经历。
曹丕、曹植兄弟二人因和其父的生长环境与生活经历存在较大差异，所以他们在主要交往对象上也存在很大不同，所作书信内容也有很大差别。曹丕、曹植虽然同处乱世，但在曹操的庇佑之下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特别是曹操于官渡之战击溃袁绍、攻占邺城之后，曹氏兄弟也结束了随父四处奔走的生涯，在邺城度过了十四年，期间他们大多过着宴饮游乐、读经赋诗的贵公子生活，与建安文士进行文艺交流。与文人互相往来的书信自然不同于其父曹操与谋士、将领的书信，尽管在某些篇章中也会提及时事，但曹氏兄弟的写作往往是从容不迫的评议，而非十万火急的军情传递。
此外，在行文中他们也会刻意修饰文辞，使书信在承担基本的“传信”功能基础上又增添了审美的意味。二人都与吴质有过书信来往，并且都在信中回忆了曾经与之交游的时光，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诉说对过去怀念：“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而曹植则说“若夫觞酌陵波于前，箫笳发音于后。足下鹰扬其体，凤叹虎视，谓萧、曹不足俦，卫、霍不足侔也。左顾右盼，谓若无人，岂非君子壮志哉！”前者文辞纤丽又有黯然神伤之感，后者则豪气干云，富有激情，虽怀恋却无哀叹。虽写作风格相异，但对于文章雕琢的心思却是相通的。何况如无稳定的生活环境，曹氏兄弟与邺下文人交游的情景也不会出现。可见不同的人生经历、不同的生活环境对于三曹书信写作影响深远。
三曹的书信写作在历来研究中不是热点问题，偶有关注也是侧重于特定的几篇。书信作为一种特殊的应用性文体，既可以传达公务，也可以畅叙幽情，由于三曹的特殊身份，这二者的融合更为紧密。通过对三曹书信写作特色的探究，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三曹的文章创作情况，透过书信也可感知历史中更为真实的人物写照。另外，关于三曹的书信创作与书信文体发展之关系也值得进一步探究。
参考文献
[1]夏传才.曹操集校注[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
[2]夏传才,唐绍忠校注.曹丕集校注[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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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傅亚庶注.三曹诗文全集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
[5]李宝均.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6]段素梅.三曹与建安时人书信交往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6.
注释
1（梁）钟嵘着,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7页。
2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