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辉英是为数不多的能描绘出不同类型朝鲜人形象的中国现代作家。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切入, 采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方法, 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 归纳总结朝鲜人形象类型, 结合作品创作背景及作者经历深入解析朝鲜人形象的构成要素, 以期再现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东北人民对于朝鲜人形象的认识, 探寻当时朝鲜人的真实生活样态。
关键词：李辉英; 小说; 朝鲜人; 形象;
作者简介： 朴哲希 (1990-) , 男, 辽宁鞍山人, 朝鲜族, 延边大学朝汉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韩比较文学、朝鲜族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9-04-15
基金： 延边大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 (18YLPY09);
A Study of the Image of Korean in Li Huiying's Novels
PIAO Zhe-xi NI Zhuo
College of Korean-Chinese Literature , Yanbian University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Yanbian University
Abstract：Li Huiying is one of the few Chinese modern writers who can portray the image of different types of Koreans. This also makes his creative style unique among the Northeast writers. Undoubtedly, Li Huiying's work can be described as a description of the other. Therefore, this study 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 combined with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comparative literary imagery, on the basis of perusing the text of the novel, summarizing the image types of Koreans, and combining the creative background and author's experience to explore the elements of the Koreans' image. This study is in order to reproduc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mage of the Korean people in the northeastern China in the 1930 s and 1940 s, and explore the real life style of the Koreans at that time.
Keyword：Li Huiying; novel; Korean; image;
Received： 2019-04-15
19世纪中后期, 朝鲜人冒禁越江来到中国东北。随着朝鲜人数量的增多, 与东北人民交流互动的渐趋频繁, 东北人民的观念意识中形成了多样且矛盾的朝鲜人形象。同样经历着水深火热生活的朝鲜人与中国人有许多共通的情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朝鲜人与中国各族人民并肩抗日、共御敌寇。但同时, 也有个别朝鲜人却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鹰犬。一些历史事件的发生, 使朝鲜人形象在中国人眼中不断发生着变异。
“九一八”事变后, 一批从东北这片苍茫而辽阔的土地上崛起的文学新人, 不堪忍受侵略者的恣睢肆虐, 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 奋笔疾书, 抒发国土沦丧、生灵涂炭之恨, 倾述怀念故乡、亲人之情[1]。他们被称为东北作家群,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占有特殊地位。李辉英作为其中的重要成员, 以小说创作的形式率先表达了作为中国人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 塑造出中国人眼中的朝鲜人形象。
目前国内学界关于李辉英的研究集中在其作品内容解读、个人经历考察、创作背景分析等方面, 有关其作品中朝鲜人形象的专门研究极少。其作品对朝鲜人形象的塑造集中在20世纪30-40年代, 刻意将人物的所有属性集中呈现, 具有“简单化”“扁平化”的特点, 以及正面、负面的二元对立。1931年震惊中外的“万宝山事件”发生后, 李辉英便写成了长篇小说《万宝山》。这部作品是东北作家群中最早反映“九一八”事变前东北人民生活与抗争的一部长篇小说, 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以东北人民抗日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2]。《万宝山》于1933年3月由上海湖风书局出版后产生广泛影响, 与张天翼的《齿轮》、阳翰笙的《义勇军》构成了三部重要的反日文学作品, 茅盾曾评价这些作品有缺点或甚至于严重的错误, 但作者们的目标是明确的。可见, 李辉英的作品虽有不足但却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 系统总结李辉英作品中对朝鲜人流露出的复杂情感, 呈现出不同类型的朝鲜人形象十分必要。
一、正面人物形象
李辉英早期的小说创作关注东北地区原住民与朝鲜移民的关系, 在《万宝山》里塑造出爱国的农民革命者和勤劳贫苦的农民两类劳动人民的形象。作者或通过构建对立的人物关系, 以加强对反面人物典型的塑造来反衬爱国革命的劳动人民;或使用反语的修辞手法树立朝鲜农民鲜明的正面形象, 带有一定的“理想化”倾向。
1.爱国的农民革命者
李辉英笔下朝鲜革命者的形象只出现在《万宝山》中。对此类人物形象的塑造无疑能够激起两国人民的爱国之心与抗日意识, 但由于过分追求政治说教, 使得人物形象不够丰满细腻。萧军、舒群、端木蕻良等都塑造过此类形象, 然则他们笔下的人物多为思想觉悟很高的革命家形象或抗日游击队战士。与之不同, 李辉英着眼于移居东北的普通农民, 欲扬先抑地突出了作为朝鲜农民代表的金福, 展现出一个弱小农民转变为爱国革命者的成长经历。
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万宝山地区中朝爆发争夺土地商租权的冲突为中心展开。迁入东北的朝鲜人不仅没能过上吃饱穿暖的生活, 反而同在国内一样, 继续受到日本人及其走狗的奴役和压榨, 充当他们侵占东北计划的“棋子”。在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等因素的影响下, 一些思想进步的朝鲜人开始组织罢工、罢农等活动, 争取民族独立解放, 渴望早日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 恢复国土。
金福, 是朝鲜进步农民的代表。人物首次登场时, 没有给人留下太多深刻的印象。只是有一个不满五十岁的壮老头——金大爷的沉默作为铺垫, 让人还以为他的儿子——金福对他不好。但是, 随着小说情节的深入, 金福的身世及他背后的故事开始显现。金福的四个兄弟都舍生取义, 在反日运动中惨遭杀害。在父亲的支持下, 金福坚信“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作要干到底的!”[3]44他勇敢地向中国农民张福揭露了汉奸郝永德与日本人狼狈为奸, 以及种水田、修水渠的实情, “万宝山事件”的真相也借此得以揭开。
在具体的反日行动中, 金福不仅为中国正义农民透露“监工老虎”的藏身之处, 而且正当人们犹豫不决的时候, 他第一个采取了革命行动:“‘哧’的一声, 从人群中飞出一团土块, 正打在他的鬼脸上, 这个人是金福。接着, 一层层的人群, 天翻地覆的, 向前尽力拥起来。”[3]66由此, 推动了“万宝山事件”进入高潮。他带领朝鲜农民停止修筑堤坝, 传播革命精神, 号召中国人和朝鲜人觉醒, 夺取个人自由, 不做“亡国奴”并鼓励朝中农民一道与日本人、北洋政府进行激烈地抗争, 且将世界的永久和平作为目标。
此外, 金福除了有成为革命者的精神, 自身也具有革命者的基本素质。一方面, 他懂得怎样隐藏和保护自己, 日本人怎么也想不到反日事件的发端就在他们认为极其老实的金福身上。一方面, 他懂得与中国进步大学生李竟平沟通, 向村民马宝山等64人介绍了自己家里的革命牺牲情况、日本压迫朝鲜人的毒辣恶行及朝鲜半岛的革命现状, 从而消除了中国人的疑虑, 作为朝鲜农民的代表与中国农民结成反日统一战线。另一方面, 他具有革命领导者的气质。在大群朝鲜苦力中呼喊着“被压迫的三韩民众们, 我们恢复自由,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时机到了!”[3]92得到本国农民的充分信任、支持和真心拥护。他团结大众, 让人感受到“在前路看到一线光明闪动”[3]85, 最终促使“高丽人不听日本管了, 造反了……”[3]92。两国人民从心底里发出了“中韩被压迫民众联合起来!”[3]93的愿望和“中韩被压迫民族民众联合成功万岁!”[3]95的呐喊。
总的来看, 虽然与金福有关的内容在全文中所占篇幅不大, 对他外貌描写的笔墨也不多, 但通过其动作、语言, 一个有抱负、有担当、不怕牺牲的青年朝鲜革命者形象跃然纸上。作者在朝鲜人身上寄托了中国人对民族解放和自由的美好愿景, 与那些虚伪、狡诈、专横的朝鲜人大相径庭,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勤劳贫苦的农民
流民及移居农民是东北作家群较为关注的朝鲜人形象。李辉英也对勤劳的朝鲜劳动者形象加以塑造。历史上, “1929年末, 迁入东北的朝鲜人共计619 276人, 然而实际数字要远超这一数据。这一时期迁入的朝鲜人, 无论是经济上遭受掠夺的农民还是政治上遭受压迫的流亡者, 几乎都是囊中无物的贫困者或无产者。他们大部分依附于当时的地主或富农, 靠出卖自身劳动力维持生活”[4]11。小说中的朝鲜农民便是这样一批移民, 他们凭借水稻种植技术开荒种田, 重建家园, 为东北的农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朝鲜人耕种的土地, 是万宝山地区“一片低洼的广大的荒甸子”[3]1, 年年荒着, 没人耕种, 杂草丛生, 又洼又荒, “连一只鸟都不愿到里面去住”[3]3。可见, 朝鲜农民耕种的土地都是中国人不愿耕作的荒田, 也不适合种植水稻。但恰恰是这些荒地成了吸引大量朝鲜人前来的“希望之地”。
朝鲜农民迁移到中国后大多接受雇佣, 以种植水稻为生。他们克服重重困难, 将旱田改为水田, 普及水稻耕作。朝鲜农民能种水稻成为中国农民的普遍共识。无论中国人认为朝鲜人有多“坏”, 之后朝鲜人的形象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能种水稻这一点至今也没有改变。“这些高丽人, 都是新近从新义州、汉城、安东、金州、沈阳各处, 受了沈连泽、李锡昶一帮人的雇佣, 给开荒、掘沟、种水田来的, 家眷也带来, 用具也带来, 是打算在这里安家立业长久住着……在到达地方之后, 照例警告这群苦力们不准同中国人接近。”[3]39言语中也带有同情的意味, 突显人物的不幸。
从体貌特征上看“搬来的高丽人, 看他们脸面黄瘦瘦的, 污黑的, 有些女人好像一阵风就可以吹倒;又因为长途跋涉, 加上原来的营养不足, 到这里来已经都疲倦不堪了。”[3]40这也成为了专属于朝鲜人的特殊身份符号。对此, 亲眼所见之后的中国农民往往表现出怜悯的心理, 对朝鲜人的刻板印象得到了改观。“高丽人也有好的, 坏东西都是仗日本子势力的, 听日本子指使, 欺负中国人强占边界, 赖水沟, 砍林子, 啥恶都做!……大哥说, 替高丽人分辩。”[3]33为他们的“亡国奴”身份, 惨遭日本人的剥削、沦为日本人干活的机器感到可怜和不值。
与李辉英其他小说中的朝鲜人形象不同, 上述的朝鲜劳动人民不仅得到中国人的同情, 而且其朴实、善良、勤劳的性格也得到了高度赞誉。经过深入了解之后认为“高丽人真有本事;高丽人真能干, 牛力气, 开那么多荒。”[3]54朝鲜人干活都极“卖力气”, 他们辛勤劳动, 极快地完成了刨地拓荒、开渠挖沟、拦河筑坝的工作。虽然间接地帮助日本人加快了侵占中国东北的进程, 但是他们对此毫不知情, 只是被雇佣的劳动力而已。当真相大白后, 朝鲜人毅然加入到了罢农的行列, 与中国农民一道填埋水渠, 积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万宝山工程建设最终陷入了停滞, 没有让日本人的阴谋得逞。
二、负面人物形象
金哲将东北作家群塑造的朝鲜人形象分为三类:“一是抗日启蒙的目的及被说教化的朝鲜人革命家形象;二是‘亡国奴形象’;三是农民形象。”[5]事实上, 有很多令人憎恶的朝鲜反动分子形象应该突显出来, 这类形象是东北作家塑造最多的朝鲜人形象[6]。对此, 骆宾基、罗烽等也有塑造, 但李辉英作了详尽而又深入的剖析, 表现出作家的爱憎情感、审美偏向以及对朝鲜人的关注点。
日本在中国东北扩大势力, 经常打着保护在满朝鲜人的幌子。日本认为“日韩合并”之后, 朝鲜人已变成“帝国臣民”, 其有义务和责任保护在满朝鲜人, 并以此为借口扩张在华势力范围。在李辉英30年代中后期作品中, 朝鲜人的形象由正面变为负面。有的朝鲜人与日本人合作, 在日本人的保护之下狐假虎威、为非作歹, 充当日本人的走狗;有的则肆意妄为、无恶不作, 敲诈勒索中国人, 在中朝百姓间搬弄是非、火上浇油。从上述朝鲜人的活动范围来看, 已深入到中国内地, 让中国人倍感恐惧。
1.个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者
在《人世间》《古城里的平常事件》《万宝山》等小说中, 作者生动描绘了专横跋扈的朝鲜人形象, 多次提到他们是“日本人使用的走狗”。这些人物有私烟馆的主子金先生, 以及金东光、李锡昶等“高丽人”工头。他们作为“亡国奴”, 国土遭到强占, 亲人成为奴隶, 被迫来到中国, 不仅没有选择抗争和团结本国人, 反而与日本人同流合污。他们给日本人做事, 成为管理、镇压朝鲜人的帮凶, 甚至投敌卖国, 向侵略者告密。
他们性格上十分傲慢, 目中无人。“一个朝鲜人和一个日本人一样, 随便穿什么衣服, 都是一认就认出来的。”[7]201而且态度“蛮横, 简直不容人说话”[7]201, 气焰十分嚣张。
这些朝鲜人不仅外表高傲, 其视日本人为靠山的反动本质亦不言而喻。“我们怕警察厅?我们有我们的主子, 要么除非有天大的胆才敢开设私烟馆。我们的靠山是朝鲜人。就算犯了事, 官厅也管不到, 要交到上门坎日本领事馆去判决;可是这种营业又全是领事馆出的主意要朝鲜人办的, 朝鲜人也不会受到处罚。有势力, 事情犯到厅里, 还是要给朝鲜人花钱的。”[7]198由此可见, 这些“爪牙”在日本的授意和保护下公然违法乱纪, 不惧怕中国政府、警察, 不断挑起社会问题, 引发中国人的不安、恐惧和仇恨。同时, 朝鲜人又雇佣一批中国人制造社会矛盾, 加剧社会动乱, 帮助日本人达成其险恶用心, 而部分中国人也成为了“奴隶的奴隶”[7]202。
《万宝山》中, 朝鲜“老虎们”不仅帮助日本人欺压中国人民, 对贫苦的劳动者亦不放过。苦力们或是营养不良, 或是生病, 但他们不敢叫苦, 也不敢呻吟, 生怕被退工, “狐假虎威的”包工头们见了却大施淫威, 在他们身上肆意踢着打着, 对受压迫的劳动者没有一丝的同情与爱护之心。他们不但不保护本民族同胞的生命和安全, 还责骂苦力们抱怨日本人, 生怕耽误了日本人交代的任务而连累自己, 因此也被称之为“比日本人更凶恶的日本走狗”[3]40。
2.不良职业者
作品直接描写此类不良职业者的内容不多, 通过大量他人的转述、见闻间接描写中国百姓的恐慌心理、所受的屈辱, 以及中国警察的放任和软弱, 进而引发读者对于朝鲜人形象的联想, 加深了读者对于这些不良职业者的痛恨。
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后, 土地等资源被日本霸占。朝鲜人丧失了赖以生存的保障, 不得不到中俄等周边国家谋生。但是来到中国后, 由于缺乏合适的生计方式, 无法融入城市生活, 在艰难的社会环境下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 加之日本人的挑拨离间, 个别朝鲜人在中国成为了不良职业者, 从事不法勾当, 使得中国人见之、谈之而色变。如同小说中所说“当地的情形也正自一天天坏了下去”[8]287。
具体来说, 作品中受日本诱骗而成为不法分子的朝鲜人所从事的职业有“拍花人”“卖白面的”开赌场、妓院的等等, 涉及到的人物有敲诈者金九儒, 卖白面的老高丽、小高丽, 借与会仙饭店合营实则经营非法勾当的“外籍人”金九东、金九如兄弟, “拍花人”夫妇等。他们给中国百姓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为了躲避这些不良职业者, 方老太太一家决定从关外搬到关内, 却又经历朝鲜人卖白面想要退租时反遭诈骗。因为这些不良职业者, 使得中国儿童小环儿等孩子被拐卖、拍花, 交赎金时“夫妇两人一生之中似乎还未受到这样的悔辱, 而那两个外国人确实没有把他们看成人, 当人待, 又是明显的事实”[9]。中国百姓不得不发出“我们的民族怎么这样不争气”[9]“老八咱们这回不怕小高丽了”[10]337之类的感叹, 可想而知在百姓心中对朝鲜人感到憎恶甚至是惧怕。
对朝鲜不良职业者的畏惧, 相比来自于想象、百姓的口口相传, 亲眼所见显得更为真切。“说到高丽人的麻烦, 方老太太该不会忘记最近眼见的一件事实, 胡同里二号门牌杨家把房子租给高丽人, 那些人天天卖白面, 招来一群群的瘾士, 全是些穷苦的家伙, 放在院里的东西时常就被偷走了, 天天要在防盗上分些心神。高丽人不交房钱, 把房子装修改造弄得不像样, 房主人实在无法就退了租, 可是高丽人不搬, 反而聚了一群人捣毁了房东住屋的窗门。后来杨家情愿拿出几个钱, 给高丽人作搬场费, 经人几番说情高丽人才算搬走了, 他们拿了钱去好像应该应分似的, 一点不领情。”[8]287对经商者而言, 与朝鲜人合开的非法经营场所被查抄了, 朝鲜人没事, 结果中国店主却判了死刑。
三、朝鲜人形象的成因
在中国现代小说中, 共有12位作家的31篇作品以朝鲜人为对象, 塑造了抗日斗士、坚持抗日意识、富有原始生命力、附庸于日帝等四类人物形象[11]。其中, 在东北作家的笔下, 总计22篇1, 占大多数。“有的完全以朝鲜人为主要人物, 细致地塑造了朝鲜人形象;有的虽然不以朝鲜人为主要人物, 但也通过适当的描写, 表现了朝鲜人的善良、坚韧、顽强和富于斗争与牺牲精神的。”[12]总的来看, 坚持反日意识的各类人物形象最多, 反映出中国作家对朝鲜人悲惨命运的同情与对其革命行为的认同。就李辉英而言, 其笔下的朝鲜人形象较为全面, 既有正面也有负面, 在东北作家群中极具代表性。但无论是关内作家还是东北作家, 都涉及到了负面人物形象, 在李辉英的笔下最为集中和具体。这也与东北作家群中其他作家笔下的朝鲜人形象有所差异。
李辉英虽没有到过朝鲜半岛, 然而通过报刊、广播等媒介, 他人的口传、想象以及亲眼目睹, 形成了对朝鲜人的整体认知和创作基础。
1.依据史实的文学塑造
形象学研究的特点是注重事实联系, 因此, 可以说形象是对异域或异国的某种历史文化现实的描述[13], 对异民族形象的认知也是如此。李辉英小说中朝鲜人形象的成因可以借此来分析。《万宝山》改编自真实的历史事件, 长春长农稻田公司经理郝永德、朝鲜记者金利生确有其人, 所以, 该小说带有纪实性的特点。
根据史料, 1931年4月, 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在当时的吉林省长春县万宝山附近租得耕地500晌。他为引水灌溉而毁当地良田, 经200多名汉族农民的联合抗议, 吉林省政府责令朝鲜人出境, 朝鲜人也自知理亏, 并无异议。但日本人无理、强硬干预, 当地中国农民奋起自卫, 可遭到了严刑拷打。与此同时, 日本贿赂记者金利三发布假新闻, 诬陷朝鲜人在中国遇害, 从而引发了朝鲜国内大规模的排华浪潮, 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广泛抗议。日本又借机增兵满洲, 为武装侵略东北大造舆论。
值得一提的是, 中日韩的小说家们都对“万宝山”题材加以整理和改编。除李辉英外, 还有日本作家伊藤永之介的《万宝山》, 韩国作家李泰俊的《农军》、安寿吉的《水稻》等。他们或通过回忆, 或通过重构、虚构, 力图呈现这一历史事件。但三国作家立场不同, 对历史态度的不同, 对朝鲜人形象的塑造自然也不相同。
“万宝山”事件发生前, 李辉英曾加入了上海的左翼作家联盟, 所以在他《万宝山》中清晰地流露出左翼作家的意识。其后, 面对日帝侵入、家乡沦陷的李辉英开始以充满关东粗犷气息的文字, 表露出东北地区承载着的亡国之苦和顽强反抗精神, 描绘了一幅幅使人震颤、愤懑的图画。他的创作大多具有东北地域特征, 并显示出了东北人民的生活力量和抗争信念。因此, 在面临民族危机之下, 经过作者的努力, 阶级意识克服了民族意识[14]。李辉英根据史实虚构且美化了金福以及众多不屈、斗争的朝鲜农民正面形象, 增加了一些故事情节, 并使朝鲜人的形象与原型相比发生了变异。万宝山地区的中国农民与朝鲜农民经过矛盾的转化, 逐渐对饱受压迫的朝鲜农民逐渐表现一种“阶级同情”, 将朝鲜农民与剥削同族的日本走狗相区别, 最终与他们形成了统一战线, 一同拿起武器参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双方都是民族英雄。
2.基于国家、民族意识的具体书写
作家对异国异族的理解不是直接的, 而是通过作家本人所属国家、民族、社会的想象创造并描绘出来的。在李辉英的笔下, 朝鲜人每次出场往往得到中国人异样的眼神, 无论他们是穷苦农民, 还是盛气凌人的帮凶。在中国人的眼中, 朝鲜人“不是中国人, 不是日本人, 是和中国人日本人身体、长相、颜色差不多的别一国人”[10]308。一方面表明外貌具有民族识别的功能, 一方面也说明始终将朝鲜人视为异族、异国人。
中国人对其称呼或外号主要有鲜民、鲜人、韩侨、高丽人、朝鲜人等等, 同时这也是中国人对朝鲜人形象描述的“套话”, 代表了本时期对朝鲜人的总体认识, 折射出中国人对朝鲜人解读时的集体想象。言外之意, 在接触朝鲜人时, 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 都本能地保持敌意、抵触与回避, 不愿与之接触。通过这些词可或多或少地直接传播形象, 此类形象成为对朝鲜人固有并且相对恒定的认知。而“鲜人”“鲜民”等词是日本人对朝鲜人的称呼, 带有不平等, 甚至是种族歧视的色彩, 但是中国人并未加以修正, 仍延续了日本人对朝鲜人负面、消极、贬低的称呼。在此状态下, 东北地区的中国人、朝鲜人之间始终处于文化不对等状态, 文化误读难免产生出来, 一些误读和曲解的形象以及历史记忆时至今日还有残留2。
随着朝鲜人活动范围扩大, 占用中国百姓的生产资料, 以及少部分人在中国为所欲为的行为, 更引起了中国人强烈的反感、厌恶。“日韩合并”后, 在日本人的刻意挑拨和民族分等、“日鲜一体”等政策之下, 大多数中国人认定朝鲜人与日本人是一丘之貉, 在民间称其为“二鬼子”。种种负面因素交织在一起建构起了对朝鲜人的社会集体想象, 朝鲜人的形象“丑化”“妖魔化”, 令人没有丝毫好感。
此外, 从作家的民族身份来看,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出于对故土的热爱与留恋, 作为东北作家3, 特别是男性作家常在作品中表现出异常激烈的反抗精神。同时, 他又是满族, 在其作品中常带有鲜明的对满族文化印记的追忆。而东北作为满族的龙兴之地, 民族意识更为突出。形象是由一个作者的特殊感受所创作出来的, 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当日本霸占东北, 朝鲜人大量迁入后, 面对祖先的土地被敌人、异族占去, 内心的情绪是复杂的、多样的。故此, 李辉英按照自身的期待视野来进行文化过滤和选择, 朝鲜人的形象大多都是负面的, 体现出东北少数民族作家与朝鲜移民接触时的隔阂与排斥。
3.源于作家生活环境的改变
作为社会中的人, 作家与其生活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自觉不自觉地都会在这种大背景中来解读异国 (异民族) [15]145。1931年之后, 东北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原有的社会秩序被打乱, 对异国人的仇恨、轻视、排斥、仰慕等多重复杂态度也成为中国人情感生活的一部分。1931 年, 李辉英在上海读书时, 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的消息所震动, 遂执笔为文。1932年7月底, 李辉英迂回到东北, 先后在吉林、长春、沈阳、大连等地对沦陷的故土进行了实地考察。9月底返回上海后, 以这次回乡的所见所闻为素材, 写出了一大批抗日题材的小说和散文。
《万宝山》发表于1933年, 此时“九一八”事变已过去了两年。其写作目的是号召中朝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 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争取民族独立、自由和解放。小说的结构、内容、情节基本没有脱离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左联”的创作原则, 始终以抗日叙事为主。《人世间》《古城里的平常事》《另一种交易》《夏夜》《新计划》等五篇短篇小说分别发表于1935年、1936年、1936年、1937年、1937年。这时, 东北局势又有了新的变化, 他对日本仇恨的情感没有一丝一毫的减缓反而不断加深。日本帝国主义在殖民满洲战略中决定把朝鲜移民作为伪满州国国民“构成分子”, 唆使、蛊惑、强制他们移居东北各地[4]11-12。这些朝鲜人远离故土, 成为了“无国籍者”, 对民族解放和独立感到十分渺茫。在中国、日本不同方面的打击下, 迫使他们重新选择谋生的手段。有些人成为了为争取民族国家解放独立的斗争者;有些人选择了继续种植水稻, 出卖自身劳力维持生活;有些人则为了满足生存需要, 从事非法的社会行为;有些人则自暴自弃、沉溺与享乐, 选择依附于日本人以图实现“发财梦”;又或是在日本人的挑唆、教唆下, 对中国人充满了敌意, 开展破坏活动。比较文学形象学中, 他者形象建构的同时也传递了自我关注的某种形象。这些勾结日本人的朝鲜人, 众多无业游民、心术不正的朝鲜人便成了李辉英勾勒并且批判的对象。
1936年, 李辉英举家迁往北平并成为北平“左联”的领导人之一, 写作了大量揭露汉奸与日寇勾结的通讯和散文。李辉英笔下负面的朝鲜人形象便集中在了这一时期。作家以犀利的笔触诉说着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下中国人与朝鲜人发生的诸多故事, 整合、想象了部分朝鲜人的丑恶一面, 塑造了道德品质低下的底层朝鲜人形象, 将朝鲜人的形象扭曲和变形, 极力放大朝鲜坏人的形象。因而, 必须对魅化现象给予足够的重视, 进而还原历史真面目[16]。
四、结 论
综上所述, 可以看到李辉英在其小说中对于不同类型朝鲜人形象的多样呈现。无论是爱国的农民革命者、勤劳的贫苦农民;还是专横跋扈的日本走狗、从事不法勾当的社会人员, 都是对中国人眼中朝鲜人形象的鲜明刻画。这不仅与他的爱国情结、民族主义意识以及其具有的多重身份有着强烈关联, 当时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值得肯定的是, 李辉英能够基于社会事实进行文学创作, 刻画出了一个个性格鲜明、有血有肉的朝鲜人形象。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 对他者的研究要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 要有客观、真实的认识作为前提。李辉英对于朝鲜人形象的小说创作中尊重现实、从实际出发, 全方位、多角度的对朝鲜人进行考察和了解。他很好地调节了自身在理解社会事件、手头资料和参与观察中的主位与客位、局内人与局外人的不同身份位置间的转换, 从不同角度分别切入, 以相对主义的视角对不同职业、不同情境下的朝鲜人形象予以深刻认识, 鲜明树立起相互对立的正面、负面形象, 使朝鲜人的形象显得更加真实、生动。同时, 李辉英在创作过程中也融入了自身的家国情怀。从国家属性来看, 作为一个中国人, 他凭借对朝鲜人爱国革命者形象的描绘表达了自身对于国家独立、复兴自强的渴望。而他背离乡土、在外漂泊的经历, 也与他笔下被迫来到中国东北谋生的朝鲜人有诸多共同之处, 这些背井离乡的朝鲜人形象当中也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加之, 东北是作家的家乡, 他通过不同类型朝鲜人形象的描写, 表达自己对家乡的思念与寄托, 默默地鼓舞和支持仍在东北家乡与日本帝国主义抗争的同胞, 毫无保留地宣泄着对汉奸走狗的愤恨。此外, 对于李辉英的研究, 不能忽略他作为满族的民族身份以及他对于祖国、家乡、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他小说中的朝鲜人没有鲜明的阶级取向, 只有在特定事件下产生的单纯的革命者、劳动人民、市井小人等性格、行为来划分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都是他中华民族身份、中国人民情感的另一种外显。
李辉英凭借朴实真挚的文字, 借用对朝鲜人形象的描述, 向同胞们传递着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时刻的危机感和紧迫感。通过对朝鲜人的形象塑造, 号召同胞们自立自强、团结反抗, 为自己的小家和共同的“大家”奋勇抗争。家国兴亡, 执笔者振臂一呼, 以独立、反抗、自强之精神摇旗呐喊, 以一腔热忱和满心期许实现着一个文学创作者的应尽之责。
参考文献
[1] 王宁.中国现代文学流派概观[M].成都:成都出版社, 1990:100.
[2] 徐塞.评李辉英“九一八”以后及抗日时期的创作[J].辽宁大学学报, 1988 (3) :104-108.
[3] 李辉英.万宝山[M]//金柄珉, 李存光.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2.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 2014.
[4] 郑信哲, 李文昕.朝鲜族史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5] 金哲.浅谈东北作家群作品中“他者化”的朝鲜人形象[M]//金柄珉, 李存光.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2.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 2014:429-433.
[6] 刘艳萍.中国“东北作家群”小说创作中的韩国形象[J].东疆学刊, 2019 (2) :54-60.
[7] 李辉英.人世间[M]//金柄珉, 李存光.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2.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 2014.
[8] 李辉英.古城里的平常事件[M]//金柄珉, 李存光.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2.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 2014.
[9] 李辉英.另一种交易[M]//金柄珉, 李存光.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2.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 2014:313.
[10] 李辉英.夏夜[M]//金柄珉, 李存光.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2.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 2014.
[11] 朴宰雨.现代中国小说中的韩人形象[J].当代韩国, 2004 (1) :64-67.
[12] 王言锋.谈东北近现代小说中的朝鲜人形象[J].社会科学论坛, 2010 (22) :67-70.
[13] 曹顺庆.比较文学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5:207.
[14] 金虎雄.来华朝鲜人离散文学研究[M].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 2012:237.
[15] 崔雄权, 张克军.比较文学与中韩文学关系史[M].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 2017:145.
[16] 倪卓.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中的赋魅与祛魅——以朝鲜族诗人尹东柱及其故居为例[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 2016 (6) :35-40.
注释
1 参照刘艳萍:《中国“东北作家群”小说创作中的韩国形象》, 《东疆学刊》2019年第2期。详细的作家、作品及收录出版情况, 可见金哲:《浅谈东北作家群作品中“他者化”的朝鲜人形象》, 金柄珉、李存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8》, 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 第427页。
2 目前, 关于20世纪30、40年代东北朝鲜人的研究多集中在朝鲜族迁移史和东北近现代史方面, 围绕朝鲜人迁入中国后,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 日本政府、北洋政府、"伪满洲国"政府的统治政策, 朝鲜人所受的迫害为研究中心。但相关着作和学术论文几乎没有涉及中国各阶层对本时期朝鲜人实际态度和误解的记录。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
3 李辉英为今吉林省永吉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