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雕塑艺术形成于古代印度，最初“无佛”时期的佛教雕塑是采用象征性手法，通过佛足印、法轮、菩提树、宝座等作为佛陀的象征和信徒礼拜的对象来替代性地表现。大约在公元1世纪前后，在贵霜时代的犍陀罗地区和马图拉地区创作出具有“人形”的佛陀造像。
一、西化的犍陀罗佛教雕塑。
犍陀罗地区位于古代印度的西北部，即今天的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的一部分。历史上是东、西民族冲突和文化交融的舞台。先后有波斯人、希腊人、塞卡人、大月氏人等侵入，同时也带来了各自的文明，使外来的文化艺术与印度本土的文化艺术产生了交流、融合。特别是亚历山大东征后带来了希腊化的文明，至此，希腊艺术与印度艺术的融合成为犍陀罗雕塑艺术的主旋律。犍陀罗佛教雕塑艺术的兴盛是在大月氏人统治的贵霜时代。
大约在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分为大乘和小乘。大乘佛教背离了禁止偶像崇拜的原始教义，认为释迦牟尼是作为宇宙中至高无上神“如来”的化身之一来普度众生的。即，释迦牟尼是人格化的神。而这正与亚历山大东征所带来的希腊化文明“神人同形”相吻合。于是，在贵霜时代的佛教艺术中创造出具有“人形”的佛陀形象。这种犍陀罗式的佛教雕塑是在原有印度的佛教造像基础上融入了希腊·罗马成熟的雕刻技术。为此，犍陀罗佛教雕塑又称为“希腊·罗马式佛教雕塑”.现在收藏在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中的《迦腻色迦金币》（白沙瓦沙基奇里德大塔遗址出土）通常被认为是最古老的犍陀罗式佛教雕塑之一（图1）。金币正面是双肩冒出火焰，身着游牧民族装束的迦腻色迦王，背面是佛陀的立像。这可以从立像右侧的希腊字母铭文“DODDO”得到印证。佛陀立像后有背光，头顶生有肉髻，身着罗马长袍式通肩僧衣，左手握着僧衣折边，右手施无畏印，体现出早期犍陀罗佛教雕塑的特征。
由于佛是人历尽苦难修行得道，大彻大悟后而取得的正果，所以佛的形象是常人但又不同于常人，具有常人所不具备的“三十二相”.如头顶肉髻相，眉间白毫相，手足缦网相等。同时，古代印度艺术家还创造出说法印、无畏印、与愿印、降魔印、禅定印五种手势，并通过站姿和坐姿的变化来传达佛的丰富情感。
犍陀罗佛教雕塑在印度传统造像药叉的基础上大量借鉴、融合了希腊罗马的写实主义雕刻技法，将佛陀、菩萨等形象以理想的形式表现出来。巴基斯坦拉合尔博物馆收藏的《佛陀立像》是标准的犍陀罗式佛教雕塑之一（图2）。人们透过厚重的罗马长袍式僧衣，能够看到佛陀的站姿延续了希腊雕塑的动态表现。佛陀右腿直立，承担着身体的重量，左腿弯曲，使整体造型产生略微的动势，打破了身体直立产生的僵硬感，增加了作品的动感。此尊造像给人感觉到佛陀正在说法，亦或降魔。实际上，印度佛教雕塑的这种动态造型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巽伽时代的巴尔胡特佛塔的药叉造型中已经展现出来。与拥有护法身份的药叉相比，犍陀罗佛陀立像的宗教氛围更加浓郁，呈现出庄重、沉稳、静穆的气度。佛陀背后附有毫无装饰的头光，但对佛陀本身的塑造却运用写实的手法并辅以线刻，将波浪式的卷发整齐地束在头顶并延至肉髻，展现出富有节奏的形式美感。佛陀面部造型继承了印欧语系雅利安人的特征，脸型略圆，嘴唇、鼻梁、眉弓被整理成简洁明快的面块，棱角分明。特别是笔直的鼻梁被塑造成希腊式的通天鼻与额头连成一体，加大了面部的纵向深度，增强了形体的立体感。佛陀半开半闭的双目透露出智者的深邃，紧闭的双唇、内敛的嘴角又显现出圣人的威严与包容。在衣纹的处理上，犍陀罗佛教雕塑借鉴了希腊雕塑的表现手法。佛陀身着通肩大衣，颈下肩部偏左动势的“U”形衣纹与胸部偏右动势的“U”形衣纹形成呼应，静态的上半身显现出动态的变化。下半身的“U”形衣纹因为微微抬起右腿的缘故，产生出偏左的动势。人们可以透过排列有序、深浅变幻、自然流畅的衣纹线看到人体的结构及变化。以上诸多特征形成了犍陀罗佛教雕塑的造型风格。
二、本土的马图拉佛教雕塑。
在公元1世纪贵霜王朝时期的犍陀罗地区诞生“人形”的释迦牟尼造像的同时，位于印度北部恒河支流的耶木纳河西岸的马图拉地区，也开始进行具有“人形”的佛陀造像创作。马图拉是连接印度北部和中部的交通枢纽，自古以来就是商贸往来的中心要道，也是婆罗门教、耆那教、佛教等各种宗教活动的中心。与希腊式的犍陀罗佛教雕塑风格不同，马图拉的佛教雕塑是在继承印度本土本民族的药叉像基础上进行创作的。现存于萨尔纳特考古博物馆的《马图拉菩萨立像》是马图拉早期佛教雕塑的代表作品之一（图3）。由马图拉特有的红色砂岩雕成的菩萨像虽然失去了右臂，眼、鼻、嘴等五官的损坏也比较严重，但是从其粗犷雄武、强劲有力、充满体量感的造型来看，与印度固有的药叉像一脉相承。这可以从出土于帕尔卡姆，收藏于马图拉博物馆的《药叉立像》得到印证。药叉虽然双臂已失，但其粗犷厚实的体躯，宽阔圆满的双肩，浑圆隆起的腹部，粗壮有力的双腿等仍然体现出强劲的力量感。在最初创作释迦牟尼的形象时是没有具体的佛教造像可以参照的。同犍陀罗佛造像吸收由亚历山大东征所带来的希腊罗马雕塑造型一样，马图拉的佛陀造型借鉴了印度固有的药叉造型，在药叉像的基础上施以佛“三十二相”的特征使其成为最初具有“人形”的佛教雕塑。近3米高的菩萨像身着呈露出右臂的偏袒右肩式僧衣，透过排列有序、疏密相间，辅以阴刻线手法表现的衣纹线可以看到人体结构及动态变化。与犍陀罗佛造像单腿承重的“S”形造型不同，马图拉菩萨立像是双腿叉开直立共同承担身体的重量，强调的是稳重端正的正面律。在这古朴的正面律中，马图拉佛造像又在寻求着变化。其向前挺起厚实的胸部，端起宽阔的双肩，特别是左手握拳强有力地置于腰部，全身肌肉绷紧，整个雕像呈现出一股向上之势，充满生命力，较之犍陀罗雕像更加显得充满活力。
不同于犍陀罗佛教雕塑面部呈现西方式的雅利安人特征，马图拉佛教造像是以印度本土人为模特进行创作的，面部造型呈现印度本民族的特征。乔巴拉出土保存在马图拉博物馆的《佛陀头像》是典型的马图拉式造像（图4）。佛陀面部呈方圆型，面颊丰满，额头宽广，发际线被整理成一条弧线，头发向上拢起束成三段式的卷贝形肉髻，肉髻上的发丝被处理成排列整齐的环线。鼻子虽然破损，但是从残存部分仍然可以看出鼻梁原有的挺拔，与月牙般弯曲隆起的眉弓连成一体，棱角分明。两眉间被雕刻成一个圆洼，可以推想当初应该是镶嵌琉璃宝石类来体现白毫相。与犍陀罗佛造像半开半合的双目不同，佛陀双眼全睁，目光前视，上下眼睑线雕刻成锐利的弧线，透过眼睑，眼球的形状清晰可见。上下嘴唇棱角清晰、厚重而富有弹性，嘴角上翘呈现出古风式的微笑。耳垂拉长，体现出佛陀不同常人的面相。
总的来说，佛教自创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佛教雕塑艺术作品中，没有出现使用具体“人”形象来表现释迦牟尼，而是使用象征性手法，通过佛足印、法轮、菩提树、宝座等来替代性地表现。大约在公元1世纪前后，在贵霜时代的犍陀罗地区和马图拉地区几乎同时出现了具有“人形”的佛教雕塑创作。犍陀罗佛教雕塑是在印度土着宗教信仰的基础上采用希腊罗马雕塑的雕刻技术来塑造佛陀形象，身着罗马长袍式厚重僧衣，面部造型具有西方雅利安人的特征，造像整体呈现出庄重沉稳、静穆内敛的气度。马图拉佛教雕塑与印度固有的药叉像一脉相承，身穿薄衣，偏袒右肩，面部造型呈现东方印度本土人的特征，造像整体强劲有力充满活力。印度的佛教雕塑艺术形成后传播到整个亚洲乃至世界，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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