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 5 月 4 日，第二届南京电影论坛在南京艺术学院影视学院拉开帷幕。继 2013 年举办的首届两岸三地民国电影学术研讨会之后，在此次论坛中，两岸学者再次聚首，就“民国电影”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中国电影展开讨论，追溯过去，思考当下，展望未来。此次论坛由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民国电影研究所与南京艺术学院电影电视学院主办，在为期三天的活动中，先后举行了学术论坛:“民国电影中的时尚、文化与精神”、创作论坛:“当代电影创作中的民国元素和情怀”、院线论坛:“南京电影院的前世与今生”三场专题研讨会，下面分别介绍。
一． 学术论坛:“民国电影中的时尚、文化与精神”。主论坛与六个分论坛分别围绕“电影文化与电影业”“电影报刊研究”“电影人物研究(导演、编剧、摄影)”“电影公司研究”“电影明星研究”“电影个案研究”等方面展开。
(一)修史观念与研究方法
民国电影研究是中国电影史研究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而如何在多元视角下不断发掘史料、还原“民国电影”真实，如何构建正确的史观并明确研究方法，是当下民国电影研究中亟待讨论的问题。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成员、秘书长、研究员饶曙光教授反复强调了编纂《中国电影通史》的重要性，并指出:“再写历史”不是“颠覆历史”，而是要“承前启后”。谈及中国电影史研究及写作的进展时，饶曙光教授介绍了包括史料的发掘和发现、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深化与细化，以及研究队伍的扩大与优化等几个方面。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郦苏元教授阐述了“民国电影”学科建立的意义及研究方法，他认为“民国电影”的核心是“民国视野”，是在突破传统研究建构和框架基础上开辟出的中国电影史学新生面，其研究必须与整个民国机制相联系。民国社会现实具有复杂性，将电影重置于原本的历史背景中则意味着承认并尊重其背景的特性。著名画家、作家、文艺评论家陈丹青先生肯定了作为“市场的”、“娱乐的”以及“明星制”的民国电影，并提出民国电影不应止于 1949 年，而应延伸至 1964 年左右的观点，谈到其间的中国电影仍为“民国人”的电影，即好电影由民国的班子、民国的导演、民国的演员完成。
(二)电影批评与理论研究
在当下的民国电影研究中，民国时期报刊与杂志成为重要的史料来源，理论、批评文献的采集与阐述构成了电影批评及批评史的重要内容。民国电影研究所所长、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陈山教授以卢梦殊、青年田汉和刘呐鸥的电影理念为例，阐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掀起的电影理论狂飙是全球社会经济危机激起的新兴电影运动的精神反拨”的观点。他认为，在时代震荡中崛起的新生代电影艺术家和理论家不约而同地以欧洲先锋电影思潮为参照系，将电影艺术从其它艺术门类中剥离出来，聚焦于电影的本体。南京艺术学院郑娟副教授围绕“唐纳的电影情缘”进行了观点阐述，列举了唐纳以自己的文字和身体力行的实践为早期电影做出的重要贡献。南京艺术学院硕士张丹在文献采集与整理基础上，提出陈大悲的电影批评、理论与译介话语，以及通俗剧电影实践丰富了民国时期电影文化重量的观点。南京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汤嘉卉对周瘦鹃在 1920 －1930 年代的电影批评进行了梳理，提出“周瘦鹃的电影活动中最有价值的是他的电影批评”，并从周瘦鹃的电影文字中来探寻中国早期电影批评从无到有的产生过程。南京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施丽佳以鲁思的《站在影评人的立场上驳斥江兼霞的 ＜ 关于影评人 ＞ 》为研究文本，对其批评模式及方法进行了阐述，总结了鲁思批评的意义及影响。
(三)历史回溯与作者研究
在针对影人生平与作品回顾的讨论中，与会者纷纷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早期电影人朱瘦菊的外孙朱正心先生追忆了朱瘦菊的生平与电影活动，展示了珍贵史料。太仓市作家协会主席凌鼎年以“民国时期太仓的三位电影人———朱石麟、倪红雁、蒋天流”为题进行探讨，阐述了三人的生平与电影事绩与海派文化对近代太仓文化的影响。南京师范大学蒋俊副教授以《遥远的爱》等电影作品为例，深入探寻朱今明 1940 年代摄影作品中呈现出的中国电影影像之美。青岛日报社良友书坊主任编辑臧杰先生通过梳理许幸之在民国时期作为画家、导演、诗人的人生经历，分析了其不同文化角色的成因，借此探究了民国知识分子文化身份的养成与时代风云、个人抉择之间的关系。安庆师范学院讲师李贤年提出陈白尘的三部电影剧作融合了幽默喜剧和讽刺喜剧两种品貌，兼顾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并认为鲁迅的创作观念对陈白尘有深刻影响。南京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冉阐述了曾担任电影杂志的编辑翻译、编剧导演、电影制片与影院高层管理者的陆洁早期电影实践，认为陆洁的多重身份不仅仅是他自身才华的彰显，更是中国电影发展历史上独具慧眼的必然转身。南京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戴金玲就程小青电影作品中悬疑情节的设置、情节的编排及对女性角色的关怀，肯定了他在我国早期电影史上产生的重要影响。南京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刘楚仪从中国传统文化、明星公司塑造的旧女性形象范式以及女性主义等方面解构了包天笑所编剧的电影，分析了包天笑电影中所描写的女性形象的特征，阐释其风格形成的原因。
(四)电影机构与影业研究
电影生产机构与产业研究也是与会者关心的议题。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宫浩宇从“政训处电影股”出现的背景和诱因、成立时间、制片活动与特点等几个方面入手，论证了在扩充为中国电影制片厂之前，军事委员会政训处电影股即频繁活动、所摄影片甚多的事实。上海戏剧学院电影电视学院林黎认为通过对张善琨付诸实施的“影业帝国”梦想的考证和研究，可以管窥该时期上海电影产业的状况，从而探索上海电影产业与当时意识形态角力等问题。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王腾飞阐述了“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联”)的成立背景、资本情况、组织机构、人员与创作过程与境况。南京艺术学院陈捷教授通过对“中华电影股份公司“的成立始末、公司性质和组织机构、及其在维新政府时期和汪伪政府时期的业务开展所做的史料考证，探究在 1939 －1943 年之间，介于维新政府、汪伪政府、日本军方的“电影国策”以及川喜多长政的个人决策之间的“中华公司”，对“电影国策”的执行力度、效果及其对沦陷时期上海电影的整体影响。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季晓宇对电通公司的始末做了一次梳理，通过已有的史料线索还原并构建出它的完整面貌，以此重新评定电通公司的价值以及它在中国早期电影史上的地位。
(五)个案阐释与多元分析
通过对影片个案的多元探讨，与会者运用不同领域理论，为电影解读创造了多种可能。武汉大学艺术学系薛峰副教授以《盘丝洞》(1927)的相关报刊史料为据，考察这部影片诞生的前因后果和舆论反响，甄别色情元素的道德标准及通俗文艺的演化规律。南京晓庄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郭海燕围绕吴永刚的《神女》进行阐述，提出在女性身体的诱惑与母性的慈爱之间产生张力是《神女》的特色之一。
上海大学硕士高飞认为影片《万紫千红》一方面可视作导演方沛霖对于歌舞类型片进行的一次具有开拓意义的探索和尝试，另一方面也是电影工作者在世事乱象中保全艺术血脉的一种策略选择。北京大学博士后李九如以对 1930 年代初期现代性公共话语的考察为基础，探讨了《体育皇后》的身体归训与此一时期身体公共话语之间的关系。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岳凯华认为外国文学改编片在民国电影史上并不鲜见，但建立这种姻缘的基石却是林译小说《茶花女》。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张隽隽认为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名剧《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与洪深有着密切的关系。上海戏剧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培雷以 1939 年上海上映的新华公司出品影片《武则天》为例，分析了影片中的演员/角色对应机制、背景及其表演效果，进而说明“孤岛”时代上海电影工业，明星机制与文本生产之间的关系及所处时代语境下的应对策略。南京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刘志强根据万氏兄弟《铁扇公主》的创作背景，理清其筹备及创作的时间脉络，试图解释“铁扇公主”的时代诉求，进一步确认影片在“孤岛”时期的影响及对于中国动画事业的意义。南京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蒋敏以范烟桥于1946 年编写的影片《长相思》为切入点，结合其 1947 年发表于《礼拜六》杂志的文章《我写“长相思”》，阐述了抗战胜利背景下范烟桥的电影创作思想及变化。
(六)时代背景与文化研究
放眼中国电影史，特定的文化时态在作品中留下了诸多印记，研究者观照历史，从而对影片进行更为透彻的解读。西南大学虞吉教授以“民国电影:‘良心主义’的美学建构与延传”为题进行了阐述，指出了“良心主义”的审美功利主义实质，及其作为民国电影 37 年历史延传潜抑的主线闪现出的民族电影光泽。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侯凯认为上海虹口地区是中国电影事业的发祥地，也是上海早期影院的集中建址区域。西南大学刘宇清教授借助陈力(Jay Leyda)在《电影:中国电影与观众》中“通商口岸内的发展(1912 －1927)”这一中国电影史的历史分期方式，将民国初年中国电影从无到有的艰难历程，置于“通商口岸”的特殊语境之中。上海戏剧学院万传法副教授提出上海城市研究以及相关现代性的讨论已渐渐成为学界的显学之一，但其核心词仍然是城市、文化及现代性，而不是电影。南京师范大学贾冀川教授从启蒙精神这一视角，阐述了左翼电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启蒙精神的继承与疏离。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张楷老师将电影解说现象置于电影技术发展的语境之中，探讨了电影解说的衰亡与电影技术革新之间的某种关系。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原文泰借助电影文本为载体，阐述影像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如何与现代、摩登、时尚的上海发生联系，并比对到现实之中，关照现代化进程与大众文化的成长。南京大学博士胡文谦认为“古装片热”1926 至 1928 年在中国影坛兴起，与美国历史题材电影的译介放映有明显的因缘关系。盐城师范学院徐红副教授利用《女律师》《空谷兰》《弃妇》等早期电影中涉及妇女“现代性”问题的重要文本，将女性解放问题放在一个宏观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加以论述。
南京艺术学院李剑副教授认为兴起于 30 年代的民国教育电影，是对 20 年代商业化、娱乐化的民国电影生态的调整。南京艺术学院宋奕老师将典型空间在影像中的出现与使用，作为民国电影影像江南空间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阐述其艺术美和文化美、历史美的关系，由此说明民族美学借助影像典型空间可以沟通艺术美与人类精神美。
(七)电影角色与明星研究
从“角色”到“明星”的分析一直是电影研究中的热点话题。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贾磊磊教授发表了以“水银灯下的阴影———民国电影的互文性呈现”为题的阐述，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电影的叙事逻辑在无形之中“修改”了他们用以指导现实的生活逻辑，并对“历史”这个“他者讲述的故事”中所展现的不同历史背景的相同人物命运、故事情节以及“叙事规律”阐发了质询与喟叹。香港科技大学荣誉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席教授陈建华先生讲述了殷明珠与但杜宇如何因电影而结缘的故事，一方面以“新材料”的发现补足了先在研究，另一方面着重对两人从影“前史”的挖掘———他们走到一起，缘自影迷星迷，他希望藉此重现早期电影文化的某些脉络。上海交通大学李亦中教授围绕民国女性从影数据、女影星关系人脉考、地域文化的动因分析等几个方面，就“中国早期女明星从影探析”作了阐发。
南京艺术学院艺术研究所夏燕靖教授以民国时期影星与改良旗袍为阐述主线，读解胡蝶、阮玲玉、周璇和顾兰君改良旗袍的穿着细节，还原了民国女性服饰的别样风采，挖掘昔日风靡上海滩的改良旗袍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中国电影资料馆策展人沙丹研究员以纪念李丽华诞辰 90 周年资料馆举办影片回顾展为契机，介绍了“魅惑与风情”的影星李丽华波折的从影生涯。同济大学闫凯蕾副教授认为对于产业而言，保持和利用明星的品牌效力，有利于整条产业链的互相支撑和后续产业的开发，是影片公司新的发展之路，电影产业模式可由此得到突破性进展。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电影学博士候选人付永春利用护照申请记录和中英文报纸报道等一手资料，在考证基础上阐述了贝兰女士的生平和事迹，并分析其创立学校的特点和对中国电影教育事业的贡献，丰富了对早期中国电影教育和电影明星制的研究。重庆工商大学张华副教授认为“女演员和作家”黄宗英的文字创作生涯远比水银灯下的生活长远与丰厚，看似简单而不经意的名号排序实则隐含了特殊历史时期的个体和社会心理。浙江传媒学院顾倩副教授认为第一位国际级华人电影女明星黄柳霜(Anna May Wong)，由于个人经历所呈现出的典型性，对于中国电影业，对于华人赴美移民史，甚至对于中国女性近现代自我意识觉醒历程，都具有接近标准，堪为近现代赴美华人历程的一种民族表征。上海大学徐文明副教授认为杨耐梅在银幕之外明星形象的公众传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成为我们认识早期中国电影明星形象传播的重要样本。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龚艳副教授指出，在沦陷期民族救亡的政治话题成为禁区，其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具有娱乐性质的“私”领域的扩张，政治的“公”领域陷入“无语”，这为娱乐业开天辟地地腾出了一个新“时空”。南京艺术学院秦翼副教授以 1938 至 1949 年前上海地区为主的报刊中关于红星陈云裳的报道，阐述了陈云裳的从影生涯，探讨女明星塑造银幕形象与报刊舆论形象的共同作用。上海大学硕士研究生池晓波，从“明星”的逐步制造及“悲旦”的强化确立、表演特色、明星形象的塑造与隐退原因分析了丁子明的银幕生涯与形象，强调了这位著名“悲旦”对早期电影的贡献和影响。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赵寻阐述了杨耐梅从名媛到演员再到商品角色的转变过程，并由此指出电影女明星的身体和都市想象在 1920 年代后期的电影作品中开始呈现更为直接也更为复杂的联系。
(八)媒介载体与学科研究
由报刊等媒介载体入手、运用跨界理论进行电影研究正逐渐成为新的热点。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张伟老师围绕“上海图书馆与民国电影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介绍了上海图书馆在近代文献收藏包括书报刊与特种文献等方面的绝对优势、文献收集主要途径和管理机构“整理研究部”的基本概况。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丁珊珊副教授探寻了电影特刊作为电影商人之“生意经”的特性及其演变轨迹，并对它作为电影史料如何开掘与使用加以探讨。南京政治学院刘永昶副教授从知识化的都市职业女性、走在消费潮流之上的女性、健康的身体与自由的心灵等方面诠释《良友画报》在现代女性内涵中的独立、时尚、美丽。南京艺术学院讲师孙慧认为“电影中的广告传播”研究是丰富中国电影史内容、拓展电影史外延的过程，是电影学与营销学、广告学、传播学的跨学科互动，也是针对中国电影的一次追溯历史、启迪当下的尝试。南京艺术学院周隽副教授认为在纪录片以及专题栏目中开辟口述历史栏目，整合利用全媒体的资源，不仅有利于历史的深度发掘和再现，而且有利于受众知识的更新和提高。
(九)怀旧故事与历史再现
台湾艺术大学廖金凤教授以《南京! 南京!》《白鹿原》《一九四二》影片为分析对象，藉由“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与“创新传统”(invention of tradition)两个社会/文化研究的概念，探讨中国当代电影触及一个民国故事时可能遭遇的困境。上海戏剧学院石川教授运用法国理论家亨利·列菲弗尔(Henri Lefebvre)关于空间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的论述，透过解读三个不同版本的舞台剧与影片《七十二家房客》场景造型经验及其与周星驰《功夫》中“猪笼城寨”场景的比较分析，讨论影片题材、地景的相似性(相关性)及其互文关系，并结合近代沪港城市历史，分析两地都市景观(landscape)如何被纳入电影叙事，成为城市现代性经验与地域性集体记忆的视觉符号。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高凯通过影像分析与城市文化的角度，重点考察电影中的上海影像与上海城市文化、形象的关系。南京艺术学院讲师杨华认为影片《一代宗师》在人物角色塑造、演员内心的推拿定夺、民国背景环境气氛的铺设营造、打斗场景的细节展示方面，都弥漫着一种电影化的诗意情节，可以称其为诗意功夫片。
二． 创作论坛:“当代电影创作中的民国元素和情怀”。创作论坛由著名编剧、策划人史航主持，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陈丹青对话许鞍华”，特邀了香港著名导演许鞍华以及著名画家、作家、文艺评论家陈丹青就“民国电影与民国范儿”展开讨论。第二部分是“徐皓峰:何谓武侠精神”，著名编剧、导演徐皓峰以及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吴冠平教授就“武侠精神”进行了探讨。论坛的两个部分都涉及到当代电影创作中的民国元素以及相关创作中的困境，与会者也表达了当下对于“民国想象”的诸多思考。
(一) 民国电影与民国范儿
第一部分的讨论围绕“民国时期的人和事”进行，许鞍华、陈丹青两位嘉宾娓娓道来，在互动中阐述自己心中的民国，主持人史航将之称为一种“互相提醒”。话题最先围绕许鞍华导演的《黄金时代》展开，史航解释了电影名字的来源:萧红在与萧军的通信中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并将当下成为自己的“黄金时代”，这是萧红个性中倔强的体现，而“黄金时代”其实就是每个人最好的时光。许导演表示赞同，并说自己正是被萧红这一历史人物所感动，感到“所有艺术之所以称为艺术的一个点，就是艺术家对某一件事情的看法，那种透视力。”言谈中透露出对民国时期文人精神世界与言行风骨的赞赏。陈丹青先生说港台导演更为朴实，在作品中透露出的自尊和重量，正是令他欣赏的艺术家的“气息”，而此前流传的所谓“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说法则被认为是一种谬论。对此，许导演则谦虚地表示自己曾为内地导演陈凯歌的《黄土地》和台湾导演杨德昌的《海滩的一天》所折服，在她看来，香港导演的进步空间还很大。
在谈及《黄金时代》的拍摄过程时，许导演表达了自己对剧本的喜爱，认为拍摄这部多达三百场戏的电影既像一场对自我的考试，又是一种新奇过瘾的体验。许导演详细介绍了选定演员王志文来扮演鲁迅一角的过程，并分享了自己的阅读体验和成长经历，被陈丹青先生称赞为“非常宝贵的经验”。在《黄金时代》中，鲁迅不再是那个被符号化的历史人物，而是一个生动、鲜活、充满人性的民国角色，许导演对王志文的表演也大为肯定。
(二) 何为武侠精神
讨论的第二部分围绕电影与现实当中的“武侠精神”展开。徐皓峰先生最先谈到《一代宗师》电影成型的源起与自己和导演王家卫的共同探讨剧本创作的过程，徐皓峰认为电影的本质就是展示生活，因此，在《一代宗师》这部看似严肃的电影中出现了不少轻松幽默、充满生活气息的段落，这样的处理也正是他与导演王家卫达成共识的结果。提到武侠与民国，吴冠平教授阐述了自己对于《一代宗师》后半部分中所表现的武人南迁、蜗居香港的现象的解读，他认为武林南下是民国的延续，也是一个时代的故事。
对此徐皓峰表示赞同，得益于多年的文学创作积累，他对武侠小说与电影有着独到的见解。徐皓峰认为，武侠小说所传承的是中国神话故事的人物形象，与现实中的武行是大相径庭的，而在民国时期，这两种形态被融为一体，从而诞生了人物如神仙鬼魅般行走打斗的武侠片，后来的港产武打片即是受到此时视觉审美的影响。武侠的精神和传统在电影中得到呈现，但是现实中的武人经历却并非坦途，由于历史的原因，武行在某一时期遭到重创，风光不再，西方文化的传入与传统文化的溃退使一个时代中人的生活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武人如此，文人更甚。
三． 院线论坛:“南京电影院的前世与今生”。院线论坛由万达影城南京地区总经理薛可悦主持，主要围绕南京地区电影院的经营现状、南京地区建立艺术院线的可行性等方面展开交流。论坛邀请了南京地区各大影院的院线经理、全国多条艺术院线的策展人及影评人参加。
关于南京地区院线的发展现状，各大影院代表都阐述了院线运营的境况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中影华东区运营总监高禹燕先生认为，2002 年国家实行院线制改革以后电影票房的快速提升是源于国家对电影产业的扶持。电影的建设必须体现出以人为本和人性化服务的理念，而宏观看来，目前影院的建设与发展还是存在失衡的现象，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东方院线副总经理陈卫说，自 2002 年 6 月份成立院线至今，荧幕已突破两万块，这个巨大的变化离不开国家的优惠政策和资源支持，但国内的观影人数调查统计显示，院线的建立和发展还是存在不平衡，而普及影院与培养观众观影习惯则是目前要达成的目标。
关于南京地区建立艺术院线的可行性，上海电影博物馆策展人、上海戏剧学院石川教授提出，市场仍然是整一化的市场，现今电影的所谓“高票房、低口碑”的现象，正是因为缺少一个多元化或分众化的市场，导致观众的选择过少、无法满足多元化需求。这就要求从体制、运营模式、政策、管理等多方面做出改变，不但要提高电影产量，也要提高创作质量。“后窗放映”策展人卫西谛认为国内有一些影片的差异性非常大，就是那些在国外获过奖却因为商业原因无法在国内上映的影片，它们无法以类型划分，也无法通过明星来获取关注，但是这类影片的差异性和吸引力是成正比的，即使是在商业氛围浓厚的环境中，小众影片也应该以其艺术价值而获得应有的支持。“迷影网”策划人、东北师范大学李洋教授认为院线问题是一个文化政治学的研究课题，能反映国家对电影的态度。通过比较欧洲各国艺术院线的发展历程，他提出了我国艺术院线发展中的多种可行方案。中国电影资料馆策展人沙丹以资料馆的放映活动为例，说明了当今艺术电影的发展困境不在于观众的缺乏，而在于资源的不均衡分配。片源与版权是关系到电影发展的两个重要问题，而国家政策的扶持也是必须的条件。“迷影网”影评人木卫二从自身职责出发，呼吁影院做出尝试，不仅在硬件上推广，也要在创作上支持艺术电影的发展。南京工人影城总经理林捷女士结合影院的经营理念与发展现状进行说明，强调要求电影实现分级制，并提出愿意提供平台，为艺术院线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上影国际影城南京总经理张华以艺术电影在院线的票房情况为例，坦陈了艺术院线经营之难。卢米埃影城总经理赵丹丹介绍了卢米埃影城与中国独立影像展的合作过程，分析了普通院线中同质化的竞争影片太多、以至于对艺术院线的发展造成冲击的可能性。
幸福蓝海市场营销部的营销总监张晓刚以《白日焰火》的投资发行为例，分析了艺术院线运行的可行性与所需条件，他指出，除了需要观众提升水准外，电影后期的宣传与发行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讨论中，针对大华大戏院这一个案，与会者也各自发表了不同意见。南京资深影评人舒克先生早在 80 年代就是南京市影剧公司的影评员。他认为国内院线目前存在同质化竞争的问题，因此必须重新规划院线的构建，以保证电影市场健康发展。江苏东方院线、新希望院线董事邱正选作为南京大部分电影院的改造工程以及近期大华大戏院改造的参与者，提出了特色电影的开发和影院技术化、信息化的建议，以应对市场的变化。UME 影城南京总经理杨幸福介绍了影城的发展史及经营理念，展示了把中国电影推向国际化的决心，他提出，企业文化的推广和落实有票房业绩的稳定与增长。大华大戏院的杨长茹女士以影院建立以及成为江苏省文物建筑的事例，分析了大华大戏院在经营中的优势及局限，同时提出了影院在未来发展中的多种可行方案。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副主任刘浩东对院线论坛做出总结，他认为电影的发展处在一个市场化的环境当中，因此必然需要以理性的眼光看待，在相关政策的扶持下，中国电影的发展前景和市场规模都是十分乐观的，但是院线发展中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风险，因此，影院的建设和发展、技术的提高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综上所述，民国电影研究必须在树立正确的史观与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进行，而无论是电影的创作者、研究者还是院线的运营者都将在对电影充满热情与希望的探索中获得令人欣喜的成果。在讨论中，来自不同领域的参与者从自身研究出发，通过观照个体生命的历史记忆来呼唤对当下的关注、寻找前进的方向，这正是南京电影论坛举办的初衷，而返璞归真的情怀和还原历史的学术追求还将通过这个平台传播到更广的人群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