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蕴含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的儒家伦理道德文化，涵盖了世界先进文化的核心内容和思想精髓，符合世界文化发展的自然规律，必将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
儒家对于道德教育的理解是深刻而广泛的。道德教育目的在于通过道德上的先觉者对其他人施加系统的影响，培养其理想人格，造就其内在道德品质，调节其道德行为，最终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和社会风气。道德教育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对教育对象的作用具有潜在性、隐蔽性和持久性，所以道德教育是一个过程，主要可概括为知情义信行，即:提高道德认知，陶冶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树立道德信念，形成道德习惯。本文主要从陶冶道德情感的角度，分析中国儒家早期的道德教育内容。
情感是主观的，是人所共有的，它包含丰富的内容，比如亲情、爱情、友情、物欲之情，但每个人情感的表现方式都不尽相同，不同的人们之间通过情感交流和沟通可以达成共识。儒家讲的情感，都是与礼仪道德联系在一起，就像孔子肯定《诗经》中所描绘的真挚的爱情，更加赞扬“发乎情，止乎礼”的做法，认为这样既符合人的天性，又不违背礼仪道德，是理想人格的完美表现。道德情感属于道德教育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在人们对道德知识和道德要求有一定的认知前提下，进一步提升从内在对道德要求和行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通过情绪表现出来，最终反过来引导道德认知，并控制调节道德行为。儒家的道德教育十分注重对人们内心的真实情感的陶冶，将道德情感视作培育理想人格的积极因素。同时儒家的教育家“也很重视道德情感阶段在培养学生道德品质中的作用。他们认识到，任何道德品质都包含有认识和情感的两种因素，只有认识而没有情感的因素，或者只有情感而没有认识的因素，都是不能构成某种真正的道德品质的。”孔子所使用的道德教育方法是“寓教于乐”，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如此化外在为内在，化被动为主动。
又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在孔子看来，学习是快乐的，道德实践本身也是快乐的，这种快乐不会因为他人是否理解而有所改变。通过对道德情感的陶冶来丰富人内在的道德本性，并渗透到人的精神世界。早期儒家道德教育从“仁”“礼乐”人性论等中心思想上，培养和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感。
首先，从孔孟所推崇的“仁”这一中心思想来看，儒家将仁爱置于其道德思想的中心地位。论语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也可以理解为推己及人，即情感发展为将自己内在情感与他人情感相连。虽说儒家的“仁爱”区别于墨家的“兼爱”，是一种以中国传统的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维系起来的有亲疏差别的道德情感，但孔子依然强调“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将自己对亲人的爱步步推广成爱天下人民。因此，没有“仁者爱人”的情感表达，也无谓具备起码的道德水平。而且，个人要通过不断实践，将朴素情感升华为高级情感的理智感和审美感，促进道德感发展，提升道德情感的高度。
如果说道德认知是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及“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么道德情感就是使人们切身地感受到“我要这么做”。孔子特别强调这种道德自觉，认为只有具备了一定道德情感，才能自觉地履行道德义务。正如论语所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孔子所乐、所忧全是围绕“仁”，这就属于一种极其纯粹的道德情感，同时孔子又在时时处处地自然流露。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同时更加强调道德情感的作用，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言下之意在于如果一个人不具备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些道德情感，就不配称之为人。
孟子以道德情感来界定人，认为人的道德情感是源于人自身内在的，开启儒家思想重情的道德思想传统。
其次，从“礼乐”的角度上看。在儒家伦理中，明确地指出道德教育的起点就是对于“礼”的学习，同时儒家的道德教育以礼乐为主要手段，早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孟荀都对礼乐教化进行了大量的理论阐述。孔子主张人格完善的过程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只有《诗》兴起，人的道德行为才能合乎礼，还必须以乐陶冶人的道德情感，形成完善的人格。寓教于礼，寓教于乐，文学和音乐作为陶冶人们道德情感的重要手段，可以提升人的思想，拓展教育的渠道。孔子认为读《诗》可以激发人们的道德情感，修养德行。此外，乐作为“六艺”之一，被儒家认为不仅能够反映人的情感，更能够塑造人的性格。荀子在《乐记》中也曾说:“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来明确“乐”在道德教育中陶冶情感，移风易俗的作用。
再者，从人性论的思想上看。通过《论语》可以看出孔子并未对人性多做谈论，而是时常谈论欲。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里除了“立仁”“达道”等道德追求外，也包含了一己私欲。又如“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所说的，人的天性都是相近的，只有后天的“习”才是不同的，可改造的。如何良好的改造“习”，孔子说:“里仁为美，君子择必处仁”，(《论语·里仁》)“则其善者而从之”(《论语·述而》)，就是强调良好的环境和榜样对人学习的影响。因此孔子在对弟子的道德教育过程中注重用具体的道德形象来陶冶学生的道德情感，诸如尧、舜、禹、景文公、齐景公、卫灵公等，以他们去感染学生，为学生树立良好的具体的道德榜样，激励他们去追求君子和圣人的道德境界。
孟子主张性本善，认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之所以会出现恶，是由于人们无法做到“克己复礼”，无法克制自己对物质的欲望和情感，终被各种物欲、妄念所侵害。因此孟子主张“修心”，通过“养浩然之气”在心中蕴含道德情感和道德力量。反之，荀子主张“性恶论”，认为人不可能一生下来的行为就符合道德规范，就是善的，善是后天的教化养成的，而不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和封建统治秩序的恶才是人的本性，一如“人之性恶，化性者，伪也。”(《礼论》)同时，人能够自觉地将自己的人性进行自我化迁，靠礼义、师长、学习和环境形成主观的道德情感，从而达成良好的道德修养，由恶转善。
虽然孔孟荀在人性论上的观点不尽相同，但目的都在于提醒人们去恶存善，孔子“修己”，孟子“修心”，荀子“修身”，殊途同归。社会的道德规范只有通过一定的修养方式，才能内化为人们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
任何道德行为和道德品质都包含着道德认知与道德情感两方面因素，二者缺一就无法构成完整的道德品质。道德情感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道德评价和道德实践中潜移默化地形成的。纵观早期儒家的道德教育，十分重视道德修养与道德情感的陶冶，其道德教育理论和方法，对我们进行伦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至今仍有很大的影响启发和利用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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