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古代的学术思想受到汉文化的巨大影响，呈现出亦步亦趋的特点，即中国的学术思想亦源源不断地向朝鲜半岛传播并为其吸纳，朝鲜半岛的学术思想自然紧随中国学术思想的变化而变化。虽然朝鲜半岛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有其自身的特点，但始终不能摆脱中国对它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汉唐至宋元，中国对朝鲜半岛思想方面的影响从来没有中断过，而朝鲜半岛也至始至终对中国思想方面的发展变化予以密切关注，并及时地引进、消化、吸收，并结合其自身的特点融合、取舍，从而形成其独特的文化，即完成了儒家思想的本土化。正如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所说：“外来的宗教和文化要在异国落根，必须要和当地的现实社会情况和历史传统相结合，否则将不能得到立足发展。”
下面就高丽儒学做一个概述。
高丽儒学按照性质可以划分为朱子学传入之前的儒学即汉唐儒学和朱子学传入之后的儒学即朱子学两个时期。朱子学传入之前的儒学是延续新罗时期的汉唐儒学发展演变而来的。随着宋朝朱子学的勃兴，高丽儒士从元朝将朱子学引入高丽。自此开始，高丽儒学进入朱子学时代。朱子学传入之前的时期从时间跨度来讲，覆盖了高丽前期和中期。高丽前期和中期是以汉唐儒学为主，又可分为两个时期，即从太祖至仁宗（918-1146 年），为儒教兴盛期；从毅宗至元宗（1146-1274 年），为儒教衰落期；朱子学传入之后高丽则以朱子学为主。
任何思想的传承和传播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儒家思想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是在战国末期，佛教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是在372 年，道教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则更晚。三教传入朝鲜半岛之后，在不同的层面起到不同的作用。“佛教作为宗教充当自己的角色，儒学作为官僚及庶民文化大显身手，道教作为民间习俗又不可或缺。”因此，正如韩国著名学者李丙焘总结新罗儒教特点时所说：“三教之于罗代，未尝反目葛藤，互为表里，关系密切。故有儒而兼佛老者，有佛而兼儒老者，非后日儒者之局于一方之类也。”这种三教互为表里、关系密切的状况一直贯穿于整个新罗时代，并且影响到高丽的前期和中期。
整体而言，高丽前期、中期之前朝鲜半岛都是汉唐儒学，以词章之学为主。高丽前期（即儒学的兴盛期），后周人双冀居留高丽，他向高丽光宗建议引入科举。1958 年，高丽正式实行科举制度，将儒学经典列为考试科目，考试倾向于词章之学。史载：高丽光宗“命翰林学士双冀知贡举，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土。……自此文风始兴。”
高丽成宗（982-997 年在位）是高丽君王中最重视儒学的君王。987 年，成宗曾下诏：“自昔结绳既往画卦以来，北辰御极之君，南面经邦之主，莫不习五常而设教，资六籍以取规。”成宗认为：治国理家应以儒家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来教化百姓，以儒家经典“六经”来作为国家制度的规范。成宗积极效仿中国，推行“以儒治国”的政策。992 年，高丽创建了国子监。韩国学者金忠烈评价道：“成宗以儒教的王道政治作为自己的政治哲学。从此，高丽的国教不是佛教而是儒教。”
但纵观高丽王朝，佛教的势力一直非常大。崔冲（984-1068）是高丽时代著名的教育家、宰相，有“海东孔子”之誉。他创设私学，招收学生“,遂分九斋，曰乐圣、大中、诚明、敬业、造道、率性、进德、大和、待聘，谓之侍中崔公徒。”其他 11 位儒臣也效仿崔冲办私学，合称十二徒，高丽私学教育由此开始兴盛。
高丽中期（即武臣执政时期）是高丽儒学的衰微期。由于高丽朝重文轻武，文臣日益骄横，肆意侮辱戏弄武臣，终于导致了 1170年的“郑仲夫之乱”（又称庚奎之乱），从此开始了长达百年的武臣执政时期（1170-1270 年）。武臣肆意杀戮文臣，文臣几乎损失殆尽，余者也都窜入山林、寺庙，销声匿迹。由于武臣政权时代采取高压政策，导致儒风不振，人人自危，士大夫及百姓多崇佛、道，寄情虚幻，以求精神安慰。这对后世影响较大，使得佛教等思想又几乎成为全民的精神信仰。李齐贤曾描绘武人时代对儒学的影响道：“不幸毅王季年，武人变起，玉石俱焚。其脱身虎口者逃遯穷山，蜕冠带而蒙伽梨，以终余年。若神骏悟生之类是也。其后国家稍复文治，虽有志学之士，无所于学，皆从此徒而讲习之故。臣谓学者从释子学其源始此。”
由于儒士大多逃入山林，削发为僧，致使武人执政时期结束后，高丽欲大兴文治，但有学问的人大多在寺院，故当时有心向学的士人只能向僧徒学习。这也是高丽后期儒者多出入佛教的一个主要原因。
高丽后期（即蒙元统治时期），朱子学由中国南方北传并开始在元朝广泛传播。在许衡等人的大力推荐下，忽必烈也意识到朱子学对于统治的益处，开始注重提高朱子学的地位，使之成为元朝的官方哲学。而此时的高丽“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原先的儒教死气沉沉，毫无生气；佛教日益腐败堕落，再也起不到‘挽救’国运和‘收拾'人心的作用；道教也世俗化，致使高丽社会祈福信仰和宗教迷信十分盛行。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危机，安定人民之生活，迫切需要有新的统治思想。朱子学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引进并普及的。”
朱子学与汉唐儒学的空洞、浮华截然不同，朱子学具有明显的契合社会性和可操作性，它通过一系列的思想教化，构建了集实践性和现实性为一体的哲学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和所对应的权力和义务。一旦该体系构建成现实社会，则以宗族为中心的社会和以礼法为中心的价值体系的确立，必然会促使社会稳定，从而实现王权的巩固和统治阶级的顺利统治。因此，这使得高丽引入朱子学成为历史的必然。1290 年，高丽儒臣安珦率先将朱子学引入高丽并开始传播开来。
元朝于 1314 年正式恢复开科取士，规定以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为考试的主要内容。高丽遂迎来了朱子学快速传播与发展的时期。在经过安珦、白颐正、李齐贤、李穑、郑梦周、郑道传等几代人的传播与发展之后，朱子学在丽末鲜初终于成为新兴士大夫们的思想武器，他们掀起了“排佛崇儒”运动，从而奠定了朱子学成为李氏朝鲜时代官方思想的基础。
下面论述高丽儒学的分期问题：
首先，我们关注朝鲜半岛儒学的整体分期问题。这个问题韩国学者讨论的较多。韩国学者柳承国先生将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三国时代传入的汉代五经思想；第二阶段为统一新罗和高丽前期传入的隋唐文学的儒学思想；第三阶段为高丽末期、朝鲜初期传入的朱子学思想；第四阶段为朝鲜后半期传入的实学思想。这种按照儒学性质来划分的分期方法，是比较科学的。韩国学者郑仁在先生则将韩国儒学总体分为两个时期：从三国至高丽的旧儒学和朝鲜时代的新儒学（即朱子学）。
其次，我们关注高丽时期及朱子学传入之后的儒学分期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国外的学者则主要集中在韩国。按照儒学的性质，韩国柳承国先生又将高丽儒学分为两个时期，即：朱子学传入前和传入后两个时期，即：从高丽太祖王建建国至忠烈王时代为前期（918-1308 年），从忠宣王时代至高丽灭亡为后期（1308-1392）。
韩国学者金忠烈先生将朱子学传入之前的高丽儒学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罗末丽初的过渡期儒学。时间跨度从 910 年至成宗即位的 980 年。第二个时期，高丽儒学的形成期。时间跨度从成宗即位的 980 年至崔冲去世的 1070 年。第三个时期，高丽儒学的兴盛期。时间跨度从 1070 年崔冲去世至 1170 年郑仲夫之乱开始。第四个时期，高丽儒学的衰退期。时间跨度从自郑仲夫之乱开始到元宗时期的 1270 年。
金忠烈先生继续细化分期，将朱子学初入朝鲜半岛又分为二个时期：第一时期为朱子学的输入期，即从1289 年安珦引入朱子学开始至 1367 年李穑被委任为大司成；第二时期为朱子学的形成期，即从 1367 年至 1409 年权近逝世，期间开始培养朱子学者，批判佛教，朱子学在朝鲜半岛进入了理论整理与系统化的阶段。
郑仁在先生将朱子学细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传入与理解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发展与解释时期；第三个时期是朱子学的礼学化时期；第四个时期是卫正斥邪时期。
我国学者朱七星先生将朱子学传入半岛后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朱子学的传入期，即从 13 世纪末至 15 世纪末，朱子学经历了由开始传入并普及到逐渐成为统治思想的过程；第二个时期为朱子学的全盛期，即从 15 世纪末至 16 世纪，各种朱子学派开始出现，并出现了两位朝鲜朱子学的集大成者，即李滉和李珥；第三个时期为朱子学的衰退期，即从 16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上半期，朱子学日趋没落，脱离实际，限于空谈。
上述学者们的分期都有各自的道理，自成体系。
笔者因为更加关注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及被朝鲜半岛逐渐接受、传播、发展的过程及其对高丽末期、朝鲜初期社会的影响，所以在高丽儒学的分期上则更倾向于柳承国先生二分法，即朱子学传入前和传入后两个时期。笔者划分的分期是以 1290 年朱子学正式入丽作为分界点将高丽儒学分为前、后两期。对于后期即朱子学传入后的时期，又可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朱子学初入朝鲜半岛阶段，高丽学者开始引入、了解、认识朱子学；第二阶段为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发展阶段，高丽学者逐渐认同、传播和发展朱子学；第三阶段为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建构阶段，丽末鲜初的学者对朱子学的研究进入了理论建构的初期阶段。虽然高丽于 1392 年灭亡了，但对于朝鲜半岛朱子学理论的建构则是由丽末鲜初的大儒权近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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