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是先秦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的主要思想有"天道无为",相对的认识论,无条件的精神自由等。他对待生活的态度是:一切顺应自然,安时而处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因而,很多人认为庄子的思想极其消极,但我们仔细研读,会发现庄子思想也有很大的积极性,对培养中学生的健全人格有着巨大的作用。本文是关于庄子思想的论文分享，以供借鉴参考。
关于庄子思想的论文第一篇：浅谈庄子美学中的艺术创作问题
摘要：艺术创作是人类特有的、复杂的精神活动和大脑活动。艺术创作是艺术家将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体验，进行客观现象与主观审美感受结合，运用艺术语言和艺术技巧转化为具体的、生动的、可感知的艺术形象。关于艺术的界定和艺术创作的过程又是复杂的，艺术创作则又根据不同的艺术家，不同的艺术种类，不同的创作方法，使艺术最终的结果复杂多样。道家美学中的“逍遥”“无为”的态度与追求也揭示了当时自然艺术创作的特点——无意识。
关键词:艺术创作;道家;无意识;庄子;
一、道之存，存于心
道家思想的形成由老子、庄子二人的思想而得。“道”既作为中国传统的宗教而存在并影响后世，道家的美学思想也为艺术的创作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庄子曾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是不形乎？道不当名。”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道，作为宇宙存在的最高真理，是不可听闻的，耳朵若是能够听到的便不是道；道是不可见的，眼睛若是能够看到便不是道；道是抑或是不可言说的，若是能够言说的便不是道；使形之所以能成为形的，其本身应是无形的（即指道）。道之实质与名也是不相应的。庄子认为，道不可命名，若强加命名，就被限制成一处，成为书本上的死道理，而不同于真正的道。道是超脱物外的存在，不论以何种方式为它命名，都不可能达到一种名实相符的程度。
显而易见，道，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信仰而存在。不可言说，不可听闻，仅可感知。那如何让人感知到“道”的存在，庄子又提出“心斋”“坐忘”这两个重要范畴。何谓心斋？
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由此出处，听闻见识受制于感官，心思想法被符号束缚，唯有摒弃这些，才能成就无为的虚静之心境，而后才能感应天地万物之有灵，拂照世间万物，达到庄子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种不强调主、客体关系的逍遥境界。“道”作为道家思想的最高真理，“体道”感悟真理便是道家思想的中核与追求，虚静的心境是体悟“道”的前提，他将虚静的心境称之为“心斋”。“心斋”不是字面上的“祭祀之斋礼”庄子认为，“心斋”的重要条件就是“道”存于心中，而且心中只能存“道”，而道存心中的前提是“虚”，那什么是“虚”？庄子说“唯道集虚”。
关于“坐忘”，是庄子提出的更高的人生境界和人格理想。“坐忘，全忘也。”郭象说：“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摒弃和超脱耳目心意的感官快乐，外则“忘形”，内则“忘心”。不受外在声色犬马的限制，不受内在好恶是非的束缚，超功利，超社会，超生死，超脱人世一切的外在物，超脱于人际限制之上，与自然合为一体，物我合一，与宇宙同构才能是真正的人。
“心斋”，“坐忘”这是庄子整个思想的核心。心斋的意境，便是坐忘的意境。达到心斋与坐忘，便可感悟道之存，存于心。道必要用心感受之所存。
二、“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的艺术创作
“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後，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
庖丁解牛这一寓言很好地诠释了“得道”过程中的两种关系。庖丁解牛中首先突出的便是“道”与“技”的关系，简单说来，解牛这一过程是一个日积月累，熟能生巧的过程，在不停地实践过程中，手上的技艺逐渐成熟，心中所存之道逐渐提升。神感于物而动，感官懂得适可而止。每一次的下刀，都是“道”与“技”的神合，“技”是技能，庖丁并不是技外见道，而是技中见之道，道法存于技中。
同样地，在艺术创作中，也离不开技术，技巧。但是相对说来，这“技”究竟是艺术性的，抑或是单纯的技术，精神与效用上是有实质上的区别的，这就好比销量一流的流水线上生产出的产品，技艺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并不具有艺术性，机械化的生产中是因为没有“道”的存在，单纯技术的存在只能证明它的纯技艺性，“道”可以说是作为艺术作品中灵魂的存在是不可缺少的，若无“道”，可以说是无用的长物。而在解牛的过程中，“技”上升到了“道”的高度，“未尝见全牛者”，庖丁的眼中不再是他与牛的对立，由此心与物的对立也自然消解。
牛身上的每一块肌肉，每一根骨头，通过被庖丁无数次的实践操作中烂熟于心，眼中之牛，已经不是刚开始接触之时完整的映入眼中，它像一张精准的解剖图纸那样呈现在庖丁面前。
由此，便有了这“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这“神遇”与“感官”的关系，未得“道”之前，解牛主要凭借感官，“目视”之所触，每一寸必得谨小慎微地下刀，而得“道”之后，无须“目视”全凭“神遇”不必像之前谨慎小心，道法所存于心，虚静心境之下，心灵得道逍遥遣使双手，无须“目视”，这实际上表明了手与心的距离消失了，技术对于心的对立制约自然消解，他的心灵逍遥释放，充满了之前所从未达到的自由感与充实感。这正是道在人生中的真实实现，也正是艺术创作精神的真实体现。心手合一，化感觉以“神遇”。
无论何种技艺，包括所有的艺术创作，达到技艺高超心存有道，这种合目的性与规律性的高度统一，便是艺术作品中美的创造。
三、庄子思想在艺术创作中的影响
在技艺的不断练习过程中，达到心手合一之境，艺术创作的内核也是如此，庄子曾说过：
……轮扁曰……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
《庄子·天道》
原本意思是说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需翻阅古籍，但咬文嚼字是不可取的，古书留下的语言文字只是古人的主观自我认知，古人思想也不尽是精华，重要的是去领悟和学习那些难以用文字传授和表达的精神，迄今为止，许多技能的掌握还是必须通过个体的亲身实践活动，不是通过概念语言的讲说、理解便能学会的。即便是学会，也是浅显的解读，不能明白其真正的内涵。
好比学习绘画的过程中，首先绘画的过程就是一个主客观运用结合进而创作的过程，庄子实际上是提出的是概念思维与技能掌握、形象思维的区别和差异问题。每一次下笔，每一根线条，每一次上色，都是由老师教授为前提，来学习绘画的基础，而后在属于自己的创作过程中，是绝不是与前者一样，而是自我探寻的一个过程，技法由老师教导，技艺精湛则是自我的不断练习与精进，再说艺术创作的内容，风格，虽师成一派，但若所有由这一位老师教出来的学生的作品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和流水线上生产出的产品又有何异？那么艺术又有何意义？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雪花，正如没有两个人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比起概念语言，“道”的存在也从来不是一个具体的，可以言说的，用文字可以直接表达的，于此，每个人所体悟到的道也都是不同的。正因为“道”的不同呈现也成就了艺术的多元。艺术作品的好坏也不是一锤定音，而是要经得起反复推敲。
在创作之前，作者的心境必须要忘怀得失，心无旁骛，这种境界是超功利的，超社会的，但又是合目的的，不受外物干扰，甚至忘记自己是谁，忘记自己的生活，像新生儿刚来到这个世界，将自己变成一张白纸，以自己与生俱来的天性去感知世界，与世间万物融为一体。这是艺术家们进入成功的创作过程的所时常经历到的。进入自由创造之前，需要作者对客观规律的长期把握与认知，对技艺的熟练领会，以主客观融合进行合目的的创造。这种创造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庄子提出的重要范畴——无意识。
在意识的努力作为人为条件之前，艺术创造的过程中，还有一样不可或缺的，就是无意识，无意识与道同一，单有意识的努力所勉强做到的，也不能将其称之为艺术，只技艺成熟所创作的作品，缺乏的便是这“不知其然而然”的无意识现象。人与自然完全合一，凭借无意识得到自然中的鬼斧神工之妙艺，技进乎其道。既需成熟之技艺，又需心存之道，将悟道作为心理前提，冥冥之中与艺术创作的心理谋合一处。
总的说来，庄子思想在艺术上地体现在十分重视技艺，重视手到心应，物我合一。手与心相互应和，心中之所想，手上之所出，本心与物的合一，主客体融为一体。不受凡尘外物的干扰，超凡脱俗，从而达到艺术的自由释放。庄子思想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影响贯穿古今，但艺术创作的内涵也不尽绝于此，庄子的思想为艺术创作问题奠定了不可泯灭的历史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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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庄子思想的论文第二篇：爱莲心“不对称相对主义”的庄学思想
摘要：爱莲心在其庄子研究中提出了“不对称相对主义”这一重要思想，并没有得到当今庄子研究者应有的重视。爱莲心认为，“不对称相对主义”是庄子“心灵转化”的目标，经历了一个超越“相对主义”的过程。庄子的“心灵转化”是从“分析心灵”到“审美心灵”的过程。“分析心灵”是认知的不成熟阶段，其中充满着“相对主义”的论述；“审美心灵”是认知的成熟阶段，实现了“非相对主义”的认知。庄子“心灵转化”的最终目的是超越“相对主义”,通往“非相对主义”。爱莲心“不对称相对主义”认为，庄子思想同时包含着“相对主义”与“非相对主义”两个认知层面，然而这两个层面的认知在价值上是不对等的，“非相对主义”的认知更接近于真理层面，为庄子思想的最终归宿。
关键词:爱莲心;庄子;“不对称相对主义":
美国汉学家爱莲心(Robert E.Allison)的庄学思想得到了国内外庄子研究者的重视。当前国内研究者对爱莲心庄学思想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技术层面，肯定了爱莲心采取的“以西解中”的研究方法，丰富了庄子思想的研究思路，周炽成就认为爱莲心的“以西评中”是其庄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1]。爱莲心作为西方背景的学者，在庄子研究方法上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视角，然而其学术贡献却远远不止于此，需要我们对其庄学思想在学理层面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爱莲心提出的“不对称相对主义”迄今并没有得到国内庄子研究者应有的重视，“心灵转化”在爱莲心的庄学思想中的地位固然十分重要，并且也被放在其着作的标题之中，但“心灵转化”只是实现从“相对主义”到“非相对主义”的必经过程，并非爱莲心庄学思想的最终目标。爱莲心认为，庄子通过“心灵转化”的方式，驱散“相对主义”的迷雾，从而实现“非相对主义”的真理性认知，从“相对主义”到“非相对主义”的转变过程即为从“分析心灵”向“审美心灵”的转化过程，这一过程塑造了爱莲心的“不对称相对主义”。
一、心灵转化
爱莲心在其《向往心灵转化的庄子：内篇分析》一书中，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来阐述庄子“心灵转化”的过程。爱莲心认为，庄子的“心灵转化”就是从“分析心灵”到“审美心灵”的过程，而要实现这两种“心灵”之间的转化却并非易事，首先需要停止分析的心灵，才有可能开启审美的心灵，在这两种“心灵”之间存在天然的鸿沟。如何才能跨越“分析心灵”与“审美心灵”之间的鸿沟，爱莲心认为庄子通过“神话”和“怪物”等隐喻方式，打破了人们惯常的思维方式，为心灵转化做好了必要的准备。
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分析心灵”与“审美心灵”的不同，爱莲心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心灵”,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具有西学背景的爱莲心具有非常敏锐的学术嗅觉，尽管他在用西方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来对庄子文本展开解读，但他同时具备一种高度的自觉性，即努力尝试保持庄子文本的整体性，不因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而将庄子思想变得支离破碎不可理解。爱莲心认为，庄子所要尽力消除的正是心灵的分析功能，“分析心灵”往往纠缠于一系列的概念而无法直接把握事物最为真实的部分，“庄子不希望他的哲学被理解为一种纯粹的理智理论，因而采取抵制任何明确的理论解释的语言阐述形式”[2]25。“分析心灵”是一种运用理智来对概念进行把握的思维方式，其缺点在于忽略了整体性，往往陷入混乱的概念纠缠之中。如果说“分析心灵”是通过理智的方式来对概念进行把握的话，那么“审美心灵”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状态，爱莲心认为，庄子致力于对“审美心灵”进行激活，对“分析心灵”进行抑制。爱莲心如此阐发心灵分析功能与审美功能之间的分界：“人心的分析功能不知道做什么，它对这个问题的通常的逻辑的把握变得软弱无力。心灵的审美功能与此同时就被激发起来了。”[2]26当心灵的分析功能减弱的时候，恰恰正是心灵的审美功能增强的时候，“分析心灵”与“审美心灵”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尽管同属于一个心灵的功能，在某一具体的认知过程中却只能够呈现出其中的一面，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
爱莲心认为，“分析心灵”正是庄子所要试图超越的，这种超越必须从削弱和抑制读者的逻辑思维入手。那么，庄子又是利用怎样的方式来削弱和抑制读者的“分析心灵”呢?爱莲心认为，庄子正是利用“神话”和“怪物”等文学的手法，抑制了读者的“分析心灵”,这种文学色彩的表达形式含有强烈的隐喻色彩。“神话”和“怪物”等隐喻方式的运用，使得整个《庄子》文本充满了文学色彩，而与传统的哲学文本风格迥异，尤其是与西方哲学善于运用逻辑的思维方式大相径庭。
“神话”是超越现实的，最易为儿童的心灵所接受，儿童的逻辑思维能力尚未足够发达，最易为“神话”形象化的表达所吸引，但是“神话”又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其总是包含着特定的价值指向，并且这种价值指向一般都是正向的。爱莲心认为，《庄子》作为一个哲学文本当然是面向成人的，“神话”的运用无疑击碎了作为成年人的读者尝试运用逻辑思维来理解文本的努力，当读者无法以逻辑思维来理解文本的确切含义之时，“分析心灵”就停止了。与此同时，“分析心灵”的停止并不意味着思维过程的结束，我们知道即便作为“神话”,其本身也包含着特定的价值指向，这就使得我们的心灵在逻辑思维停止的地方重新出发，以“审美心灵”来努力把握文本的价值指向，在此意义上，庄子运用“神话”的目的得以实现，两种“心灵”之间实现了转化。同样，爱莲心认为，庄子对“怪物”的运用也起到了与运用“神话”相同的效果，“怪物”对人的心灵产生了一种“震惊”:“打破我们意识的固定性，要求一个突然的和有时候是不愉快的震惊。”[2]57无疑，这种“震惊”打破了我们的惯常思维，使得逻辑分析的运用已经无法把握文本的确切含义，在此基础上“分析心灵”宣告失效，从而不得不求助于“审美心灵”来对文本进行一种整体的把握。
其实，不管是运用“神话”还是运用“怪物”,爱莲心认为，这都是庄子“重启”心灵的方式，使心灵从一种思维模式切换到另外一种思维模式。在“分析心灵”的运作过程中，无疑是充满“前见”的，即用以往的经验来看待当前的事物，由此，“世界上的一切美丑善恶都是在我的‘成心’中完成对我所观察到的事物的评判”[3]。要想实现心灵的转化，必须打破“分析心灵”中的“前见”与“成心”。爱莲心认为，庄子正是依靠对“神话”与“怪物”的运用击碎了过往积累的经验，重新使心灵回归一种犹如“无知之幕”的状态，摒弃了逻辑与分析的功能。庄子寓言中“浑沌”的状态恰似心灵的“无知之幕”,在这种“浑沌”状态中，一方面逻辑分析无法发挥任何作用，另一方面心灵可以获得一种审美的真理性的认识。庄子“浑沌”的心灵状态其实正是爱莲心所讲的“审美心灵”。“审美心灵”的开启必须以抑制“分析心灵”为前提：“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浑沌”无法经受住“凿”的伤害，正如“审美心灵”无法承受逻辑分析的运用一样。
在爱莲心看来，实现从“分析心灵”到“审美心灵”的转化不仅是庄子应该做的工作，更需要读者本人同步实现心灵的转化，想要正确理解《庄子》文本所表达的含义，需要作者与读者两方面的努力。爱莲心作为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学者，尽管在其对庄子思想的分析中运用了逻辑思维的功能，同时他又主动地对逻辑思维进行了抑制，力求从整体上来把握庄子思想，而不是陷入条分缕析的泥潭，避免将庄子思想变得支离破碎不可理解。爱莲心敏锐地发现，之前的庄子研究者已经陷入逻辑分析的困境，这其中包括着名的研究者葛瑞汉，其正是在细致的逻辑分析中破坏了庄子思想的完整性：“如果《庄子》正在说别的一些什么，正如葛瑞汉的翻译和注解所暗示的那样，那么，庄周肯定在绝对地胡说；最起码，他的见解会简约为像早期希腊的诡辩那样的初级和自我驳倒的东西。”[2]14显然，运用逻辑分析的方式无法弄清庄子究竟要表达什么，爱莲心意识到必须超越逻辑分析，从整体上来把握庄子思想：“根据《庄子》,隐喻运用的潜意识暗指是：所要理解的东西不是单独地被抽象的智性理解的，而是被理解为一个整体。”[2]35而“审美心灵”正是对事物进行一种直观的整体的把握，如果读者始终在运用“分析心灵”来理解《庄子》文本，必然无法正确理解庄子所想要传递给读者的东西。
爱莲心认为，实现一种心灵转化既是作为作者的庄子本人所努力的方向，这主要是通过神话与怪物等隐喻方式的运用来进行，同时也是读者所应实现的思维方式的转化，这需要通过超越逻辑分析思维而实现。应该说，爱莲心注意到了读者在理解《庄子》文本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如果说庄子提供了一种心灵转化方式的话，那么，有效地利用这种方式并最终实现心灵转化，则完全要依靠读者本人。实现心灵的转化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过程中需要读者摒弃任何“前见”,即对“成心”的化解，“庄子就明确地反对‘机械’所引发的‘机心’”[4],不因先入为主的见解而破坏对庄子思想客观的理解。作为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爱莲心，其对《庄子》文本的理解也正是在努力进行着这样一种思维转化，当然这种转化在爱莲心看来是配合庄子的真正意图进行的。爱莲心一方面运用所擅长的逻辑分析思维，对《庄子》文本的重点部分进行深入解读，另一方面又特别注重对文本的整体理解，完善甚至剔除不符合庄子真实意图的部分，在他看来这些不完善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蝴蝶梦”部分以及《庄子》的外篇。爱莲心对《庄子》文本作整体性理解的努力，正是使其自身的“分析心灵”向庄子的“审美心灵”靠近的尝试，爱莲心认为这是作为读者想要完整理解庄子必须要做的工作，至于爱莲心是否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庄子所期许的“审美心灵”则是另外一回事情。总之，爱莲心认为，庄子所有的努力都是在使读者的心灵发生一种转化，同时这当然需要读者的配合，这种转化最终落实在读者的心灵上。
二、超越“相对主义”
在爱莲心的庄学思想中，“心灵转化”尽管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且爱莲心着重强调《庄子》是一部关于心灵转化的作品。然而，在爱莲心看来，“心灵转化”绝对不是庄子思想的最终归宿，“心灵转化”只是一条必经的途径，而非终极目的，其最终的目的是超越“相对主义”。爱莲心认为，对《庄子》最大的误解就是将其视为一部相对主义的作品，而要走出这一误区，必须依靠“心灵转化”来实现。
为什么很多着名的研究者都将《庄子》视为一部相对主义的作品呢?爱莲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根本原因，那就是这些研究者没有以整体的视角来看待庄子思想，只聚焦于某些重要的段落而忽略文本的整体性，必然导致对庄子的误读，这本质上也正是“分析心灵”所导致的后果。爱莲心讲：“倘若我们能发现一个主题，它看起来是文本的指导原则，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看原文的各部分是怎样发挥作用，从而沟通这一主题的不同方面的。”[2]6爱莲心正是通过寻找《庄子》文本的主题，并确定这一主题是“心灵转化”,从而将《庄子》文本视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爱莲心认为，如果忽略了《庄子》文本的整体性，很容易走进“相对主义”的误区，这尤其体现在对《庄子》第二篇《齐物论》的理解上。爱莲心认为，几乎所有翻译家和评论家都将“齐”作为《齐物论》强调的重点，从而导致读者对本篇作“相对主义”的理解。爱莲心认为，想要正确理解庄子的思想必须照顾到文本的整体性，不能将各篇孤立起来进行看待，如果将《齐物论》脱离开整体的文本，就很容易得出“相对主义”的结论。确实如爱莲心所言，很多着名的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认为庄子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例如冯友兰就这样理解庄子《齐物论》篇所要表达的东西：“从道的观点看人对于事物所作的分别，是相对的，亦可说，一切事物所有的性质，亦是相对的。”[5]85这显然是将本篇的重点放在“齐”字上，即认为庄子所要表达的观点是所有的分别都是相对的。
然而，在爱莲心看来，将庄子理解为一个相对主义者是与《庄子》文本的整体性相矛盾的，如此一来，整部《庄子》就会成为一个散乱的不可理解的文本，从常识来看这也是不可能的，庄子本人不可能仅仅满足于玩弄一番文字游戏，而实质上什么也没有表达。爱莲心通过对“蝴蝶梦”与“大圣梦”的比较，认为在“大圣梦”中庄子明确指出了人类最终可以实现一种觉醒的状态：“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庄子·齐物论》)庄子认为，“大觉”之后实现一种正确的认知是完全可能的，这就完全否定了认识的“相对主义”。爱莲心认为，由于“蝴蝶梦”本身比较着名，因而研究者往往将精力集中在“蝴蝶梦”的研究上，相对忽略了在“大圣梦”中更清晰地表达出来的内容，即正确的认识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在爱莲心看来，“蝴蝶梦”只是“大圣梦”的不成熟版本，正是由于“蝴蝶梦”只是一个初步的和原始的尝试，因而读者极容易对其产生严重的误读，认为“蝴蝶梦”是在表达一种“相对主义”的观点。从常识来看，庄子不可能在《齐物论》中表达两个完全相反的观点，而且《齐物论》作为内篇，一般又被认为是真实可信的，出自庄子本人手笔的。由于在“大圣梦”中庄子表达了明确的“大觉”观点，所以只有改变对“蝴蝶梦”的“相对主义”解读，才能够保持这一篇在思想上的完整性。
爱莲心认为，由于“蝴蝶梦”版本的不成熟性，其固有的逻辑也存在着模糊性，导致了读者对其作出“相对主义”的解读。于是爱莲心对“蝴蝶梦”进行了两种调整以与“大圣梦”表达的内容相一致，一种是文本内的调整，另一种是文本外的调整。所谓文本内的调整，即将庄子醒的状态的表述“俄而觉，则蘧蘧然周也”移至“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这种梦的状态的表述之后，因为在爱莲心看来，在醒来之后依然是一种无知的状态，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所谓文本外的调整，即将“大圣梦”移至“蝴蝶梦”之后，将“蝴蝶梦”完全视为一种初步的论辩和不完美的尝试，只有在“大圣梦”中这种论辩才变得完整和令人满意。经过这样一番调整，“蝴蝶梦”就不再是一个“相对主义”的版本，而只是作为一种认识的不成熟阶段而存在，其是为最终通向“大圣梦”服务的，自身并不具备任何的独立性。一旦用整体的视角来看待庄子思想，就会发现将庄子理解为相对主义者所存在的困难，爱莲心坚持认为，庄子思想中存在着一以贯之的主题，而不是散乱的充满矛盾的随意表述，各个篇章之间存在着一致性，不能将其中某一篇孤立起来看待，更不能片面夸大某一篇的地位和作用，对庄子思想作出相对主义的理解，正是片面夸大了“蝴蝶梦”的地位所导致的结果。
那么，这种片面夸大某一篇章的思维方式与“分析心灵”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爱莲心在行文当中并没有明确指出二者之间的联系，然而从其思维的内在关联来看，这种割裂整体而只聚焦于某一部分的思维方式正属于“分析心灵”。正是建立在“分析心灵”的基础之上，“相对主义”出现了，“分析心灵”与“相对主义”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究其实质，庄子对于“分析心灵”的超越，也正是对于“相对主义”的超越。“对庄子而言，天地隐含着本然之美”[6]83,这种“本然之美”不能依靠“分析心灵”来获得。一旦使用“分析心灵”,必然就会破坏事物的整体性，对庄子思想作出“相对主义”的理解，正是破坏文本整体性的后果。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停止了“分析心灵”,才有可能超越“相对主义”,心灵转化的过程本质上也正是超越“相对主义”的过程，当以“审美心灵”来审视庄子文本的时候，所谓的“相对主义”只是一种“梦”的状态，其中充满着彼此对立的冲突，然而又无法对各种冲突作出任何价值对错的判定，于是心灵陷入了迷惑的状态。然而，心灵一旦从“梦”中醒来，“审美心灵”开始发挥自身的作用，“相对主义”的迷雾便瞬间被驱散，实现了一种“明”的状态。庄子讲：“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庄子·齐物论》)在“明”的状态之下，不再有是非的混淆不清，是非混淆只存在于不清醒的“相对主义”状态之中。庄子又讲：“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庄子·齐物论》)郭象对“天钧”注曰：“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也。”[7]79在“圣人”那里，不再有是非的对立与纠缠，但这并不代表“圣人”没有自己的立场，“圣人”的立场就是超越“相对主义”,在一种“明”的状态下停止“相对主义”的是非纠缠。
庄子最终的目标不是走向“相对主义”,而是超越“相对主义”。爱莲心明确地认为：“从《庄子》中读出一种开放的可能性，这就是作者要表达的不是纯粹相对主义的东西。”[2]156庄子超越“相对主义”是以“心灵转化”为基础的，这种“开放的可能性”正是实现心灵转化的可能性，即从“分析心灵”到“审美心灵”转变的可能性。心灵只有足够“开放”,才能跳出“相对主义”的泥沼，以审美的视角来看待作为整体的世界，究其实质，“心灵转化”的过程也正是庄子超越“相对主义”的过程。由此我们也可以明白，尽管爱莲心本人也十分关注“心灵转化”,然而其关注“心灵转化”的最终目的是证明庄子并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相对主义者。爱莲心始终坚信庄子肯定在传达着某些确定的真理与价值，而这不可能是“相对主义”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心灵转化”的本身即是超越“相对主义”的尝试与努力，在爱莲心那里，“心灵转化”是超越“相对主义”的必经之路。
三、“不对称相对主义”
通过“心灵转化”最终实现了对“相对主义”的超越之后，是否意味着庄子进入了一种“绝对主义”的境地呢?爱莲心认为，答案是否定的。爱莲心持有“不对称相对主义”的观点，认为在庄子思想中既有相对化的论述，又有非相对化的论述，然而相对化的论述与非相对化的论述之间的价值并不对等，非相对化的论述是超越“相对主义”的，较之相对化的论述具有更高的价值。然而，这种非相对化的论述又不能简单地视为一种“绝对主义”,在爱莲心看来，相对化的论述与非相对化的论述互为依存，相对化的论述对应的是“梦”的无知状态，非相对化的论述对应的是“醒”的已知状态，已知只有相对于无知才有意义，从“相对化”走向“非相对化”是一种从“梦”到“醒”的认知过程。
爱莲心提出的“不对称相对主义”从本质上化解了在《庄子》中并存的相对化的论述与非相对化的论述之间的矛盾。爱莲心认为，如果将庄子视为一个纯粹的相对主义者，就会与文本中存在的大量非相对化的论述相冲突，而“不对称相对主义”是化解这一冲突的最佳解决方案。爱莲心明确地讲：“不对称相对主义是最恰当地解释《庄子》的一种模式，同时它也保持了自己的意义。庄子毕竟不是沉默的。既然他的话是如此的复杂精妙，其解释模式也同样如此。”[2]138 “不对称相对主义”的优点就在于较好地解决了庄子思想中的内部冲突，这种内部冲突集中体现在“相对主义”与“非相对主义”的对立，这种冲突往往使庄子思想变得异常复杂而难以理解。
爱莲心认为，正是由于无法划清庄子思想中“相对主义”与“非相对主义”的界线，从而导致很多着名的研究者将庄子视为没有原则与立场的“游世者”,认为庄子正是通过取消是非来实现精神层面的自由。例如，陈鼓应就讲：“是非然否之辨(‘化声’),既然得不出定论，既然为无意义的梦话，还不如‘和之以天倪’——用自然的分际来调和它，即顺任事物本然的状态，而不加以主观意念去分辨。如此，精神不为劳形累心的争辩所困蔽，而从局限性的对待中超拔出来，遨游于无穷的境域(‘无竟’),在‘无竟’的境界中，精神得以自由飞扬。”[8]31陈先生认为，面对无法取得定论的是非论辩，只有通过“不加以主观意念去分辨”的方式，精神才能获得自由。然而，这种不加分辨的没有定论的“自由”是一种真正的自由吗?面对是非争论的沉默，相当于庄子最终什么都没有说，这无疑依然会使读者的心灵陷入另外一种迷惑的状态，这种迷惑的状态也很难说就是一种精神自由。爱莲心将这种试图调和“相对主义”与“非相对主义”的做法称之为“既不是相对主义又不是非相对主义”,但是这种试图通过取消问题来解决问题的方式注定是徒劳的。爱莲心讲：“这种解释的表面上的优势是使我们免于一种必须把庄子作为相对主义者或绝对主义者的困境。虽然它成功地使我们避免了这种困境，但它又使我们不知道庄子究竟想说什么。”[2]128由于读者无法确切地知道“庄子究竟想说什么”,从而使整个《庄子》文本的内部充满了不可调和的冲突。爱莲心认为，企图通过调和的方式来化解“相对主义”与“非相对主义”之间的矛盾是不成功的，这只能使《庄子》文本变得更加难以理解。
其中，由于“相对主义”与“非相对主义”不可调和的冲突，导致对庄子思想进行理解的最大困难之处便是如何辨别其是非善恶观念。从“相对主义”的立场来看，庄子似乎彻底泯灭了是非善恶的界线，而从“非相对主义”的立场来看，庄子似乎又对某些价值作出了终极的肯定。庄子讲：“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庄子·养生主》)这段话位于《养生主》的篇首，庄子应该有其特别的用意，其似乎在表达某种确定的应该坚守的价值与理念，这种价值与理念便是本篇的主题“养生”,一切以“养生”为终极目的，“养生”便是最高的价值。然而，其中的“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庄子又似乎泯灭了“善”与“恶”之间的区分，取消了终极的“善”与“恶”的标准，这明显与其将“养生”视为最高的价值相矛盾，在《养生主》这一篇中庄子正是将“养生”作为了一种最高的“善”,从这一点看，取消善恶的标准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由于将庄子“相对主义”与“非相对主义”的观念相混淆，从而导致很多研究者在理解庄子的是非善恶观念的时候陷入了混乱，甚至认为庄子在某种程度上赞同“为恶”。例如，罗祥相就认为：“‘为恶无近刑’的本义就是：人若‘不得已’为恶时，应以‘无近刑’作为自己的行事底线原则。”[9]其实这也是大部分庄子研究者的理解，由此，庄子似乎就成了没有任何善恶标准的“游世者”,在庄子眼中似乎不存在绝对的善恶观念。然而这一理解与庄子在《养生主》中的“养生”主题是相背离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庄子认为“养生”即为最高之“善”。
从爱莲心的“不对称相对主义”来看，对庄子思想善恶观念争论不休的根源就在于没有划清“相对主义”与“非相对主义”的界线，将“相对主义”状态中的“善”与“恶”等同于“非相对主义”状态中的“善”与“恶”。爱莲心认为，“相对主义”状态的“善”与“恶”好似梦境之中的认知，处于一种低层次的认知水平，而“非相对主义”状态的“善”与“恶”则是梦醒之后的认知，处于一种高层次的认知水平。正是由于“相对主义”与“非相对主义”处于两种完全不同的认知层面，如果将“相对主义”状态的“善”与“恶”与“非相对主义”状态的“善”与“恶”混淆，必然会造成善恶观念的混乱，无法认清庄子所讲的“善”与“恶”是立足于不同认知层面的。庄子认为，在“相对主义”状态中的“善”与“恶”是需要加以超越的对象，“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中的“善”与“恶”正处于一种“相对主义”的状态，只是作为认知的初级阶段而存在。正如庄子在“蝴蝶梦”中对梦中的认知与醒后的认知所作的区分一样，梦中的认知是“相对主义”的，而醒后的认知则是“非相对主义”的，尽管梦中的认知与醒后的认知共同构成了认知的过程，但是二者是有明确界线的。如果读者在认识上没有划清“相对主义”与“非相对主义”的界线，庄子的善恶观念就变得不可理解。爱莲心“不对称相对主义”的意义就在于其明确划清了这种界线，将“相对主义”的认知与“非相对主义”的认知分别归为“梦”与“醒”的状态，认为尽管二者在庄子的思想中同时存在，然而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认知阶段，相对主义的论述是认知的不成熟阶段，非相对主义的论述才是认知的成熟阶段。很明显，庄子的善恶观念同样存在着“相对主义”与“非相对主义”两个认知阶段，既有“相对主义”的善恶，也有“非相对主义”的善恶，并且“相对主义”的善恶与“非相对主义”的善恶不可混淆。很多研究者之所以对庄子的是非善恶观念产生迷惑，本质上就是因为没有划清“相对主义”与“非相对主义”的界线，爱莲心的“不对称相对主义”可以很好地消除对庄子善恶观念产生的误解，提醒读者认识到庄子所讲的善恶往往处是于不同的认知层面之上的。
爱莲心“不对称相对主义”的庄学思想是对“相对主义”观点的彻底否定，其肯定了《庄子》是一部可理解的着作，而不是内部充满相对主义论述的思想矛盾之作。爱莲心一方面采用了自身所擅长的逻辑分析方法对庄子思想进行深入解读，另一方面又运用了宏观的视野将《庄子》文本视为一个前后逻辑一致的整体，可以说吸收了“分析心灵”与“审美心灵”两方面的优势。其实，爱莲心在运用逻辑分析对庄子思想进行解读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蝴蝶梦”自身内部存在的矛盾，爱莲心认为，不能在醒来之后，依然分不清庄周与蝴蝶之间的区别，所以应该对文本进行相应的调整。可以说，爱莲心为了维护《庄子》文本前后一致的整体性，不惜对文本自身进行了很多大刀阔斧的调整，这固然为《庄子》文本的可理解性奠定了基础，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又何尝不是固执于“分析心灵”的另外一种表现呢?这本质上体现了逻辑分析与宏观视野之间存在的矛盾。在化解此种矛盾的方式上，美国另外一位汉学家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l.Schwartz)提出了“通见”这一理念：“和笔墨上崇尚简约的(chiaroscuro)绘画风格或中国风景画一样，通见之中可以包含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及内容丰富的模糊性(fruitful ambiguities)。”[10]80 “通见”通过模糊逻辑分析过程中的细节实现一种整体的“审美”,不再纠结于“悬而未决的问题”而达到一种整体的统一，这实质上是削弱“分析心灵”的功能，增强“审美心灵”的功能，这与爱莲心认为庄子通过“神话”或“怪物”等隐喻方式来抑制“分析心灵”是一致的。然而，问题在于，爱莲心本人恰恰是运用了逻辑分析的方法来实现对《庄子》文本的整体理解。从实现对庄子思想的整体理解效果的角度看，爱莲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分析心灵”;从实现对庄子思想理解的方式上来看，爱莲心自始至终又都在运用着“分析心灵”。这其中存在着难以化解的张力，然而这也正是具有西学背景的爱莲心为庄子研究带来的全新而深刻的思维冲击之处，使我们换一个视角理解庄子深邃的哲学思想。
四、结语
爱莲心“不对称相对主义”庄学思想的实现是以“心灵转化”为基础的。“心灵转化”即从“分析心灵”走向“审美心灵”,在运用“分析心灵”的过程中充满着“相对主义”的认知，是认识的不成熟的阶段，一旦转化为“审美心灵”,就实现了“非相对主义”的认知，到达了认识的成熟阶段。“心灵转化”的过程究其实质是超越“相对主义”的过程，超越“相对主义”并不是对“相对主义”的完全否定，而是要划清“相对主义”与“非相对主义”之间的界线。爱莲心的“不对称相对主义”承认相对化的论述与非相对化的论述在庄子思想中同时存在，通过划清相对化的论述与非相对化的论述之间的界线，化解了庄子思想中“相对主义”与“非相对主义”之间的冲突，深化了对庄子认识论的理解，避免陷入将《庄子》视为一部“相对主义”作品的误区，使庄子思想成为具有明确价值指向的完整体系。作为具有西学背景的研究者，爱莲心在探讨庄子“心灵转化”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摆脱逻辑分析的方法，以致其要通过不断地调整《庄子》文本自身来保证庄子思想的整体性。爱莲心正是试图通过运用“分析心灵”的方式以实现与庄子“审美心灵”同样的效果，这种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也有卓有成效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在爱莲心与庄子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层文化上的隔膜，庄子明确地表示要“得意而忘言”,完全超越“分析心灵”。而爱莲心则始终在依靠“分析心灵”来解读《庄子》,这正反映了中西文化背景下思想家所必然存在着的思维张力，也正是在这种张力的存在之处，思想层面的交流与创造才有了必要性与可能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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