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前进的每一步，既改变我们对机器的看法，也改变我们对思维的看法。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社会巨革的战略性信息技术，正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际格局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为西方文化的产物，人工智能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的人文、哲学和思维的基因。这种基因的一个重要因子就是“分而治之”——将智能生成系统划分成不同的部分，这种思路使得人工智能得到了迅猛快速发展。但，这种“分而治之”也带来了学科封闭化、碎片化、浅层化、功利化等问题。关于如何克服西方文化基因带来的这些问题，目前有很多观点。笔者尝试从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对话的角度谈些看法。
分歧与一致：人工智能生成机制的张力
人工智能是人脑科学、认知科学与信息科学交叉研究的结果。如果，我们掌握了大脑智慧生成的机理和科技，就可以将这种人工智能赋能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民生、健康、国防等各行各业的实际需要中，从而，为这些行业提供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的现代服务。正是在此意义上，人工智能成为各国竞争的核心科技和各国角力的头雁工程。
各个国家竞争的原因还在于，各国对人工智能展现出的实力的认可。人工智能概念被提出100多年来，主导人工智能发展的指导思想主要有连接主义（生理学派）、逻辑主义（或称符号主义)和行为主义（或称进化主义或控制学派）等3个流派。连接主义认为，思维的基本元素是神经元，思维过程是这些大量并行连接的神经元的运动或活动。按照连接主义的思路，仿照人类神经网络的运行规则和连接机制就能形成学习算法。但，连接主义遇到的问题是，大脑是个复杂的巨大系统，仿造这个系统所做的人工智能机变得越来越复杂，而这种复杂造成了功能的下降。逻辑主义认为，符号（比如数字、字母甚至颜色等）是人类认知的基本元素，用符号表示的系列运算就是人类认知事物的过程。因此，在遵守逻辑规则的前提下，给机器输入程序就能通过0、1二进制符号实现人类的智能。但，符号主义者的线性关系和排中律的预设，为机器功能划定了界限。行为主义的逻辑起点是控制论和感知-动作系统。行为主义认为，智能主要取决于感知和行动，但这种简单模仿遇到的问题是，知识获取困难，会遇到悖论和人的情感等难以学习的问题。
三者各自的问题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三者之间互不认可，甚至势若水火。对于此问题，不少学者都在为“建立人工智能统一理论”而积极探索。这其中，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北京邮电大学钟义信教授的智能生成机理模型。
在这个模型中，人工智能的逻辑主义、连接主义和行为主义三大流派实现了融合，并且钟义信先生还认为这三大流派是智能生成机制在结构、功能和行为等方面的三个特例。按照这个模型，钟义信先生就人工智能的生成原理、基本概念、逻辑结构等问题进行了论证，并建议将意识、情感、智能这三者统一起来进行研究。钟义信先生并未就此止步，他还将目前指导人工智能研究的科学观和方法论的分歧原因追溯到中西方在文化、哲学和思维异同的背景中。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整体论”、“辩证论”和“直觉性”的思维素养，这些思维与他设计的人类智能生成原理和“信息生态方法论”是直接相通的（见图1）。钟义信还对中华文化的这种特质在人工智能生成机理上将作出的贡献给予厚望，他说：“当下人工智能领域最为紧迫的需求和最为难得的机遇，正是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的突破与创新，而这，正是中华文明的潜在优势之所在。这是中华民族在当代世界高新科技和尖端科学技术激烈竞争中所面临的绝佳机遇。”
图1 钟义信先生设计的人类智能（人工智能原型）的原理模型图
广大和精微：《周易》的思想和地位
从深层次讲，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与西方文化不同而独立于世界，就在于其特殊的整体性、辩证性、直观性思维。这些思维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多体现，笔者先从《周易》的思想上去探寻。那么，《周易》能否承担此重任？中国周易学会会长、山东大学教授刘大钧“关于《周易》的思想内容和学术地位”的论证算是一个肯定性的回答。
《周易》是一部卦爻符号与文辞相结合的独特着作，包括经、传两部分，传是对经的解释。刘大钧认为，《周易》是一部谈“以象取义”的书。“象”就是“卦象”，由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衍生出六十四卦卦象，六十四卦有六十四卦卦辞，另外还有三百八十四条爻辞，是对卦象象征意义的解释。因其成书年代久远，内容晦涩难懂，故历来对其经传的批注非常多，甚至对这些批注也有非常多的批注，而这些后人连篇累牍的批注和《周易》一起组成了一套巨大复杂的思想体系和特有的认知模式（以象取义、直觉把握、辩证往复、主客一体等）。
作为“六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历时两千余年，形成了许多流派。主要有象数学派（象和数的符号系统）、义理学派（意义和道理）等。在古代中国，许多着名哲学家，依据《周易》经传所提供的思想素材，建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周易》与我国古代的政治管理、伦理道德、美学、艺术、军事、教育、宗教等均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仅如此，它与我国古代的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建筑等自然学科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从唐朝开始，《周易》还被历代皇帝列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这样一来，读、用《周易》成了很多人安身立命、追名逐利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我国古代的许多哲学问题正是《易传》通过阐释《周易》来展开的。比如太极、乾坤、阴阳、道器、理事、理气、象数、言意、形而上和形而下以及神化等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哲学范畴，都源于《易传》。因此，不懂得《周易》经传，要想真正领会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能与必然：人工智能与《周易》的对话
《周易》与人工智能对话最为人所称道是，阳爻“—”和阴爻“--”和二进制算术符号（0和1）的关系。学者蒋谦在《周易研究》对此有段精彩评论。他认为，周易阴阳爻和莱布尼茨二进制的0和1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代码及其规则，它们分别代表了东西方文化最深层的文化构造原则和最高的集体智能。表面上看，二进制不过就是一种算术记数法，但其背后则是西方特定的数学、语言、逻辑等文化的产物。他甚至断言：“近代意义上的二进制是中西合璧的产物”。
二进制对话的背后是认识论的问题。目前来看，人工智能遭遇的一个最大困境就是语言障碍问题。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蔡曙山认为，计算机语言是一种形式化的人工语言，其系统的规律服从哥德尔定理：系统的一致性和完全性不能同时保证。即，形式语言和形式系统必须是无矛盾的，否则它就是无用的；而如果它是无矛盾的，则它是不完全的。这是当今人工智能系统的致命缺陷!塞尔的“中文房间”模型则是对此问题的极好佐证。在这方面，《周易》的认识论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周易》认识论是主客观的结合（与钟义信先生的设计非常相像）。《周易》的认识不像西方国际象棋的棋盘那样，由黑白分明的两种棋子和泾渭分明的格子组成的。《周易》的认识是黑色和白色水乳交融地混在一起，有些地方是灰色的，是无法严格区分的。所以，《周易》对世界的认知是天人一体式的，不是物我对立的，它是用主客交融的可感受、可体验的意象来把握世界的，而科学则是用毫无表情的概念和公式来把握世界的。正如华东师范大学的张应山教授所指出的，“东西方文化的主要区别是自生逻辑与不自生逻辑。自生逻辑是根据研究对象和数据观测，提出公理假设，并利用形式逻辑论证真假命题的逻辑。不自生逻辑是与研究对象和数据观测无关的逻辑，无公理假设，只利用阴阳五行等逻辑进行推理的逻辑。”
《周易》与人工智能对话还可以从伦理角度入手。中国人持中而行的中道观念来自于《周易》。“中行，无咎”是《周易》本经首次提出的，在《周易》卦爻辞中也曾多次提到“中”和“中行”。《周易》三百八十四爻中，凡是属于二爻和五爻这两个上下卦的中爻的爻辞，几乎都是“吉”、“利”的。《易传》说：“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又说：“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另外，《周易》本经有两个最基本的编排原则，那就是崇阳抑阴和居中则吉、居偏则有休咎。这种持中而行直接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民族文化心理。比如，我们在批评别人时喜欢用“不中不正”或“不三不四”，而这种批评实际上是《周易》的价值取向和是非观念。而《周易》的这种致中和的思想，对于克服人工智能的封闭化、功利化具有重要价值。
《周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易道之神来自阴阳之不测，而人工智能用二进制，是阴阳已分，难以达到易道之神（人类智能的神奇、神秘）；另外，“易有太极”，易的太极境界也非二进制所能描述。就此意义讲，人工智能与《周易》的对话还有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