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45年解放以来现代韩国儒学研究的发展变化，并非是单纯的理论上的展开，而是结合时代现实的变化，不断反思与创新的结果。可以说，解放以后的儒学研究与现代化紧密相连，对传统思想的反思与时代历史发展方向的关系中，儒学研究不可避免地探究功过问题与主体性问题。这表明，儒学研究自始至终从未与社会现实割裂开来，而是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与时俱进，不断思考儒学对社会现实的影响与作用，决定了现代韩国儒学研究的方向与特征。回顾以往儒学研究的发展变化，不仅有助于正确把握儒学思想在韩国近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影响与作用，而且有利于展望儒学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现代; 韩国儒学; 儒学研究;
Abstract： The study of Confucianism in modern Korea since 1945 is more the result of constant reflection and innovation following the change of the time than a simpl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It has been related to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very closely,inevitably focusing on the problems of merits and subjectivity in rethinking traditional Confucian thoughts.The study of Confucianism in modern Korea has never been separated from social reality.Looking back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in the past not only helps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role Confucianism played in the process of Korea's Modernization,it may also serve as a useful indicator to predict futur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in Korea.
众所周知，儒学传入到朝鲜半岛以来，一直在官方的倡导下发展。尤其是在朝鲜王朝（1392-1910）儒教立国政策的制定下，儒学享有国教地位，支配整个思想界长达五百余年之久。朝鲜儒学以朱子学为正宗，强烈排斥异端，不仅排斥佛教，而且对性理学内部派生出的阳明学也加以排斥，比宋明理学更思辨、更严密、更正统。然而，随着19世纪后半期近代欧美资本主义向海外殖民扩张的迅速膨胀，朝鲜半岛被迫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虽然出现了斥邪卫正论、儒学改革论、东学等思想，但最终未能逃脱被日本殖民统治的命运。亡国后，朝鲜知识分子认为朝鲜王朝的灭亡以及未能成功实现近代化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儒教思想的束缚，便提出了“儒教亡国论”。
1945年解放以后，相继发生朝鲜战争（1950-1953）、四一九革命（1960）、五一六军事政变（1961），导致整个韩国变成一片废墟，社会持续混乱，一切学问研究都无法得到正常发展。20世纪60-70年代韩国进入军事独裁政权时期，集中推进产业化与民主化，特别强调民族主义主体性的恢复。随之掀起振兴国学学问风潮，韩国儒学的研究也大受鼓舞，以各大学的研究所、研究会、儒学团体为主导进行的研究非常活跃，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出。到20世纪80-90年代，韩国实现了产业化的快速发展与由军人政府转变为文民政府的民主化，一跃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发达国家。这种成功的自豪感使得学界更加关注韩国自身文化，“儒教资本主义”的提出使得儒学研究上升为学界的主要关注领域。而到20世纪末，对世纪之交未来文化走向的思考引发了学界对儒学思想研究的反思，开始研讨韩国哲学的确立与发展问题。经过反思与摸索阶段，进入到21世纪后，有关近现代儒学思想的研究书籍相继问世。
本文主要考察从1945年解放以来现代韩国儒学研究的发展过程，分为五个阶段——从解放到1960年代初期、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后期、197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整个1990年代以及进入到21世纪以后到今天，结合每个阶段的时代现实背景，分别考察每个阶段儒学研究的发展情况，以此来把握现代韩国儒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并总结出现代韩国儒学研究的特征。本文有助于探讨解放以来韩国儒学的现代化发展脉络，重新定位儒学思想在韩国近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影响与作用，为儒学的复兴提供必要的实践经验与教训。
一、解放至1960年代初期的研究
1945年日本的无条件投降，终结了朝鲜半岛长达三十五年的殖民统治，获得了解放。由于二战后美苏两国利害关系的差异，1948年朝鲜半岛被划分为南北两块势力范围——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朝鲜与美国势力范围内的韩国。之后爆发的朝鲜战争（1950-1953）使得韩国在1950年代持续动荡，经济发展大幅下挫，国民生计难以维持，一切学问研究的发展举步维艰。进入到1960年代，通过五一六军事政变（1961）开始朴正熙军政府执政时期。为了稳固独裁统治，以军官主导建立高效的官僚系统，在“经济发展第一”的政策下大力发展经济。可以说，从解放至1960年代初期的时代状况是混乱和苦难加重的时期。
殖民时期“儒教亡国论”的提出，彻底批判和否定了传统的儒教思想。随后，西方哲学思想通过日本间接地传入到朝鲜半岛。当时在京城帝国大学哲学系学习的少部分学者，师从有留学经历的日本教授，通过讲课和交流以及外文书籍的解读，接触到西方哲学思想。解放后，以这些学者为中心的韩国学界，又受到美国的影响，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文化直接流入到韩国，西方哲学一直处于强势地位。传统的秩序沦为被破坏、解体的对象，传统的文化被界定为封建的、前近代的、应加以排斥或否定的存在。传统的儒学思想以西方思想所取代，完全失去立锥之地，不仅失去了文化上的自信，而且滋生出极度的失败感、挫折感与自卑感。
尽管如此恶劣的学术氛围，也有部分儒学研究得以进行，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意义深远。首先，玄相允（1893-?)1的《朝鲜儒学史》（民众书馆，1949）是用韩文编写的第一部儒学史，从近代哲学研究的高度，继承张志渊（1864-1921)2《朝鲜儒教渊源》（淮东书馆，1922）的民族史观，试图诠释韩国儒学思想。1955年出版的郑寅普（1893-1950)3的遗着《薝园国学散稿》（文教社），尤其是其中的《阳明学演论》，对韩国阳明学思想史整体框架的把握，具有里程碑意义。1958年，由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影印《退溪全书》与《栗谷全书》，为退溪学与栗谷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1959年，由首尔大学国史研究室影印了李丙焘（1896-1989)41930年代的论文——《资料韩国儒学史草稿》，是儒学思想的通史性着作。洪以燮（1914-1974)5的《丁若镛政治经济思想研究》（韩国研究图书馆，1959），则为茶山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其次，文化上的自卑感反而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进入到1960年代，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昂引发了社会对传统思想的反思，儒学思想的作用重新得到学界的关注，开始探索文化主体性，寻找韩国的思想与文化。以朴钟鸿（1903-1976)6与李相殷（1905-1976)7为代表的初期韩国思想研究，目的在于提高韩国思想的自尊心，以此来恢复民族的自信心。朴钟鸿站在文化普遍主义立场，强调韩国的传统思想中包括西方哲学的诸多要素，主张韩国也曾有过西方的辩证法思想、现象学、民主主义思想、经验论、强调人性尊严的思想等侧面。李相殷根据文化相对论的观点，主张韩国的传统思想并非毫无价值，内容上包括与西方思想相对应的一面，并且注重历史的视角，强调东西方思想的特殊性。
再次，面对着学界对日本殖民史观的批判，应运而生的就是实学研究热潮。由于实学包括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不同侧面，导致解释上的差异，由千宽宇（1925-1991）、韩佑劤（1915-1999）、全海宗（1919-2018）等历史学家引发了“实学概念论争”。起初停留在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方案层面的实学研究，到1960年代深入到实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的研究，并由此促成了实学研究的热潮。朴钟鸿的《崔汉绮的经验主义》（《亚细亚研究》第8卷4号，1965）、《李元龟的人伦与产业之间不可离关系的思想》（《昔泉吴宗植回甲纪念论文集》，1966），不仅对历史学界的实学研究提供了哲学的反思，而且开辟了崔汉绮气哲学研究的新领域。李乙浩（1910-1998)8的《茶山经学思想研究》（乙酉文化社，1966），则与洪以燮的研究形成体用、表里的关系，对后世茶山经学的研究具有启发性意义。
此外，1960年代初期值得我们关注的成果有：金敬琢（1906-1970)9的《栗谷的研究》（韩国研究图书馆，1960），开拓了1970年代退溪、栗谷学研究的先河；李相殷的《现代与东方思想》（日新社，1963），以儒学思想的原理性、应用性探究为主，试图指出东方思想的现代意义。除了这些着作之外，还有数篇对学界影响较大的论文，如：刘明钟（1925-2003)10的《主理派形成的论据》（《庆北大学论文集》第5集，1962）、朴钟鸿的《韩国近代思想的推移》（《大同文化研究》第1集，1963）、柳承国（1923-2011)11的《宋代性理学形成的渊源考察》（《大同文化研究》第1集，1963）等。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儒学研究尚未形成有组织、有规律的系统研究，基本上属于学者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发表研究论文或着作的阶段。从整体的研究倾向来看，非常注重训诂学式的解释方法，而这种训诂学式的解释使得大部分儒学研究都止于对原典的解释层面。尽管如此，这一时期在高校研究东方哲学或儒学思想的学者逐渐递增，儒学研究开始重新复苏，为1970年代儒学研究的大力发展起到铺垫作用。
二、196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中后期的研究
从1960年代军事独裁政权的建立到1970年代维新体制的确立，韩国经历了产业化的急速发展与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导致共同体的崩溃、两极化现象日趋加重，文化主体性面临危机。因此，社会上特别强调民族主体性的高扬，随之掀起了振兴国学的风潮。在这种政治、社会背景下，韩国儒学的研究大受鼓舞，以各大学的研究所、研究会、儒学团体为主导进行的研究非常活跃，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出。
首先，作为文化主体性的探索，学界开始讨论韩国文化的本质问题。可以说，1960年代学界最重要的话题就是儒教功过论。李相殷在《韩国的儒教功罪论》（1966）提出有必要重新评价玄相允对儒教的观点，指出儒教思想本质的价值与时代运用上的过失应加以区分，提出应重新认识和评价儒教价值的普遍性。这种区分儒教的本质与流弊，在近代化的立场主张扬长避短的观点，引起了学界对传统思想的关注。
这一时期学界对传统思想的关注，主要集中在退溪学的研究。可以说，现代韩国儒学的研究始于退溪学。退溪学研究院（1971）与庆北大学退溪研究所（1973）相继成立，且各具自己的学术期刊。以1972年退溪诞辰四百周年纪念事业会刊行的《退溪学研究》为开端，退溪学研究即将进入到黄金期。这种退溪学研究热潮引发了学界对整个韩国儒学的关注，从事儒学研究的学者达到一定规模，有关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代表性的研究着作有：李相殷的《退溪的生涯与学问》（瑞文堂，1972）、柳正东（1921-1984)12的《退溪的生涯与思想》（博英社，1974）、全斗河（1927-2001)13的《退溪思想研究：从退溪的观点看黑格尔哲学》（一志社，1974）、韩明洙（1915-1997)14的《退溪的教学思想》（庆尚北道，1979）等。
退溪学研究热潮引发了学界对整个韩国儒学思想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学者的人数也达到一定的规模。由于学者们儒学研究的焦点大体集中在朝鲜性理学的发展过程，这一时期的儒学实际上指的就是性理学。裴宗镐（1919-1990)15的《韩国儒学史》（延世大学校出版部，1974），实际上就是韩国性理学发展历史的叙述。还有李丙焘的《栗谷的生涯与思想》（瑞文堂，1972）、柳承国的《韩国的儒教》（世宗大王纪念事业会，1976）、朴钟鸿的《韩国思想史论考——儒学篇》（瑞文堂，1977），都是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着作。
其次，经过1960年代初期对东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的阶段，进入到以西方哲学的概念与框架，解释东方哲学思想的阶段。全斗河的《存在与理气》（宣明文化社，1967），试图对李珥的理气论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进行比较研究；高亨坤（1906-2004)16的《禅的世界》（太学社，1971），试图对禅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进行比较研究；金炯孝（1940-2018)17的《栗谷与梅洛·庞蒂的研究》（《闵泰植古稀纪念儒教学论丛》，1972），试图把比较哲学的研究方法普及于东方哲学界。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认识到以西方哲学的方法论研究东方哲学有界限，东方哲学包括以西方哲学无法解释或说明的内容。进入到1970年代后，学界便开始摸索东方哲学独特的研究方法论与分析框架。韩国哲学会以“韩国哲学的确立与探究”为主题，从1970年开始两年一度举办了研讨会。18并且，1974年由十六个学者共同编着了《哲学思想的韩国式照明——为韩国思想的新创造》（一志社），1977年则投入大量研究力量，完成了《韩国哲学研究》全三卷（东明社）。这部着作不仅对当时的韩国哲学会意义深刻，对韩国儒学研究的发展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再次，始于1950年代末的实学研究，经过1960年代的发展，到1970年代得到开花结果。由历史学会编写了《韩国实学入门》（1973），长期致力于实学研究的千宽宇发表了《韩国史的再发现》（一潮阁，1975），还有李乙浩的《茶山学研究》（大洋书籍，1975）。还有以大学的研究所为中心，进行共同研究并发表的研究成果。全南大学湖南文化研究所的《实学论丛》（1975）与高丽大学亚细亚研究所的《实学思想的探究》（1976）是典型的研究成果。
此外，随着社会对韩国学乃至东方学问的普遍关注，学会、研究会、大学附属研究所等研究团体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的《韩国思想大系》（1973-1984）、亚细亚学术研究会的《韩国民族思想史大系》（1971-1974）、韩国哲学会的《韩国哲学研究》（1977-1978）等。
这一时期的儒学研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研究学者与研究成果大幅度的增加，可谓是“飞跃发展期”。儒学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性理学，主要是以退溪、栗谷、茶山为代表的人物中心研究。这种人物中心的研究逐渐深入、扩大，对儒学思想本身的关注也相应地加深。虽然与“民族主体性的高扬”这一时代主题有关，但是从东西方哲学的单纯比较阶段深入到以西方哲学的概念与框架解释东方哲学思想的阶段，再到摸索东方哲学独特的研究方法论与分析框架的阶段，可见儒学研究的方法论层面取得了质的飞跃。
三、1970年代后期至1980年代的研究
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从五一八光州事件（1980）到总统直选制实施（1987），经过汉城亚运会（1986）、汉城奥运会（1988）的成功举办，韩国实现了民主化与产业化的持续发展。随着1980年代末关于儒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学界开始反思儒学研究的视角及方法、立场问题，试图纠正误区并改进不足，出现了不少《再论～》、《再评～》的研究论文。同时，多次举办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共同探讨儒教资本主义等话题，以此来重新认识与评价儒学思想。
首先，产生了许多有关儒学思想的学会及研究团体，诸如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78）、韩国孔子学会（1980）、韩国儒教学会（1985）、儒教思想研究院（1989）等。此时的儒学研究基本脱离训诂学式的研究方法，开放、自由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并且，由于资料的不足而尚未得到关注的古代思想及高丽时期的儒学思想、朝鲜后期的性理学思想，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这些研究为儒学思想的全面而又系统的研究打好基础、填补空白。
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尹丝淳（1936-）的《韩国儒学论究》（玄岩社，1982）与《东洋思想与韩国思想》（乙酉文化社，1984）、金吉焕的《朝鲜朝儒学思想研究》（一志社，1980）与《东洋伦理思想》（一志社，1981）、刘明钟的《韩国的阳明学》（同和出版公社，1983）与《朝鲜后期性理学》（以文出版社，1988）与《韩国儒学研究》（以文出版社，1988）、金忠烈（1931-2008)19的《高丽儒学史》（高丽大学校出版部，1987）、琴章泰（1944-）的《儒教与韩国思想》（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84）与《韩国实学思想研究》（集文堂，1987）与《韩国儒教的理解》（民族文化社，1989）。
其次，东方哲学研究方法论的摸索更加活跃，成为1980年代学界最为重要且热门的话题。并且，相应的研究成果得以出现，如沈在龙（1943-2004)20编的《韩国哲学的姿势》（集文堂，1986），以“哲学研究方法的韩国式摸索”为副标题，分为“韩国哲学是否可能”、“韩国思想是什么”、“东方哲学如何研究”、“世界中的韩国哲学”，并与李完栽（1932-）等学者共同探讨了东方哲学研究方法论问题。
再次，探究韩国思想的原型与源流，把韩国的固有思想具体化为“韩思想”或“韩哲学”。这种“韩哲学”的研究，以崔旼洪、金相日（1941-）等学者与平民百姓为主导，始于1970年代，主要的研究成果则到1980年代相继问世。主要有金相日的《韩哲学》（展望社，1983）与《韩思想的理论与实际》（知识产业社，1990）、崔旼洪的《韩哲学》（星文社，1984）与《韩哲学的现代社会》（星文社，1988）、李乙浩《韩思想的苗脉》（思社研，1986）与《韩思想与民族宗教》（一志社，1990）等。然而，以逻辑推理的不合理性与过度的国粹倾向为由，哲学界对这些研究成果不予认可，甚至批判为“虚构的、是而非的哲学”。
此外，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退溪学成为世界性学问。日本学者阿部吉雄（1905-1978)21与友枝龙太郎（1916-1986)22、高桥进（1928-2010)23，中国学者张立文（1935-）与中国台湾地区学者蔡茂松24等，这些学者对韩国思想的研究造诣很深。具有代表性的着作有高桥进的《李退溪的哲学与敬》（市川：东洋书院，1985）与中国学者张立文的《退溪书节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由于前期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与研究学者的爆发性增长，这一时期的儒学研究在其研究对象与研究主题方面均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人物中心的研究倾向逐渐转向为儒学思想整体的通史性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挖掘出不少新的思想家或思想领域，诸如朝鲜后期的性理学家，还有高丽以前时期的儒学研究、朝鲜后期的儒学思想等。并且，不断改善以往研究的误区与不足，重新认识与评价传统的儒学思想，为儒学思想的全面而又系统的研究打好基础、填补空白。
四、1990年代的研究动向
进入到1990年代，军人政府转变为文民政府（1993），经济飞速发展一跃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发达国家，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这种成功的自豪感使得学界关注韩国自身的历史与文化、传统。而在亚洲金融危机（1997）前后，对亚洲价值的评价过程中，“儒教资本主义”的提出引发了学界对儒教思想的关注。在新自由主义的体制下，世界化伴随着地域化，而世界化引发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整个社会领域分界的消失，由此提高了学界对文化特殊性及民族主体性的关注。
1990年代的儒学研究最明显的特征是人物中心研究剧减，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且研究主题不断分化、多样化。从1975年施行新博士制度以来，以成均馆大学为中心，不断培养出有关东方哲学的博士研究生。从1953年至1980年，只有十六个博士研究生获得博士学位，而1981年至1990年的十年间，则有三十一个博士研究生获得博士学位，1991年至1995年的五年间多达五十二个博士研究生获得博士学位。然而，数量上的爆发性增长，一方面是经过长期孕育期水到渠成的自然现象，另一方面由于过度的增长而导致供过于求的现象。
首先，“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成为学界主要的谈论对象之一，引发了对儒学思想的关注，纷纷探讨儒学思想的现代价值与意义。代表性的着作有：琴章泰的《韩国儒学史的理解》（民族文化社，1994）与《儒学思想与儒教文化》（传统文化研究会，1995）与《朝鲜后期的儒学思想》（首尔大学校出版部，1998）与《韩国现代的儒教文化》（首尔大学校出版部，1999）、尹丝淳的《孔子思想的发现》（民音社，1992）与《新实学思想论》（艺文书院，1996）、金炯孝的《退溪思想及其现代意义》（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97）与《茶山的思想及其现代意义》（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98）。
其次，阳明学的研究得到空前的发展。1974年，尹南汉（1922-1979)25的《朝鲜时代的阳明学研究》（公开出版为1982年，集文堂）试图从历史学的角度，作为一种思想现象，解释朝鲜阳明学的整个体系。虽然是历史学家的研究，但注重与程朱学的关联性，对哲学层面上的研究大有帮助，受益匪浅。在金吉洛（1935-2008)26、宋在云（1939-）、宋河璟（1942-）等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到1980年代相关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代表性的着作有金吉焕的《韩国阳明学研究》（一志社，1981）与刘明钟的《韩国的阳明学》（同和出版公社，1983）。进入到1990年代，韩国阳明学会的成立（1995）与阳明学研究者的逐渐增多，使得阳明学的研究得到史无前例的发展。代表性的研究着作有：闵泳珪（1915-2005)27的《江华学最后的光景》（又半，1994）、金吉洛的《象山学与阳明学》（艺文书院，1995）、朴连洙（1949-）的《阳明学的理解：阳明学与韩国阳明学》（集文堂，1999）、崔在穆（1961-）的《东亚的阳明学》（艺文书院，1996）与《阳明学与共生、童心、教育的理念》（岭南大学校出版部，1999）等着作，结合时代现实的要求重新解释阳明学思想，以此来考察阳明学的现代意义及其作用。
再次，1992年中韩建立外交关系后，举办了多次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以“孔子思想与21世纪”为主题，1994年在中国曲阜举办了韩中国际学术会议，集中探讨了孔子思想在21世纪的作用与意义。同年，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以“儒教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为主题，举办了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并且，1994年10月，在北京成立了国际儒教联合机构“国际儒学联合会（ICA）”，由韩国的儒教学会、中国的孔子基金会、日本的斯文会等十五个儒学团体共同发起而成立的。
此外，出于普及东方哲学思想，满足普通百姓对东方思想的关心之一目的，大量出版了针对普通百姓的哲学启蒙书籍或入门书。具有代表性的着作有：金教斌（1953-）的《东方哲学随笔（essay)》(Dongnyok,1993）、韩国东西哲学研究会的《东方哲学思想的理解》（文耕出版社，1995）、中国哲学会的《现代的危机——东方哲学的摸索》（艺文书院，1997）、韩国哲学思想研究会的《我们的东方哲学》（Dongnyok,1997）、李完栽的《东洋哲学的研究方法》（小康，1997）等。
五、21世纪的研究动向
从1990年代末，政治上进步党的执政打消了人文社科学界左右理念的对立，创造出自由、活跃的学术氛围，积极摸索东西方之间范式的转换。面临世纪之交，对未来文化走向的思考引发了学界对儒学思想研究的反思，开始研讨新的世纪韩国儒学的发展走向以及韩国哲学的确立与发展问题。经过反思与摸索阶段，进入到21世纪后，有关韩国儒学与韩国哲学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
首先，根据新世纪时代现实的变化，重新理解和解释韩国儒学的本质与历史，代表性的研究着作有：琴章泰的《韩国儒教思想史》（韩国学术情报，2002）与《韩国儒教的课题》（首尔大学校出版部，2004）与《韩国儒学的探究》（首尔大学校出版部，2014）、崔英辰（1952-）的《儒教思想的本质与现在性》（成均馆大学出版部，2002）与《朝鲜朝儒学思想史的样相》（成均馆大学出版部，2005）、崔英成（1962-）的《韩国儒学通史》（心山，2006）、柳承国的《韩国儒学史》（成均馆大学出版部，2008）、尹丝淳的《韩国儒学史》（知识产业社，2012）、吴锡源（1949-）的《儒教与韩国儒学》（成均馆大学出版部，2014）、黄义东（1948-）的《历史的挑战与韩国儒学的对应》（书未来，2015）、金淳硕（1960-）的《近代儒教改革论与儒教的主体性》（侍奉者，2016）等。
进一步，面对着社会现实的变化，探讨儒学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与影响。主要的研究着作有：黄秉泰（1935-）的《儒学与现代化》（宇石，2001）、高在旭（1952-）的《现代社会与东方思想》（江原大学校出版部，2003）、尹丝淳的《儒学的现代可用性探究》（Nanam,2006）、琴章泰的《韩国儒教的现实认识与变革论》（集文堂，2006）与《儒教思想与韩国社会》（韩国学术情报，2008）、文承勇（1962-）的《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韩国学术情报，2009）、李东俊（1937-）的《东方思想与人文精神》（心山，2007），还有2010年儒学思想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集《儒学复兴与现代社会》（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2014）、辛正根（1965-）的《人权儒学》（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2017）、李相益（1964-）的《现代文明与儒教的反省》（心山，2018）。
在此基础上，在东亚文化圈的脉络下，思考儒教文化的发展。代表性的研究着作为金泰万的《儒教文化与东亚的未来——儒家的家族主义与亚细亚的近代化》（展望，2002）、成均馆大学东亚儒教文化圈教育的《东亚儒教文化的新指向》（Chungarammedia,2004）、金日坤（1932-）的《东亚的经济发展与儒教文化》（Hanul,2005）、鞠敏镐（1956-）的《东亚发展与儒教文化》（全南大学校出版部，2007）、赵源一（1968-）的《东亚的儒学思想》（全南大学校出版部，2010）、姜熙复（1962-）的《东亚与儒学以及退溪学》（景仁文化社，2014）、罗钟奭（1964-）的《儒学与东亚》（b,2018）、李东熙（1947-）的《东亚儒教与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研究会，2018）等。
其次，新自由主义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学界对韩国哲学的主体性与特征及其发展的关注。主要的研究着作有：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韩国思想研究所编的《韩国的哲学思想》（艺文书院，2001）、韩慈卿（1959-）的《韩国哲学的脉》（梨花女子大学校出版部，2008）、韩国哲学会编辑委员会编的《韩国哲学的回顾与展望》（哲学与现实社，2010）、李圭成（1952-）的《韩国现代哲学史论》（梨花女子大学校出版部，2012）、柳正东的《儒教的根本精神与韩国儒学》（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2014）、田好根（1962-）的《韩国哲学史》（Memento,2016）、洪元植（1958-）的《从东道观的变化看韩国近代哲学》（艺文书院，2016）等，最新的着作为朝鲜大学人文学研究院哲学研究所编的《今天的韩国哲学与我们的哲学》（学古房，2019）。
再次，阳明学的研究得到持续稳固的发展。进入到21世纪以后，通过阳明学的研究，试图从生命哲学、生态环境等哲学层面，强调儒学思想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代表性的研究着作有：刘明钟的《王阳明与阳明学》（清溪，2002）、金吉洛的《王阳明哲学研究》（清溪，2001）与《韩国的象山学与阳明学》（清溪，2004）、金世贞（1967-）的《王阳明的生命哲学》（清溪，2006）、郑仁在（1941-）的《阳明学的精神》（世昌出版社，2014）、宋锡准的《朝鲜时代的阳明学》（宝库社，2015）、崔在穆的《江华的知性霞谷郑齐斗的阳明学》（知识与教养，2016）与《阳明学的新局面》（知识与教养，2017）、宣炳三的《阳明学的新发现》（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2017）等。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韩国儒学的研究资料，逐渐进行数据化处理。由韩国古典翻译院（前身为民族文化推进会）主导，到2012年完成了1259种文集的加注标点、影印、制作目录等整理工作。并且，通过数据库——《韩国古典综合DB》对全世界韩国学研究学者进行资源共享。并且，为了改善《周易》研究基础的薄弱，由成均馆大学进行了对周易研究资料的收集、集解、加注标点、翻译、注解等整理工作，并通过数据化处理——建构《韩国周易大全DB》，实现了资源共享。
此外，作为朱子学的研究资料，对《朱子大全箚疑辑补》进行数据化处理的就是“韩国朱子学用语搜索引擎网站”（http://jjh.skku.edu），可以发挥朱子文集辞典的作用。还有，对韩国经学资料进行数据化处理的就是“韩国经学资料引擎”（http://koco.skku.edu），以文本的形式输入《韩国经学资料集成》的原文与题解，并把相应的图片连接附后。为了提高国际上的使用率，所有经典注释书籍的题解都已翻译成中文，还提供英文、日文、中文画面。可以说是在东亚古典资料的数据化处理基础上，更进一步加以完善的搜索功能。
综上所述，1945年解放以来现代韩国儒学研究的发展变化，并非单纯的理论上的展开或延伸，而是结合时代现实的变化，不断反思与创新的结果。可以说，解放以后的儒学研究与现代化紧密相连。对传统思想的再评与时代历史发展方向的关系中，儒学研究不可避免地探究功过问题与主体性的问题。不仅朝鲜性理学得到重新评价，而且实学思想与阳明学思想得到学界的关注，尤其是退溪学的发展尤为突出。这表明，儒学研究自始至终从未与社会现实割裂开来，而是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与时俱进，不断思考儒学对社会现实的影响与作用，决定了现代韩国儒学研究的方向与特征。回顾以往儒学研究的发展变化，不仅有助于正确把握儒学思想在韩国近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影响与作用，而且有利于展望儒学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周月琴：《现代韩国儒学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向述评》，《哲学动态》，1995年。
[]张闰洙、潘畅和：《近百年来韩国儒学研究的特征》，《东疆学刊》，2005年。
[韩]许南进：《韩国思想研究的新阶段》，《韩国论坛》，1992年。
[韩]崔英成：《东洋哲学研究五十年史》，《韩国思想与文化》，2000年。
[韩]朴祥理：《解放以后30余年的韩国儒学研究》，《东洋哲学研究》，2004年。
[韩]朴洪植：《儒教的本质与历史以及未来展望》，《东洋哲学研究》，2007年。
[韩]李东熙：《对于在韩国研究东方思想的崭新的方向和问题》，《退溪学与儒教文化》，2011年。
注释
1玄相允，号几堂，出生于平安北道定州，三一运动民族代表四十八人之一，解放后担任高丽大学首任校长。主要着作有《朝鲜儒学史》（民众书馆，1949）与《朝鲜思想史》（不详，1949）等，《几堂玄相允全集》全五册由Nanam出版社2008年出版。
2张志渊，号韦庵，大韩帝国时期的爱国启蒙运动家兼新闻工作者。针对日本学者高桥亨（1878-1967）的《朝鲜儒学大观》中的观点，张志渊提出反驳，通过《每日新报》展开了纸上争论（1915）。后来，张志渊为了纠正高桥亨观点的错误，在《每日新报》刊载了自己对朝鲜儒学史的理解。后由儿子张在轼整理，以《朝鲜儒教渊源》（汇东书馆，1922）为题出版。
3郑寅普，号为堂，殖民时期的汉学家、历史学家，韩国的政治人士。师从李建芳，受到阳明学的学问体系与精神世界的影响，也为建构民族主体的历史体系，献出了青春。主要着作有《朝鲜史研究》（首尔新闻社，1946）等。
4李丙焘，号斗溪，韩国着名的历史学家。曾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了历史学。解放后在首尔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主要着作有《高丽时代的研究》（乙酉文化社，1948）、《国史大观》（普文阁，1957）、《韩国史：古代篇》（乙酉文化社，1959）、《韩国儒学史略》（亚细亚文化社，1986）等。
5洪以燮，韩国着名的历史学家。殖民时期毕业于延禧专门学校文科，解放后，在高丽大学担任教授。后调到延世大学历史学系，担任东方学研究所所长，积极参与到学界与社会各领域的学术活动。主要着作有《朝鲜科学史》（三省堂，1944）、《丁若镛的政治经济思想研究》（韩国研究图书馆，1959）、《韩国史的方法》（探求堂，1968）、《韩国近代史》（延世大学校出版部，1975）等，《洪以燮全集》全10册由延世大学校出版部1994年出版。
6朴钟鸿，号洌岩，着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出生于平壤。殖民时期就读于京城帝国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就职于梨花女子专门学校。解放后，在首尔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1968年，参与到《国民教育宪章》的起草工作，之后赴任总统教育文化特别辅佐官（1970-1975）。主要着作有《一般逻辑学》（同志社，1949）、《认识逻辑学》（白映社，1953）、《哲学概说》（白映社，1955）、《知性与探索》（博英社，1967）、《自觉与意欲》（博英社，1972）等，《朴钟鸿全集》全7册由萤雪出版社1980年出版，后由民音社1998年再版。
7李相殷，号卿辂，着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出生于咸镜南道。1921年留学于中国，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回国在普成专门学校任讲师，解放后在高丽大学担任文科大学长，从事东西方比较哲学研究。主要着作有：《现代与东方思想》（日新社，1963）、《退溪的生涯与学问》（瑞文堂，1973）、《儒学与东洋文化》（泛学图书，1976）等，《李相殷先生全集》全4册由艺文书院1998年出版。
8(1)李乙浩，号玄庵，着名的哲学家，出生于全罗南道零光。生涯以四十岁中半分为汉医学研究时期与茶山实学研究时期，在全南大学从事东方哲学与茶山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晚年担任国立光州博物馆馆长。主要着作有：《茶山经学思想研究》（乙酉文化社，1966）、《茶山学的理解》（玄岩社，1975）、《茶山的易学》（民音社，1993）等，《玄庵李乙浩全书》由韩国学术情报2015年出版。
9(2)金敬琢，号愚庵，着名的汉学家、教育家，出生于平安南道中和。殖民时期多次在日本与中国留学，解放后在高丽大学主讲中国哲学，从事中国哲学方法论体系的研究。主要着作有：《唯生哲学的根本问题》（聚英庵，1947）、《佛教哲学思想概要》（石村书店，1950）、《中国哲学思想史》（耕文社，1955）、《栗谷的研究》（韩国研究图书馆，1960）、《中国哲学概论》（泛学图书，1970）等。
10(3)刘明钟，号修冈，着名的哲学家。解放后在庆北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中途转行到政界与商业行业，又回归到学界。看到朝鲜1960年出版的《朝鲜哲学史》后，就致力于韩国哲学史的写作工作，最终1969年写出了《韩国哲学史》（韩明文化社），是在韩国由个人撰写的第一部韩国哲学史书籍。此外，还有《退溪与栗谷的哲学》（东亚大学校出版部，1987）、《韩国儒学研究》（以文出版社，1988）、《朝鲜后期性理学》（以文，1985）、《性理学与阳明学》（延世大学校出版部，1994）等着作。
11(4)柳承国，号道原，着名的哲学家、教育家。解放后在成均馆大学从事东方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一直思考、关注韩国思想的原型问题。主要的研究着作有：《理性与现实》（博英社，1974）、《韩国的儒教》（世宗大王纪念事业会，1976）、《儒学原论》（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78）、《东方哲学研究》（东方学术研究院，1983）等。
12(1)柳正东，号玄潭，着名的哲学家，出生于黄海道延白郡。解放后就读于成均馆大学哲学系，后就职于成均馆大学，1975年获博士学位。曾任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为国学的振兴做出了贡献。主要着作有《退溪的生涯与思想》（博英社，1974）、《东洋哲学的基础研究》（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86）等。
13(2)全斗河，着名的教育家。主要着作有《存在与理气：海德格尔与栗谷的比较研究》（宣明文化社，1967）、《西洋现代哲学的诸类型》（进英社，1975）、《李退溪哲学：其深层研究及理解》（国民大学校出版部，1987）、《韩国思想与德国哲学；其独自性与世界性及连接点的探索》（正训出版社，1992）等。
14(3)韩明洙，着名的教育家。殖民时期毕业于大邱农林高中（现大邱自然科学高中前身），后留学于德国图宾根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就职于启明大学，后调到庆北大学哲学系。曾任庆北大学退溪研究所首任所长，从事于退溪思想研究，1977年在日本东京参加了朱子学与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1981年任命为庆北大学第九任校长。
15(4)裴宗镐，号智山，着名的学者，出生于庆尚南道山清郡。殖民时期毕业于京城帝国大学哲学系，解放后就职于延世大学哲学系，从事哲学研究与教学工作。曾任韩国哲学会中国哲学分科会的会长、韩国东方哲学会的首任会长。主要着作有《韩国儒学史》（延世大学校出版部，1974）、《韩国儒学的课题与展开》（泛学，1979）等。
16(5)高亨坤，号厅松，着名的哲学家，出生于全罗北道沃沟。殖民时期毕业于京城帝国大学哲学系，解放后在首尔大学哲学系从事哲学研究与教学工作。曾任全北大学校长、韩国哲学会会长，有当选国会议员的经历，后回到东国大学。主要着作有《教养与哲学》（大东堂，1956）、《禅的存在论研究》（哲学研究会，1969）、《海东曹溪宗的渊源及其潮流》（东国大学校东国译经院，1970）、《禅的世界》（大学社，1971）等。
17(6)金炯孝，号心远，着名的哲学家。毕业于首尔大学哲学系，后留学于比利时的鲁汶大学，学习了近代西方哲学思想。学问并非停留在西方哲学思想，经过孔子、朱熹、退溪、茶山，晚年专注于元晓的思想。主要研究着作有《韩国思想散考》（一志社，1976）、《东西哲学的主体性记录》（高丽苑，1985）、《孟子与荀子的哲学思想：哲学思维的两个源泉》（三知院，1990）、《德勒兹的解体哲学》（民音社，1993）、《茶山的思想及其现代意义》（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98）、《超越民本主义》（清溪，2000）等。
18(1)1970年以“道的现代意义”为主题，1973年以“韩国哲学的新方向”为主题，1975年以“韩国哲学史确立的基本问题”为主题，1977年以“韩国哲学的课题——摸索当今韩国哲学的确立”为主题，1979年以“东方哲学的方法问题”为主题举办了研讨会。
19(2)金忠烈，号中天，着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出生于江原道原州市。留学于台湾大学获本、硕士学位，后在文化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就职于高丽大学，研究范围包括儒教、道教、佛教等东方思想，也对中国哲学与韩国哲学颇有造诣。曾任中国哲学研究会会长、东方哲学会会长、周易学会会长等职务。主要着作有《东方思想散稿》（泛学图书，1977）、《中国哲学散稿》（泛学图书，1977）、《高丽儒学史》（高丽大学出版部，1984）、《孔子思想与21世纪》（东亚日报社，1994）等。
20(1)沈在龙，号无见，着名的佛家哲学家，出生于仁川。毕业于首尔大学哲学系后，留学于夏威夷大学，博士毕业回国在首尔大学任教，主要研究佛教哲学。主要着作有《东方的智慧与禅》（世界社，1990）、《中国佛教哲学史》（哲学与现实社，1994）、《知纳研究：普照禅与韩国佛教》（首尔大学校出版部，2004）、《高丽时代的佛教思想》（首尔大学校出版部，2006）等。
21(2)阿部吉雄，日本的朝鲜朱子学大家，他的《日本朱子学与朝鲜》（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一书主张藤原惺窝、林罗山、山崎闇斋等日本朱子学派的形成受到退溪思想的影响，这大大触动了日本的朝鲜儒学研究。此外，还有《李退溪》（文教书院，1943）、《老子·庄子》（明治书院，1966）、《日本的朱子学（下）》（明德出版社，1974）、《李退溪的行动与思想》（评论社，1977）、《朝鲜的朱子学；日本的朱子学（上）》（明德出版社，1976）等着作。
22(3)友枝龙太郎，日本的朱子思想研究大家，他的《朱子思想的形成》（东京：春秋社，1979）一书是战后朱子思想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此外，还有《李退溪：生涯与思想》（退溪学研究院，1985）、《朱子文集（上、下）》（明德出版社，1982-1983）等着作。
23(4)高桥进，出生于长野县，本科毕业于东京教育大学（现筑波大学前身）文学部哲学系，继续读研，沉溺于西方伦理学。在西方哲学的基础上，研究东方古典，尤其对老庄思想与朱子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博士毕业后，就职于筑波大学。主要着作有《朱子与王阳明》（国书刊行会，1977）、《人伦的理法——人与自然的考察》（大明堂，1981）《从基础到易知的伦理》（旺文社，1989）、《现代权力政治的解体》（朝日新闻社，1994）等。
24(5)蔡茂松是研究韩国儒学的第一位留学生，1972年在成均馆大学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退栗性理学比较研究”。之后回到台湾继续研究韩国儒学思想，相继出版了《朱子性情论及韩儒李退溪四端七情说研析》（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1975）、《韩国近世思想文化史》（东大图书，1995）、《退溪·栗谷哲学的比较研究》（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6）等多部着作，还有《孔子的文质论》（《孔子研究》，1991）、《朱子的四段七情理发气发问题》（《中华学苑》55期，2001）等论文。
25(1)尹南汉，号友江，着名的历史学家，出生于忠清北道清州。解放后在中央大学历史学系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沉迷于阳明学的研究，曾任东方史学会会长、韩国文献研究会会长。主要着作是《朝鲜时代的阳明学研究》（集文堂，1982），主要论文有《霞谷学的基本方向与阶段性》、《南彦经的生涯与思想及阳明学问题》等。
26(2)金吉洛，号志山，着名的阳明学家。解放后在忠南大学从事阳明学研究，曾任儒学研究所所长与韩国阳明学会的会长。主要着作有：《象山学与阳明学》（艺文书院，1995）、《王阳明哲学研究》（清溪，2001）、《韩国的象山学与阳明学》（清溪，2004）等。
27(3)闵泳珪，号西余，着名的历史学家与佛教学家、文献学（bibliography，书志学）权威人士。殖民时代就读于延禧专门学校（现延世大学前身），遇见郑寅普继承了阳明学的学脉。后留学于日本大正大学，接触到文献学。回国后，就职于延世大学历史学系，开始普及文献学的重要性，开设了文献情报学系，并专心于韩国古文献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