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文化中的生态文明思想探究

　　摘    要：　先秦两汉时期的思想不仅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的坚实基础, 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的生态思想, 并成为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主体之一。中国早期文化中的自然生命观孕育了古代的生态思想, “天”与人的理性和谐是生态思想的核心观念, “生生不息”是生态文明的发展观。

　　关键词：　中国早期文化; 生态思想; 现代价值;

　　生态文明是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模式, 其理论与实践的出发点是建立在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严重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之上, 生态文明在当代已成为全球积极推动的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方式。近年来, 中国迫于严重的生态问题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与建设蓬勃兴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的理论和实践, 还得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现实的国情出发。中国从先秦以至近现代的各个时期均不乏有社会生产和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中国在先秦两汉时期形成较为成熟定型的中华文化就包含有丰富的生态思想。秉持古为今用的原则, 笔者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中国古代早期文化中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予以初步探讨。

　　一、自然生命观孕育了古代的生态思想

　　有自然生命观是中国古代早期文化中生态思想的基础。许多学者认为发源于先秦的儒家之学主要是论述“人”的学问, 因此可以称之为“人学” (借用当代学术术语) 。此观点虽不敢说完全正确, 但也颇有一些道理。因为, 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荀子 (长期在齐国稷下学宫游学并兼任“祭酒”一职) , 都曾论及人与天地、自然之关系, 其言语与思想虽已过两千余年, 但许多观念依然闪烁着古代“生态文明”的光辉, 在当代依然颇具借鉴价值和重要启示。

　　早期儒家从个体人的角度对自然和社会、国家关系的认识, 凝聚为“自然生命观”。孔子说:“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 万物生焉。天何言哉!”[1]188天不曾说过什么, 但却化育生养了万物。其实这就是自然之“天”的基本功能和规律。这里的“天”是有生命力的自然之天而非被神化了的人格神, 也就是大自然。《老子》说:“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2]232被历代的研究者看作是道家宇宙生成论的总纲。“道”是最高本体, “一” (等同于“道”) 后世将其解释为太极, “二”本意是“天、地” (也即自然) 阴阳五行思想盛行后将其解释为阴、阳, “三”是形容多的意思 (后世也有将“二”解释为阴、阳, 则将“三”解读为“三才”——天、地、人) 。道家的论述不仅理论完整而且极具哲学的抽象性。由于道家本体是无象、无形“惚兮恍兮”没有生命的“一”或者“二”, 因此, 生育万物及人的母体 (本体) 与人是没有生命共同的联系的。从而我们可以说的“天”具有自然和生命的意义, 从而为自身也为文化自然与人一体的生态思想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二、“天”与人的理性和谐是古代生态思想的核心观念

　　“仁”是先秦的核心范畴, “仁”以完善的道德标准和“爱”的智慧为其主要内涵。“仁”不仅是君子修养的内在道德价值原则, 而且仁也是来自于自然-“天”的法则。《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 爱之而弗仁;于民也, 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 仁民而爱物。”[3]224意思是, 君子爱惜万物, 但不是仁爱它;仁爱百姓, 但却不是亲爱他们。只有亲爱亲人才能做到仁爱百姓, 只有仁爱百姓才能够爱惜万物。虽然有不同的对待方式, 但都是要以爱的方式在有机的大系统内予以解决。因此, 个人和社会构成的系统与万物所构成的自然系统发生关系, 本身各自的伦理规范必须要有统一的解决之道。《易传》从哲学的高度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问题。

　　《易传》是战国时期一部解释《易经》的伟大哲学着作, 虽至今不能确知其作者, 但从其弥合内部“内圣”与“外王”之分岐, 亦融合儒、道在宇宙生成论上各自的不足来看, 其成书非一人一时, 大有齐国稷下之风尚, 很有可能是稷下学宫集体创作的产物。《易传》强调天、地、人“三才”统一之道, 是一种有机整体的宇宙观。《易·文言传》说:“夫大人者, 与天地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 与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弗违, 后天而奉天时”, 其基本意思是说得道的圣人能合乎天地的意志, 有日月的光彩, 符合四季的秩序, 也顺应神鬼的吉凶。在天意之前行事, 天意不会逆反他;在天意之后行事, 就顺应天理。也就是说, 人与自然应该是“合拍”共存的关系;而且要求人们认识自然法则, 以自然法则引导实践, 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协调演化的和谐状态。古今中外的学者以“天人合一”的观念来阐述或者标榜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生态智慧, 但无论是道家还是阴阳家, 基本都是以同源同构甚或“天人感应”含糊其辞。荀子是“天人合一”思想在先秦时期的集大成者:首先荀子认为“天”与人是有区别的, 这叫“天人相分”, 在此基础上他揭示出“天行有常”的规律——“天行有常, 不为尧存, 不为桀亡”。[]这其中, “天人相分”是客观的认识论, “天人合一”则是在认识基础上的实践论和目的论。荀子天人关系的思想博大精深, 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但却被西汉大儒董仲舒吸收、改造从不同的角度而发扬光大, 成为董仲舒天人感应“天人相副”政治理论思想的基础——天、地、人“三才一体说”。董仲舒说:“何为本?曰:天、地、人, 万物之本也。天生之, 地养之, 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 合以成体, 不可一无也。”[5]168董仲舒把天、地、人看作万物的根本, 三者分工不同, 彼此相辅相成, 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缺一不可。以上认识, 形成为中国古代早期生态系统论的基础, 但当其将“天人相副”和“天人感应”思想揉汇其中的时候就又兼具神学的性质了。

　　三、“生生不息”是生态文明的发展观

　　生态思想在中国古代早期的理论探讨也是如此。中国古代早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将生物、生产、生活联系起来, 形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予以考量, 给予其长远的规划以及和谐共生的措施。

　　《中庸》说:“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 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则可以与天地参矣。”[6]790强调的是一种在深入认识“人”和“自然”各自本质性规律的基础上, 人类参与自然、利用自然总的原则。那么, 这种总的原则是什么呢?《易传·系辞传上》说, “天地之大德曰生”, “生生之谓易”, [7]388第一是以天地为万物之母、生养之源;第二是生命的生养是永不止息、连绵不绝的, 也只有“生生”不息, 万物及人类才会得以持续发展。

　　有了总的原则, 具体应该如何去做呢?首先, 保护环境非常重要。根据《汉书》记载:“凿地数百丈, 销阴气之精, 地臧空虚, 不能含气出云。斩伐林木亡有时禁, 水旱之灾, 未必不繇此也”。[8]3075采矿时向下挖地数百丈, 把地下阴气聚集的生态系统的精华都破坏了, 地下空虚, 天地水汽循环受到影响。砍伐林木的时候又不按照自然季节的时令, 严重的水旱灾害未必不是由此而引发的。《礼记》中有:“土反其宅, 水归其壑。昆虫毋作, 草木归其泽”。[6]347意识是说让土壤回到本身应在的田地里, 让水回到沟壑离去, 昆虫不要作害, 草木才会茂盛而复有生长的光泽。《史记》曾载孔子之言曰:“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 竭泽而渔则蛟龙不合阴阳, 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9]1926并提出了“钓而不纲, 弋而不射宿”的主张。如果射杀母兽从它们的肚子里剖出兽胎, 那么祥瑞的麒麟就不会来到国都的郊外;抽干水池的水来抓住大小一切的鱼, 那么蛟龙就不会繁育生长;把鸟巢打翻毁掉鸟的卵, 凤凰就不会飞来。这实际上强调在禽兽生育的季节保护幼兽, 反对不顾生态后果牟利的行为, 这些都包含有浓厚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思想, 这些思想即使是放在当代来看也是文明的、科学的。《管子》在《轻重甲》篇中曾提出“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 不可以立为天下王”, 也就是说统治者如果不能谨慎地守护自己的山林、沼泽、草地等可以获得生产生活资源的国土, 是不可以被推举为天下的帝王的。孟子提出“取物以时”的生态伦理主张:“不违农时, 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 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 材木不可胜用也,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 材木不可胜用, 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王道之始也。”[3]5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生产劳动, 人们就会有充足的粮食、鱼肉、木材等为生活所用, 而且是一种维持政治长治久安的“王道”, 其本身也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思想。《管子》是一部重要的着作, 它对后世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农业代表性经典——《齐民要术》影响很大, 后者提出了中国古代应时而作等重农思想, []就是对早期生态思想继承与应用。

　　人来自于自然, 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人类要想长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尊重自然, 保护自然母亲。一方面, 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发展的需要。《管子》中有“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 虽不甚多, 皆均有焉, 而未尝变也, 谓之则”。意思是说, 对于鸟兽草木这些能生长出养育人民的食物的万物, 虽然不是特别的多, 但基本人人都能有一些, 从古至今都未曾改变, 这就是自然的法则和规律。从中可以发现, 古人强调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是“均有”的, 要兼顾当代与子孙后代, 这就是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另一方面, 自然界中的食物不足以给养人类, 这就要求人类还应该发展农业生产, “树之以桑”“养之以畜”, 不能将人类的生存问题完全通过倚靠“剥削”自然来解决。

　　注释：

　　1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 中华书局, 1980年。
　　2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 中华书局, 1984年。
　　3杨伯峻、杨逢彬注译:《孟子》, 岳麓书社, 2000年。
　　4王先谦:《荀子集解》, 中华书局, 1988年。
　　5苏舆:《春秋繁露义证》, 中华书局, 1992年。
　　6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 中华书局, 2001年。
　　7高亨:《周易大传今注》, 齐鲁书社, 1998年。
　　8班固:《汉书》, 中华书局, 1962年。
　　9司马迁:《史记》, 中华书局, 1999年。
　　10贾思勰:《齐民要术今释》, 中华书局, 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