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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王符思想中的儒道融合特色分析
【绪论】东汉后期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融合研究绪论
【1.1】东汉后期社会政治背景
【1.2 1.3】王符思想儒道融合背景与特征
【第二章】哲学观所透显的儒道融合特色
【第三章】以“无为”补政的政治观
【第四章】隐逸而济世的人生观
【结语/参考文献】东汉中后期儒道融合思潮探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结 语
王符所生活的东汉中后期,衰乱的状况愈加严重:皇权式微、外宦专权,导致纲纪废弛、吏治腐败、世风奢靡,而底层民众却是虚匮流离、困厄饥寒。随着社会政治危机的加剧,加速了官方神学经学的衰落:政治上,外戚宦官专权,排斥士人和儒学,皇权对经学的依赖性开始减少,经学的职能被大大削弱;经学自身的发展也日渐烦琐化、庸俗化,以至于儒学经典成为僵死的教条,日渐脱离实际,成为繁琐空洞的理论,逐渐失去了其应有的社会功能。
随着社会地位的下降,儒生对政治的不满日益高涨,许多儒家学者或愤世横议,针砭时弊,或隐居授业,专致学术。他们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审视甚至批判传统儒学中不再合乎时宜的消极因素,多方面有选择的吸取百家思想资源用以补偏救弊。其中,以理性怀疑、恬淡无为为旨趣的道家思想,渗透影响于他们的学术著作和致思倾向中,成为用以补偏救弊、寄托情志的重要思想资源,援道释儒、以儒融道一时蔚为风尚。《潜夫论》中即体现了王符以儒融道、儒道融合的写作特点。
纵观东汉中后期,儒道融合思潮的兴起一方面源于儒、道思想本身所体现的互补性的内在品格,使得双方在争端冲突后,也能够互相的补益调节,从而增进自身的长远发展。以这一时期的儒道融合特征来说,就表现为道家思想以融合渗透的理论形态,对日渐脱离实际的神学经学的补偏救弊。
道家思想对儒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打破经学理论桎梏,博通自由的理性精神复苏。东汉中后期,作为曾被奉为权威治国理政纲领的儒学,对于没落的社会局势,并不能提出有效的挽救措施。经学本身的烦琐化、教条化、荒诞化的发展催生了内部学派分化和异端思想的突起。然"章节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后汉书·儒林列传》)笼罩在官方儒学头上的那道神圣光环逐渐地脱落,被压制许久的诸子思想重新活跃起来,本就有与儒家互补内在品格的道家思想因应而盛。以马融、郑玄等为代表的经学大师们,不再固守于"门户"、"家法"的偏见,也不再拘守于一经或数经的研究,而是博通数经,在经注过程中,打破门户之见,杂糅诸家。其中道家典籍和思想更是受到经学大师的青睐与重视,如郑玄在注解《大学》、《礼运》、《周易》等经典时,多次引用《老子》中的原文。经学大师运用以引道释儒的注经方式,打破经学的理论桎梏,补弊经学理论弊端。他们努力将原本附庸政治的经学解脱出来,挖掘其经义本身的学术价值,以博通自由的学儒方式,扩大自身学术视野,同时以传道授业的方式延展着儒学的传播生命。引道释儒的注经方法,不仅增加了经学的理性成分,更对后世玄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理论铺垫作用。
二、补偏救弊、调节时政,成为社会理论批判的重要思想武器。以王符为代表的汉末社会批判思想家,在进行社会理论批判时,亦选择以道家思想为理论批判的武器,对儒家旧有的理论范式进行了扬弃与重新定位,道家思想在这时成为在修正儒学的旗号下用以补益儒家思想的主要思想资源:如为推翻神学经学的理论桎梏,推崇道家的天道自然法则;引入道家的批判精神,批判现实腐朽的纲常名教和社会本末倒置、名实不副等流弊现象;以儒家的德政和有为治世为基本内核,补入无为治政、遵循因循之道、刑名之法等道家思想进行补弊和调节;受老庄韬晦自保、恬淡无为人生境界的影响,个人对世俗的态度也更加的达观、从容。汉末社会批判思想家自觉地融合儒道的行为,除了对社会批判的理论深度有所增益,更是对经学到玄学的理论过渡起到了坚实的铺垫。
经学大师和社会理论批判思想家们援道释儒、以儒融道的致思倾向一时蔚为风尚。
道家思想如一束亮光,为士人们于哀暗之世的价值选择增抹了一份独立色彩,指引着士人们的人生价值选择,进而对汉末士林风气的转向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主要表现为:
一、以学理形态向个人情感的融渗。道家思想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对社会政治和学者的致思倾向产生重要影响,表现为为政的士大夫运用道家无为治政观参议时政或引为执政原则;以王符为代表的汉末社会批判思想家,借助道家的理性批判精神以改造儒学,开展社会批判;经学家马融、高诱、郑玄等通过注释黄老典籍、学融儒道而立说,在儒家典籍注释中融入道家理性精神。此外,道家思想逐渐由一种学理形态转变为一种价值选择,成为士人情感、情绪世界的有机部分。如郑钧好黄老书,为人好义笃实,入仕为官后,数纳忠言;善说《老子》的淳于恭,清净不慕虚名,却"举动周旋,必由礼度","进退陈政,皆本道德";任隗少好黄老,清净寡欲,同时义行内修,仁善助人。他们以儒家重义轻利、仁善爱人等圣贤教训为道德约束和社会责任,援引道家清净无为的哲学观来调适自己与社会、家庭等外部世界的关系。
二、出与处的人生选择,素为困扰着士人人生的两大矛盾:入仕从政,是士人君子实现自我"立德、立言、立功"价值、"内圣外王"之道的最为基本的途径。然而当他们能够为统治者所用时,实则又论为政治的附庸,从而最终失去独立身份和思想自由的可能,这是士人所难以接受的。汉末士人在面对专制政治的巨大压力,加之哀暗之世的政治无方和社会失序,使得士人阶层既难以自我保护,又无法自我申辩。然而他们并没有一味的只求安身保命、逍遥自适的隐逸生活,而是更加理性的看待出-处的人生选择。
这未尝不是对道家隐逸思想的一种价值升华--既践行着道家恬淡无为、不慕名利的隐逸思想,又立足现实、时刻心系于时政百姓;既坚守着孔子"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道隐观,又突显了儒者君子骨子里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担当。《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中载君子能够,得时则行,不得时则退身隐逸,"故其行也,则濡蒙诟,出身以效时;及其止也,则穷栖茹菽,藏宝以迷国。"东汉后期士人的大量拒仕,有其显而易见的时代原因,却能够在现实情势下,知去就、明去避,在无法选择的社会、时代中,对自己的人生做出清醒、理智的取舍。
三、士林风气的转向。面对东汉后期政治的腐败,仕途的黑暗,士人群体丧失了个体价值实现的可能性,引起了他们心中的强烈不安,他们著书立说,互为声援,议论朝政,评讥权贵,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思潮。在这股道德批判思潮中,王符以潜夫的身份,耿介不同于俗的个性,发愤立言,高蹈士人道义,对其后的清议之风的兴起亦发挥了重要作用。汉末对士人人品的品评所基于的准绳是儒家的"德性"和"仁义",对朝政的评议仍是秉持着孔子所倡导的"士志于道"的经典圣训,同时,以道家思想的批判与怀疑精神对现存社会秩序予以批判,融入道家思想补偏救弊,提出社会改良之方。
另外,名实问题、本末问题的探讨对魏晋玄学的产生亦深有补益。由上可见,汉末儒道融合的思想特征可以说是时代的印记,亦是时代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