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自东汉起跻身儒家经典之列，至南宋时，经理学大师朱熹之手位列“四书”，是儒家最重要的文化典籍之一，同时也被公认为认识孔子和了解孔子思想最可信、最直接的原始资料。《论语》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在海外也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它是最早进入欧洲视野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之一。早在 16 世纪末，传教士利玛窦已将《论语》翻译为拉丁文。1687 年，由耶稣会传教士翻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在巴黎出版，其中包含《论语》的部分章节。
《论语》的欧文译本众多，以英译本数量最多、影响最大。不过，在主要欧洲语言译本中，《论语》德语译本影响力不容小觑。如果要推举一部最负盛名的德语译本，德国着名汉学家卫礼贤(Ｒichard Wilhelm，1873—1930)的译本( Kungfutse． Gespr?che． Lun Yü，1910) 当仁不让。不过，在卫礼贤《论语》译本问世的 80 余年前，德语世界已经出版了第一部《论语》译本———威廉·硕特(Wilhelm Schott，1802—1889)的《论语》译本。
威廉·硕特是德国 19 世纪的汉学家、东方学家，也是将《论语》翻译为德语的第一人。他原本是一位神学家，后来逐渐对东亚和中亚地区的语言和文化产生兴趣，并在柏林大学学习东亚地区的语言。从 1833 年开始，硕特在柏林大学开设有关中国语言和古代哲学的讲座。与另一位着名的汉学家嘎伯冷茨(Georg von derGabelentz，1840—1893)一样，硕特是德国汉学从业余性质向专业学术性质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人物。彼时，汉学尚未独立，仍从属于东方学，但凭借其开创性的学术贡献，硕特被誉为“德国学术性汉学的奠基人”。
一、硕特的《论语》译本———第一部《论语》德语译本
硕特将其翻译的《论语》德语译本命名为《中国智者孔夫子及其弟子的着作》(Werke des tschinrsischen Weis-en Kung—Fu—Dsü und seiner Schüler)，并于标题之下注明“首次由原文翻译为德语，并附注释”(zum Erstenmalaus der Ursprache ins Deutsche übersetzt und mit An-merkungen begleitet)。硕特的《论语》译本分为两卷出版:第一卷(Erster Teil) 包含《论语》原文的前十篇，于1826 年在德国哈勒出版;第二卷(Zweiter Teil)为《论语》的后十篇，于 1832 年在柏林出版。硕特把第一卷中的十篇分为五章，每章含原文的两篇，例如第一章包括原文的《学而》篇和《为政》篇。对于第二卷包含的十篇，硕特也以相同的方式进行编排。与译本的第一卷相比，第二卷除德语译文之外还附有拉丁文译文，而且译文语句完全按照中文原文的顺序进行排列。对此，硕特在译本第二卷的序言中特别指出:“通过这个方法，我希望能够提高本书对于读者、尤其是中文初学者的实用性。”
硕特翻译《论语》并非出于偶然，在第一卷译本的序言中，他表现出对于中国语言和文学的浓厚兴趣。硕特认为，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学对于整个中亚、东亚的历史、哲学、人文和地理极为重要。关于自己翻译《论语》的目的，他谈到，“在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鲜有关于中国语言和文化领域的专门研究;对于中国人和中国的语言及文化，德国流行着各种荒诞离奇的错误观点。”①硕特希望通过对孔夫子道德着述的“尽可能忠实的翻译”来抵制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并在德国为中国语言和文化赢得一些爱好者，而且他认为“《论语》……足以避免人们对孔子及其学说的因循守旧之偏见”。
其后，硕特对孔子生平分三个阶段进行详细介绍。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对孔子生平的介绍还是对孔子思想的描述，硕特显然参考了英国传教士马士曼(JoshuaMarshman，1768—1837，又译作马歇曼)《论语》英译本中的相关内容。除孔子本人之外，他对孔门的几位重要弟子均有简要介绍。作为《论语》的第一部德语译本，面对不熟悉中国文化和孔子、甚至怀有偏见的德语读者，这样的译本序言是非常必要的。在“孔子的着作”一节，硕特专门介绍了“五经”(fünf Ging) 和“四书”(die vierBücher vom zweiten Ｒang)。他将前者称为“第一等中国典籍”(classische Bücher ersten Ｒanges)，后者则是“第二等中国典籍”。在介绍《论语》时，硕特特别对“论”、“语”二字做出解释，他认为“论”指“说话、会谈”，“语”指“回答、回复。硕特称《论语》编纂者是孔子的弟子曾参和有若，不过他并未透露他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接下来，硕特具体描述了其《论语》译本的篇章结构:《论语》由两册组成，每册划分为五个部分，或称之为“卷”;每卷又含两篇，各篇划分为若干章节。各章又由一句话或若干句话构成。他指出，《论语》和《春秋》都是孔子最重要的着作⑤。虽然他没有明确《论语》究竟是孔子本人的着作，或是出自孔子弟子之手，不过从译本标题《中国智者孔夫子及其弟子的着作》来看，硕特把《论语》视为孔子及其弟子的共同作品。或许他也无法确定《论语》作者的确切身份，因此采用了这样一个比较模糊的折中说法。
二、硕特译本解析
(一)内容提要
作为《论语》的第一部德语译本，硕特的译本有不少值得注意的地方。在译本各章(即原文的两篇)之前均有内容提要，为译者对该章主要内容的提炼或概述。译本第一章(Erstes Buch)的内容提要如下:
本篇(即《论语·学而》)主要涉及:成为道德高尚之人所需的条件以及所有高尚行为的源头。根据智者(孔子)的原则，其源头就是子女对父母的爱(孝)和兄弟之间的爱(悌)。关于“孝”的各种评论以及弟子的、儿子的和君子的义务构成(本篇)主要内容。在第二篇(即《论语·为政》)中，孔子赞美“为政以德”，描述自己从十五岁开始的学习过程，阐明“孝”的定义，赞扬他的得意弟子颜回，教导弟子如何考察一个人的真实品性，告诉子路什么是真正的智慧，指出获得知识最可靠的方法，描述对君主而言最恰当的行为，指出道德原则的重要性，将周朝的卓越性与前代的商朝和夏朝比较，最后以两句简短但意义深刻的话作为结束。
由于《论语》各篇各章之间表面上并无严密的逻辑联系，因此所谓的“内容提要”实际上只是对每一篇内容的大致总结，或者对每一篇各章内容的逐一复述。而且仅从上例来看，读者很难看出两篇之间有何具体关联。
(二)忠实与变异
鉴于中国典籍语言的特点，硕特认为，“对于翻译者而言，除了清楚地、尽可能精确地复述每句话的整体含义之外，没有别的解决办法。虽然(译者)应当避免滔滔不绝的废话，但是过分谨慎、追求简短也不可取。”然而，在没有前人经验和范本可资借鉴的情况下，译者要做到“精确复述”并非易事。应该说，硕特的翻译总体上力图忠实于原文、语言简明流畅，与《论语》质朴凝练、简约生动的风格颇为神似，如子曰:“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硕特译文为:Dsü spricht: der Ｒedliche wird nicht ver-lassen bleiben; er wird Freunde finden．如果不考虑“德”译为 der Ｒedliche(正直的人)是否恰当，硕特用两个分句分别对应原文的“德不孤”和“必有邻”，巧妙再现了原文形式和语义。不过在处理由多个句子组成的章节时，硕特通常会把原文的一章拆分为若干部分，并为每部分标明序号，如《论语·为政》中常常被人引用的一章: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心，不逾矩。”(《论语·为政》)硕特译文如下:
1． Dsü spricht:in meinem fünfzehnten Lebensjahre wurdedie Neigung zu ernsteren Studien in mir rege．
2． Im drei? igsten war sie befestigt．
3． Im Vierzigsten blieb mir kein Zweifel übrig．
4． Im Fünfzigsten verstand ich die vom Himmel stam-menden，ewigen Gesetze．
5． Im Sechzigsten empfang mein Ohr jedes Ding ohneSchwierigkeit．
6． Im siebzigsten Jahre übertraten die Neigungen meinesHerzens nicht mehr das Gesetz．
这一章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个阶段的总结回顾，原文语气连贯、一气呵成。经过硕特翻译之后，从“十有五”到“七十”六个阶段各自独立成句，一段话变成六个小单元，分别标明序号，且六句话全部以介词短语 im……(在……岁时)起头。这一“变异”一方面使得译文条理清晰、逻辑分明，便于德语读者理解，另一方面却显得机械生硬，不仅破坏原文的整体性和连贯性，更加丧失了原文的韵味。再加上硕特为每一句话标明序号，这段译文俨然成了一份孔子的“个人简历”，与原文带给读者的感受迥然相异。
(三)核心概念的译名多变
在翻译《论语》的核心概念时，硕特一般不使用固定译名。以“君子”为例，《论语》全书共见 107 处，硕特译本中的“君子”却有多种译名，如 der rechtschaffene Mann(正直的人)，ein achtbarer Mann(受人尊敬的人)，derachtungswürdige Mann(值得尊敬的人)，der würdige Mann(庄重威严的人)，der geachtete Mann(受人尊敬的人)，ein ehrenwerte Mann ( 值得尊敬的人)，最常用的是 derachtungswürdige Mann(值得尊敬的人)。
根据不同的语境使用不同的译名当然能够增强译文的流畅性，使之更符合德语的语言习惯。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作为一部中国古代典籍的译本，硕特的处理方式稍欠严谨。读者难以从“君子”的多个译名中感悟到“君子”概念在《论语》和孔子思想中的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君子”是孔子树立的道德典范，指“有德者”即道德高尚、行为正派的人，“拥有全部美德和优点”。“君 子 ”当 然 是“值 得 尊 敬 的 人 ”( derachtungswürdige Mann)，但是“值得尊敬的人”未必就一定是“君子”，因此这个译名也没有完全体现出“君子”概念的内涵。
(四)丰富的注释
硕特译本有为数不少的注释，译本的第一部分有258 条注释，第二部分也达 213 条。作为《论语》的第一部德语译本，在缺少参考文献的情况之下，硕特要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硕特把其译本的注释称为“解释性的注释”，其中“既包括中文注疏者的意译，也包括我的个人观点。在这件事上，我与两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三年的交往使我获益良多。”
硕特所作的注释一般是对《论语》中出现的中国文化特有事物、现象和重要人物的介绍，例如他对“八佾舞于庭”的注释:
季氏是鲁国官员。天子的宫廷舞乐一般由八队人组成。高级官员的使用六队人，中层官员用四队人，低级别的官员则使用两队人。一对有八人。季氏虽然只是中层官员，却习惯于天子的排场。
虽然“高级官员”、“中层官员”的说法比较模糊，但硕特在这条注释中对“天子八佾，诸侯六，大夫四，士二”、“八人为列”的礼乐制度的描述非常清楚。试想，如果缺少这样一条注释，德语文化圈的读者恐怕也很难理解为何孔子会对季氏出言讽刺。
(五)误译现象
毋庸讳言，硕特的《论语》译本确实存在部分明显的误译。下面试举一例: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硕特翻译为:Kung—dsü sprach zu Guei—schi: Ihrk? nnt es zugeben，dass acht Truppen Musiker in eueremPalaste spielen? Was werdet Ihr (auf diese Art) nicht Allesnoch zugeben?
硕特译文回译为:孔子对季氏说:“你们居然容许八列舞者在你们的宫殿里表演? 那么还有什么是你们不能容忍的呢?”
硕特将“孔子谓季氏”译为“孔子对季氏说”，但实际上这句话是孔子对季氏僭用礼乐之事发表的评论，并不是他直接对季氏所说的话，因此硕特此处的翻译欠缺严谨。另外，“庭”应该是指举行祭祀的家庙之庭，硕特把“庭”翻译为“宫殿”，也值得商榷。
三、克拉普洛特对硕特译本的评价以及他本人的《论语》翻译
就译本而言，作为德语世界与孔子思想的首次直接对话，硕特的翻译基本符合《论语》原意。不过也有学者质疑硕特译文的准确性，并明确指出其中的一些误译情况，批评最为激烈的当属克拉普洛特。与硕特同时代的东方学者、汉学家克拉普洛特(Jul-ius Klaproth，1783—1835) 对于《论语》的第一部德语译本———硕特译本提出强烈质疑。1828 年，克拉普洛特用威廉·劳特巴赫(Wilhelm Lauterbach)的笔名出版了《论威廉·硕特博士所谓译自原文的孔子着作译本———一个文学上的欺骗》( D． Wilhelm Schott’s vorgebliche?bersetzung der Werke des Confucius． Aus der Ursprache，eine literarische Betrügerei，1828)一书(以下简称《论威廉·硕特博士》)，对硕特译本(第一卷)进行抽丝剥茧式的分析和批判。
克拉普洛特认为，硕特所谓“译自原文”的译本不过是对英国传教士马士曼《论语》英译本(The Works ofConfucius)的转译，而且是一部“糟糕”的转译本。据硕特本人在译本序言中所说，马士曼的《论语》英文译本引导他走上中国思想研究的道路②。马士曼英译本于1809 年在印度塞兰波出版，“长达 742 页，由中文原文、译文、文字诠释三部分构成，自《论语》第一章‘学而’译至第九章‘子罕’”，是《论语》的早期英译本之一。
在《论威廉·硕特博士》的序言中，克拉普洛特首先对马士曼的《论语》英译本提出质疑。他指出，马士曼是在印度塞兰波学习中文，他不仅没有欧洲出版的相关权威着述可供参考，而且他的中文老师是来自广东地区的中国人，因此其译本里面的中文都是按广东话的发音进行拼写。接下来，克拉普洛特进一步对硕特的中文能力提出质疑。从硕特译本的副标题“首次由原文翻译为德语，并附注释”来看，硕特自称是中文方面的专家，但是他在译本序言中并没有说明自己如何学习中文———这门当时在德国很少有人掌握、且极难学习的语言。硕特在序言中声称，自己在注释译本的过程中与两个中国人保持长达三年的交往。克拉普洛特认为此事也值得怀疑，而且即使真有其事，———他不无讽刺地反问———两个来自广东地区乡村的中国人是否有能力帮助硕特注释中国的古代典籍呢?
通过逐字逐句地对比马士曼英译本与硕特德语译本，克拉普洛特得出结论:无论是译本中关于“孔子生平”的介绍，还是译文本身，硕特均是从马士曼的译本中抄袭而来。对此，他提出了若干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比如:“任何稍微了解中文的人都知道‘松’的发音是sung，马士曼把它错写为 choong，硕特忠实地照搬了这个错误，把‘松’拼写为 dschung。”又如，硕特把《礼记》(Li gi)称为《礼经》(Li ging)，因为马士曼也犯了相同的错误。
由于对硕特《论语》译本极为不满，克拉普洛特在《论威廉·硕特博士》一书中亲自翻译《论语》的部分章节。他选择了《论语》中的二十五章，分为五个部分，列出每一章的中文发音、满文翻译、他本人的德语译文、马士曼的英文译文和“硕特博士借助马士曼译文翻译的”
德语译文。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在这里选择其中两句进行分析:
例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克拉普洛特德语译文:Von den Menschen verkanntseyn，und sich nicht entrüsten; ist das nicht vollkommenerMenschen Art?
马士 曼 英 文 译 文: A man without knowledge and(yet) without envy，is he not the honourable man?
硕特德语译文:Ein Mann ohne Ｒuhm und doch freivon Missgunst，ist der nicht achtungswürdig?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一般理解为“别人不了解我，我却不怨恨，不也是君子吗?”⑦硕特把“不知”理解为“没有名气”，而且把“不知”和“不愠”作并列处理，因此把整句话翻译为“一个没有名气、也没有妒嫉心的人，难道不值得尊敬吗?”从字面上看，硕特的翻译的确与马士曼译文如出一辙。对此，克拉普洛特不无讽刺地评论道:“哪怕硕特先生仅仅多读一些在中国文学中具有影响的新作，他也至少能避免照抄马士曼的这一处错误。”
例二:“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论语·为政》)克拉普洛特德语译文:Confucius sagt:Die dreihundertGedichte(des Schi king)，werden durch ein Wort ersch?pft;es heisst:Der Sinn sei frei vom B?sen．马士曼英文译文:Chee says，The See has three hun-dred sections． He adds，I should esteem it not evil．硕特德语译文:Dsü sprach:Der Schi jing hat 300 Ab-schitte． Dürfte ich ein allgemeines Urtheil darüber f?llen，sowürde ich sagen:ich halte sie nicht für verderblich．这句话的意思是“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纯正’”。克拉普洛特认为，马士曼和硕特两人完全没有理解这句话的准确含义。硕特把它翻译为:“《诗经》有三百段。如果要我对它做出评价，我会说:我认为它并非道德败坏”，显然与原意不符。
四、结语
无论是从译本序言的叙述，还是翻译与研究方面的实际工作，我们都能看出硕特对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欣赏和崇敬。但是，他同时也认为孔子和儒家思想束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正如他自己所说:“中国文化的全盛时期似乎就发生在孔子和儒家优秀学者生活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民族，获得名誉和地位几乎完全建立在孔子和典籍研究的基础上，思想的束缚、鉴赏能力和表现风格的单调将会持续下去，以至于它的后代对自由的思想感到陌生甚至敌视，他们只能小心翼翼地模仿伟大的祖先。”
硕特对孔子及其思想既欣赏又有所保留的态度不禁让人联想到德国哲学家、浪漫主义先驱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
赫尔德曾经如此评论孔子:“对我来说，孔子是一个伟大的名字，尽管我马上得承认它是一副枷锁，它不仅仅套在了孔子自己的头上，而且他怀着最美好的愿望，通过他的政治道德说教把这副枷锁永远地强加给了那些愚昧迷信的下层民众和中国的整个国家机构。在这副枷锁的束缚之下，中国人以及世界上受孔子思想教育的其他民族仿佛一直停留在幼儿期，因为这种道德学说呆板机械，永远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使其不能自由地发展，使得专制帝国中产生不出第二个孔子。”
尽管克拉普洛特批评硕特《论语》译本有较多的误译和疏漏之处，并明确指出硕特德语译本和马士曼英译本的若干相同或相似的错误，而且硕特本人也没有在译本中对于他翻译参考的《论语》底本做出说明，但是我们不能据此怀疑硕特的中文能力，也不能断言硕特的译本并非译自中文原文、而是一个“糟糕”的转译本，更不能完全否定硕特译本的意义。据张国刚先生在《德国的汉学研究》中介绍，硕特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题目为《论中国语言的特点》，由此可以推测硕特具备较高的中文读写能力。硕特的译本无疑是有缺点的，但是作为德语世界的第一次尝试，这部译本的历史地位不容贬抑。
孔子自 18 世纪晚期以来在欧洲一直遭受冷遇和负面评价，面对德语地区从黑格尔开始的、逐渐蔓延的对孔子思想和中国的种种偏见，19 世纪的汉学家们试图凭借自己的研究成果予以反击。19 世纪的汉学仍从属于东方学，硕特等人虽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学家，但是他们的研究已经摆脱了启蒙思想家的狂热和赫尔德、黑格尔等人的轻蔑等主观色彩。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具备阅读中文原典的能力，不必再依靠二手甚至三手材料，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较之早期学者已有较大进步。作为一位先行者，硕特将儒家典籍《论语》的全貌以及《论语》体现的孔子思想第一次完整地展示给整个德语世界，把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介绍给德语世界的读者，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德语地区对孔子和中国的偏见，其拓荒意义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