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预设的存在给翻译带来了困难,原文中蕴含的语用预设信息如何在译语文本中得到传达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从语用预设角度研究翻译策略和方法,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野。本文以《朝花夕拾》(汉德对照)为语料,共收集其中127个含有语用预设信息的词、词组、句子及其德译,总结归纳了语用预设的七种翻译方法,其中解释性翻译、直译+文外补充式解释和近义替代是运用最多的三种方法。通过实例分析发现,对语用预设的合理评估和处理有助于对源语文本有更深的理解,并使译文更趋完善。
关键词： 语用预设; 《朝花夕拾》及其德译; 翻译问题;
预设概念最早由德国哲学家弗雷格(Frege)于1892年提出。弗雷格认为,说话者在说话前必然会对听者的信息接收情况进行预设,即表述中的某个词必定意有所指,且属于对话双方共有的认知范畴。随着英国语言学家斯特劳森(Strawson,1973:193)提出的推理关系理论,预设进入语言哲学的研究范围。语言学界对预设的研究开始于语义学,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预设不仅存在于语义层面,其语用意义也不容忽视。不同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和价值观念等因素使各民族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和思维方式。源语文本基于源语文化语境,原文作者及其读者处于共同的文化语境中,享有诸多共同的语用文化信息,此类信息蕴含在源语文本中不需明言,形成了语用预设。要将源语文本翻译成目的语文本,译者不能回避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并不享有共同的文化语用信息这一事实,这些蕴含的预设信息如何在译文中得到传达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本文拟首先阐述语用预设及其翻译问题,然后以鲁迅先生《朝花夕拾》德译为例,探究语用预设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以期为相关翻译和汉德翻译实践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一、语用预设及其翻译问题
(一)预设与语用预设
《杜登词典》(1994:2610)对预设的定义是“默示的前设、先设”(stillschweigendeVoraussetzung)。对预设现象最初的解释来自弗雷格,他举了一个例子:KeplerstarbimElend。这句话预设了两个事实:1.“Kepler”是存在的,这个名字有一定的含义和指代;2.这一含义和指代是能被听者自然识别和接受的。德国语言学家布斯曼(Bu?mann1990:600)将预设定义为“关于表达或话语含义的一种含蓄的、不言自明的设定”。基于此我们可以将预设理解为一种没有被说出、但对交际双方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设定。那么预设为什么能够存在,又为什么会不言自明呢?
人们一般把预设分为两类: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魏在江,2014:23)语言学家对预设的研究从语义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发现,预设不仅存在于命题关系中,也与语境及对话双方等因素密切相关。斯塔纳克(Stalnaker1973:397)明确提出了“语用预设”的概念,认为预设作为隐含信息是说话人言语表达的前提条件,语义预设与语用预设并不矛盾,都发生于语境和交际中。他由此强调了预设对语境、说话人和背景知识的依赖性。预设存在于具体语境中,如果脱离语境,只分析句子的逻辑关系,就无法正确理解预设的语用含义。德国语言学家林克等人(Linkeetal.2001:234)将预设分为与符号相关的预设(zeichengebundenePr?suppositionen)和与语言应用相关的预设(gebrauchsgebundenePr?suppositionen)两大类。前者分为指示预设和语义预设。其中指示预设与语篇或话语的表达面(Ausdrucksseite)有关,比如句法结构;语义预设则侧重于语篇或话语的内容面(Inhaltsseite),比如词位或整体表达面的意义。与语言应用相关的预设通常被称为语用预设,是指交际双方在一个特定语境中交际时建立在共享信息或常识基础上所省略的前提信息。当发话者和受话者享有共同的认知背景时,发话者即可省略彼此共享的信息,而不会对受话者的理解造成困扰。发话者在说话前,已经对受话者的知识背景和理解能力做出一定的预测和假设,以确定哪些信息可以省略,哪些需要补充,进而提高交际效率。
(二)语用预设的翻译问题及方法
翻译作为文化和思想传播的重要工具,不是语种之间的简单替换,而是一种信息传播和交际活动。在翻译过程中,由于源语和目的语的语法功能差异、形式差异、文化差异等多种因素影响,译者不可避免会遇到许多翻译问题。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家诺德(Nord2009:117)将翻译问题分为四类:1.语言对翻译问题。指因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语言规则和语言结构差异而导致的翻译问题。如德语中有用第一虚拟式表示的间接引语,译成汉语时就需要作适当补充,添加“他认为”“他想”等,以表示客观转述他人话语。2.文化对或风俗习惯相关的翻译问题。由于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差异而导致的翻译问题,比如源语文化因素在目的语文化中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3.源语语篇特点导致的翻译问题。比如当作者在原文中使用了某种双关语,译者就需要考虑其功能,尝试用其他修辞手段来代替原文表达,以达到相同的表达效果。4.语用翻译问题。指基于语境而存在的语用现象、语用表达所导致的翻译问题,比如语用预设这一现象与语境密切相关,基于发话者对受话者视域范围内前提信息的评估,如何在目的语文本中重构隐藏的语用预设信息,无疑是译者面临的翻译问题之一。英国语言学家福塞特(Fawcett,2001:117)认为,预设信息不仅蕴涵在言语成分中,也蕴含在非言语成分中,例如上下文的连贯关系和文化成分。如何准确识别和翻译这些隐藏信息给译者带来了挑战。德国翻译学家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2013:203)总结出预设现象翻译的两大问题:第一,译者需要在译文中交代源语作者和读者共享的背景信息;第二,为了顺应译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译者需要打破源语语言表达形式的束缚,使译文尽可能符合目的语的使用习惯。
中国学者对于语用预设的翻译研究主要集中在英汉语对,汉德语对的相关研究还鲜有涉及。本文列举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刘艳丽/杨自俭(2002:20)认为,翻译策略的选取应着眼于翻译目的、文本类型、作者意图和译文读者等方面,以此来指导具体翻译方法和技巧的选择与运用。戈玲玲(2002:44)将汉英互译中预设的翻译技巧分为三类:(1)用直译法保留共有预设信息;(2)用替代法转换已知预设信息;(3)用意译法增添未知预设信息,译者要根据语境需要添加必要信息,既要考量目的语读者缺乏什么预设信息,也要考量目的语读者对预设译文是否能理解。袁建军/梁道华(2010:39)提出采用直译加注法、增词法或替代法三种可选策略,以避免错译,尽量缩短两种语言文化间的距离。汪宝荣(2016:21)提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用于描述语用预设翻译策略的分析模式:直译法;文外注释法(一般与直译法结合使用);文内注释法(一般与直译法结合使用);改译法或淡化译法;释义法;替代法(即归化法);删除法。上述研究对本文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二、《朝花夕拾》中语用预设的德译分析
(一)语用预设的界定
笔者将语料《朝花夕拾》(汉德对照)中的预设信息分为三类:文化预设、隐含义预设和连贯关系预设,以此来界定与识别语料中的语用预设信息。
1.文化预设。
文化预设是指存在于源语读者心中的文化因素。《朝花夕拾》是鲁迅先生所作的一部回忆散文集,含有许多文化负载词。“活无常”和“包公”是两个典型的文化预设实例。“无常”是佛教教义中的一个形象,与中国的传统宗教文化密切相关,解释为世界万物都是生灭变化无常的。作者与源语读者共享文化背景知识,因此作者预设,对于“无常”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无须赘言。同样,“包公”即包拯,是中国历史上的名臣,杰出的清官代表,是清正廉洁的象征。“包公”对中国读者而言是一个熟悉的概念,然而对西方读者而言,若不能对原文中的称呼进行补充解释,就会一头雾水,进而影响他们对于整篇文章的理解。
2.隐含义预设。
词的意义往往包括概念义和隐含义,其中隐含义就是联想义、外延义,是语言运用发展过程中某个词所具有的附加义、语用含义或暗含意义。汉语表达形式多种多样,许多词句都具有隐含义,有独特的使用习惯。因此,如果译者不能识别源语文本中语用预设的隐含义,就无法准确传递出原文的信息,导致翻译失误。如书中描述的“眉眼的外梢都向下,如一个‘八’字”,在传统文化中“八”象征着一个人愁眉苦脸的衰相,并非一个简单的符号,而是含有更深层的附加义和隐含义。若译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语言运用习惯没有足够的了解,就很难处理好语用预设的隐含义及其传达。
3.连贯关系预设。
汉语常常省略上下句的连贯关系,将语句之间的关联信息隐藏在上下文语境中。相反,德语语句之间的连贯关系常通过明确的连词或介词等关联词清楚地表达出来。《朝花夕拾》一书中不乏俗语的引用,而俗语中常常暗含一定的逻辑关系,如“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中就含有让步关系。如果译者不补充恰当的连词,将上下句的关联可视化,译文读者就有理解困难。
(二)语料分析
借助上述对语用预设的界定方法,笔者共收集和整理了语料中127个含有语用预设信息的词、词组、句子及其德译。根据分析和归纳,这些语用预设的翻译方法有七种:(1)解释性翻译(用浅显易懂的目的语表达解释源语语用预设),46次(占36.22%);(2)直译+文外补充式解释(直译法配合脚注、尾注等文外补充式解释),29次(占22.83%);(3)近义替代(用意义相近的目的语表达来替代源语语用预设),21次(占16.54%);(4)直译法(保留源语语用预设的字面表达),15次(占11.81%);(5)直译+文内补充式解释(直译法配合简短的文内补充式解释),10次(占7.88%);(6)概括性翻译(用概括性的目的语表达替代源语语用预设),4次(占3.15%);(7)删除法(删除源语语用预设所传递的信息),2次(占1.57%)。
1.解释性翻译。
解释性翻译是语料中最常用的方法,通过此法,译者可以用通俗的目的语语言解释原文中的语用预设信息,将源语表达方式在目的语文本中进行改写。由于源语文本中预设信息的语用含义是隐藏在语境或背景知识中,这一翻译方法可以有效地弥补译文读者的知识空缺。
例1:“媚态”:“gew?hnlich und kriecherisch”(130页)
例2:“慰情聊胜无”:“Man mu? sich mit dem zufriedengeben,was man hat,tr?stete ich mich”(134页)
例3:“压岁钱”:“das in rotes Seidenpapier gewickelte Geld”(137页)
例4:“旗袍”:“lange Frauenr?cke”(146页)
例5:“五猖会”:“Das Tempelfest zu Ehren der fünf furchtbaren G?tter”(146页)
以上五个例子均采用解释性翻译,译者准确识别了源语文本中的预设信息,用符合目的语语言习惯的表达方式重新对预设进行解释。例1中“媚态”一词的原义是形容女子娇羞妩媚的样子。在社会发展中,逐渐演变出“谄媚”“献媚”的贬义。在《狗·猫·鼠》一文中,鲁迅借“媚态”一词表达对猫的强烈憎恶,认为其如同当时的某些绅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拘”,揭露了他们种种的“跳梁丑态”,表达了他强烈的批判态度。这些隐藏在比喻后的背景信息和历史背景对于源语读者而言是十分熟悉的,然而译文读者若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和文化没有足够的了解,就很难读懂作者预设的信息。译者选取解释性翻译直接将“媚态”译为“阿谀奉承的”,直截了当地传递出预设的语用意义,不失为最恰当的翻译方法。《朝花夕拾》中不乏对历史典故及成语的引用,而在翻译中,由于中国语言的特殊性,译者很难兼顾形式的一致性和原文含义的准确传递。例2中“慰情聊胜无”一典出自陶渊明的诗《和刘柴桑》:“弱女虽非男,慰情良胜无。”此处弱女喻薄酒,男喻醇酒,体现有胜于无,聊以自慰之意。典故和成语的翻译对译者提出了很大的挑战,首先译者需要对中国古典诗词文化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才能识别出这些隐藏的语用预设信息。此处德译意为“人要懂得知足常乐”,准确地传递出这一典故的语境意义。例3,例4和例5是三个文化负载词。文化负载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缩影和焦点,具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性和特殊性。(付琼,2011:49)“压岁钱”在民俗文化中寓意辟邪驱鬼,保佑平安。因为人们认为小孩容易受鬼祟的侵害,所以用压岁钱压祟驱邪。译文虽然解释了压岁钱的外观,即“装在红色薄纱纸里的钱”,却没有将它更深入的意思表达出来,译语读者还是不能完全领会它的含义。同理,例4的“旗袍”的解释性译法为“女士长裙”,通过这一译文译语读者并不能将译文所指与旗袍联系起来。此处笔者建议采用更为流行的英文名称“Cheongsam”,再加以解释,这样译语读者才不会产生理解偏差。例5“五猖会”是旧时南方乡村为五猖所作的迎神赛会活动。五猖是旧时江南民间供奉的邪神。译文中清楚地解释了“五猖”的概念,也阐明了节日目的,使读者能对这一习俗的文化背景有更多了解。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演变,形成了不同的社会习俗和历史概念。而这些对于源语读者而言,不需要提供前提信息,因为读者与作者处于同一文化背景中,享有共知信息。而对于译语读者而言,如果译者不能识别出这些文化预设并补充缺失的背景信息,就会遇到阅读理解障碍。
2.直译+文外补充式解释。
文外补充式解释是指译者用脚注、尾注和译者注等方式对直译进行补充,从而对语用预设的意义进行阐释。文外补充式解释为译语读者提供了阅读选择,在预设信息较为丰富时,以加注的形式对其补充详细的解释。
例6:“八戒招赘”:“Die Heirat des Ba Jie*”(133页)
*Gemeint ist das Schwein Ba Jie,eine Figur aus dem Roman“Die Pilgerfahrt nach dem Westen”von Wu Cheng’en.
例7:“洪秀全军”:“die Truppen Hong Xiuquans*”(138页)
*Hong Xiuquan war der Führer der Taiping-Revolution
例6中的“招赘”是“入赘”的误写,入赘婚姻即男女结婚后,男方到女方家成亲落户的庆幸,是旧社会的一种风俗别称,因此含有丰富的文化背景信息。译文中直译为“结婚”,属于根据字面意思的直译,部分表达出了预设的语用含义。在脚注中译者添加了对“八戒”形象的简单介绍,即“小说《西游记》中的猪八戒”,使译语读者对八戒的外貌特征有所概念。例7中译者在脚注中对洪秀全这一历史人物的身份信息进行了补充说明,即“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源语读者处于源语文化中,熟知“洪秀全”及“太平天国运动”这些历史人物及概念;而译语读者却并不一定了解这些。采用直译+文外补充解释一方面通过直译保留了源语文本的表达,另一方面又借助脚注补充了缺失的语用预设信息,对中国文化的传播有所贡献。
3.近义替代。
近义替代是用语用含义相近的目的语表达替换源语文本的语用预设,适用于目的语中有语用含义相近的表达。
例8:“书斋”:“dieBibliothek”(139页)
例9:“睚眦之怨”:“pers?nlicheAbneigung”(142页)
“书斋”,别称“文房”,是书房的古称,读书、藏书、书画是书斋的基本功能,后来文物古玩的收藏和鉴赏,诗词歌赋乃至篆刻的切磋和研讨等文化活动也常常在这里进行。书斋在古代中国是以个人名义所建立的,是以主人和密友为主体而进行的文化活动中心。译者将这一蕴含文化预设信息的词译为“图书馆”,虽然不能完全传递背后的语用预设意义,但是不影响译文读者对词句的理解。例9中成语“睚眦之怨”出自《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睚眦”形容人发怒时瞪大双眼的样子,此处指像瞪眼看人这样的小怨,引申为极小的怨恨。译者识别了这一预设的语用含义,使用语用含义相近的德译“个人的怨愤”来表达,既保证了信息的准确传递,也使行文更为流畅,避免了由文化差异所导致的过度解释,如此处对“睚眦”背后的历史补充。
4.直译法。
直译有逐字译和根据字面意思直译两种。(王颖频/侯云程,2017:30)通过直译,原文的内容和结构能最大限度地得以保留,促进了源语文化的传播;但由于直译只能局限于表面含义,难以将语用预设的深层含义表现出来,难免会造成译文读者的理解障碍。
例10:“落水狗”:“Hunde,die ins Wasser gefallen sind”(129页)
例10中的“落水狗”语义层面是指掉在水里狼狈不堪的狗,而内在词义是用来比喻失势的坏人,现在比喻遭受打击的人。此处采用直译法不能传递出隐藏的语用预设信息,必然会影响读者的阅读理解。
5.直译+文内补充式解释。
文内补充式解释通常适用于源语文本的语用预设所含文化背景知识较为简单的情况,译者把对语用预设的简要解释直接添加到译文中,配合直译法使用。
例11:“关帝庙”:“ein Tempelchen zu Ehren des Fürsten Guan Yu”(168页)
关帝庙是为了供奉三国时期的蜀国大将关羽而兴建的。关羽去世后,逐渐被神化,被民间尊为“关公”,相传曾多次“显圣护民”,当地民众官府特建关帝庙以弘扬圣德。译者把“关帝”译作“GuanYu”,将源语中的文化预设用文内补充解释的形式显化处理,使译文读者能够将“关帝”和“关羽”联系起来,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搜索并了解更多人物信息的机会。
6.概括性翻译。
概括性翻译是指在目的语中选用较为笼统的概括性词语处理语用预设。该表达一般会保留源语文本中预设信息的显着特点,弱化或淡化其他特点,以突出共同特性的方式,处理译者认为译文读者较难接受的语用预设信息。
例12:“海内博雅君子”:“diegelehrtenH?upterChinas”(191页)
“君子”一语,广见于先秦典籍,《易经》《诗经》《尚书》广泛使用“君子”一词,原本是国君之子的意思,根据古代宗法制度要求,国君之子从小就要接受理想和人格的规范教育,所以君子自然成为个人修养上的楷模。后世儒家对“君子”做了更多的规范和要求,君子一词便被引申为所有道德学问修养极高之人的统称。此处的“博雅君子”是指所有的受过教育,能对事物有所评判和见解的人,笼统地译作“受教育之士”准确传递出了语用预设的含义。
三、总结与启示
语用预设往往会导致翻译问题,尤其是当所涉及的两种语言和文化差异较大时。本文以《朝花夕拾》(汉德对照)中的127个语用预设为研究对象,总结归纳了七种翻译方法,并从翻译问题与语用预设的关系出发,进行了实例分析。其中解释性翻译、直译+文外补充式解释和近义替代是最常用的三种翻译方法。这些方法的根本差异是译者如何评估和处理源语文本中的语用预设信息。删除法是译者对语用预设信息较为消极化的处理,即通过删除源语文本中预设的语用含义来避免译文受众产生阅读障碍。概括性翻译和近义替代是译者兼顾源语文本中语用预设的作用和目的语语言特点后较为保守的翻译方法,体现了译者为使译文达到预期目的所做的努力。直译法保留了源语文本的表达,有利于源语文化的传播,但是只停留在源语表达的表层,无法传递语用预设深层的文化内涵。解释性翻译、直译+文外补充式解释和直译+文内补充式解释较为成功地传递出预设的深层语用含义,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但是直译+文内补充解释仅适用于预设信息较为简洁的情况,因此在语料中的体现较少。
研究发现,对于语用预设的评估有助于译者对源语文本有更深的理解,对语用预设的正确处理有助于译者减少和避免翻译漏洞,使译文更加完善。本文目的在于总结归纳语用预设的翻译方法,为汉德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促进中国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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