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生态翻译学本体理论，探讨民族典籍译介译什么、谁来译、如何译、为何译等问题。本研究认为民族典籍的译介要逐步推进，可优先选择文化价值或生态价值较高的民族典籍进行译介，吸纳精通民族语言的本地译者和国外译者合作翻译，采取异质化的文化翻译策略与流畅的语言翻译策略相结合的翻译方法，通过多形式、多媒介推动民族典籍译作在译入语国家的传播和接受，促进民族典籍译作在译入语环境的生态生存和长存，从而有效传播中国多元民族文化。
关键词：民族典籍； 翻译； 传播； 生态翻译；
Abstract:Based on the ontological translation theory of eco-translatology,this paper analyzes what,who,how and why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translation of the ethnic minorities ' classics.It suggests that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ethnic minorities ' classics should be advanced step by step.It is better to select materials with higher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values,to attract cooperation between local and foreign translators,to combine foreigniz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y for cultural elements with fluent discursive strategy,and to promote the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tion of the translated versions through variety of ways and media.Only in this way,can the ecological viability of the ethnic minorities' classics in foreign environment and its goal of disseminating Chinese multiethnic cultures be achieved.
Keyword:ethnic minorities' classics; translation; dissemination; eco-translatology;
1. 引言
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和手段，翻译的使命不仅仅是学习国外的先进文化，更是要促进本国优秀文化的弘扬和传播（蓝红军2020:88）。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是世界语言和文化生态体系中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而民族典籍是少数民族历史、语言和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文化"走出去"不容忽视的一个内容就是挖掘中国地方少数民族文化的精髓---民族典籍，通过民族典籍译介的桥梁，让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特色的多元民族文化（汪榕培、黄中习2008:165;李正栓、解倩2015:199;裘禾敏2019）。挖掘、整理、翻译和传播民族典籍必将有利于促进和维护世界语言和文化的生态平衡（李明2015:88）。典籍翻译在中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但21世纪以前中国典籍翻译及其研究的焦点主要是汉民族文化典籍，以至于国内学者常用典籍翻译指汉民族经典作品的翻译；民族典籍翻译则主要指汉族以外所有少数民族经典作品的翻译（李正栓2017:8）。少数民族典籍的译介及其研究在中国也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张媛、王宏印2014:23），直到21世纪初才逐渐引起国内翻译界的重视。2005年，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国家相关文化部门相继出台政策重视和支持少数民族典籍的整理和译介工作。学术界在汪榕培、王宏印等学者的倡导下，民族典籍翻译及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发展（赵长江2014:9）。2006年至今已有二十多项民族典籍翻译相关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立项，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日益丰富。调查发现，民族典籍译介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近十年内，研究的成果有译著、专著、集刊和论文等，研究的重点有民族典籍翻译的个案分析、宏观理论构建和研究综述等，其中个案分析民族典籍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成果较多，民族典籍译本的接受和传播方面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民族典籍的生态翻译学视角研究缺乏。到2020年初，从生态翻译学角度研究民族典籍翻译的研究论文不到十篇，其中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张立玉（2015）、李明（2015）、刘萱、黄中习（2019）等，他们分别从宏观生态翻译系统、生态伦理和微观生态语言等方面，分析了土家族或壮族典籍的英译。目前鲜有学者从生态翻译学的中观翻译本体论视角来探讨少数民族典籍的翻译与传播。
目前中国民族典籍的译介存在"重翻译轻传播"（欧亚美2019:1）现象，可以说民族典籍的译介和传播处于"翻译生态失衡的局面"（程福干、毛忠明2018:80）。因此，运用生态翻译学理论来指导民族典籍的译介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2. 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是将生态学和翻译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一个新兴的翻译学分支学科。20世纪末期西方的翻译家就已经将生态理念引入翻译学研究，彼得·纽马克（PeterNewmark）（1988:92）在《翻译教程》（ATextbook of Translation）一书中就提到翻译的生态学特征。20世纪90年代的翻译文化转向将翻译学研究从原来的语言学角度引向翻译文本之外的文化相关因素的研究，拓宽了翻译学研究的思路，促进了翻译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胡庚申2019:27）。21世纪初，中国学者胡庚申在吸收西方生态文明的哲学思想、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西方翻译学派的主流思想，以及借鉴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和谐""平衡"等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胡庚申2010:62-63），创造性地提出"翻译适应选择论"（translationasadaptationandselection）（胡庚申2004）和"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胡庚申2013），并致力于生态翻译学的学科建构和理论完善，以及生态翻译学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实践及其相关研究。经过近20年的发展，生态翻译学已日渐成熟，在国内外有了一定的影响（孟凡君2019:42）。生态翻译学主要是从生态学的视角分析和阐释翻译现象，探讨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群落和翻译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胡庚申2013:93）。翻译不是独立的语言活动，而是与语言、文化、社会、自然生态等形成互动互联的复杂关系（Stibbe2015:7）。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活动通过语言和文化交流影响社会乃至整个自然生态，真正生态的翻译或翻译的生态应有利于维护语言和文化生态平衡（Cronin2003:165-172）。生态翻译学对翻译研究的理论指导包括宏观"译学"、中观"译论"和微观"译本"三个层面，其中宏观层面关注翻译生态体系；中观层面关注翻译本体理论，探讨何为译，谁来译、如何译、为何译等问题，微观层面主要关注文本语言层面的生态适应和转换（胡庚申2013:358-361）。本研究主要借鉴生态翻译学的中观本体理论及其思想。生态翻译本体理论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性活动"（胡庚申2013:206）；翻译活动必然涉及生态平衡、文本移植、适应与选择，优秀的译本能够适应译入语生态环境，在译入语环境中获得生存和长存。
3. 民族典籍生态译介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离不开典籍翻译，但是如何通过翻译将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译介出去，还需要综合考虑译什么、谁来译、如何译、为何译等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整个生态翻译链，即译事前、译事中、译事后所涉及的影响翻译活动的一系列关联互动的环节（胡庚申2013:16）。
3.1 译什么
文本的选择是翻译活动的首要问题。生态翻译理论强调翻译生态环境和翻译的整体性，追求生态翻译链上的原文、译者、译文、读者等一系列关联环节之间的生态平衡。遴选翻译文本是民族典籍译介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少数民族文化典籍内容丰富，种类繁多，目前统计在册的民族典籍已有12万种（部、册、篇等），公开发行的已有5000多种（王宏印2017:5），加上民族语言和文字的差异，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的译介并非易事，必须有选择地进行。生态翻译理论认为"翻译即文本移植"（胡庚申2013:200），翻译文本的选择首先要考虑文本的"可移植性"（胡庚申2013:203），也就是说选择的文本在源语言生态环境中要具有较强的生命力，有较高的语言、文化或历史价值。在众多的民族文化典籍中，可以优选综合价值较高，文本较成熟和完整的民族典籍进行译介。每个少数民族都有其引以为豪、极具代表性的民族文化经典：如藏族的史诗《格萨尔》、壮族的创世史诗《布洛陀》、彝族的叙事长诗《阿诗玛》、柯尔克孜族的史诗《玛纳斯》、维吾尔族的古典长诗《福乐智慧》、蒙古族的史诗《江格尔》等等，这些少数民族文化典籍都是经过少数民族历史积淀的经典，是少数民族文化的凝练，也是少数民族人们智慧的结晶，具有宝贵的文物价值和文化价值，应该优先译介。
其次，从生态翻译的实指（陈月红2016:62）角度出发，民族典籍译介可优先选择具有生态价值的文本。如，有些少数民族典籍中包含人类对自然、宇宙和万物起源的认识和理解，如侗族古歌《开天辟地》、彝族文献《宇宙源流》、佤族神话故事《司岗里》等；有些民族典籍中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热爱和探索，如蒙古族传说《兴安岭的林海》、哈萨克斯坦族传说《天山绿树》、彝族撒尼人创世史诗《尼迷诗》等，这些民族典籍中孕育着少数民族人民朴素的自然观，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思想，都是生态有益文本（白葆莉2007:4-11）。此外，少数民族典籍多来自于少数民族人民口头流传的传说、神话和史诗等，具有原生态的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特色，译介濒危少数民族典籍有利于保护该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也是生态翻译提倡的翻译文本。
3.2 谁来译
生态翻译理论强调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的中心和主导地位，认为翻译是以译者为中心的适应和选择活动（胡庚申2013:206）。译者的翻译素养和翻译能力，以及译者对源语言和译入语生态环境的适应能力、对翻译内容和翻译策略恰当地选择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译文质量的优劣。由于中国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每个少数民族都有其独特的语言记录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很多少数民族文化典籍只有其本族语版本。要想成功译介某少数民族文化典籍，译者首先要熟悉该少数民族语言，熟悉其文化内涵，同时又要具备娴熟的外语能力。但目前的现状是"能把少数民族语言直接翻译为外语的人凤毛麟角"（肖静芳2017:1）。少数民族地区缺乏具有较高外语翻译能力的译者，而国外译者熟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更是罕见。现有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的外译本大多是以汉语为媒介语，通过将民族典籍翻译成汉语版本，再从汉语翻译成英语等其它国家语言，经过汉语过滤器后的二次翻译在内容和风格上不可避免会出现与原著有较大偏差的情况（王宏、曹灵美2017:47）。
因此，少数民族文化典籍要想高质量的译介出去，政府要从政策上给予支持。一方面要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外语翻译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要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的汉译工作，提高少数民族文化典籍汉译本的质量。同时，还要积极吸纳国外译者加入民族典籍的翻译工作。国内精通少数民族语言的译者虽然能够准确理解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内涵，但是他们对外语的驾驭能力很难和以该外语为母语的国外译者相比，而且国内翻译家如果不了解目标语国家的诗学规范、目标语读者的审美情趣等，翻译出来的作品有时候很难得到目标语读者的认可和接受。因此，以国内精通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者为主，国外译者为辅的中外译者组合，是少数民族典籍翻译比较理想的途径。在生态翻译链上，译者处于连接原文和译文的中心位置。从翻译伦理角度，一方面译者有责任尊重原文，尽可能的保留和再现原文的文化内涵和文体特色，另一方面译者也需要对译作的读者负责，考虑译作读者的阅读体验和跨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努力提高译作的可读性（吴赟2012:99）。中外译者合作翻译可以减少忠而不顺或顺而不忠的极端现象，从而维系译者与源语、译语、原作和译作之间的生态和谐与平衡。
3.3 如何译
选择了翻译文本和译者，还需要考虑翻译的策略，即如何译的问题。尽管生态翻译理论强调译者的中心和主导地位，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能够自主选择翻译策略和方法，但是译者对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并不是完全任意的，译者必须首先适应源语和译语所构成的翻译生态环境，在适应的基础上进行选择，在选择的同时考虑适应（胡庚申2013:234）。也就是说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不仅要考虑原作语言风格和文化特色的移植，还要考虑译作在译入语环境的有效接受和传播，翻译策略的选择最好能够实现原文和译文在语言、文化和交际维度上的生态平衡与和谐（胡庚申2013:236）。
民族典籍原文本中的民族特色文化内容是民族典籍的精髓，翻译时就应尽可能保留和"移植",否则就失去了民族典籍译介的意义，破坏了翻译生态平衡。因此，民族典籍的译者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应该尽可能选择异质化的翻译策略（foreignization）来体现原作中的文化意象（Venuti2008:16）。异质化的翻译策略并不等同于直译。直译是语言翻译策略，异质化的翻译策略是指一种高于语言的文本或文化层面的翻译策略（Munday2016:228）。异质化的翻译策略强调对原文文化异质性的保留，在语言层面上，异质化的翻译也可以是语言流畅的翻译（Venuti2008:18）。对于文化内涵丰富的民族典籍，译者需要从语言、文化、交际等多维度层面综合考虑，选择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例如，侗族人民纪念萨满祖神的活动"祭萨"可译为worshipping Sa,God of Dong ethnic group;侗族特有的"巫傩文化"可译为WuNuoCulture,aspecialreligiouscultureof Dongethnic group.这两个例子采用的是"音译+直译+释译"的翻译方法，这种翻译方法既可以传达源语言和文化特色，又能让译入语读者易于理解和接受，达到了交际的目的。此外还可以通过前言、后记和注释等副文本方式来弥补译文中未能完全译出的语言、文化和历史背景等信息（张广法、文军2019:86）。总之，少数民族典籍的翻译建议采用异质化的文化翻译策略，尽可能保留民族典籍中的文化特色；同时译文语言要流畅，要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以实现其交际功能，保障译入语读者的理解和接受。
3.4 为何译
民族典籍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弘扬和传播中国特色的多元民族文化。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来看，译作传播是生态翻译链上的译后环节，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无论多么优秀的译作，如果在译入语国家得不到有效传播，得不到读者的认可和接受，该译作也很难生存或长存（冯丽君、张威2019:66）。译者通过翻译将文本移植到译入语环境，还需要关注译作的传播和接受，关注译作的生存和长存。
因此，民族典籍译介的"翻译群落",即译者、出版商、项目发起者或赞助人等，要有生态翻译的整体意识，不仅要关注翻译本身，还要关注翻译文本之外的因素，关注译作的接受和传播。中国文学"走出去"理想的传播模式是由西方主流出版社赞助并出版（汪宝荣2019:6），但西方出版社多以盈利为目的，对预期读者群体有限的民族典籍翻译和出版投资的可能性极小。中国少数民族典籍译作的出版发行主要还是通过国内出版社（李正栓、解倩2015:201-205），造成的问题就是译作在海外的传播非常有限，海外影响力不足（欧亚美2019:1）。要想改善这一现状，首先要积极开拓民族典籍译介和传播的海外市场，主动争取同国外图书出版和发行机构的合作。译作即使是在国内出版社出版发行，也要积极开拓国外销售市场，保证译作在国外的销售和传播渠道畅通（李宁2015:80）。其次，政府机构在大力资助民族典籍翻译项目的同时，还要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典籍译作传播的投资，加强对译作发行的宣传。民族典籍"走出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由浅及深地逐步译介和传播。可以首先译介一些针对大众读者的民族典籍缩写本、手绘本和图解本等，同时附上配套的音频和视频资料，或通过电影、纪录片和网站等方式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宣传。总之，通过多形式、多媒介让国外读者逐渐了解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吸引他们去阅读和研究民族典籍，中国的少数民族典籍才能逐渐"走出去".
4. 结语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也是世界多元文化不容忽视的一部分。民族典籍译介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首要和关键。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来看，民族典籍译介是翻译生态平衡条件下的文化文本移植，译作要想在译入语生态环境获得生存，实现传播民族文化的目的，可优先选择文化价值或生态价值较高、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典籍进行译介，吸纳精通民族语言的本地译者和国外译者合作翻译，采取异质化的文化翻译策略和流畅的语言翻译策略相结合的翻译方法，在源语文化的异质性保留和译文的可读性之间寻找平衡。同时，政府机构要改变重翻译轻传播的现状，加强译作出版、发行和宣传方面的投资，争取同西方主流媒体或图书出版发行机构的合作，完善民族典籍译作国外销售、流通和传播体系，通过多形式、多媒介手段，做好译作的发行和宣传工作，促进民族典籍译作在译入语国家的接受和传播，从而实现民族典籍译作在译入语环境的生态生存与长存，实现其传播中国多元民族文化的目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才能真正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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