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当下中国城市规划体系于计划经济时期从原苏联移植，经改革开放后吸收欧美规划经验而演化形成，其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同为“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但中国城市规划的发展方向现却备受质疑(陈锋,2004;闫小培,等,2008)，其中规划思想缺失所导致的规划“工具化”或“功利化”最受争议。此外，因文化背景和发展阶段的差异，欧美规划理论并未能满足中国本土规划实践的要求(王兴平,2006)，中国城市未能摆脱工业化伴随环境污染的“发展悖论”，在此城市发展危机之下，规划界应及早寻求新的发展道路。究其根源，中国城市规划体系决定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同时规划思想的缺失亦加剧了城市的发展问题。对城市规划思想而言，当前最大的困境是本土化进程缓慢，且因中国传统规划思想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出现了“断层”，历史传承受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下规划的混乱。城乡规划学的学科思想与理论被认为是学科生命力的重要体现(沈清基,2012)，在引进、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中国城乡规划界还须从本土历史实践中实现继承和发展。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历史悠久，贺业钜先生就此曾提出“华夏城市规划体系”一说(贺业钜,1996)，而当下中国城市规划将迎来思想和理论本土化的浪潮，从中国历史文化中提取关于规划实践的思想精华，避免重复西方城市化走过的曲折道路。同时，“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建构本土规划思想体系对中国城市规划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库恩对学科“范式”的定义中提出，现代学科“范式”应包括“学科成就”、“学术共同体”和“学科问题”三者(库恩,2003)，从学科范式来看，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已具现代学科雏形。中国古代规划与城市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且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可供操作的城市建设制度(文超祥,等,2002)，其参与者从王朝官员、文化大儒到匠人、术士形成自上而下完整多元的参与体系，古代城市规划最主要的难题是使城市满足“天、地、人”的三元平衡。
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研究上，贺业钜先生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一书提出了“华夏城市规划体系”，对古代规划史作了详尽的研究。基于此，本文认为中国城市规划思想自古代城镇形成到清朝末年的上千年间自成体系、一脉相承，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核心是“天、地、人”的三元制衡，基本框架则是“以天为本”、“以地为本”和“以人为本”。其中，“天、地、人”的提出源于《易经》，《易·说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春秋繁露》中亦说“三者（天地人）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可见“天、地、人”是相互衔接、相互影响的三个主体，正是中国古代规划思想和实践中始终存在“天、地、人”的三元制衡和演化，才衍生出了古代中国丰富多样的规划形态。
2 中国城市与城市规划思想
2.1 中国古代城市的演变
中国城市的演进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夏商时期。中国最早的城市是从原始聚落向综合中心功能聚落（如城邑、都邑）演化而来(武廷海,2001)。在仰韶文化时期，聚落已有了合理的布局，可适应氏族的集体生活，具备防御其他部落进攻的功能(吴松弟,1998)，部分大型聚落还具有原始王陵和祖庙性质的崇祖中心(田广林,2004)。从中国城市的起源上可知，适应集体生活、具有防御功能和祭祀功能是城市产生的主要基础，早期聚落建设的实践对中国城市规划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且奠定了“天”、“地”、“人”三者的基本关系。
从奴隶社会末期到封建社会结束，古代城市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波动性，战争频繁城市则消减，和平稳定城市则兴旺；总体而言，中国的城市发展史是连贯的，未曾出现间断。顾朝林等(2008)将西周到清末中国城市的发展划分为6个时期，即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和明清时期，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发展的三个阶段，一是城市形制的确立时期（春秋战国以前），以《考工记》、《管子》影响下的城市实践为标志；二是城市建设的鼎盛时期（秦汉到隋唐时期），奠定了中国古代城市的基本格局和建造模式；三是城市内卷化时期（五代到明清时期），核心城市随朝代更替而兴衰，城市的发展逐渐停滞。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因社会经济结构稳定，城市没有产生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且在强大的中央集权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城市格局和规划思想变化很小(董鉴泓,2009)。总体来看，古代城市的发展模式是连贯、单一的，城市格局稳定。
2.2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特征
2.2.1 以“王权”为中心
从前文可知，中国城市规划的历史久远，作为一门实用型学科，其存在和发展的推动力之一，是王权统治的需要。王权始终是规划制度的核心，在王权管制之下城市组分的规划地位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如宋代市坊制度的出现被认为是经济因素超过了礼制要求，建立了王权统治之下的新规划秩序(贺业钜,1996)。自秦代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以来，政治权力始终主导和支配社会的运作(杨阳,2005)，通过封建帝国庞大的官僚机构，王权得以掌控中国各级城邑，而城市规划的核心则是维护王权统治。在中国古代城市的产生上，鲁西奇等(2009)认为是“为了给权力的集中和运作提供场所”，张光直(1985)进一步提出早期城市是统治阶级用以获取和维护政治权力的工具，即是权力“制造”了城市。同时，在强大的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下，国家的一切权力都集中到皇帝和各级官僚机构手上(宁可,2009)，权力自上而下掌控城市的发展，形成王权主导城市的演化模式(刘泽华,2000)。“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基于“王权社会”的判断，古代城市规划首要满足的是王权统治的需要，其服务的对象则是以“王权”为核心的统治权力。《周礼·考工记》中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是礼制思想的集中体现，而礼制的根本目的则为维护王权的统治，即《周礼·考工记》体现的是符合统治需要的城市营建模式(焦泽阳,2012)。
可见，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模式主要体现的是统治者的意志，以王权为核心是古代城市规划的重要特征。
2.2.2 以传统文化为基础
虽至今未发现古代专门论述城市规划思想的专着(吴志强,等,2010)，但中国古代产生了丰富的城市规划实践，因古代规划思想是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甚至可认为中国本土文化营造了古代城市，本土文化是城市规划的本源。葛兆光(2001)认为思想是具有历史连续性且不断被诠释和重构的，而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则以《周礼·考工记》为核心的礼法思想和以《管子》为核心的顺天合地、因地制宜思想为本源不断演化(赵明星,2008;吴庆洲,1995)。此外，亦有学者认为《周礼·考工记》和《管子》在城市规划思想上具有同源性，共同的哲学源头为《易》(段汉明,2007)，而“制衡”则是《易》中所倡导的重要哲学思想。可见，虽至今未发现古代论述城市规划思想的专着，但规划思想真实存在并被广泛运用于实践之中，传统文化为城市规划提供了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其中礼法思想、顺天合地思想、制衡思想对其影响最大。在古代城市规划实践的例证上，侯仁之先生(1997)对元大都的规划设计思想进行研究后发现，元大都城的规划设计超出了《周礼·考工记》的规制根据，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元大都的规划实践是溶合儒、道、佛为一体的，再次证明了古代城市规划思想与古代文化的一体性。
2.2.3 对自然的崇拜
中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多样，城市的选址、营建和演化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大，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不同的城市形态。虽然王权、传统文化作为古代城市规划的基本依据，但地理环境作为城市的自然底图依旧突出，可以认为是“自然力和人为的力，自然和规划，交错地对城市形态起作用”(齐康,2011)。
中国城市规划实践对地理环境的尊重产生了丰富多样的规划成果。在城市建设上，《管子》中记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强调都城的选址和建设应充分考虑地理环境，因地制宜与自然和谐共处。地理状况是城市选址中重要的考量内容，朱耀廷(2003)对中国古代定都原则的研究发现，古代都城多选址于“险、富、便、美”兼备之地，可见城市选址须满足诸多地理条件。此外，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讲求与自然的和谐，山川、河流、地势、资源禀赋等自然要素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支撑 (田银生,1999)，并有研究提出依山临水选址筑城，与自然山水“共存、共荣、共雅”是古代城市建设的传统追求(龙彬,2002)。城市与地理环境的相融还衍生出了中国古城仿生学文化，仿生学原理的运用使中国古代城市成为有体形气质、有灵魂个性的活体(于希贤,等,2000)。在城市的规划实践外，古代乡村的规划实践亦能体现出地理环境对城市规划实践的影响，古代村落规划更多地表现为师法自然，强调自然主义，追求内容而非形式上的整体感(刘沛林,1998)，实现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综上，本文认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对自然的崇拜。
3 “三元”并进与制衡的古代城市规划思想《荀子·天论》中有言“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含社会发展应“天”、“地”、“人”各尽其利之义，在漫长的规划思想演变史中， “天、地、人”三条线索贯穿始终，构成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基本框架。而《庄子·天地》中亦有言“天地虽大，其化均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人卒虽众，其主君也”，强调顺其自然的均衡之道，在规划思想中则体现在“天、地、人”的三元并进与制衡。
3.1 以天为本
“天”在中国思想史中具有极其复杂的涵义，不同时代、不同学说所言之“天”的内涵不同。季羡林(1993)曾提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天人合一就是人类和大自然要合一，不应该矛盾”，汤一介(2005)将“天”的涵义归结为三类，有人格神义的主宰之天、有自然界义的自然之天和有道德义的义理之天。在古代规划思想中“天”主要指代自然的天和人格化的天，“地”主要指代地理环境，如土壤、地形、地势等地表环境，“人”则为人类。
《易》在古代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核心思想是万物皆有“定位”，合其位则“吉”，错其位则“凶”，“人间”要以“天上”为“法”(叶秀山,1998)。可见，古代规划思想的主线之一是“以天为本”，并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城市规划中对日月星辰等天象秩序的遵从，二是王权以天意为依托主导城市规划的实践。
对中国古人而言，天上的日月星辰与地上人类活动紧密相关，古代的城市建设常与天上的星辰（星宿）对应，发展出了象天法地规划意匠。中国采用象天法地营建城市的历史悠久，从周武王“定天保，依天室”建都到楚国都邑、吴国阖闾大城（古苏州城）的建设，基本奠定了中国城市规划象天法地、仿制天象的传统(吴庆洲,1996)。除了“象天法地”建城之外，还有“象天立宫”等，这类规划实践是古人基于天、地、人之间“同形同构”关系的把握(赵立瀛,等,1997)，是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在城市规划的具体延伸(张岱年,1985)。
城市规划服务于“王权”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以天为本”的另一体现。首先，城市规划的规制最先起于“礼”，而礼的创设是效法天地，以宇宙的自然秩序作为存在基础(余敦康,1993)。其次，中国古代常将王权的合法性建立在“王权天授”之上，此时的“天”是以自然天为基础，融合了神灵意志、道德理性的(孟广林,2002)，君王则自誉为“天子”，并有学者认为古代基本哲学理论“天人合一”的中心就是“天王合一”(刘泽华,1996)，“天子”是“天”向“人”过渡的媒介，是“天人融合”的重要一环。故王权常以“天意”之名主导规划实践，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到“为人君者，取象于天”可为明证，且从可考资料中可知“取象于天”是古代都城规划的基本原则(马世之,1992)。古代城市规划产生于封建君主专制时代，存在历史局限性，但满足以君主为主体的统治阶级的需要也是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魏士衡,1984)。
3.2 以地为本
“道法自然”，古代哲学认为自然是和谐的，人和自然交互作用的结果是达到和谐一致。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第二条主线是以“地”为本。本文所指的“地”主要指代地理环境，城市规划以“地”为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市与自然环境和谐相融，另一方面是在生产力有限的条件下，有限的资源有效地支撑城市的发展（即解决“人-地矛盾”）。中国古代规划思想承认自然环境的限制作用，并发展出人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本土人地观(方修琦,等,2005)，协调人地关系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所面对的主要问题，而以“地”为本实质上是矛盾的解决之道。其中，最能体现古代规划思想以“地”为本的是极具本土特色的“风水”理论。
风水的基本思想是，人是宇宙的产物，人的生活场所（生与死）须与自然力一致，即风水协调。冯友兰(1985)认为术数（风水）以迷信为基础，但却是科学的起源，术数与科学都以积极的态度解释自然，通过利用自然使之为人类服务。“风水”是古代城市规划尊重地理环境、合理利用自然条件的集中体现，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地理选址与布局的艺术(尹弘基,等,1989)，风水理论是从直观、朴素的地理要素开始演化的，在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中逐渐掺杂了神秘虚幻、迷信成分，故其常受争议于迷信与科学(范今朝,1994)。中国大多数古城市格局讲究风水，特别是在城市选址、空间结构、城市建筑等方面，如城市选址上“龙脉”、“形局”、“水流”、“安全”等方面的考量(陈宏,等,1995)。“风水”也被认为是一门环境选择的学问，如风水地“龙、穴、砂、水、向”五大因子的组合。此外，风水对地理要素的考量极为细致，如单以“水”而言，就有“水源”、“水质”、“水量”、“水性”、“水形”、“水势”、“水向”等七项(杨柳,2002)。“风水”思想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环境因势利导的经验总结，在发展的过程中被赋予了更多文化层面的内容，“风水”的核心是地理要素，且具有“地理决定论”的色彩(俞绳方,2012)。“风水”思想经演化融入了迷信成分，糟粕与精华并存，只有经过“科学化”的进程才能正本清源。总而言之，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地理环境千差万别，以“地”为本的城市规划造就了丰富多样的城市形态。
3.3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我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第三条主线。“人本”思想历史悠久，深刻地影响了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人本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古代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思想文化中，常有“民本”和“人本”之分(李存山,2005)，“人本”更多的是哲学或文化的概念，“民本”则多为政治哲学概念，但两者是相互关联的，其中民本思想被认为包容了传统政治的全部政治学说(张分田,2007)。本文将“人本”思想与“民本”思想都囊括进“以人为本”的规划思想之中，因城市规划亦是一种有效的城市治理方法。
古代城市规划中最能体现以“人”为本的是古代人居环境思想的产生和实践。中国古代人居环境思想产生于“天人合一”的中国基本哲学思想，张岱年(1985)将“天人合一”归结为四个命题，分别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应服从普遍规律”，“人性即是天道，道德原则和自然规律相一致”和“人生的理想是天人的调谐”，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上产生了古代人居环境思想，其强调人与自然界的统一，追求人与万物并育的理想境界(夏咸淳,2009)。在环境规划设计上，古代文人雅士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孙诗萌,2013)，“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学追求彰显了城市规划中的人居环境思想。在古代人居环境建设上，注重“因地制宜”，使人类活动与环境相适应，并从建城之初就立足于城市此后千年的发展(曹润敏,等,2004)。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还体现在城市空间的开发上，在城市山水环境中构造出“天、地、人、神”共存共生的空间结构，满足人们对于自然的、功利的、道德的和天地的四种境界的追求(王树声,等,2009)。中国古代人居环境思想曾是中国的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反观当代城市的无序发展，破解城市发展中的各种“非宜居性”还需重新发掘人居环境思想的现代价值(吴良镛,1995)。
古代人居环境思想实现了万物并育，使人类社会不会竭泽而渔，这正是当下规划所缺失的。
4 结论与讨论
4.1 本土文化是古代城市规划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历史从未间断，其发展模式有其内在的连贯性；城市规划思想同样不曾间断，其根源为中国的本土文化和本土实践。从特征上看，中国城市规划思想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以“王权”为核心，二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三是崇拜自然。古代城市规划思想脉络清晰，以“天”、“地”和“人”为主体，“天地人”的三元并进与制衡衍生出了以天为本、以地为本和以人为本的三条思想主线。其中，“以天为本”的思想体现为对自然天的尊重，且受制于“王权”；“以地为本”的思想体现在城市规划在解决人地矛盾上的重要作用，实现人与资源环境的平衡，并以“风水”理论为代表；“以人为本”的思想则体现在本土人居环境思想的产生和实践上，追求万物共育的理想境界。古代城市规划思想是传统文化结出的硕果，中国本土规划实践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4.2 回归本土是当下城乡规划可选的道路古代城市规划思想与古代文化具有一体性，城市规划实践受本土文化的强烈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市规划为中国城市和区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城市的发展已进入了“瓶颈期”，长期盲目无序的开发导致严重的环境破坏，城市的宜居性降低，城乡矛盾更为突出。2013年以来，“雾霾”成为中国社会最受关注的词语，“遭遇霾伏”是中国当前城市危机中最为突出的一面。中国城市发展已到了关键的转型节点，“路径依赖”将导致城市的发展成果大打折扣。当下城市规划的发展危机之一是规划思想的缺失，吴志强(2006)认为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存在“学科核心理论空心化”的问题，段进(2005)认为中国城市规划的理论缺乏本土化、盲目追求新理论和新概念，张京祥等(2013)则提出中国城市规划正面临全方位的转型。此外，还有对规划缺乏理性精神 (孙施文,2007)、科学性危机(姚秀利,等,2006)、规划理论的先天不足(范少言,2005)等等的反思。但规划的转型举步维艰，问题都关系到当下的制度环境(石楠,2005;张京祥,2001)、市场经济环境(周建军,2004)、规划师队伍(吕斌,2005)等，成为错综复杂、彼此相联的症结。但困难与出路并存，吴良镛先生(2013)从人居环境的角度提出“我们在学习吸取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全球优秀文化的同时，对本土文化要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受此启发，笔者认为，中国规划体系层级多、机构多，从业者水平参差不齐，因城市规划思想缺失而造成的行业危机，并不能通过理论引进或创新所缓解，其根源在于城市规划之“根”的迷失，中国城市规划真正的“根”在于本土，只有实现规划思想本土化才能解决当前的学科危机。其实学界对本土化的呼喊从未间断(罗震东,2012)，只不过城市规划思想是本土文化的一部分，在本土文化的危机还在持续、文化出路还在争辩的背景下(俞吾金,2000)，本土城市规划思想必难独善其身，更难成体系地为本土规划师所用。
综上，中国的城市从历史中来必然与历史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为破解发展的难题，回归本土是当下城市规划可选的道路。从本土文化中吸取有益的养分是可行的方法，扎根于本土的规划思想对中国城乡规划事业的发展有深远的意义，这也是我辈规划工作者所应承担起的历史责任。
参考文献：
[1] 曹润敏,曹峰. 中国古代城市选址中的生态安全意识[J]. 规划师，2004，20(10)：86-89.
[2] 陈锋.转型时期的城市规划与城市规划的转型[J].城市规划，2004， 28(8)：9-19.
[3] 陈宏，刘沛林.风水的空间模式对中国传统城市规划的影响[J].城市规划，1995，(4)：18-21；64.
[4] 董鉴泓.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历史文化特征[J].城市规划学刊，2009，(6)：24-27.
[5] 段汉明.中国传统哲学与城市发展的相互印证[J]. 城市规划，2007，31(1)：21-25；32.
[6] 段进.中国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思考[J]. 城市规划学刊，2005，(1)：24-27.
[7] 范今朝. 论风水的地理学价值及其在中国古代地理学中的地位[J]. 地理研究，1994，13(1)：23-31.
[8] 范少言. 试论中国城市规划理论体系的框架[J]. 规划师，2005，15(4)：1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