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受到经济增长放缓等因素的影响, 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率不断下降。财税政策是调节居民收入的重要手段, 向生产效率较低的环节征收更多的税费, 会使居民实际收入增加, 并对消费市场产生积极的影响。如何判断生产效率的高低是经济领域长期争论的问题。本文以投资回报率作为判断生产效率的主要依据, 在分析居民消费需求的基础上, 提出优化财税政策的具体路径。
关键词： 居民消费; 财税政策; 生产效率; 资源分配;
Abstract： Influenced by the slowdown of economic growth and other factors, the growth rate of consumption of Chinese residents has been declining. Fiscal policy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regulate the income of residents. To levy more taxes and fees on sectors with lower production efficiency will increase the real income of residents and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onsumer market. How to judge the efficiency of production is a long-standing controversial issue in the economic field. This paper takes the rate of return on investment as the main basis to judge the efficiency of production,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nsumption demand of Chinese residents, puts forward specific ways to optimize fiscal and taxation policies.
Keyword： household consumption; fiscal and taxation policies; production efficiency; resource allocation;
当前我国居民的整体消费增长率呈现下降趋势, 主要原因如下:首先, 在新常态下, 我国产能过剩的问题愈发凸显, 传统企业的营收能力大幅下降, 这一问题间接导致企业职工收入增长放缓;其次, 受到技术发展的影响, 多数产业的自动化程度大幅提升, 技术型岗位相应减少;最后, 2008年以来,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我国采取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 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财税政策是国家调节资源分配, 促进居民消费的主要工具。向生产效率较低的环节征收更多的税费, 可使社会的运行效率得到提升。同时通过财税调节创造更优质的公共服务, 可使居民的财务负担降低、消费能力提升。
一、我国财税政策的变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我国采取人人生产、人人纳税的理想财税模型, 这一模型只适合在相对封闭的经济体内运行。在全球化的市场条件下, 不参与世界经济分工, 必将导致生产效率低下, 从而使居民的生活水平难以与世界同步提升。改革开放后, 深受凯恩斯理论影响, 我国将公共财政作为推进社会建设的主要动力, 社会资源高度集中, 社会运行效率大幅提升, 并由此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在转变产业结构、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大背景下, 2002年后, 我国将外汇储备转化为内需货币, 并通过取消农业税等措施, 使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 带动房地产、汽车、旅游等中高端消费产业快速发展。但由于信贷政策的影响, 我国维持货币宽松政策的时间过长, 一些人利用房地产、金融等产业占用了过量的社会资源, 我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居民的财税负担相对增加。
二、居民消费需求分析
(一) 刚性消费需求分析
近年来, 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大幅增加, 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总体而言消费结构仍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我国社会发展并不均衡, 截至2017年, 全国仍有约8000万贫困人口;2017年家庭平均收入为15.4万元, 家庭收入中位数为8.2万元。普通家庭的“衣、食、住、行、医疗”等基本消费需求占家庭总消费需求的60%～70%。首先, 2017年我国的恩格尔系数为29.3%, 处在相对富裕与富足国家之间, 与发达国家的水平尚有一定差距。其次, 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1.94亿部, 汽车维护费用已经成为普通家庭的固定开支, 受此影响, 我国居民的交通消费支出显着增长, 2017年人均交通支出为2335元。再次, 受到少子化政策的影响, 我国家庭的教育支出不断增长, 2017年城镇家庭平均教育支出为8143元, 约占普通家庭年收入的10%。最后, 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 居民的医疗开支不断增长。据抽样调查统计, 我国家庭医疗消费 (含医疗保险支出) 约占家庭总收入的11%。总之, 扣除其他刚性需求消费以及家庭储蓄, 我国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仍然较低, 因此财税政策应当向中低收入家庭倾斜, 以增强我国居民的整体消费能力。
(二) 投资性消费需求分析
改革开放后, 我国的货币供应增长较快, 实际汇率相对下降, 国内市场的通胀预期较高。受此影响, 我国居民的投资需求较为强烈, 但投资活动普遍缺乏科学性。投资性消费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较大。其一, 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不均衡。大城市与小城镇的房价差距非常大, 多数居民将大部分资金投入房地产市场, 背负着沉重的债务, 消费能力受到较大的影响。其二, 我国股票市场的投资风险较高, 普通股民的收益难以得到保障。经历多次“股灾”后, 部分居民的消费能力大幅下降, 我国整体消费市场受到影响。应当通过财税政策将居民的消费引入工业或文创消费市场, 从而使社会消费形成良性循环。
(三) 新型消费需求分析
依据国际发展规律, 当居民收入达到较高水平后, 消费结构将出现升级。预计2020年前, 我国人均GDP将突破1万美元, 依据购买力平价推算, 我国居民的实际购买能力可上浮40%, 而东部发达地区以及二线以上城市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将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文化消费、再教育消费以及旅游消费将成为我国居民消费的新增长点。因此, 我国可通过财税政策, 扶植本国企业参与这些产业的竞争, 从而使居民在本国市场就能消费。另外, 体育产业的发展既能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又能提高居民身体素质。我国可通过财税政策的引领, 将房地产等行业的过剩产能转到体育设施的建设中, 使体育产业更好地发展, 激发居民的体育消费能力。
三、通过优化财税政策提高居民收入
(一) 通过减免中小企业税费增加居民收入
我国中小企业分布在各行各业中, 其资源使用的效率较高, 为社会提供了80%的就业岗位。降低中小企业的财税负担可提高社会资源的回报率。“税”是国家直接收取的经费, 关系到国家发展与社会支出, 国防、教育等开支都来自于税收。“费”包含的范围较宽泛, 其中地方部门征收的项目占较大比例。“费”的使用效率仍然存在一定问题, 其监管机制也不够完善。因此, 降低中小企业财税负担, 应当将“降费”作为主要方向。在“营改增”实施后, 经营成本的评估更加严格, 部分中小企业的实际缴税成本增加, 因此适当调低中小企业的纳税成本, 对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2017年, 我国财政部将部分产业的征税比例降到16%,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二) 通过优化个人所得税增加普通居民收入
2011年调整后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3500元。近年来, 我国社会快速发展, 居民收入持续提高, 3500元的个税起终点已经无法体现出个人所得税的资源调节功能。2017年我国的M2已经达到172万亿元, 受此影响, 3500元的购买力已相应下降。因此, 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 可有效减轻居民的财税负担, 从而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另外, 遗产税的征收方式可适当调整。近年来, 我国房价增长速度过快, 依据房价征收遗产税, 会使居民承受较重的财务负担。再加上多年来生育政策的影响, 多数居民都将继承多套房产, 缴纳高额的遗产税势必增加负担。因此应当将遗产税的起征点提高, 减轻居民的财税负担。
(三) 通过调整商品流通环节税收降低商品价格
产品价格与居民的消费能力关系密切。工业生产已经普遍采用标准化生产模式, 在此条件下同类产品的生产成本相当, 因此流通环节的成本就成为影响商品价格的主要因素。税务部门可针对商品的流通环节降低税费, 使居民的购买能力相应提高。可优先鼓励电子商务企业发展, 因为电子商务企业脱离了传统的产业链模式, 将分销以及终端等环节的仓储成本大幅压缩, 部分商品的总成本就能下降。加强对交通设施的管理, 可使该设施的维护成本大幅下降, 从而降低物流成本。同时, 受融资模式等因素影响, 我国高速公路的收费仍然较高, 管理部门可通过延长还款周期的方式, 适当降低收费水平, 从而降低物流成本。
(四) 通过降低新能源企业税收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我国是能源进口大国, 通过税收杠杆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 可使居民可支配资源的总量得到提高。政府可针对新能源企业实行减税政策, 并通过限制产能使这类企业更好地发展。当前新能源技术正处在研发的关键阶段, 政府给予财税政策支持, 可使企业更好地发展。国家应当针对高耗能产业, 出台阶梯式税收政策, 鼓励高耗能企业积极利用新能源。减少能源进口可以节约大量的外汇, 国内的外汇占款也将相应增加。受此影响, 我国政府可继续采取灵活的货币政策, 增加居民的实际收入。
(五) 调节外贸企业税收政策
2017年我国的贸易顺差达到4200亿美元, 通过贸易可积累更多的财富。因此, 扩大国际贸易可使我国居民实际收入相对增加, 使部分商品价格下降。税收是调节外贸的重要工具, 当前出口企业享受退税优惠政策, 但退税款的周期通常较长, 不利于企业资金及时回笼, 因此, 政府可建设诚信退税体系, 使诚信较好的企业得到更好的服务。税务部门应当根据出口企业的国内销售情况征收城建税等税费, 进一步降低企业的外贸成本。
四、通过增加税收优化公共服务
(一) 增加国有企业税收
国有企业集中了社会的主要资源, 在国防、教育、金融、交通、通信以及医疗等领域具有主导作用。同时国有企业的产权归社会所有, 因此其理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首先, 我国政府应当对垄断型企业增加税收, 缓解财政压力, 同时激发这类企业增强自身的经营能力, 提高其占用社会资源的回报率。其次, 国资委应当提高国有企业营收的上缴比例。目前部分国有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较低, 利用提留资金重复内部建设的问题较为严重。通过提高营收上缴比例, 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企业的资金管理问题。最后, 针对医院、学校等公益性较强的单位, 政府应当对其资金使用加强指导, 让居民可享受到更好的公共服务。
(二) 增加金融企业税收
金融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 金融企业并未参与实际的社会生产, 其本质是将社会资源与社会需求对接, 并在集中社会资本的过程中赚取合理的服务费。当前金融企业的利润普遍较高, 其盈利主要来源于高额的利差, 因此增加金融企业的税收, 可在一定程度上优化社会资源的分配, 降低征税成本。早在春秋时期, 管仲就提出了“取之于无形”的思想, 认为合理选择征税环节, 可有效降低居民的反感情绪, 使征税成本降低。
(三) 优化基建行业税收政策
国家建设需要稳定的财税来源, 因此在降低其他领域税收的过程中, 政府应当在资源使用效率较低的环节增加税收。基础建设项目的产出能力较差, 并且占用较多的资源, 部分家庭为购入房产背负沉重的债务。在实践中, 我国政府部门首先应当降低房地产项目的各项税收与土地价格, 从而使房产成本得到控制, 应当为房地产企业的增值税设置阶梯性税收政策, 合理控制企业的盈利空间。合理的税收能使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更加健康, 居民的居住成本得以降低, 从而使其他方面消费能力得到提升。
(四) 完善能源税收政策
增加能源尤其是石油的税收, 会使我国的物流成本大幅提升, 工业企业的生产成本将相应增加。石油价格降低, 对石油的需求将会增长, 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更加困难。因此, 税务部门可在增加石油税收的情况下降低高速公路收费, 通过这种方式补贴物流成本。针对一些重要的工业企业, 政府可通过降低工业用电电费的方式, 引导企业转换能源结构。随着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等模式的推广, 我国电力成本已经大幅下降。通过财税政策引导企业用电, 可使企业的能源消费留在国内, 并使企业的财务负担逐步降低, 增加效益。
促进居民消费升级能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加快转型, 激活内需市场。在新常态下, 我国外贸市场受到较大的影响, 有效开发内需市场能为经济注入活力。受到贫富差距较大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 我国居民的消费意愿普遍不强。针对这一问题, 应当采取降低中小企业税收、提高个税起征点等措施, 增加居民的实际收入。政府可要求国有企业、金融企业等承担更多的财税责任, 并将相关税收用于国内公共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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