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中税收的经济效应与改进政策(3)

　　（ 二）“供给侧改革”中的税制优化问题
　　
　　税收是政府为了满足公共支出的需要，从社会经济资源中获取的收入形式，而且政府通过征税的方式实现了资源从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的转移。在税制优化的问题上，始终脱离不了税收的效率和公平的原则。所谓效率原则，是政府的征税引起资源从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转移的过程中，不同税种会对市场经济产生不同的扭曲作用，这种扭曲会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包括由征税带来的超额负担或社会福利成本，因此税制优化的目标之一就是在实现既定资源从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转移的过程中，将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公平原则考虑的问题是不同的税制设计如何影响社会经济生活中私人部门的税收负担，包括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前者是对同样的情况征收相同的税，以保证征税后拥有相同的福利水平； 而后者则是对不同福利水平的纳税人而言，要求具有不同纳税能力的纳税人承担与之相适应的税负水平。因此，税制优化即最优的税制结构问题。同时，政策的制定者还要考虑税收的其他一些因素，如不同税种在操作上的难易程度以及税务执行成本、纳税人对税法的遵从成本等，这些因素与税收的效率、公平原则一起成为制定或改善税制结构的基本原则。
　　
　　“供给侧改革”中提出的强化财税改革，就是要进一步完善、优化税制，特别是考虑政府运用税收工具调控经济时重视税收的收入弹性因素，即如果一个税种的税收收入能够随着经济的波动而涨落，那就意味着该税种具有财政收入政策的自动稳定器功能。
　　
　　与发达国家以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不同，我国的税制结构是混合税制。我国的税收70%以上是以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为主的间接税，2014年，国内增值税为30 850亿元，国内消费税为8907亿元，营业税为17 782亿元，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为14 424亿元，而以企业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仅为32 019亿元。流转税所占比重过高，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意味着企业上交的税收也会相应增加。因此在“十三五”期间，大量的税制改革任务是围绕着流转税进行的，包括适时推进“营改增”试点、推进消费税改革等措施，同时围绕提高直接税在税制结构中的比重，研究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等。这些税制改革措施都是围绕着“供给侧改革”中的减轻纳税人税负、降低企业成本的要求开展的。从税制优化的角度来看，在混合税制下，由于扭曲性税收工具的存在，不能完全按照经济学的标准实现所得税和流转税的组合达到帕累托最优，但是税制改革可以使政府不仅能筹集到必要的税收收入，而且使得社会净福利损失降到最小，即达到“典型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因此我们将这种税制称之为“最优税制体系”.
　　
　　例如围绕消费税开展的税种改革，就是通过选定某些特殊的商品，根据其需求弹性特征来决定其税率，这就是商品税的逆弹性法则。具体地说，即在最优商品课税体系中，当各种商品的需求相互独立时，对各种商品课征的税率必须与该商品自身的价格弹性成反比。当然，在制定相关商品的消费税税率的时候，还要考虑与这些商品有互补性或替代性的商品的关系，否者优化税制的效果就会大大弱化。
　　
　　此外，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是所得税税制优化的重要方面。由于所得税是针对要素投入所得课征的税，因而也可以称之为要素税，例如企业所得税就是以资本所得为征税对象的部分要素税； 工薪税就是以劳动投入为征税对象的一般要素税； 而个人所得税是针对个人对所有要素投入所得的征税。因此，个人所得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更加符合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十三五”期间个人所得税的改革目标是逐步实施由分类课征到综合课征的改革。综合所得税最早由海格（Haig,1921） 和西蒙斯（Simons,1938） 提出。综合所得税基础包含了一个人的所有收入，不论其收入来源或用途如何，可以定义为当前消费总和再加上财富（ 物质和人力的财富） 的净增值。[2]这一税基一视同仁地包含了劳动所得、资本所有权所得（ 股息、利息、租金）、已发生的资本利得（ 自有资本的价值增值）、接受的馈赠和继承的遗产。尽管如果考虑到个人之间存在不同的偏好，以综合所得为基础课征的个人所得税通常是横向不公平的，但是在历史上，大多数学者，如马斯格雷夫（Musgrave,1959）、西蒙斯（Simons,1938）、费尔德斯坦（Feldstein,1976） 等都认为在进行一定扣除后，如对取得收入的成本进行的扣除以及对医疗支出、受赡养者及其他类似因素进行的扣除，综合所得税基对于衡量个人的总体福利水平而言是最有效的尺度。综合所得课征能减轻收入差距过大，降低基尼系数，同时还能提高低收入者的工作积极性，因此综合所得课征对增强不同收入人群的纵向公平可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四、“供给侧改革”中税制优化的政策建议
　　
　　当前“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即通过生产要素活力的进一步释放来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因此，围绕税收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本文提出如下税制优化政策建议：
　　
　　（ 一） 合理引导资本要素流动，提高资本要素生产率
　　
　　在任何时候，资本存量都是经济中产出的关键决定因素，而且资本存量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资本要素的合理流动以优化资本要素报酬为基础，因此我国应遵循市场机制，进一步减少阻碍资本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资本要素投资需求增加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通过增强生产要素的生产报酬率来引导资本要素的需求和供给，例如通过资本投入进行研发和推广，引导资本要素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流动。因此目前“供给侧改革”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引起投资需求的增加。投资需求的增加也会因政府通过税法对投资的鼓励或抑制而改变，例如政府如果制定个人所得税的额外补偿制度，并用额外的税收为那些投资于新资本项目的纳税人提供减税或者税式支出，这种税法的改变对投资项目更为有利； 而且，与技术创新一样，一方面增加了投资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起到了鼓励投资的效果。
　　
　　（ 二） 合理引导劳动力要素流动，提高劳动力要素生产率
　　
　　尽管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较小，2014年仅仅占到了6. 19%,但是个人所得税的主体功能并非是调节资源配置，改革的定位应该是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在缩小收入差距中的调节作用，特别是在“减税”的税制改革大背景下，通过个人所得税由分类课征转变为综合课征，进一步释放劳动力生产活力，提高劳动力要素的生产率。同时，还要结合社会保障交款跨地域性流转的改革，以及完善相关法律保证劳动力的收入能够可靠计量，来实现税收对劳动力供给的激励和劳动力生产率的提升。
　　
　　（ 三） 通过深化“减税”政策激励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索洛模型（Solow Model） 提出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指产出增长率超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其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和生产创新等。《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中提出：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需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因此，税收应该在创新领域给予更大的政策性激励，例如： 鼓励中小企业进行科技研发，鼓励无独立研发能力的中小企业与科研机构合作研发，并利用高新技术，通过税收减免、费用扣除、投资抵免、延期纳税等多种方式，鼓励中小企业从事研发活动。对研发过程中用于研发实验的投资，应允许从应税所得额中作为费用扣除； 对研发后的成果收益，应予以税收减免，从而鼓励中小企业进行科技转化、使用科技成果，提升中小企业产品的科技含量。鼓励科技创新型的中小企业加速折旧。允许此类企业所投资购买的用于创新研发的固定资产可以适用较高的折旧率，提前完成折旧。
　　
　　注释：
　　①全要素生产率（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属于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中用来衡量纯技术进步在生产中的作用的指标的又一名称，是以索洛等人为首研究宏观经济增长的主要核算指标，其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
　　
　　参考文献
　　[1]N·格里高利·曼昆。宏观经济学[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鲍德威，威迪逊。公共部门经济学[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