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甘桑石刻文的发现
甘桑石刻文是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平果县马头镇甘桑村内桑屯发现的一种古代石刻文字。这种石刻文字是新发现古文字，是自甲骨文发现以来十分重要的古文字发现。“甘桑”( 亦作“感桑”) 实为壮语地名，当地壮语意为“高处的岩洞”，因该地山上高处有岩洞而得名。甘桑石刻文最初由当地村民潘荣冠于 2006 年至 2011 年在耕地时陆续发现并开始收集。2011 年 12 月 19 日，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的部分专家学者到石刻文字发现的地点进行实地考察，共采集到刻有文字符号的石片数十件。2012 年 2 月至 6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所主持对石刻文发现地进行了第一次试掘。2013 年下半年至今，该所正在进行第二次发掘。
到目前为止，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所共征集和发掘石刻文石片共 50 余件。这些石片大小不一，最大的一片为105 厘米 × 50 厘米，最小的只有几平方厘米。这些石片上的刻文多寡不一，其中刻字最多的一片约有 200 个字符。迄今为止，国内鲜有对此种石刻文研究的研究成果，班弨先生《甘桑石刻文摹片及字符集》一书，无疑是目前正式出版的第一部关于甘桑石刻文的着作，该着作不仅描摹了其中 1028 个可清晰辨认的字符( 另有数百个字符未能清晰辨认) ，也比对了我国南方民族地区的多种文字，得出一些对甘桑石刻文字的初步结论。也有学者认为这种文字是和甲骨文有密切关联的文字，笔者曾两次实地考察并摹写甘桑石刻字符笔，故而打算对比这两种文字，说明甘桑石刻文字与甲骨文字的差别所在，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下文研究探讨过程中使用的字符材料主要来自于班弨先生《甘桑石刻文摹片及字符集》一书，也有一部分来自广西考古所第二次发掘所获。
上图为甘桑石刻文图片。甘桑石刻文全部实物目前藏平果县博物馆。
二、甘桑石刻文与甲骨文的外在形式之比较
甘桑石刻文字是近年来发掘出土的古文字，相关专家学者虽然尝试解读之，但是因意见不一而无法取得共识。学界对甘桑石刻文字符表示的意义和读音的探讨还处在探索阶段，故而在现有材料下想借助甲骨文体系来破译甘桑石刻文显得比较困难。笔者打算将两种古文字的外在形式异同作一个全面比较，希望发现一些线索以有益于后续研究。
( 一) 物质载体
这里所说的物质载体指的是文字镌刻所承载的物质。
例如，两河流域楔形文字是用芦苇棒刻在泥土之上的，泥土则是承载文字的物质。甘桑石刻文( 注: 此处仅指甘桑村发现的石刻文字。近年在广西隆安、扶绥等地零星发现的石刻、骨刻字符尚未研究归类，没有证据表明它们和甘桑石刻文为同一系统，故本文不作讨论) 的书写材质单一，均为页岩石片。这些石片边缘既有切割为直线的，也有未经加工而保持原有不规则边缘的。石片大小不一，最大的约 1 米长，0． 5米宽，刻有约 200 个字符。最小的( 碎片) 长宽均只有几厘米，字符只有 2 ～ 3 个。文字都刻在较为光滑的一面上。如图:甲骨文的镌刻承载材质则为龟甲或兽骨，这些甲骨多为完整的龟腹甲和牛的肩胛骨，腿骨等其他部位的骨骼也很常见。动物骨骼本身就比较平滑，适合书写，大多是未经加工的，但根据占卜的程序，往往经过火烧加热。如图:【图略】
甘桑石刻文与甲骨文均是用锐器在平整面上雕刻而成的阴文，都可以归类为刻画文字。
( 二) 文字类型
甘桑石刻文应该属于一种表意文字( 或称意音文字) 。
就目前收集的石刻文字来看，甘桑石刻文字字符多达一千多个，很多字符结构非常复杂，有明显的象形、指事特征，如，( 004 －05 －13) 、 ( 004 － 07 － 09) ( 摹写文字来自班弨《甘桑石刻文摹片及字符集》，三级数字代码分别代表摹片编号、由左到右的行数、由上至下文字位次) 。这些文字结构特征是结构相对简单且字符较少的表音文字所不具备的。若要用上千个字符表达一种语言的发音，可能性并不大。应该说，甘桑石刻文字已经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
作为现今还在使用的唯一的表意文字的直系祖先，甲骨文是一种典型的表意文字，在这一点上与甘桑石刻文性质相同。
( 三) 所记录的语言
班弨依据石刻文字的发现地域( 广西平果，壮族聚居区，此地区古为“百越”之地) 以及与贵州水书的关联性，认为甘桑石刻文是一种古壮侗文的结论，它记录的是古壮侗语。
笔者认为，由于至今未能准确释读甘桑石刻文字，仍不能确定其单字表示的是音素、单个音节还是多个音节，因此，判定石刻文所记录的是何种语言尚需更多的探索。
甲骨文记录的是上古汉语，和其他后续发展的汉字一样，一个独立字符表示一个音节且有独立的意义。由于上古汉语一个音节即是一个词，因此甲骨文也可视为是一种“词———音节”文字。值得思考的是，甘桑石刻文是否像甲骨文一样也是“词———音节”文字呢? 它们所记录的是同一种语言吗? 这两个问题仅依据现在的文献资料目前还无法得出确论。因此，笔者对于部分学者主观认为甘桑石刻文字属于甲骨文字系统持反对意见。
( 四) 行文章法
甘桑石刻文字每一块石片基本上可视为一篇。依据有二: 其一，单个石片内的文字看上去是连续写成的，看不出明显的分段、分篇痕迹，这种章法估计是一事一议。其二，部分石片有较大的空余之处，这可视为一篇结束之后自然止笔。
上边所说的这两个鲜明的特征可以从下图直观地反映出来，如图:【图略】
班弨依据每个字的笔画刻写痕迹和石片的空余位置，初步判断这种文字的书写方向是自上而下成列，每一列从左到右刻写。
这种推测注重了甘桑石刻文字的直观呈现，并结合了人类文字的书写习惯与人力力学原理，无疑是合情理的。仔细观察甘桑石刻文字，可以看出石刻文的每个字独立性都很强，刻写工整，字符大小差别不大，字符间距明显且平均，行列也极具条理，并不杂乱，十分清晰。但是每片石片上面，没有明显的标点符号标志，在尚未破译单个字符意义的情况下并不能区分词和句子。从形体上来看，甘桑石刻文字与方块汉字有较为突出的相似之处。
甲骨文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书写特征。甲骨文的行文方式不固定，没有规则的行文书写顺序，字符大小也不规则。
以龟腹甲卜辞为例，由于占卜流程的需要，行文常常以中轴线划分，一般以从上到下为一列向内书写，但也有由下至上书写的。经火烧后的卜辞往往也要顺着烧裂的纹理书写。
甲骨文的字符大小、长短也不固定，通常笔画复杂的字要比简单的字大许多。行距也不如甘桑石刻文那样平均。如图:【图略】
通过上述对比分析，笔者认为，甘桑石刻文的成熟和完善程度不会低于甲骨文，只是更多的文字有待发现。
( 五) 字符外观和笔画特点
字符外观与笔画特点是甘桑石刻文字与甲骨文比较的十分重要的考察点。甘桑石刻文的笔画以直笔为主，曲线较少，通常以折线、交叉线组合构成字符。这或许与石刻文使用材质相关，因为页岩质地较硬，不容易刻画曲线。笔画首尾的修饰( 如勾、顿等) 也极少，几乎都是一笔到底，以尖收尾。观察甘桑石刻文许多字符，可以明显看出其独立部件特点十分突出，这些部件相互搭配构成上下、左右、半包围、全包围等结构。有些部件在不同的字符中多次出现，很可能作为表意偏旁使用，但仍不清楚这些偏旁的具体作用。如图:【图略】
由上面的图样可以看出，甘桑石刻文字的笔画非常简洁，虽然可以看出象形和指事的特征，但这种特征已经不是特别明显，以至于不可能一眼就看出其所刻划代表的事物。
这种极具抽象的特征表明甘桑石刻文是一种经过大幅度简化的、发展水平较高的文字，它应该已经脱离了高度象形的文字发展的原始阶段。
再来看甲骨文。甲骨文也是直笔多于曲线，但它的曲线折笔字所占的比例远远大于甘桑石刻文，甲骨文笔画末端往往使用勾、顿等笔法来修饰。甲骨文还有明显的部件搭配和组合结构，经研究表明，甲骨文时代已经开始大量出现形声字，甲骨文的象形程度远高于甘桑石刻文，其最有特征的形旁( 如人、木等) 可以轻易辨认。如图:【图略】
三、甘桑石刻文与甲骨文的关系探讨
甘桑石刻文出土后，有人不加辨别地将其归为甲骨文系统，这是缺乏依据的。目前尚无足够的证据可以支持甘桑石刻文与甲骨文之间存在同源关系，理由如下:
其一，两种文字间的同形字符、相似字符数量极少，而且仅凭这些字符，完全不足以解读甘桑石刻文中的任何短语( 两个字符以上) 和句子。在甘桑石刻文的 1000 余个字符中，与甲骨文字符同形或相似的仅有 20 余个，所占比例不足3% 。若是和 5000 个左右的甲骨文字符相比，比例还不到0． 6% 。这是所有原因中最主要的一点。
其二，甲骨文中最常见的象形字符和部件，如“人、木、水、手”等在甘桑石刻文中均没有发现。这些部件是甲骨文( 汉字) 造字的基本素材，若甘桑石刻文与甲骨文( 汉字) 同源，那么没有理由完全不采用这些部件。经对比可以发现，除甲骨文之外，由甲骨文及其发展而来的其他汉字系统，如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虽然因为字形逐渐简化而多了一些与甘桑石刻文相似的字符，但靠这些字符也不能读通甘桑石刻文的词句。
其三，两种文字间同形或相似字符绝大多数是笔画较少、形状简单的字符，而复杂字符在这两种文字系统中却无法找到对应。这就表明那些同形的字符很可能只是偶然相似或者只是甘桑石刻文字对甲骨文字字形、笔画的借鉴，并非直接借用甲骨文字。甘桑石刻文的出土地点位于广西平果县( 五岭以南，两广丘陵西部) ，与使用甲骨文的商、周王朝控制区域的距离并不远。考虑到甘桑石刻文的字符规模和发展程度，我们猜测，当时广西一带有可能存在一个较大的地方政权( 大型部落联盟或王国) ，而且这个政权有可能与中原王朝及其诸侯国( 如蜀、楚、越等) 有各种来往。于是他们就可能模仿甲骨文的字形架构和笔画，重新创造出新的文字体系，以满足日常生活和宗教活动的需要。虽然这两种文字的类型、线条、格式和某些字符都与甲骨文有相似之处，但具体表达内容和主要部件都不同，二者并不构成同源关系。
【参 考 文 献 】
［1］班弨． 甘桑石刻文摹片及字符集［M］． 广东科技出版社，2013．
［2］李宗焜． 甲骨文字编［M］． 中华书局，2012．
［3］周有光． 世界文字发展史［M］．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