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写作及成书时间学界尚未定论，其名篇《促织》写于何时还难于确定。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生活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其小说《变形记》写于 1912 年，发表于 1915 年。尽管中奥两国作家生活的时代及地域都有所不同，但毋庸置疑他们是两位幻想奇才。蒲松龄一生痴心志异，《聊斋志异》整体上达到了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创作的高峰；卡夫卡醉心写作，被尊为“西方表现主义大师”.两篇小说都写了“人化为虫”的故事，这种相似性，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新时期初期，伴随着比较文学在中国大陆的复兴，著名学者方平先生1982 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对于〈促织〉的新思考---比较文学也是“思考的文学”》一文，首次将《促织》与《变形记》两者联系在一起，借助于“异化”这个来自于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这一概念，作为有效的可比尺度，对它们进行了比较分析，可谓是开创了《促织》与《变形记》比较研究之先河，这也是新时期第一篇关于两者比较研究的论文。此后，不少学者从各个方面，对两者进行比较，拓宽了研究领域，使其向纵深发展，也令人耳目一新。但仿佛时尚的循环，随之而来的是时或出现复述、改写的“体会”,特别在 2000 年以后，出现了许多“炒冷饭”的行为，引起我们的注意。
纵观《促织》与《变形记》的比较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979 年至 1989 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研究视角相对单一，多数集中在思想主题的异同比较以及马列文论指导下的社会学分析层面，尽管不免受时代局限，但学者们还是努力挖掘到两篇作品背后的一些本质性问题，也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研究的高峰；1990 年至 1999 年为第二个阶段，虽然前一阶段的研究色彩、价值取向有些淡去，并未发现太多新的问题，学术的“炒冷饭”行为也开始萌芽；2000 年至今则为第三阶段，随着研究角度多元转变、视角拓展、层次加深，关于两者的比较研究理应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我们看到的大多却是学术上的“炒冷饭”,令人失望。
第一阶段关于《促织》和《变形记》的研究多集中在“异化”主题比较上。如研究者正确总结的：“方平在文中倡导比较文学的‘思考性',并试图通过比较《变形记》与《促织》来论证平行研究在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的同时还要进一步思考分析。作者认为’人变蟋蟀‘与’人变甲虫‘不约而同地揭示了不合理社会制度下人的’异化‘悲剧，虽然两篇文章都富有悲剧色彩，但其悲剧程度却有所差异，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是历史因素而非美学因素。”
显然这一阶段关于两者的研究有着很明显的马列文论色彩。有的从社会环境和人与人的关系角度分析了两部作品不同的社会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如孙大公的《为悲怆人生增添一线喜色---也谈〈促织〉和〈变形记〉的比较》；有的通过两篇作品的比较论证了卡夫卡和蒲松龄在时代、地域、社会制度和个人经历等方面的差别，如厉严正的《〈变形记〉与〈促织〉》[4];有的则认为三部作品中的荒诞意识源自本身荒诞的生活，如牧惠的《蟋蟀、甲虫与牛鬼蛇神---〈促织〉、〈变形记〉、〈我是谁？〉中的荒诞意识》[5];有的认为两位主人公“变虫”的不幸遭遇源自社会政治、家庭环境、自身性格三个因素，如方晓明的《人为什么会变成虫---〈促织〉和〈变形记〉比较》[6],此篇论文已有“炒冷饭”之嫌。
第二阶段关于两者的研究虽然马列文论色彩有所褪去，但大都还是关于“异化”主题的研究，而且学术的“炒冷饭”行为也开始明显出现。陈祥梁的《〈变形记〉与〈促织〉》[7]从两文在成文时间、政治气候和写作土壤等方面的比较，很明显地与厉严正的文章探讨的大多相似。而陈卫华《〈促织〉和〈变形记〉比较分析》[8]则认为两文虽有着共同的“异化”主题、反讽意识和现实与荒诞水乳交融的创作手法，但是二者在主题的深度表达、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又存在一些差别，可以说此篇论文的前半部分也是一种“炒冷饭”行为，只有后半部分得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叶晗《异化的先声：〈促织〉和〈变形记〉比较谈》[9]则围绕异化主题、异化本质、艺术手法三方面对两篇作品进行了的分析比较，这也是在重复之前的研究，并未提出什么新的观点。
第三阶段关于两者的比较研究，是清一色的“异化”主题的比较，学者“试图”运用或者结合西方文学理论概念来探讨两部作品背后所蕴藏的东西，尽管研究角度有所转变，但基本没有跳出 80年代以来的模式，且大多都是低水平的重复。这些论文有的比较了两位作家的创作动机及处理“异化”主题的方式和目的，如鲍庆忠的《〈促织〉和〈变形记〉的比较研究》[10],分析出来的原因还是认为由于客观社会条件的相似性和主体创作态度的相似性等原因造成的，这就重复了前人的结论。万姗姗的《人·虫·社会的悲哀---〈变形记〉和〈促织〉中“人变虫”的比较》[11],孙世权的《不一样的变形记---比较解读〈变形记〉和〈促织〉》[12]和《异化的人性 扭曲的社会---再读〈变形记〉和〈促织〉》[13]也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重复现象。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一篇论文是曾艳冰的《卡夫卡与〈聊斋志异〉》[14],其虽然并未专门对《促织》与《变形记》进行比较研究，但通过对卡夫卡与蒲松龄及其两者的作品，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比较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卡夫卡的孤独与蒲松龄的孤愤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他们创作的差异又决定了他们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的差异；卡夫卡选择了寓言作为他的写作方式和表达方式，蒲松龄则选择了隐喻作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卡夫卡是以荒诞变形的手法来表现现实生活中人的异化问题，蒲松龄则是通过志怪变形将现实诗化，以寄托作者自己的志趣和理想；卡夫卡将小说当作生活本身，追求最高的真实、梦幻般的真实，蒲松龄则将小说当作诗来写，通过小说叙事来言志抒情，并为小说创作开拓出一片新的艺术表现天地。可以说这些结论既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在前人的基础上得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同时为随后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借鉴。
有的则深入探讨了变形背后的中西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甚至是审美差异，如韩玺吾的《〈促织〉与〈变形记〉：荒诞的背后》[15]和赵玉柱的《“变形”背后的中西方审美心理差异---〈促织〉与〈变形记〉比较研究》[16],它们可以说是这一阶段的两篇学术含量较高的文章。随后，汪霞的《“异化”背后的民族意识---〈促织〉与〈变形记〉之比较研究》[17]、陈德琥的《畸变中有异趣 荒诞里寓灼见---〈变形记〉〈促织〉“人变虫”艺术符码解读》[18]、姚志忠的《灵与肉：脱壳奔逃还是共历苦难---关于〈促织〉〈变形记〉的一些思考》[19]、高瑞刚《同是人变虫，结局各不同---由〈促织〉与〈变形记〉分析中西文学大结局模式差异之原因》[20]对其就存在着明显1与〈促织〉比较》[21],张淑芹、张旗的《从〈促织〉的物化到〈变形记〉的异化》[22]则是对前两个研究阶段成果的综合。王雅娟《以不同的话语形式演绎相同的文学情境---〈促织〉与〈变形记〉比较》[23]则又重复了第一阶段的研究结论。梁俊霞《绝望中的生命---试论〈变形记〉和〈促织〉之异同》[24]、田菡君《两部人变虫母题的小说：〈变形记〉与〈促织〉》[25]、石生珍的《〈变形记〉〈促织〉异化现象研究》[26]亦是在重复前人的结论分析，没有任何新意可言。譬如，尽管大多数研究者亦步亦趋，不厌其烦地复述到了《明朝小史》等所载的那个由于皇帝喜斗促织而引发的悲剧，并大都认为此则故事是蒲松龄创作《促织》的素材来源之一。但我们很少看到有哪位研究者关注到了“斗蟋蟀”乃是一个久远的民俗文化传统。
正如孟昭连教授《中国虫文化》一书中所言：“宋代的斗蟋蟀活动有较多的资料记载，从正史、笔记、诗中都可以看出来”[27]169,“斗蟋蟀之风到明代愈刮愈盛，竟刮出个酷好此戏的’蟋蟀皇帝‘明宣宗来。”[27]173作为一个以文刺时的作家而言，蒲松龄不会不知道这个传统。由此可知，关于两部作品的探究还有一些未曾发现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只会去“炒冷饭”,而应积极地去发现问题。上述枚举不够完全，但以少总多，问题的严重性已无可回避。
初步考察新时期以后《促织》与《变形记》的研究史，可以看出八十年代关于两者的比较研究已达到了一定程度的饱和，自此之后进入九十年代，特别是 2000 年以后，虽有几篇学术含量较高的论文，但更多的则是对既有成果视若无物的“炒冷饭”.其多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简单修改，亦或是综合几家之言，以成自己“一家之言”.
无疑，这是一种低水平的重复行为，对两者的比较研究没有任何的推动作用，造成了学术资源的浪费，对这种行为“聊斋学”研究界应当予以更多重视。多年前，笔者的同事、师长，著名的《聊斋志异》研究专家张稔穰先生，就曾在多年呕心沥血所撰论著的“后记”中写道：
我的关于《聊斋志异》的论文发表之后，有的同志根据这些论文的观点，换了一些材料，又写成了自己的论文；有的将我的论文大量收进自己的书中，在“后记”中只作了一句轻描淡写、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的说明；有的教材也采用了我的论文中的一些观点、材料；1985 年我在第二次全国蒲松龄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有的同志竟将这篇论文换了个题目，改动了个别词句，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了。……[28]
这是多么不公平！发生在《聊斋志异》名篇研究的现象，不是偶然孤立的，名著特别是小说名著研究多如此，成因当然也是多方面，正如学者分析的“:科研’炒冷饭‘之所以流行，一方面是原创难度大，另一方面是科研人员懒惰和投机。”[29]
产生的后果则是“科研’炒冷饭‘将埋没原创价值”[29].为什么斗转星移，上述掠美现象多年持续依旧，出现如此之夥（并不限于此）略带时间差且此伏彼起的“合唱”?缺少真正学术史意义上的总结，缺少对不良学风的有效批评，盈利性垃圾刊物丛生，造假成本低，等等，皆是。伴随文献检索技术手段的改进，复制性质的论文将愈益难以遁形，学术史的整理和评价将会愈益合理定位，而无论是哪种原因，都是我们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应当予以克服、避免和警惕的。因为只有如此，《聊斋志异》的学术研究才不会埋没真正的原创之作的价值，才会不致辱没柳泉居士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晶。
参考文献：
[1]方平。对于《促织》的新思考---比较文学也是“思考的文学”[J].读书，1982,（11）。
[2]朱振武，谢秀娟《。聊斋志异》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三十年[J].蒲松龄研究，2011,（2）。
[3]孙大公。为悲怆人生增添一线喜色---也谈《促织》和《变形记》的比较[J].丽水师专学报，1987,（1）。
[4]厉严正《。变形记》与《促织》[J].南都学坛，1987,（4）。
[5]牧惠。蟋蟀、甲虫与牛鬼蛇神---《促织》、《变形记》、《我是谁？》中的荒诞意识[J].齐鲁学刊，1988,（4）。
[6]方晓明。人为什么会变成虫---《促织》和《变形记》比较[J].山东师大学报，1989,（5）。
[7]陈祥梁《。变形记》与《促织》[J].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1997,（3）。
[8]陈卫华《。促织》和《变形记》比较分析[J].株洲教育学院学报，1998,（4）。
[9]叶晗。异化的先声：《促织》和《变形记》比较谈[J].杭州应用工程技术学院学报，1998,（Z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