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雷马克于 1961 年第一次以定义的方式将跨学科研究视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两大主题之一①。以韦勒克、韦斯坦因等为代表的比较文学界在定义提出之时对其进行了猛烈攻击，使跨学科研究思想一度成为学界禁区。然而，随之而来如火如荼的跨学科研究实践却无不印证着雷马克跨学科整体思想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必然性何在? 正如他自己所言，“有些事情并非按照人们预期那样地发生了，然而，事后想想总能发现它的前因与后果。”②循着这种思路，本文拟探寻雷马克比较文学跨学科思想的形成原因。
一 雷马克早期经历中的整体性元素
雷马克 1925 年在一所法国人在柏林办的学校中开始上中学，在那里，他学习了法语、拉丁语、希腊语，全面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他这样回忆他的中学教育，“对我最初的比较思想产生影响的第二个、也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我阴错阳差所接受的中学教育。”③那里的教师很多都曾在法国生活过，这种国际视域对年轻的雷马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可贵的是他们中有很多人都秉承洪堡特的教育传统，并将这种传统延续到中学，而洪堡特教育理念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大学不应等同于职业培训学校或专科学校，而应该是一个纯科学性的、不带任何具体目的的一般教育机构”④。在这种尤为重视全面发展人文知识的学校里，雷马克先后学习了 9 年法语、7 年历史与地理、6 年拉丁语，以及 4 年希腊语等，这些经历对比较学者是弥足珍贵的。作为一名在这种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移民，在踏入美国之后就立刻发现了他从所受的中学教育中受益匪浅，这点在他最早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可以清楚看到。他认为就学习内容而言，欧洲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与美国一般学生的知识结构是不一样的。具体而言，欧洲学生在中学学习中已经掌握了完整的文化知识，进入大学就可以进行专业学习; 而美国学生大学里所学的内容他们在中学就已经掌握了⑤。除雷马克所在中学教师的构成和观念对其比较思想产生的影响之外，他同学的构成也让他在中学时代就生活在一个需要时时面临比较的环境。同学中不乏德国以及其他国家外交官的子女、大使馆门卫的孩子、贵族的公子、犹太小孩、苏联移民的后代等。学校甚至为这样的事情而引以为荣: 培养出优秀的胡格诺派教徒，其参加普鲁士军队，并在普法战争中成为常胜将军! 于此，雷马克在 80 岁生日时还念念不忘，“1934 年，我毕业于法国文理中学，我所做成的很多事情都要归功于它，它使我将胡格诺派和普鲁士成功地融合在一起，而不单单是缩小它们的距离，在这一方面我更是尤为感激”⑥，正是这样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为雷马克日后广阔的学术视野，尤其是为其跨学科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需要补充的是，雷马克的跨学科研究思想中的第一层次，即文学与其他艺术关系研究的“国际远祖”可以追溯到法国的狄德罗，学界普遍认为他是第一位强调必须客观公正地对艺术进行对照和研究的学者，他所着的《关于聋哑人的信》就是最早进行跨学科研究的着作⑦。第二层次的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研究的最近一次国际声援也来自法国，1956 年，法国第一次比较文学大会在波尔多举行，在此次会议上，蒙特阿诺( B· Munteano) 提出，文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研究应归到总体文学，可是在雷马克看来，“总体文学”是一个尚需界定的概念，于是“我们希望尽可能避免使用总体文学这个术语。至少在目前，这个术语的意义太不明确了”⑧。这里的“不明确”性反映了美法两国学者对比较文学认识的不同，不过作为一个研究的问题，法国学者也已经将其提出，就待学界如何对其定位了。在这种情形下，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呼之欲出的元素，雷马克则是结合自身的学术经历，在合适的机遇下将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任务之一纳入比较文学概念中的学者。
二 德国传统文学研究中的整体性元素
德国文学，尤其是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传统也成为雷马克跨学科整体思想的深远背景。德国跨学科整体研究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赫尔德，他率先打破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三一律”，提出要认识一部作品，就必须要对产生此作品的民族、历史、语言与精神等方面有所了解，他曾经举的一个经典例子便是人们只有通过生出果子的树木才能认识果子，此中所体现出来的整体思维彻底打破了就文学研究文学的传统研究模式，这从他 1807 年将出版于 10 年前的《民歌》在再版时更名为《诗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就可以体现出来。赫尔德之后，另一位从整体性出发进行文学研究的是弗·施莱格尔，其在《关于希腊诗歌研究》中认为现代诗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如果将其从整体中分离开来当做独立个体，就很难理解和解释它们。虽然施莱格尔在当时没有明确提出比较文学概念并进行论证，可这些只言片语却无不透露出闪光的比较文学思想，由此，重新整理那些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比较文学之名，却在从事着比较文学研究之实的德国比较文学启蒙者们的点滴之言，无疑能为我们今天的各项研究工作指明方向，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正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 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
尤其是将雷马克的比较文学跨学科思想置于德国文学研究的宏大背景，我们可以发现正是在那片充满整体思想的沃土上，在那些践行总体主义者的“树木”上，结出了雷马克跨学科研究这枚“果子”。施莱格尔之后，更加明确地提出注重“世界文学”的是歌德老人，他曾于 1827 年 1 月 31 日对爱克曼说，“……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
虽然歌德老人在这里重“世界文学”，轻民族文学，从哲学角度来看是对一般与特殊关系的违背，可在当时是矫枉过正的无奈之举; 同时，从另一个视角看，这也反映了当时学界已经不再满足于同一民族或者文化体系内的文学研究，迫切希望超越民族、国家，以及文化的界限; 反映了一代大文豪，尽管出生在被西方学界普遍认为的“人类文明巅峰”的德国，自己也创造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他并没有“恃才傲物”，也没有轻视其他民族文学，却表现出对代表整体的“世界文学”莫大期待的博大胸怀瑏瑡?。同样来自于代表文化“巅峰”的德国，面对在美国都未被普遍认可，更何况在国外就更鲜有影响的美国文学，雷马克是如何将其引入比较文学的大家庭，以及如何将备受诟病的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建立起有效的跨学科研究以促进世界文学的到来，就显得尤为弥足珍贵。上个世纪之交，以贝茨( L． P． Betz) 为代表的一批早期比较文学家为在德国大学中开设比较文学课程而大声疾呼，可在当时却遭到了哥廷根大学日耳曼教授达菲斯( H． Daffis) 等人的反对，他认为就连举办比较文学讲座的时机都还不成熟，其原因是，“在考虑在我们的大学中开设比较文学的讲座之前……应该有学者把文学史作为总的‘文化史’的一部分，和德国的政治、经济、音乐、造型艺术结合起来，以形成一部混合的德国生活和艺术史……”达菲斯在此虽然是反对比较文学走进大学讲堂，可是他反对的理由却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与道路，那就是正因为比较文学还没有涉足跨学科方面研究，所以才不能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
经由赫尔德、施莱格尔、歌德等经典大家所播下的整体主义思想的种子终于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比较文学界绽放出跨学科的花朵。1901 年，德国日耳曼学家和文学史家科赫创办了《比较文学研究》，并在该杂志的纲领中，明确提出该杂志包括以下研究项目: “1． 翻译的艺术; 2． 文学形式和主题的历史以及跨越民族界限的影响的研究; 3． 思想史( 即鲁道尔夫·温格尔的《问题史》Problemgeschichte) ;4．‘政治史与文学史之间的联系’; 5． 文学和造型艺术之间、文学和哲学之间的联系; 6． 直到最近才不再被无视，最终成熟的民俗学科学。”
从这里的第四点和第五点可以看出，在德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初期，研究者们就为其划定了一个相当大的研究领域，而雷马克为扩大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提出的文学与艺术关系的研究以及其他跨学科研究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已经成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了。这是德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思想的首次明确提出，也成为雷马克比较文学思想的先声。只是德国学者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过多地沉溺于对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抽象探索，失去了在这门新兴学科中的主导地位，因而学界对德国学界对于比较文学的贡献也缺乏关注。一战之后，德国比较文学的地位随着它在政治上影响的消退而渐渐噤若寒蝉，尤其是随着弗兰茨、雷马克、韦斯坦因等一大批优秀比较文学家的相继移民，使得昔日由赫尔德、施莱格尔等开创的大好局面也转移到了美国。这点，德国比较学者裘里斯·彼得森自己总结道，“作为一个国家，她已经丧失了在由她孕育而成的这一学科中的领导地位，她也同样丧失了曾经在世界政治中占有的地位。”
可无论如何，由德国学者在文学研究中所创立起来的跨学科整体思想对比较文学发展的筚路蓝缕之功，对雷马克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思想的形成是功不可没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雷马克跨学科整体思想在德国生根，在美国开花、结果。
三 印第安纳大学的比较文学实践
印第安纳大学是美国最早设立比较文学研究中心(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ogram) 的大学之一。其创立者赫斯特·弗兰茨( Horst Frenz，1912 －1990) 出生于巴伐利亚北部，1936 年从哥廷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纳粹统治德国的第三帝国期间来到美国。对于他的性格特征，印第安纳大学欧阳桢( Eugene Eoyang) 教授曾这样评价，“大多数人仰望星空，为所见到的众多繁星惊叹，却很少有人去思考苍天中他们未曾见到的其他星星; 也有很多人为他们所知道的一切而沾沾自喜，却难得有人去探寻他们应该知道却还不知道的未知领域。赫斯特·弗兰茨无疑属于第二种人，他总是对苍穹中的未知领域充满好奇。”
他在学术上也秉承这种性格。当东亚文学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还是一本尚未启封的教科书时，他坚持认为虽然书写东亚文学的语言难以掌握，学界却没有理由将其拒之门外。同样，当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被视为弃儿而徘徊在比较文学大门之外时，他自己虽然在此领域用力不深，却竭力鼓励韦斯坦因与克劳斯·克鲁夫( Claus Cluver) 进行此项研究。1949 年，在他的努力下，终于申请到了成立“比较文学中心”所需的经费，据称，该名称一则是为了力避对其他传统学科造成威胁，二则也体现当时比较文学研究的卑微地位，三则也是弗兰茨最想体现的本门学科态度: “对学科发展的开放性，对不讨人喜欢的学科的反讽态度，对各种分类的不屑———不管是民族，文化还是学科的分类。”
?从这个名称中可以发现，作为比较文学项目的创始人，弗兰茨就已经认识到这个项目是对传统研究的巨大冲击，在坚持开放性的同时也意识到会遭致其他学科的非议，这在比较文学的发展史上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到了印证，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此中心对传统学科观念的“叛逆”———在民族间、文化间甚至是学科间进行自己的研究。当然，这种学科态度的产生也不是建立在纯粹理论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实践之上的。在该校比较文学研究生院简介中对硕士学位与博士学位课程有这样的说明，“印第安纳大学开设有美国最完善最系统的比较文学课程。除了从国际的和跨学科的不同方面来系统地学习研究文学外，还提供一直到二十世纪止的各重要阶段和各重要文类的分析，文艺批评，美学和文学理论，各国和各文化之间的文学关系，文学和其他艺术，以及电影的研究等。”
那么，这里的“最完善”，“最系统”体现在何处? “印第安纳学派”及其跨学科特色体现在哪里? 我们拟通过对比走向巅峰时期的 1976 － 1977 年印第安纳大学的比较文学课程表进行考察，去探寻雷马克跨学科研究思想的“印第安纳元素”。
从这张课程表中，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从所设课程数量来看，印第安纳大学共开设 58 门，与同时期的哈佛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北卡罗莱纳大学及伯克利加利福利亚大学相比( 注: 其他四所大学的课程表参阅广西大学比较文学教研组所编的《比较文学教学参考资料选编》，第 9 ～ 15页。) ，印第安纳大学的课程数量最多，几乎为其他大学的两倍; 第二，从课程内容看，印第安纳大学有以下特征。首先，跨学科研究是该校特色。虽然其他学校也有所论及，却缺乏规模与系统性。而印第安纳大学则具有两个层次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其一是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其他艺术”，它的代表人物是弗伦兹、韦斯坦因与克鲁夫; 其二是文学与非艺术类学科之间的跨学科整体研究，这是在弗伦兹与韦斯坦因等研究基础上的升华，也是在斯托克奈西特与穆勒等人的实践基础上提炼出来的理论，如“基督教文学传统”、“形式主义与巴洛克”、“政治与小说”、“文学与社会”、“文学之美学”、“文学中的思想”等。可见，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创始人的开阔胸襟与同事们的积极实践成为雷马克跨学科研究思想的实践园地。
其次，除了对传统重点项目的研究，印第安纳学派还关注被欧美学界长期忽略的“弱势文学”。这既是弗伦兹思想的体现，也是雷马克一生所持的观点，尤其是在雷马克担任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协调委员会主席之后，组织了“欧洲语言文学比较史”项目，在该项目出版的第一本由国际学者( 主要是欧洲学者) 合作编写《欧洲文学中的浪漫主义运动》的前言中，他就有这样的观点，“当然，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俄语以及西班牙语文学所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必须承认的，然而，不管它是强大还是弱小，是享誉全球还是默默无闻，每个民族和文化中文学的特性都应得到尊重。”
课程表是课程制定者思想的体现，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课程也体现了制定者的比较文学观。正基于此，我们才可以在课程表中发现诸如“非洲文学起源”、“非洲文学中的当代问题”、“阿拉伯与西方文学关系”、“日本与西方文学关系”、“中西文学关系”等课程。而且这里也没有特别注明所使用的是英文翻译的教学内容，这一点，日本比较文学家大冢幸男曾经感叹道，“战后三十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及国际地位的提高，日本文学登上了世界文学的舞台，翻译出版物也日见增多。由此可见，以前日本文学稀为世界所知，并非是日语难懂，而是由于日本世界地位的低下，外国( 尤其是西方) 少有人学日语的缘故。”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在对待日本文学的问题上，作为身处欧美文学“强势”立场的雷马克与处于“劣势”的大冢幸男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理解。前者是从尊重各个民族文学特色的角度去关注那些被剥夺话语权的文学，使得以日本文学为代表的“弱小”文学能够进入比较文学研究的视域，后者则认为日本文学能够登上世界文学的舞台是日本经济力量强大的结果。相比之下，更显示出以雷马克为代表的课程设计者的开放与包容心态，这种心态又反过来促使学者们去从事那些被学界忽略、看似难以逾越的跨学科研究。再次，该“学派”的课程从时间和空间角度看都无愧“最系统”、“最完善”的称号。该校的 58 门课程从纵向看，1600 年以前的文学、古典史诗与悲剧、中古文学、启蒙时期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文学发展的鸿线与脉络都能在课程中得到体现; 从比较文学内涵看，包括了各种不同类型与体裁的文学形式，如史诗、悲剧、诗歌、小说等，这无不体现了印第安纳学派研究中的“文学性”，甚至在弗伦茨的倡导下，将长期得不到学界认可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也纳入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成为日后“翻译研究”的源头，正如雷马克所言，“翻译研究是比较文学特有的一个领域，需要复杂的方法论对其加以研究。”
从空间范围来看，该课程囊括了欧、亚、非、美洲等各大洲的“主要”和“次要”文学，在有着“欧洲中心主义”传统的比较文学界，这样的视域是难能可贵的，也为雷马克跨学科整体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